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书堂 | 《规划顺应复杂：公共政策的协作理性简介》

赖世刚  教授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城市规划是一政治过程，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实，但是大多数人，包括规划师，并不明白这个过程的内容及细节为何。朱迪斯·英尼斯（Judith Innes）和戴维·布赫（David Booher）在《规划顺应复杂：公共政策的协作理性简介》（Planning with Complexity: An Introduction to Collaborative Rationality for Public Policy, Routledge, 2010）这本书中将这个政治过程的部分内容从理论、实践以及指引三个方面讲述得十分清楚。具体而言，这本书意在说明集体选择（collective choice）应如何制定，也就是城市应如何治理（governance）。集体选择虽然不能代表所有的规划范畴，但它构成了规划理论及现象的重要部分。

Planning with Complexity: An Introduction to Collaborative Rationality for Public Policy

Judith Innes, David Booher

Routledge

2010

本书共分八章。在第一、二章中，作者介绍撰写此书的动机及协作理性的理论和哲学基础；第三章以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加利福尼亚州首府，位于加州中部、沙加缅度河下游，西南距旧金山137km）地区水资源论坛为例，说明协作过程的内容；第四章强调协作的实践性；第五章说明对话对学习及发现的重要性；第六章说明信息在日常决策中扮演的角色；第七章说明规划过程应包含当地的外行知识，不但能达成社会及环境正义，还能促进系统的韧性；最后，作者综合前面的章节提出协作理性的愿景在于促进民主治理以达到韧性的社会。

本书已由浙江大学城乡规划理论与技术研究所所长韩昊英教授翻译为中文版，近期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本文的内容部分取自于该书的译序。

在本书中，作者开宗明义讲到规划问题是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s），而这类问题自从1970年代被霍斯特·李特尔（Horst Rittle）和梅尔文·韦伯（Melvin Webber）提出后^[1]，便一直困扰着规划学界却没有获得完好的解决；作者提出协作理性，似乎想要在当代混沌不明的规划理论迷雾中亮出一盏明灯，让规划这一棘手问题获得较好的解决。与科学及工程问题不同，规划问题有10个特性：无公式、无定解、无对错、无法测试、无法重复、无法列举答案、具独特性、具关联性、具多因多果、无试错机会^[1]。

进入21世纪的今天，面对复杂的规划问题学者仍然束手无策。原因在于，规划问题这10个特性正显示出规划的对象——城市——是一复杂系统，而面对这类问题，完全控制的综合性规划以及否定规划的渐进主义都不妥当。比较恰当的方式是介于两者之间，针对问题的特性，确立适当的计划范畴，制定和使用计划，并采取以计划为基础的行动^[2]。

规划问题不但是棘手问题，也是未充分定义问题（ill-defined problems）^[3]，这类问题与科学或工程问题不同，它们没有明确的范畴、清楚的偏好，也没有标准答案，因此解决未充分定义的问题与解决科学或工程问题的演算法不同。

一般有定量或定性两种取径；定量包括多属性决策方法（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techniques），定性则包括如本书所揭示的集体决策过程。不论是定量或定性，皆有其限制及优缺点，较合理的方式应是整合定量及定性方法的优点，设计出较完善的解决未充分定义问题的演算法。

除了城市本身的复杂性造成规划的困难外，规划的复杂性也使得处理城市发展问题极具挑战性。传统的规划认为城市只有一个针对全市发展而制定的计划；实际上，城市有数以千万计的计划同时在进行。开发商、业主、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其他许多利益团体及个人都在为自身的利益制定不同的计划^[2]。而这些计划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计划网络（web of plans），使得城市发展的因果关系难以厘清——谁能说清楚上海的高房价是因为地铁系统的开发，还是浦东新区的设置所导致的？因此，复杂的计划网络也使得城市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此外，受到经典科学的影响，1960年代城市规划者视城市发展为趋向均衡的最佳状态，因此空间或结果显得十分重要。然而，1970年代道格拉斯·李（Douglas Lee）对大型城市模型的批评^[4]，同时由于学者逐渐对复杂系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个观点已开始受到挑战；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发展一直是处于远离均衡的开放系统，因此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时间或过程显得格外重要，这也是造成城市发展不确定的原因之一。

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规划顺应复杂》一书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基于定量优化理性规划的定性协作理性规划方法，以面对非线性的复杂世界，并获得了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回响。与传统艰深的集体选择及社会选择理论相比，他们的理论和方法源自于实践，是定性且可操作的，因此技术门槛不高。但这不意味着协作理性缺乏深厚的哲理基础，在第二章中，作者系统而完整地梳理了相关理论，甚至包括最近兴起的复杂性科学。虽然这些理论并不是目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主流，但是它们自成体系，引领着规划理论的发展。或许当科学家逐渐认清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极其复杂的，而长久以来困扰着规划者的棘手问题其实由城市的复杂性所造成的时候，会需要不同的行动理性——本书即意在为读者提供一种另类的世界观及行动观。至于本书与1970年代发展出来的以计划为中心的规划理念有何差异，可参霍普金斯（Hopkins）的文章《都是时间问题：动态失灵、利用计划和利用结盟》^[5]。 

参考文献

[1]  RITTLE H W J, WEBBER M M. Dilemmas in a general theory of planning[J]. Policy Sciences, 1973(4):155-169.

[2]  HOPKINS L D. Urban development: the logic of making plans[M]. London: Island Press, 2001.

[3]  HOPKINS L D. Evaluation of methods for exploring ill-defined problem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1984, 11(30): 339-348.

[4]  LEE D B. Requiem of large-scale of urban models[J]. Acm Sigsim Simulation Digest, 1973, 39(3):163-178.

[5]  HOPKINS L D. It is about time: dynamics failure, using plans and using coalitions[J]. Town Planning Review, 2014, 85(3): 313-318. 

编辑、排版：张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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