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特别爱写的“本事诗”
您知道“本事诗”吗？
“本事”的含义是“真实的事迹”。传说《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担心他的弟子各按己意撰写历史，故谆谆告诫他们：“论本事而作传”（《汉书·艺文志》）。文学作品离不开虚构，这已成为常识；但作品往往有其生活依据或人物原型，这同样成了常识。古代不少诗词原有“本事”，被统称为“本事诗”。
比如，宋代李清照的词作以“婉约”风格呈现于世人，固然跟作者的女性身份有关，但很多内容其实是她跟丈夫赵明诚情感生活的真实写照。不了解作者的这段婚姻经历，对她的《漱玉词》又如何解读?同样，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如果没有发生跟表妹唐婉之间的那段哀艳恋情，何能写出“无一字不天成”的千古绝唱《钗头凤》；读者在《沈园二首》中读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这样的句子，岂不会是如读天书？
清代有一位著名词人纳兰性德，诗词婉约清隽，富有真情实感，生前曾结集为《饮水词》。他的爱妻卢氏是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卢兴祖的女儿，知书识礼，才貌双全，不幸婚后3年早逝。纳兰性德伤心欲绝，才写出了《青衫湿遍》《金缕曲》《沁园春》一类作品，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试想，不了解这些“本事”又何能读懂《纳兰词》？
读者多以为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作品“瑰奇深曲”，乃至“隐晦难懂”——特别是他的《无题》诗，历来笺解众说纷纭。如果我们能够更为真实具体地了解作者与其妻王氏之间的婚恋，以及由此而激发的李德裕党与牛僧孺党之间的“党争”，读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类诗句时也许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体味。
正是为了给读者释疑解惑，唐代孟启写有一卷《本事诗》，保存了一些诗人的轶事，有助于我们对唐诗的理解。比如王维有一首五言绝句《息夫人》，寥寥20字，一般读者容易误认为是写春秋时代楚王兴兵霸占息侯夫人之事。但《本事诗》一书提示我们，这其实是一首托古喻今的诗歌，作者其实是在讥刺唐玄宗的哥哥霸占一个卖饼者的漂亮老婆。王维写这首诗时，才刚刚20岁。
古代爱情诗中的怨妇诗和悼亡诗更多“本事”。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具体描写的是她对汉成帝的幽怨，但表达的却是封建社会中所有弃妇的心声——这些弃妇确如“合欢扇”，夏日能驱除炎热，而一到秋季就被主人“弃捐箧笥中”了。也有弃妇本人写诗的。魏文帝曹丕的弃妇甄后就写了一首《塘上行》，用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抒写了遭谗见弃后的悲苦，可以说是弃妇诗中的写实之作。
悼亡诗的代表作家有西晋时代的潘岳。他的《悼亡诗》三首广为流传。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唐代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因为我母亲所遇非人，故从小就教我读这组诗。这组诗写于元稹夫人韦氏逝世的当年，描写了爱妻生前的贤能艰辛，以及死后诗人的追悔和忆念。其中“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之句，更是脍炙人口，催人泪下。我至今仍清晰记得母亲教我读这首诗时那种凄茫无助的眼神。悼亡诗词的巅峰之作应该是宋代大词人苏轼的《江城子》。这首词填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其时他的夫人王氏已经去世10年。王氏聪颖贤德，见识过人，16岁即嫁给苏轼，不幸27岁英年早逝。如果不了解他们10年携手、相濡以沫的情感经历，对“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样无限怅惘、无限感伤的句子就会体会不深。
令读者更感兴味的是，有些“本事诗”后面隐含的“本事”，本身就是一个哀婉动人，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比如汉代司马相如的《琴歌二首》，表达的是作者对一富家寡女卓文君的爱慕之情。正是被“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这样的清词丽句打动，卓文君才毅然决定跟这位才子寅夜私奔。后来这个故事又演绎出了不少家喻户晓的小说或戏曲。魏晋时代的石崇闻名于世，一是因为他的穷奢极侈，二是因为他写有一首《王明君辞》（又名《明君曲》）。辞中叙述的就是昭君出塞的故事。这篇作品不仅影响到小说、戏曲的创作，而且成了后代音乐、绘画的重要题材。在古代长篇叙事诗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支撑这首长诗的就是唐明皇与杨贵妃“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故事。后来元代戏曲家白朴根据同一故事创作了《梧桐雨》，清代戏曲家洪昇又根据它创作了《长生殿》。
宋词中有两阕更具浪漫色彩：一阕是《鹊桥仙》，另一阕是《少年游》。词人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隐含的是关于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自古以来，吟咏七夕的诗词数不胜数，为什么独有这首《鹊桥仙》胜出一筹呢？因为词人并没有停留在渲染“纤云”“银河”“飞星”“鹊桥”的神话色彩，而是通过这个爱情悲剧悟出了一个励志的人生真谛：“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周邦彦的《少年游》一词背后，也隐含了一段风流韵事：名妓李师师与周邦彦幽会时，不巧宋徽宗私访，周邦彦狼狈中只好躲在床下，听到师师与徽宗一段私语：“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这个情节已被写进了小说，又被改编进了电视剧。不过我一直怀疑其中有附会的成分。作为徽宗手下的一介文臣（在大晟府里审古乐，制新调），在危急之时怎么还有听床的雅兴？在君权至上的封建王朝，臣子又怎能享有拿皇上绯闻作为调侃之资的民主权利？
由中国古代的“本事诗”我不禁想到了胡适。胡适的诗作是中国旧体诗词向现代白话诗过渡的桥梁，被称之为“胡适之体”。胡适自认为他的诗作有4个特点：一是明白清楚；二是注重意境；三是能剪裁；四是有组织、有格式。以上概括当然“大致是不错的”。（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不过笔者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胡适特别爱写“本事诗”，并为这类诗词写了不少序跋，有的短，有的长，比如，1916年9月3日他写了一首《尝试歌》，序言就有312字（不含标点）。
现存胡适创作的旧体诗词、白话诗词以及译诗共有320首，大多有前言、后记、附注等。这类序跋介绍了创作的背景，作者的心境，作品涉及的人与事，以及作品蕴含的哲理和在艺术上进行的探索，提供了一把进入他诗歌殿堂的钥匙，为读者和研究者所必读。
胡适的诗作有的诗题即点明了“本事”，如他18岁时发表的《观爱国女校运动会纪之以诗》。有的特意在诗前作短序，说明了创作的缘起，如《游万国赛珍会感赋》。序中介绍，1908年长江以北遭灾，灾民流离失所，上海的基督教团体在“味莼园”举办赈灾活动——即“万国赛珍会”，拍卖品中有漆雕、景泰蓝、织锦、刺绣、书法、雕刻……平时售价50元的商品，在此拍价上百，以这些善款救济饿莩。胡适感到人心可胜天灾，故创作了这首五言古诗。
胡适1918年1月创作的《新婚杂诗》是一组典型的“本事诗”，记叙了1917年12月30日在老家与江冬秀完婚的实况。“杂诗”共分5首，其中有4首“本事”，一目了然，唯独其中第三首描写“重山叠嶂”，像一首单纯的写景之作，只有读了诗的“前言”，才知道他婚后曾陪新妇江冬秀回娘家——安徽旌德县江村，路过杨桃岭等山峦，引发了对人世沧桑、国家兴亡的一些感慨。
有的序跋则介绍作品中涉及的人与事。比如，1917年6月9日，胡适从纽约启程归国，行前写了一首长诗《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觐庄》。这首诗的前言至关重要：“将归国，叔永作诗赠别，有‘君归何人劝我诗’之句。因念吾数年来之文学的兴趣，多出于吾友之助。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定无《尝试集》。感此作诗别叔永、杏佛、觐庄。”《去国集》是胡适早年的文言诗词，曾连同他的部分译诗作为《尝试集》的附录出版。《尝试集》是胡适创作白话诗的成果结集。这篇前言所说的《尝试集》，专指胡适1916年8月至留美归国之前的诗作，亦即他从事白话新诗创作实验初期的作品。胡适归国后继续创作白话诗。他自称1917年9月至1918年底之前为“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1919年之后才真正揭开了他新诗创作的新纪元。从这篇前言中可知，激发他创作《去国集》灵感的是任叔永（鸿隽）和杨杏佛，而激发他从事早期新诗创作尝试的是任叔永和梅觐庄（光迪）。胡适本人的这种提示，对于研究他的创作历程以及跟同时代人的关系极有禆益。
胡适1908年8月创作的五言诗《赠鲁楚玉》，受赠者是一位为营救和抚恤辛亥革命前驱而四处奔走的侠义之士。如本诗无前言，读者要了解鲁楚玉的事迹会相当困难。1914年7月7日创作的五言长诗《自杀篇》，经后记介绍，读者才得以了解这位因感愤时世而自杀者是胡适友人任叔永之弟任季彭，但持乐观主义态度的胡适并不同意自杀的做法。如果没有这一提示，后世的研究者不知要花费多少考证功夫。1917年6月1日创作的《朋友篇·寄怡荪、经农》中有一句：“可怜程郑张，少年骨已朽”，经“后记”提示，读者才知道这3位客死异邦的留学生叫程乐亭、郑仲诚、张希古。
当然，胡适诗歌的序跋除了提供“本事”之外，还介绍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创新。比如，他指出1908年创作的《秋柳》，蕴含的是老子柔能克刚、弱能胜强的哲学。同年12月11日创作的《老鸦》，是用乌鸦象征易卜生戏剧《国民公敌》中那种敢于力排众议的特立独行之士。1914年1月29日作的《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是借鉴外国诗歌的“三句转韵体”。1915年9月17日创作的《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是将外国人名和专业术语引入中国诗歌的“实地试验”。1917年1月13日创作的《采桑子慢·江上雪》是他的一种“自造调”。上述提示都有助于读者对这些作品进行正确鉴赏。
不过，胡适的诗词序跋并非对他所有诗词的“本事”都予以说明，反之，很多确有“本事”的爱情诗一律没有序跋性质的文字，以保护他的隐私。胡适1923年夏秋之际跟曹诚英在杭州烟霞洞同居之后，创作了很多情诗，堪称胡适白话诗中的上乘之作，如《西湖》《怨歌》《秘魔崖月夜》《暂时的安慰》《无题》《烦闷》《江城子》《多谢》《也是微云》等等，就统统都没有序跋。同样，写给女友陈衡哲的《水调歌头》，写给情人徐芳的《无题》（寻遍了车中）《无心肝的月亮》《扔了？》，写给美国情人罗维兹的《无题》（“电报尾上他加了一个字”），也通通没有序跋。
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那些涉及婚外恋的诗作，序跋文字不仅闪烁其词，而且声东击西，有意隐瞒真情，误导读者。比如，1915年8月20日，他填写了一首《临江仙》，在序言中特意强调：“一夜读英文诗歌，偶有所喜，遂成此词。词中语意，一无所指，惧他日读者之妄相猜度也，故序之如此。”但实际上描写的是他跟美国女友韦莲司交游的实况。直到1939年5月17日他才在写给韦莲司的英文信中承认，这首词以及其它两首诗词是专门为韦莲司写的。
1917年9月，胡适创作了一首新诗《一念》，后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1号。胡适在“后记”中说：“今年在北京，住在竹竿巷，有一天忽然由竹竿巷想到了竹竿尖。竹竿尖乃是吾家村后的一座最高山的名字。因此，便作了这首诗。”胡适说的“竹竿巷”是他在北京的第三处寓所，位于朝阳门内南竹竿巷4号，是一处简陋的四合院。“竹竿尖”是安徽绩溪县上庄村后的一座山峰，这里石径逶迤，竹峰插云，山萦水聚，古树参天。然而，胡适的“一念”仅仅是由北京而念及故乡吗？绝对不是！胡适只是感到心头的“一念”，可以超越千山万水的距离。他“一念”念及的还是美国女友韦莲司。诗的结尾写得很清楚：“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湖边；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
胡适1923年7月31日创作的《南高峰看日出》，原无序跋，在同年8月12日的《努力周报》刊登时特意加了一段附记，说他是“与任白涛先生曹佩声（诚英）女士在西湖南高峰看日出。”显然，在这里“任白涛”只是一个陪绑，一种烟幕，当时任白涛是否在场也难确定。
胡适1929年1月25日创作的白话诗《三年不见他》，副标题是“十八年一月重到北大”，附言中又扯了一段他从1926年6月离开北京至1930年12月初全家搬回北平的经过，把读者搞得云山雾罩。实际上，这首诗中的“他”（“她”）是一位因爱胡适而发疯至死的女子朱毅农，跟北京大学全不搭界。1916年8月23日，胡适曾写过一首五言诗《窗上有所见口占》（“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诗后记云：“这首诗可算得一种有成效的实地试验。”民国时期，不少国文教材选入这首诗，作为写景之作的范本。直到1933年12月3日，胡适在回忆录《逼上梁山》中才隐约追述了创作缘起。原来胡适当时是借住在女友韦莲司的家中，写诗怀念暑假回乡探亲的这位女友。两只分飞的蝴蝶，是用来象征他跟韦莲司的短暂分离。
胡适在“本事诗”序跋中使用的这种小伎俩，早已被他的密友徐志摩一语点破：“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隐资料。”但平心而论，胡适这类有意误导读者序跋文字，仅仅限于他的情诗，不能扩展到他的所有序跋。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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