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涛 | 伺候你半辈子，结果你要遗产裸捐？——托尔斯泰走的时候并不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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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俄国沙皇御医的女儿，出生在克里姆林宫的索涅奇卡·别尔斯在十七岁时嫁给了三十五岁的托尔斯泰。尽管她不可能预见丈夫会成为名垂青史的世界级大作家，但她真心真意钦佩他的才华，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为了保证丈夫集中精力投入创作，婚后二十年，别尔斯挑起了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管理庄园，调度农奴，是她必须掌握的本领；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也是她不可懈怠的职责。之外，她还有一项任何人都无法分担或替代的工作，就是替丈夫誊写文稿。

索涅奇卡·别尔斯

托尔斯泰的文稿，总是改了又改，每一张稿纸上，都涂抹得像迷宫，布满了他自创的各种奇怪符号，只有别尔斯才看得懂。万一有哪一处修改，连她也看不懂了，那么这就将是家里的一场灾难，因为你跑去问托尔斯泰，他自己也搞不懂，就会不讲道理地恼怒，连声低吼。

托尔斯泰次子伊利亚·托尔斯泰在回忆录中称，不算父亲的其他作品，仅130万字的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母亲就抄写过八遍，合计1000万字；另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母亲抄写过十遍，合计600万字。“经过一天的劳累之后，妈妈经常坐着抄稿到凌晨三四点钟。”小伊利亚说，“从没想过，妈妈什么时候会累，或心情不好，或为她自己着想。”

那么，托尔斯泰为她着想过吗？

婚后二十年，别尔斯生了十三个孩子，其中八个活到了成年。这二十年里，她有117个月在怀孕，将近十年；还有整整十三年的时间，处于哺乳状态。

1887年，托尔斯泰一家

小伊利亚是这样评价母亲的：“她的青春、激情、温柔和非凡的自我牺牲精神都不求回报地给了父亲。”因而，尽管辛苦劳累，但健康充实，这是她婚后二十年生活的主调。

可就在别尔斯年近四十稍稍想松口气的时候，托尔斯泰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要把家产全部捐出去。

大作家的念头一经表达，马上传遍了俄国，随后又传遍了世界。在遥远的奥地利维也纳，青年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受托尔斯泰的感召，真就把自己的巨额财产全数送给了别人。直到今天，可能还有不少人以为，托尔斯泰正像他声称的那样，舍弃了自己的全部财产。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托尔斯泰的企图，遭到了妻子别尔斯的强力狙击。

在别尔斯看来，作为倡导自由与平等的作家，你率先解放自己手底下的农奴，这没有问题。尽管有些农奴本身，反而会有强烈的不满。因为一些年迈农奴的想法是：我把一辈子都献给了你的爷爷和父亲，本以为能在这个家里顺利终老，没想到你却要解放我，这不就相当于解除聘用合同开除我了吗？年轻人被解放了，还可以去城里找工讨生活，像我这样一把年纪了，要自己张罗住处，自己寻找活路，自己安排养老，这是解放还是甩包袱？这些老农奴，不敢向托尔斯泰抗议，只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抹到别尔斯的长围裙上，但别尔斯心里清楚，解放农奴，是大势，是潮流，任谁都无法阻挡。

但抛弃家产却不一样，首先没人有权要求你这样做，其次你自己也必须想清楚：八个孩子从此以后每天喝西伯利亚风吗？他们的教育怎么完成？儿子结婚住到哪里？女儿出嫁怎么置办嫁妆？

托尔斯泰身着农民服装，列宾画于1901年。

年近不惑的别尔斯，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乖顺温良的十七岁妻子，对托尔斯泰言听计从；现在的她，像一头高加索的母狼，要冷静而坚定地守护自己和儿女们的基本权益。

实际上，小伊利亚长大以后，在理智上，能够理解父亲当时陷入的精神危机。他批评财富的罪恶，自己却坐拥数十万资产；他赞美普通劳动生活，自己却住在贵族豪宅里；他指责土地私有制，自己却在萨马拉草原买下了八千俄亩的庄园。“我们坐在温暖的房屋里，而现在路上就有冻死的人；我们吃各种肉饼，门外成千上万人因为饥饿而浮肿或死亡。”一位人道主义作家的良知，必然让他对自己发出这样的拷问：我怎么可以一边宣扬自己的思想，另一边却不按自己的思想行事？

但在感情上，小伊利亚则明显站在了母亲的一边，他说：“父亲是忏悔的罪人，母亲却没有什么可忏悔的。母亲用自己的牺牲，助推父亲不断前进，结果不知不觉间，她的思想与观念落后了他很多，这不是她的错。父亲具有强大的道德力量以及世界声望，母亲就是个平凡的女人，具有女性特有的保守本能，想为自己和后代筑一个巢并守住它，这有什么错？”

不可避免的，托尔斯泰把一腔怨气和怒气都撒到了别尔斯头上，他们开始了漫长的互相折磨。讥讽，争吵，冷战，分居，随着冲突步步升级，托尔斯泰半痛苦半惊恐地发现：别尔斯不肯有半句服软、半步退让，她已经完全不是从前的那个别尔斯了。

而对别尔斯来说，她最恨的，就是托尔斯泰要离家出走的威胁。这个家，曾用二十年的温暖，支撑了他的成就，可现在，他却动不动就以抛弃它为武器，向她发动攻击。自己半生的牺牲被辜负，半生的努力也被否定，别尔斯无法排解这种遭到背叛的痛苦。

小伊利亚承认，这样的痛苦实在太沉重，已将母亲压迫得精神变形。比如有一次她患感冒，家庭医生赶来开了药，她却突然跳起来，召集儿女们宣布，医生给她下毒。她还偷偷买过一把玩具手枪，经常在夜半时分，毫无目标毫无理由地从气窗向外射击。

对于这种神经症状况，别尔斯也有自省，也曾尝试自救，她重新研究音阶，像女学生一样去莫斯科听音乐会，但最后，这一切都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哪怕只要看到托尔斯泰的背影一眼，她的责备与怨愤之语就忍不住要脱口而出。

引发别尔斯情绪进一步失控的，是她收到消息，有一些“托尔斯泰主义者”，也就是托尔斯泰的拥趸和朋友，一直在劝他秘密立遗嘱，声明放弃作品版权。

对此，别尔斯无法接受，她后来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们之间艰难斗争的可怕时期来到了。”她披露说，为了瞒过她，托尔斯泰与朋友们会躲进树林里密谋，因为有密谋，他就不免心虚，以至于“他已经不能平静地注视我和孩子们”。别尔斯当面逼问放弃版权的打算是否属实，托尔斯泰永远都是沉默以对，一言不发。别尔斯绝望地写道：“我感到恐惧且不幸的结局在等着我们。”

1905年，一家人在亚斯纳亚·波里亚纳庄园

很难说这只是一种预感，因为恰恰是她的举动，加速了结局的到来。1910年10月28日凌晨两点，别尔斯正在书房里像个盗贼一样偷偷翻看托尔斯泰的日记，试图寻找他放弃版权的蛛丝马迹，被起夜的托尔斯泰抓住了个现行。没等天光大亮，托尔斯泰威胁成真，离家出走。

出走发生在这一天，几乎带有强烈的宿命感，因为28一向是托尔斯泰的秘密数字。他生于28日，第一本书出版于28日，第一个儿子生于28日，儿子的第一个婚礼也举行于28日。因此，别尔斯与儿女们都知道，选择28日出走，意味着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但托尔斯泰并没有走远，直接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的小房里病倒了，数日后即溘然长逝。

托尔斯泰临终前离家出走，是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事件，大部分人采信“托尔斯泰主义者”的说辞，把一切罪责都推到别尔斯的头上。

但在小伊利亚看来，父亲负气出走，固然有母亲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他为了维护自身尊严而做出的最后一搏。说捐家产，实际上没有捐，却享受着好名声，这个矛盾一直在焦灼着他的心，因此，至少在离开人世时，没有家产在周围环绕，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一种道德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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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这是第 315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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