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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有毒,载沣一说大清就完了 | 羽戈

羽戈 搜历史 201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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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载沣一生遭际,正应了那句诗:可怜生在帝王家。以他的性情和才具,即令作为老百姓,也是凡庸之辈,断难出人头地,何况让他执掌权柄,监国摄政,加之置身末代王朝,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其命运之惨淡,不难想见。他的胞弟载涛曾直言:

他(载沣)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所谓“才下而位高”,正是天下三危之一,他也曾意识到这一点,视主持国政为苦差事,伤透了脑筋。等到辛亥年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出山,他被迫辞去监国摄政王位,反而解脱,以轻松的神气对妻子说道:“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惹得其妻痛哭一场,告诫孩子:“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父亲)那样!”(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

载沣(正中坐者)和儿女合影

载沣到底平庸到什么地步呢?在时人口中,还有一些更严厉的说法,如“庸讷”“庸懦无能”——试看一些史料。金梁《光宣小记》云:

王(载沣)颇自励,思图治,章奏皆亲批阅,仿雍正朱批,示精核,而苦不得要领,往往词不达意;又为诸贵要牵掣,遇事不复能行其意,众皆失望。有入觐者,常坐对无言,即请机宜,亦嗫嚅不能立断……识者早知朝事不能问矣。余尝遇事进言,王颔首者再,似颇许可,旋复茫然如无闻焉。难矣哉!

“不得要领”“词不达意”“嗫嚅不能立断”云云,足见载沣才干之一斑。

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了两个故事,讽喻更为生动:

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以疆事同时入见,召对时只寻常劳慰,无他语。瑞澂欲有所陈,监国(载沣)曰:“汝痰病尚未愈乎?”盖厌其烦聒也。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屡疏密陈日本阴谋,皆不报。驰驿径归,请面对,词极警动,监国默无语,徐以时辰表示大燮曰:“已十钟矣。”麾之退。

对于此节,后人拟了个名目,曰“监国之黯”。这个“黯”字,用于载沣身上,比“庸”字还要精确。

载沣的庸讷是如此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一种定论。世人屡以此为出发点,来辨析关于他的一些流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朝官制改革,袁世凯力主责任内阁制,有意架空皇族,皇族反击,怂恿载沣出头。有次在朗润园开会,双方相争不下,载沣拔出手枪欲击袁世凯,云:“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幸好庆亲王奕劻排解得当,风潮始息。此事不仅见诸报端,袁世凯致其兄袁世勋信中亦云:

本月初六奉诏入京,在政务处共议立宪,弟主张立宪必先改组责任内阁,设立总理,举办选举,分建上下议院,则君主端拱于上,可不劳而治。不料醇王(载沣)大起反对,不辨是非,出口谩骂。弟云:“此乃君主立宪国之法制,非余信心妄议也。”振贝子(载振)亦云,他曾出洋考察立宪国,政治井然,皆由内阁负责任所致。醇王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射放,幸其邸中长史深恐肇祸,紧随其后,见其袖出手枪,即夺去云。就此罢议而散,弟即匆匆返津。

不过,针对此信,常有质疑。张国淦认为“载沣不配有此作风”,而判定袁世凯“故甚其词”;黄濬说:“世传袁世凯家书,言朗润园议官制时,载沣欲枪击世凯,予殊疑之,载沣庸讷,岂能持枪拼命者乎?”(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这二人意见相当一致:以载沣之庸讷,压根不敢枪击袁世凯。然而他们误会或忽略了一点:一个人以庸讷著称,并不代表时时庸讷,有时热血上头,完全可能做出过激举动,须知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

青年载沣

事实上,诸如朗润园枪击袁世凯之举,在青年载沣的政治生涯,屡有发生,有时表现为行动,有时表现为言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载沣出任监国摄政王,他要干的第一大事,还是杀袁世凯——除了为其兄光绪报仇,窃以为更重要的目的,则在夺权。可惜,当他与军机大臣商议此事,奕劻劝阻道:“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张之洞明确反对:“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戳大臣。”压力之下,他则恢复庸讷的本性,收起杀心,而令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

袁世凯被驱逐下野,庙堂的顶梁柱,只剩张之洞一人。半年之后,载沣再次打破庸讷,大放厥词,硬是把张之洞气得吐血。所谓厥词,即那句杀气腾腾的“怕什么,有兵在”。

张之洞朝服照

这句话之所以风行天下,应该归功于高阳小说《瀛台落日》(慈禧全传系列最后一部)。高阳写晚清史,不管小说还是随笔,大都可作信史来读。如此书所云,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底,张之洞正在家养病,听说酝酿已久的津浦铁路弊案有了新消息,吕海寰被开去督办津浦铁路大臣一职,奕劻有意保举徐世昌兼办,载沣已经同意云云,他赶紧抱病入宫,求见载沣,直言相询有无其事:

“有的。庆亲王保他‘才堪继任’。”

“虽然才堪继任,无奈舆情不属。”

“舆情不属?”载沣笑笑:“是直隶绅士的意思。”

绅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张之洞不便细陈,只说:

“不然!舆情不属,而且会激出变故。”

“怕什么!”载沣淡淡地说:“有兵在!”

张之洞像是脑前被捣了一拳,顿觉喉间有什么东西上涌,而且自己微微闻见腥气,口一张,一口鲜血吐在摄政王载沣面前。

《走向共和》对载沣与张之洞争论的演绎

这段对话并非高阳向壁虚造,我们可在张之洞年谱当中找到出处。说到张之洞年谱,最著名的有两种,最早一种是许同莘编的《张文襄公年谱》,其次是胡钧重编的《张文襄公之洞年谱》——许同莘和胡钧都是张之洞的门人。二书关于这一节的叙事大同小异,且以更完备的胡钧版为据。吕海寰革职一节,恰如高阳所述;但是,高阳说奕劻推荐徐世昌继任,年谱却道载涛、载洵二贝勒推荐唐绍仪继任。考这二位候选人的生平,徐世昌兼办过京浦铁路,唐绍仪曾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应以前者为是。年谱出错了。

年谱详细记载了载沣与张之洞的对话:

……监国(载沣)以问公(张之洞),公曰:“不可,舆情不属。”

曰:“中堂直隶绅士也,绅士以为可,则无不可者。”

曰:“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

曰:“有兵在。”

公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此后张之洞当场吐血的情节,年谱并未提及。按年谱,张之洞的病在右肋和肝,经此一激,病症加剧,此后连续请假。再过三月,他的生命便宣告终结。

张之洞一句话总结清朝历史,电视剧《走向共和》

张之洞去世之后,马贞榆入京,曾参与公祭。他在致曹元弼信中,曾谈及张之洞致病之由:

五月间,摄政王(载沣)出手谕,云命洵贝勒(载洵)为海军都统。公(张之洞)谓现是立宪时代,庶政宜公诸舆论,贝勒气质甚好,宜养成大器,今遽如此,恐舆论不答应。摄政王大怒曰:“有甚么论,我不有兵么。是那个不答应,只是你一个不答应。”公遂椎心曰:“我老矣,无用矣。”归相府,遂吐血数口而病。(《曹元弼友朋书札》)

载涛、载洵二贝勒(他们都是载沣的同胞兄弟)攫取军权,张之洞表示反对,年谱亦有记载:“当是时,大局稍定,亲贵联翩用事。四月以贝勒载涛充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五月以贝勒载洵充筹备海军大臣。公(张之洞)固争以为不可,监国(载沣)不纳。”区别在于,马贞榆认为此事引来了载沣狂言“我不有兵么”并导致张之洞“吐血数口而病”——这可为高阳小说之注脚——年谱则将争端延后至督办津浦铁路大臣之任命,到底哪个属实呢?抑或载沣共对张之洞发过两次脾气,说过两次“有兵在”,姑且存疑。

话说回来,这一句“有兵在”,为什么可与两番杀袁相提并论,甚至更有发掘价值;为什么令张之洞回肠百转,痛彻心扉,视之为“亡国之言”?

张之洞临终之际,自我论定:“吾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矣。”随后命家人把“政术”改为“治术”。这一字之别,不可小觑,足见他的谦卑与对舆论和历史的敬畏。他深知立国、治国的根本,舆情及其背后的民意之于政权稳定的重要性,与枪杆子的不足恃。当执政者罔顾舆情的流向,而依仗“有兵在”,凭藉枪杆子的力量来践踏、压制民意,那么距离亡国便不远了。

自古以来,常见马上得天下,未闻马上治天下。秦始皇曾尝试马上治之,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结果秦朝二世而斩;元朝南征北伐,横扫欧亚,论军力当世第一,堪称古代中国最有资格说“有兵在”的王朝,然而依旧坚持马上治天下的政治思维,致使国祚不足百年……这些历史悲剧足以提示后人,不能把治国术植根于“有兵在”的暴力逻辑之上。要言之,“有兵在”或可立国,断难治国,枪杆子里可以出政权,未必能维持政权——也许能维持一时,却无法维持一世。

还得追究一点,“有兵在”暗含了一个前提条件:谁的兵,兵在哪里?这一问,则可显出载沣骄狂之外的颟顸——我又想起了那个字:黯。他难道不知当时军事力量的分布么:八旗、绿营早成过眼烟云,新建的禁卫军有如纸糊的灯笼;最具战斗力的北洋六镇,虽然渐渐从袁世凯手中攫取过来,却只得其名,难得其实,除了第一镇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余者皆操纵于其掌心,哪怕像吴禄贞这样的雄才,担任第六镇统制,依然指挥不动,反遭暗杀;至于各地新军,则被革命党人大量渗透,其中多少人忠于大清,多少人潜伏爪牙,两年之后,武昌城枪声一响,便见分晓,于此蓦然回首,可见载沣那一句“有兵在”,何其无知,何其荒唐。

可悲的不是狂言“有兵在”的载沣,他和他的同党自绝于民,不亡何待;而是感慨“君民末世自乖离”(张之洞绝命诗),却甘作孤臣孽子,最终为大清殉葬的张之洞。他在病逝前夕,与载沣还有一段故事。年谱记曰:

王(载沣)至,谓公(张之洞)曰:“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公曰:“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王出,陈太傅(陈宝琛)入问曰:“监国之意若何?”公无他言,惟叹曰:“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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