学术现场丨“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系列讲座综述（一）

2022年上半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邓安庆教授组织了“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的系列讲座。由国内学者带来的六场讲座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黑格尔与我们当下所处的现代世界的关联。此次系列讲座因其视野之开阔、话题之前沿、洞见之深刻，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先刚的第一场讲座旨在澄清黑格尔的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无前提”的哲学。第余玥的第二场讲座通过介绍费希特、康德、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讨论了自由与体系之间的冲突以及他们各自对这冲突的思考。黄钰洲在第三场讲座中详细展示了爱德华·甘斯的法哲学思想及其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突破。谢晓川的第四场讲座围绕着黑格尔在霍乱大流行中的死亡展开。朱渝阳的第五场讲座考察了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所构想的哲学方案所经历的演变过程。汪行福的第六场讲座旨在以美国国会山事件为个例反思当前风靡全球的民粹现象，并试图从黑格尔的法哲学中找到医治社会民粹化的思想资源。

本文刊登于《伦理学术14——斯多亚主义与现代伦理困境（上）》第259-272页，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如需查考完整原文，敬请购买《伦理学术》第14卷实体书，或查询知网或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伦理学术14——斯多亚主义与现代伦理困境（上）》

2023年春季号总第014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3年9月

“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系列讲座

综述（一）

张有民/著

▲ 讲座海报

在现代世界陷入危机之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邓安庆教授组织策划了名为“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的系列讲座，邀请到众多海内外同仁一起讨论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的关系，希望借此与黑格尔一起诊断当前世界危机的性质，以期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走在拥有未来的道路上。

2022年上半年先行开始的六场讲座现已落下帷幕。主讲人、评论者多为国内中青年学者，且都有德国留学或访学的经历。每一讲的内容都是学界的前沿问题，诸如黑格尔哲学的开端与前提、甘斯与黑格尔法哲学的世界历史命运等问题。这六场讲座前后持续近四十天，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作为回顾，本文拟记录每一讲的要点，相关的争议和讨论，以及此次系列讲座引发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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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座之缘起

谈及策划此次“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系列讲座的缘起，邓安庆教授的回答是:这由现实世界的状态所决定。自新冠病毒蔓延、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二战以来形成的规范秩序正在瓦解，现代文明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如果我们希望在危机中重生，那黑格尔作为“第一个从哲学上把现代性作为问题来思考的哲学家”（哈贝马斯语），他与现代世界的关系就值得我们探讨。黑格尔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我们现今遇到的每一个哲学困惑，似乎都逃不出黑格尔的解释框架；他都能“现实地在场”，参与我们的困惑、苦恼和思索的进程。简言之，黑格尔在现代性问题初现之时就从哲学上对之进行了深刻反思，这是在现代世界危机四伏之际策划“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系列讲座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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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座之精粹

（一）黑格尔哲学中的开端与无前提问题

（5月13日，先刚）

先刚教授的第一场讲座以“黑格尔的哲学是‘无前提的’吗”为题。它旨在澄清黑格尔的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无前提”的哲学。他的结论是：黑格尔所说的无前提不是指无预先设定，而是指这个前提能够自行扬弃自身，表明自身即结果，而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尤其是本质论辨证法。

▲ 先刚 教授‍‍‍‍

1.讲座概要

讲座的重点之一是澄清“本原（Prinzip）”、“开端（Anfang）”等与“无前提”（Voraussetzungslosigkeit）相关的概念。所谓“前提（Voraussetzung）”，其德语字面意就是“预先设定”。当黑格尔主张一种无前提的哲学时，他想以此表达的是，其中没有绝对地固定下来的在先的东西。除此，他也指出，无前提不代表无开端，也并不等于无本原，更不是主观随意的“假设（Annahme）”：首先，黑格尔是一位自笛卡尔之后的近代哲学家，其对开端同样有着明确的意识；其次，尽管黑格尔没有明确宣称他的哲学的本原是什么，但像精神、理性、概念等等都可以看做其本原，而黑格尔没有明确宣称的意图则在于以此回避独断论的风险。先刚还联系本原学说补充了一些哲学史的背景，说全部哲学从一开始就主张一个本身无前提的开端，比如古希腊哲学中的本原学说（其形式如水、气、数，等等），只是黑格尔同时要求本原也是开端，而古代哲学家则对在哲学中寻求一个开端没有明确意识。

讲座的另一个重点是回答如下问题：黑格尔的哲学如何将“有前提”转变为“无前提”？如何将无前提的“开端”自动生成为结果？先刚指出，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有两点：第一，不要把前提理解为在哲学之外的、被给予的东西，而要看作哲学之内的东西；第二，不要以线性推进的知性思维来理解前提和结果的关系，而要将直线思维转变为圆圈式思维。接下来先刚用《逻辑学》“本质论”中的“反映（Reflexion）”、“对比关系（Verhältniss）”等概念回答了上述问题：开端与结果、无前提与有前提是同一个东西在映现活动（scheinen）中固定下来的两端，且这两端是相互反映的对比关系，因而它们各自都不是固定的、直接的，而是各自都经过了对方的中介；它们同时存在，无先后之分，因此彼此以对方为前提。在讲座最后，先刚也特别提醒，我们没必要强调黑格尔哲学无前提，因为单纯强调这一点仍然是知性思维的表现。

2.各方评论

在评论环节，庄振华教授先总结了讲座的的精彩之处（例如“柏拉图哲学有本原无开端”、“神秘主义像放冷枪一样以内心启示或信仰为开端”，等等），然后简要描述了四种近代的科学模式如何思考开端和前提，最后补充了黑格尔在《逻辑学》“存在论”和“概念论”部分如何看待“前提”和“开端”，由此大大扩宽了本场讲座的问题域。

此次系列讲座以黑格尔哲学中的“开端”为开端，也显得意蕴深长，别具匠心。在邓安庆教授看来，现代化进程、世界秩序因新冠疫情、俄乌战争正面临崩溃瓦解；在此之际，世界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开端。因此，黑格尔哲学关于无前提和开端的讨论就具有多重可能意义：就理论方面而言，它可以启示我们更好地进行哲学思考，而就实践方面而言，它可以启示我们如何走出现代现代世界的危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哲学不能预先接受并绝对地固定某些东西，这就启示我们，一种真正的哲学、真正的思想必须要摆脱特殊的立场、特殊的利益，而返回到那个原初的无规定的开端。当今的舆论场充斥着种种分裂与对立，诸如东-西、敌-我、左-右等等形态，皆因人们无反省、无批判地预设了这些特殊的东西并以之为绝对。和解之道在于，须从种种既定的立场退出，退到一切矛盾和对立尚未展现出来的‘无前提’的时刻，重启思想。因此，对哲学思考而言，一种无前提的开端确实不仅应当作为此次系列讲座的开端，而且也应当成为当前世界走出分裂状态的开端。

▲ 讲座海报‍‍‍‍‍

（二）自由与体系之间的冲突

（5月20日，余玥）

第二场讲座的题目为“革命的德国影响——费希特、康德、黑格尔论法国大革命”。主讲人余玥通过“自由体系”这一概念重新审视了法国大革命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介绍费希特、康德、黑格尔对这场革命的态度讨论了自由与体系之间的冲突以及他们各自对这冲突的思考。

▲ 余玥 教授

1.讲座概要

余玥在讲座中指出，对于法国大革命过程中所出现的“从自由走向非自由”的悖论，德国古典哲学以“自由体系”这概念对之进行了体系性的反思。按他的理解，“自由体系”概念反映了任意的自由与自由体系性地实现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消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的张力，而在这矛盾与张力之间的不同取舍则相应地决定了康德、费希特与黑格尔各自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

他在讲座中首先指出费希特与康德对待法国大革命的不同态度。尽管费希特与康德都认为，国家建立的根据是一种基于原理性的普遍理性（单数理性）的共同同意，但两者的区别在于，费希特认为从自然状态到公共法权状态之间存在连续性，因而一种以理性自由为依归的革命是被允许的，而康德则认为从自然状态到国家状态之间存在着一个危险的断裂，即任意、混乱的自然状态，因而认为暴力革命应当被禁止。

紧接着，余玥引出了新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理论可能性，即从看似任意的个体自由中间造就出一种自规定的共同体的自由？余玥在康德的历史哲学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中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康德在其历史哲学中认识到，法国大革命体现出合乎理性自由的向善趋势（这种趋势指向永久和平状态），因而这场革命虽然不应被仿效，但却值得同情 。余玥在此提醒，在康德这里，革命及其所代表的任意自由的冲突只有在激发个体主体性的反思判断方面才具有“积极意义”；对黑格尔而言，法国大革命以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揭示了一条从任意的自由到自由的自规定体系的道路，而黑格尔后来开始探索的市民社会领域则是一条从任意的自由到自由的自规定体系的“正确道路”，在其中：个体的任意自由彼此相互成就，而不像在革命中那样相互倾轧；个人行使其任意自由的权利也与他理解和自愿接受的义务相一致；理性的交流和相互承认发挥着关键作用。

2.各方评论

讲座评论人张大卫认为，从自由的体系而不是从自由来看待法国大革命，这种处理角度和方法十分新颖，同时补充到，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法国大革命本身所具有的现实复杂性和矛盾性。从历史上看，很难以教化、协商契约为起点建构起一个政治共同体，因为其中伴随众多复杂的现实因素。在黑格尔看来，使新政权得以建立的往往是暴力，教化则是在政治体制之内的事情。革命暴力与冲突在黑格尔世界精神的维度中得到了辩护，而康德那里则缺少这样一种维度，所以才会有革命与连续性的问题。

主持人陈家琪教授则提醒大家注意两点：第一，需要留意哲学家做出相关论述时法国大革命进行到了哪个具体阶段；第二，需关注哲学家自己的价值观念。黑格尔心目中的理想国家是古希腊城邦共同体，因而他对法国大革命持保留态度，这与费希特和康德已经看到一个代议制共和理想的国家之希望不同。

▲ 讲座海报

（三）甘斯的法哲学与作为国家之归途的世界历史

（5月27日，黄钰洲）

此次系列讲座的第三场由黄钰洲博士主讲，其题目为 “法哲学与‘世界历史的海洋’——爱德华·甘斯与黑格尔法哲学的命运”。他在其中详细展示了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的法哲学思想及其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突破。

这场讲座的主要内容有三：第一，在与同时代人的关联中介绍甘斯其人，尤其是他与黑格尔在思想上的关联；第二，甘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独特理解与评价；第三，通过 “自然法与普遍历史”这门课程的讲稿展示甘斯的法哲学思想，同时揭示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继承与突破；第四，甘斯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

▲ 黄钰洲 博士

1.讲座概要

第一，甘斯其人。黄钰洲首先呈现了同时代人（其中包括谢林、恩格斯和海涅等人）眼中的甘斯形象，由此指出他在后黑格尔时代的德语思想界中的位置：他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信奉者和捍卫者，但绝不是盲目的追随者。接下来黄钰洲详细论述了甘斯与黑格尔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他提到，甘斯因能够在黑格尔哲学中找到他关心的法学研究的最终根据，从而对黑格尔崇拜不已，但后来又因他自己的“愚蠢”行为让黑格尔对曾经的这位得意门生大为恼火。论及两人在思想上的联系，黄钰洲指出，甘斯在很多方面仍然是黑格尔的继承者，但两者在思想方面的差异又表明，甘斯推进和发展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在两者的同与异中，黄钰洲更强调后者。

第二，甘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理解与评价。在甘斯看来，黑格尔法哲学的主要价值有三点：一是法的哲学（作为自由实现的正义理念）和法的历史的有机结合，这体现为黑格尔以“体系的方式”安排法学的内容；二是它彻底扬弃了十七和十八世纪对国家法和政治学所作的抽象区分；三是它将自然法准确合理地规定为中介和联结的科学，其中黑格尔法哲学最重要的价值是第三点：自然法在其中从主观精神的基础出发，以世界历史的海洋为目标，这样就获得了一种介于主观精神和世界历史之间的桥梁地位。甘斯说，“自然法必须被视为一门中介和连接的科学，一个自我决定和进步的目的，而不是一个与他者割裂的目的。本书的结尾是一个多么令人惊骇的场面啊。从国家的巅峰看去，各个国家被视为流入世界历史海洋的众多河流……”。

这里，黄钰洲引用甘斯的《自然法与普遍法历史》一书详细解释了题目中的“世界历史的海洋”这一比喻：以海洋比喻世界历史，其精要在于指出，世界历史才是国家的目标，各个国家要像百川归海一样汇入到世界历史的海洋，这样才能提升文明的层级和民族的精神品质。由此可知，过去那种将黑格尔的国家视为自由实现的终点的封闭高峰就被瓦解了，国家不是自由的终点，而是开启法的精神进入世界历史的海洋，从而将国家的合理性置于世界历史的法庭前予以历史地审视。

第三，甘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继承与突破。将黑格尔狭义的“法哲学”运用到世界历史的领域、将黑格尔的法哲学扩展为一部“法学的科学百科全书”，黄钰洲认为这是甘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最重要的补充和扩展。除此，他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还从宪法问题、反对派理论和阶级斗争这三个更具体的方面阐述了甘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突破。

第四，甘斯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甘斯是处在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之间的中介或桥梁，这是黄钰洲对甘斯的思想史定位。如此看法的主要依据是：甘斯的法哲学思想（比如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未来向度等等）为青年黑格尔派冲破黑格尔看似保守的体系奠定了基础，在青年黑格尔派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各方评论

在之后的相关讨论中，此次讲座的主持人马寅卯研究员认为，这场引进了国内学界相对陌生的爱德华·甘斯的法哲学思想。作为黑格尔的学生，爱德华·甘斯经常被视为黑格尔思想的忠诚继承者，但黄钰洲的报告向我们展示了二者的巨大不同，这种不同尤其体现在对宪法、反对派理论和阶级斗争等的理解上。在这些问题上，甘斯的许多论述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远比黑格尔勇敢、直率和充满自由气息。另外，主持人还认为黄钰洲的报告为我们拓展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领地，让我们的视线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所谓“康费谢黑”四大家上，也关注到了他们之间的节点和之后的接续，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呈现更为完整、丰富和生动的哲学史图景。最后，他认为此次讲座可以将我国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作为一个桥梁可以更好地将哲学、法学和青年马克思的研究者联系起来，共同推进我国的法治文明。

评论者朱学平教授认为，此次讲座内容非常丰富，不过由于过于强调甘斯对黑格尔的突破和推进，因而有强化两者对立的倾向。朱学平承认甘斯与黑格尔在思想上的差异，但对两者的不同究竟有多大这一问题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他为解决此问题给出的建议是：在历史考证版《黑格尔全集》或伊尔庭版的法哲学课堂笔记的基础上，把甘斯修改后的《法哲学原理》（即该书现在的通行版本或其母本）、尤其是其中的“补充（Zusatz）”与黑格尔的原始文本进行对比。

另一位评论人谢晓川博士指出，该讲座所呈现的甘斯镜像展现出黑格尔法哲学的激进面目，但与此同时，甘斯对黑格尔的激进解释也同样面临着偏离、甚至扭曲黑格尔原意的危险，因而谢晓川认为，甘斯在某种程度上是激进解读黑格尔法哲学的始作俑者；另外，谢晓川出于甘斯对“立法的理念”的重视，进一步将甘斯的法哲学定位为“为现在和未来的立法者而作的法哲学”。

针对甘斯与黑格尔的对立问题，邓安庆教授谈认为，从讲座所展示的甘斯对黑格尔的真诚感恩和高度评价看，甘斯认同并深刻领悟了黑格尔的法哲学。而从黑格尔这一方看，他放心让甘斯代他讲课这做法表明，他不仅认可这位学生的学术水准和对自己哲学的把握，甚至这也是他对甘斯的默许，即默许甘斯将他黑格尔本人不敢说或不愿明说的那些积极内容明确表达出来。最后，邓安庆肯定了黄钰洲翻译和引介甘斯法哲学对我国法哲学研究的意义，认为这将有助于中文学界接下来更好地讨论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把握黑格尔的法哲学及其对世界文化和现代性的意义。

▲ 讲座海报

（四）霍乱大流行与黑格尔之死

（6月3日，谢晓川）

第四场讲座题为“霍乱大流行与黑格尔之死”，主讲人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谢晓川博士。此次讲座围绕着黑格尔之死展开，主要包括：第一，黑格尔之死的历史背景；第二，再现对黑格尔过世情形的不同叙述；第三，提供两种不同的黑格尔形象；第四，介绍逝者亲友版黑格尔著作集的优缺点。

▲ 谢晓川 博士

1.讲座概要

第一，有关黑格尔之死的历史背景。谢晓川在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19世纪欧洲霍乱大流行的基本情况，其中包括霍乱在柏林爆发后的病死率、当时柏林的防疫警戒、医治和丧葬规定等内容，另外也介绍了学者们对这一疾病的认识：不同于当时的普通民众将霍乱称为“来自亚细亚的九头蛇”（die asiatische Hydra），同时期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则普遍坚持使用霍乱的学名Cholera，黑格尔也不例外。

第二，关于黑格尔之死。首先，谢晓川勾勒了黑格尔的病程。其次，谢晓川提供了不同版本的哲学家之死：在黑格尔家人的书信中，黑格尔的死是一种平和的、神圣的、没有痛楚的有尊严的死；同时代其他人认为黑格尔死于他常年所患的肠胃疾病；Kuno Fischer则在其《黑格尔传》中引述医生的观点，认为“他的病症是最严重的霍乱”。有趣的是，谢晓川还描述了黑格尔自己所遭遇的“安提戈涅时刻”。一方面，根据柏林市政当局的防疫规定，黑格尔的遗体必须尽快在专门的霍乱墓地下葬。另一方面，黑格尔的妻子则极力想让自己这位伟大的哲人丈夫获得与其名誉相称的有尊严的葬礼。不同于安提戈涅本人所遭遇的不幸，黑格尔家属的自然诉求（符合《安提戈涅》中的“神法”）在与国家公法（属于“王法”）的交锋中获得了胜利，黑格尔最终如愿与费希特、索尔格葬在一起。

第三，通过对比三份为黑格尔所写的悼词呈现两个版本的黑格尔形象。第一个版本由黑格尔的两位保守派学生马海内克和福斯特给出。在他们笔下，黑格尔严肃、认真、虔诚，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甘斯则提供了一幅自由、激进的黑格尔形象。他在讣告中暗示了黑格尔的哲学和普鲁士现实政治的距离，强化了黑格尔自由、革命的一面。

第四，逝者亲友版黑格尔著作集的优缺点。谢晓川表明，这一版本的优点在于坚持维护黑格尔哲学运思的体系性特征；它除黑格尔本人的著作外还收录了不同时期的学生笔记，这为我们进入黑格尔的哲学文本提供了最方便的法门。其缺点是让人无法分清编辑者补充的学生笔记是否为黑格尔本人的原文，也无法确定补充的内容是否符合黑格尔的原意，因此在文献学上造成了混乱，使得“黑格尔-学生笔记-编辑者的选择”这三者含混不清。

2.各方评论

在评议环节中，冯嘉荟博士首先肯定了讲座内容的丰富和详实。其次，她就进一步拓展黑格尔哲学的可能进路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这种新的可能性在于，要以一种不同于存在主义、实证主义的进路来展开黑格尔主义。

主持人靳希平教授对讲座内容补充了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尤其指出，柏林在19世纪30年代所采取的应对霍乱流行的“隔离”等防疫措施，是建立在普鲁士当时十分落后的科学技术及其认知条件下做出的。在今天科学技术已经特别发达的时代，我们应当进一步追问：在当时各个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德国，为什么会产生影响人类未来历史的思辨哲学？为什么这种思辨哲学却又阻碍了当时自然科学和自由主义在德国的发展？

邓安庆教授针对讲座中涉及到的黑格尔与普鲁士政府的复杂关系做了进一步说明，尤其指出，黑格尔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反对学生运动，他和施莱尔马赫一开始都是181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并且为保护、营救被捕学生做了大量工作，甚至为此还跟警察局长写了一封“卑躬屈膝”的信，为学生辩护。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内的威望不如施莱尔马赫，很大程度上由他在政治上“谨小慎微”、生活上“斤斤计较”所造成。

▲ 讲座海报

（五）黑格尔耶拿时期方法论机制的转变

（6月10日，朱渝阳）

作为此次系列讲座的第五讲，朱渝阳博士的讲座题目为“黑格尔耶拿哲学体系方案的演变及其方法机制转变”。讲座伊始，她引用了Klaus Vieweg在《自由的哲学家》中的一句话：“在耶拿黑格尔成为黑格尔”，以此说明，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完成了从无名小卒到哲学家形象的蜕变。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正是考察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所构想的哲学方案所经历的演变过程。以1803年谢林离开耶拿为界，朱渝阳把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思想发展分为耶拿前期和耶拿后期，并将其前后期的转变概括为从“实体性形而上学”到“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转变。

▲ 朱渝阳 副研究员

1.讲座概要

此次讲座由三部分构成。

在讲座第一部分，朱渝阳考察了考察了《哲学导论》、《逻辑学与形而上学》（1801/1802）这两部讲义，认为这些讲义与黑格尔后来成熟时期的体系有着“令人惊讶的稳定性”。她在此指出三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此时的黑格尔认为哲学需要导论；第二，不同于黑格尔后来体系的三分方案（即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黑格尔在《哲学导论》第二个残篇中构想的哲学体系有四个部分（理念、自然、精神、艺术和宗教）；第三，不像成熟时期那样两者合一，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在此彼此分离；对此时的黑格尔而言，两者在体系中起到不同的作用：逻辑学的作用是引导知性思维克服自身的有限性而过渡到形而上学，因而只是哲学的导论，而形而上学才是真正的哲学，其功能为探讨理念与自身的关系。

第二部分探讨黑格尔耶拿前期的哲学构想。她在这部分依次考察了《差异》、《论自然法的科学处理方式》（下文简称《自然法论文》）、《伦理体系》三个文本。她指出，黑格尔在《差异》中把绝对视为唯一实体，并以主体客体为主要范畴来刻画绝对，而到了《自然法论文》，则发生两个显著的变化：不但体系的结构从四部分变为三部分，而且黑格尔也不再用主客体这样的范畴来描述绝对，而是用统一性与多样性这一对范畴。主讲人认为，用一与多来描述绝对这更具优势，因为统一性-多样性这一对范畴把对立物置于相互关联的关系中，从而使体系内部的各部分之间不再是并列平行关系，而是彼此具有了相互关联的可能。不过，主讲人指出，此时黑格尔仍然没有清楚说明自然与精神的关系：一方面物理自然和精神具有“质”的结构同一性，另一方面“精神高于自然”，精神同自然具有“质”的差异性。 另外，朱渝阳还揭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黑格尔在《伦理体系》使用了谢林的 “因次方法（Potenzmethode）”这一概念，这样就把人类社会实践领域的各种现象纳入到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分裂到统一的逻辑发展结构。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朱渝阳通过梳理黑格尔在耶拿后期（1803-1807）的三大体系草稿考察了黑格尔在此阶段的体系构想。朱渝阳指出，黑格尔在《耶拿体系草稿Ⅰ》（1803/1804）中所发生的变化有两点：第一，他开始引入意识理论、用意识规定的发展来论述伦理现象；第二，绝对实体在这里不再是静止的、没有生命力的存在，而是自身活动着的存在与变化的统一性；朱渝阳援引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Klaus Düsing的观点，这样定位《耶拿体系草稿Ⅱ》（1804/1805）：黑格尔在这部草稿中建立了主体性的哲学，实现了哲学体系方案的所谓“范式转换”。逻辑学在其中起到的功能仍然是体系的导论，而形而上学则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认知着的概念实现自身的过程；关于《耶拿体系草稿Ⅲ》（1805/06），黑格尔的体系构想在此所发生的变化在于，黑格尔不再从意识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诸伦理现象，而是直接从精神关系开始，把实践现象的展开纳入到精神自身的关系中。另外的变化还有，黑格尔在这里用“国家”概念取代了之前频繁使用的“民族”概念，用以指称主观意识与制度化客观性的统一。

2.各方评论

主持人张志伟教授认为此次讲座极具基础性，因为深入研究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很多疑团，例如，黑格尔到底怎样走出了谢林哲学，以及黑格尔已经明显地有了关于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样的后期成熟体系方案，何以还会在此体系草稿之外再单独写一本《精神现象学》？

评论人贾红雨指出，本次讲座虽叙事宏大，但特别系统地梳理了黑格尔早期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内在发展的动力以及演变过程的诸多细节。除此，他还补充介绍了莱因霍尔德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过程中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黑格尔的实体与斯宾诺莎的实体之间的区别等重要哲学史背景。另外，他就自然与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过渡问题给出了与主讲人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自然哲学何以要向精神哲学过渡，这与其说是缺乏过渡的介质（如主讲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如说是否有过渡之必要，因为只有不同的东西之间才有过渡的必要。 

评论人张大卫认为，此次讲座虽就题目而言难度较大，但主讲人的处理方式很成功，至少能够说得通。在这位评论人看来，像主讲人那样用主体与客体、一与多、意识与精神等范畴来说明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思想发展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式。此外，他也指出了此次讲座的不足之处：第一，他认为该讲座没有清楚交代黑格尔初到耶拿时的问题意识或理论困惑。他倾向于认为，黑格尔初到耶拿的问题意识与谢林不同，因而黑格尔开始独立思考哲学，并非如讲座所说，从1803年谢林离开耶拿才开始。评论人提醒我们注意这一事实：黑格尔在耶拿末期重新使用了他本人在法兰克福时期用过的“精神（Geist）”概念，而此时也正是他发现谢林哲学的界限之时；第二，他认为该讲座在处理黑格尔的文本之时，没有仔细辨析同一个概念在黑格尔和谢林那里所具有的不同含义，例如《伦理体系》中的“直观”概念；第三，对黑格尔早期文本的解读、评价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研究者本人的研究意图及其对成熟黑格尔形象的理解。

在讲座的最后，邓安庆教授评价这场讲座 “展现出耶拿黑格尔研究的前沿阵地”。他简要回顾了我国的青年黑格尔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以此凸显此次讲座的难能可贵。最后他也指出了《德国唯心主义的最早体系纲要》这个文本对理解黑格尔耶拿时期的问题意识的重要，以此作为对本场讲座的补充。

▲ 讲座海报

（六）社会民粹化与黑格尔方案

（6月17日，汪行福）

6月17日晚，上半年的“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系列讲座迎来收官之作。报告人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汪行福教授，其题目为“黑格尔在国会山——《法哲学》中医治社会民粹化的隐形方案”。这场讲座旨在以美国国会山事件为个例反思当前风靡全球的民粹现象，并试图从黑格尔的法哲学中找到医治这种民粹化倾向的思想资源。

讲座伊始，汪行福教授阐释了黑格尔的思想对于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难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黑格尔法哲学的首要议题是分析现代个人主义和现代生活的本质秩序“相交汇的点”，并进一步认为黑格尔的学说是比自由主义和共同体主义更为合理的社会政治秩序观念，因为它们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来理解个人主义和现代生活的秩序，而不像黑格尔的哲学那样企图在这看似对立的两者之间达成和解。

讲座接下来的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界定“民粹主义”概念的内涵；第二，分析2021年发生在美国的国会山事件及特朗普与民粹主义的关系；第三，论证黑格尔的方案何以及如何能够医治社会的民粹化倾向，其中尤为关注黑格尔法哲学中的等级和同业公会。

▲ 汪行福 教授

1.讲座概要

第一，民粹主义的内涵。汪行福认为，民粹主义（populism）是指任何以人民名义进行的反精英和反体制的运动，并且指出，民粹主义观念中包含着两个悖论：其一，尽管民粹主义观念中的人民一方面是一群混杂多样的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人民，另一方面是永恒、纯粹、总体的不可分割的以隐秘主体存在的人民，但民粹主义却认为自己所代表的是唯一永恒的人民意志；其二，民粹主义者崇拜的只是抽象整体的观念的“人民”，而非具体的个体的人。汪行福也强调，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在他看来，发生在美国的国会山事件，就是民粹主义在发达国家出现的现实证明。

第二，分析国会山事件。汪行福支持“特朗普是一位民粹主义者”的说法，认为国会山事件是美国的民粹化倾向的表现，同时指出，国会山事件的根源是美国社会的分裂、冲突与对立。

第三，剖析黑格尔方案如何能够医治社会的民粹化倾向。主讲人认为，黑格尔医治社会民粹化的“隐形”方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核心在黑格尔法哲学的市民社会理论之中，而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黑格尔对民主制的质疑，并拒绝把人民浪漫化。主讲人将这个复杂的系统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无差别的法权平等体系；二是有差别的伦理区分体系（等级和同业公会）；三是与现代公共自由理念相符合的多层政治参与体系。他认为，前者以普遍性限制特殊性，有助于克服右翼民粹主义，后两者则把特殊性结合到普遍性之中，有助于克服左翼民粹主义。

2.各方评论

在评议环节中，主持人高全喜教授认为本次讲座主题与黑格尔哲学的实践精神和哲学品质高度契合，赞赏讲座内容为我们当今审视美国政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但对本场讲座的核心观点，即认为黑格尔法哲学的“隐性”方案能够有效医治新的民粹主义，表示怀疑。就讲座的具体内容而言，高教授指出讲座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国会山事件的严重性可能被夸大；第二，特朗普主义虽然具有民粹主义的因素、色彩或风格，但实质上并非民粹主义，而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的当下再版；第三，美国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黑格尔当年所推崇的社会中介机制，如各种非政府组织或行业工会等，然而却未能防止民粹主义的产生，这同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地位的下降有关。

评论人王金林教授赞同讲座中的“美国宪政危机论”、“社会民粹化”的判断，但并不赞同“《法哲学》医治方案论”。他认为黑格尔有关社会中介机制的思想虽然对应对民粹主义确实有启发意义，但这一思想并不能真正有效应对当代民粹主义，因为市民社会的基本前提（如私有财产原则）或主要原则（如特殊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他提到，黑格尔本人也在《法哲学》中坦承，市民社会最多只能缓解贫困，而不能根除现代贫困问题，而过分贫困和贱民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催生民粹主义。

王金林教授最后补充了民粹主义对现代政治的严重威胁，以此彰显此次讲座的重要价值。在他看来，“看上去很美的民粹主义”对现代政治造成的“严重威胁”有三方面：一是否定多元性，即民粹主义者把人民看成一个同质的而不是差异的整体，否定现代民主所承认的差异与多元；二是割裂社会，即民粹主义者把一切反对自己的派别统统视为人民的异己分子或腐败分子，把他们排斥出人民的范畴；三是损害民主政治根基。尽管如此，王教授又承认导致民粹主义产生的那些社会问题真实存在。因此，他认为，要在宪政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应对民粹主义思潮与运动，就必须借鉴或化用包括黑格尔法哲学在内的各种现代思想资源，而汪行福此次讲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正在于此。

▲ 讲座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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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座之回响

（一）孙向晨：如今所谓的“现代”仍没有走出黑格尔所勘探的边界

孙向晨教授认为，此次系列讲座名为“黑格尔与现代世界”，让人眼前一亮。较之黑格尔与希腊、与中世纪、与日耳曼等关系，更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的关系，因为这个所谓的“现代”并没有走出黑格尔所勘探的边界，黑格尔的方法也依然充满活力。另外，他也认为，黑格尔哲学之所以生命长存，就在于他深谙自由是现代世界的核心理念，除此黑格尔也看到了现代世界的复杂面向，即只有自由的主观性还不够，还必须将其在伦理共同体中实现出来，并且这个实现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教化（Blidung）”过程。孙向晨也指出，当今面临重重挑战的人类如何突破黑格尔的历史框架——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已成为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

▲ 孙向晨 教授‍‍‍‍‍‍‍

（二） 马寅卯：此次系列讲座“掀起了一个黑格尔研究的小热潮”

马寅卯研究员认为，本系列讲座的主讲人和评论人均以青年学者为主，他们“开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学术话题、深刻的思想洞见”集中展示了我国新生代黑格尔研究的实力和路向。正因此，他认为此次系列讲座“真正掀起了一个黑格尔研究的小热潮，在短时间内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就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的关系，马寅卯的看法是，认为黑格尔“不够现代”和“太现代”的观点都能在他的不同著述中找到佐证。

▲ 马寅卯 研究员

（三）张志伟：“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作为“无可替代的借鉴”

张志伟教授认为，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的关系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认为这“毫无疑问”。理由如下：首先，当前的时代状况与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太大差别：哲学陷入了危机，整个现代世界也陷入了危机。鉴于古典哲学家们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就成了无可替代的借鉴。除此，我们还与他们面临传统的危机这一共同的现实问题。因而，他们的哲学思考对我们“弥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张志伟 教授

（四）靳希平：“哲学界正在吹起一股清风”

在靳希平教授看来，“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系列讲座的意义在于把哲学史上划时代思想家的研究与我们当代世界中的哲学问题的反思紧密联系起来。他指出，尽管黑格尔哲学对现当代中国思想，特别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意义重大，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者对黑格尔哲学及其所属的德国古典哲学知之甚少，这就最终使得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现当代中国思想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缺乏理论自觉。在 “思政理论浅薄的现状” 这一理论背景之下，邓安庆教授组织的此次系列讲座表明，哲学界正吹起一股清风：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对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对整个哲学的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具体。他也希望更多学者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工作，“使得黑格尔思想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成为中国当代思想的活生生的哲学研究”，从而为形成有“真正深厚哲学基础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作出我们专业哲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 靳希平 教授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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