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书堂 |《美国反对美国》

每一个留学生都是一个非专业的人类学家。当年人类学开创之初是白人跑到亚非澳的土著社会里生活，做“参与式观察”，写成人类学著作。我们今天的留学生是在白人的社会里“参与式观察”。这时，如果身边再有一本同胞写成的“人类学著作”那就更好了。我有幸从图书馆借到了王沪宁三十年前游学美国时写成的游记《美国反对美国》^[1]，觉得很有必要写成读后感或书评，夹叙夹议，把王沪宁三十年前的观察与我今天的观感结合起来。 

《美国反对美国》

王沪宁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

令人遗憾的结论是，三十年前王沪宁看到的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系统中的问题，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加严重了。三十年前那些经济和科技方面令人振奋的亮点，发展到今天也被人质疑。不知道王沪宁今天会怎样解释美国面临的问题，在我看来，是美国的政治系统出了问题——过于强调民主化，而政治权力实则被利益系统瓜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跳出局部利益，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规划国家各项制度的变革。情势在变而国体不变，即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久而久之也会成为大清国。

关于美国政治系统的情形，首先有必要让国内不了解美国的朋友和刚刚登陆美国的朋友知晓的，就是实际存在着一个“IVIGap”^[1]45，即政治信念（idea）与政治体制（institution）之间的差异。美国的政治信念是民主与自由，平等和法治。这些都是写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的，但不代表实际上他就是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就好像你不认为我国宪法里写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就真是社会主义了一样。任何国家，除非是“理想国”，都会有“IVIGap”。我想，中国与美国不同的地方是，中国存在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旨在为填补这个IVIGap而努力（当然，这仅仅是“旨在”，不代表执政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真的在努力，且整个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党公开地称我们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只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美国则相反，它的主流媒体号称美国就是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了，并把自己作为标杆，衡量其他国家。

实际上美国的政治系统是什么样的呢？1969年出版的美国政治学家西奥多·罗威（Theodore J. Lowi）的《自由主义的终结：美利坚第二共和国》（End of Liberalism: The Second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认为美国政治是利益集团多元主义（interest-group pluralism）。王沪宁在美期间看了这本书，把它的主要观点记述了下来^[1]60。我也找了这书来看，罗威大概的意思是，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干预主义和传统的政治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了。因为政府的政策极大影响各个行业的生意，各个行业便组成利益集团，以游说来影响政策。共和党、民主党本身都不具有任何权威，不过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组合罢了。政策的形成是讨价还价的结果，没有任何群体可以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利用权威为了公共利益进行规划。其结果就是，政府成了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自由市场。

Theodore J. Lowi

End of Liberalism: The Second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9

王在他的书中用了“美利坚第三共和国”的子标题，期待美国政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发展到新的阶段。而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政府只是砍掉了住房、教育等福利支出，减了税，而不同派别的利益集团轮流通过政党获取利益的游戏规则并没有变。进步的力量想要替弱势群体声张权益，只能参与到这个游戏中。但这是个不公平的游戏。就像市场上总是有垄断，财大气粗的利益集团在政治的自由市场上垄断了对政策制定者的控制。

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是民主党开始大打身份政治牌，化身为黑人、西班牙裔、女性和同性恋者利益的代言人。民主党以此连续两次获得大选胜利，在2016年，仅以微弱劣势败于共和党。民主党并不像以前一样代表工会——工薪阶层（其实也是一个利益群体！）——的利益，而是与大金融资产阶级站在同一个战壕中。2012年，我的老师摩西·艾德勒（Moshe Adler）痛批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后出资救助大型私营金融企业，把那些有了问题的金融企业国有化，等他们转好后又卖掉，回归私有。相比之下，他赞同中国的四万亿基建计划，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基础设施太需要升级换代了。

如果世界还可以像战后时代一样，那么美国这套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的政治系统可能就没有问题。而实际上，美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后那种“大众化生产、大众化消费”的福特主义经济不复存在了。全球自由贸易中，美国的工厂纷纷迁到工资低廉的国家去了，先是拉美，后是亚洲四小龙，再后是中国。美国本土的工厂关闭，工人大量下岗，但是同时新兴起来的技术岗位并不能为他们提供就业，因为他们没有相应的技能。工人减少，工会力量衰落，他们在利益集团多元主义政治中的声音更显微弱，他们成了全球贸易自由主义的牺牲品，也成了特朗普口中“被遗忘的人们”。这类工人集中的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密歇根等州在2016年大选中抛弃民主党转向特朗普，提供了特朗普获得多数选举人票的关键票。

王沪宁在书中就提到，外国产品大批涌入美国，冲击美国本身的工业^[1]7。三十年过去，这种情形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加重。在美国的市场上，只要海运合算的商品几乎全是中国制造。制造业空心化也使得美国非管理岗位实际工资收入至今没有超过1970年代的峰值。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也逐年下降。与之对比，中国工资占GDP的收入从2011年起开始逐年增加。

面对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和大量中低技能人士的失业，尽管有2011年占领华尔街这样的城市社会运动，却没有发展出广泛的反政府、反建制运动，为什么？首先，“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的社会危机远没到让大多数人揭不开锅、“等死，死国可乎”的阶段。王沪宁描述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等左翼激进组织的状况，得出结论：“由于战后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遇到这样那样的曲折，经济发展均远远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总的吸引力不够……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主张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组织和观念在西方社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20世纪进步运动留下的制度差异仍在发挥作用。美国健保系统仍保障着残疾人和65岁以上老年人，食物券制度供养着超过4400万人。在纽约，有40万人居住在1930年代—1960年代建修的公共住房里，另有23万人的部分住房支出由联邦政府保障项目支付。这些社会安全网制度保证了穷人的生存条件，特别是让大城市里的穷人安稳了下来。

第三就是王沪宁所谓的“软性治理”。任何政治系统都存在一个如何让社会和个人服从于这个政治系统的问题。王认为实现这种服从有两种方式：一是政治治理，“较多带有权力运用和强制色彩”；二是技术化治理，通过经济的、文化的、习俗的、法律的手段来治理社会，又称软性治理。王认为美国就发展了一套软性治理方法。

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的朋友都会与“DMV”打交道，DMV是车管所，从这里获取驾照和社会保障号码。驾照就是身份证，可以用来坐飞机、住宾馆。不会开车也可以在DMV领取一张身份证，为什么在车管所而非警察局领取身份证件呢？王在书中引用爱荷华大学一位政治学教授的观点，称美国人不喜欢政府管他们，绝不能接受警察局发证件，这样会给警察局太大的权力。实际上，分两个部门管理证件仅仅是一个心理感觉，电脑系统里这些资料都是共享的，警察局不需要发证也一样可以找到你。而这种“非政治化”的身份证明系统就是软性治理的一例。

更主要的软性治理体现在人的控制不是在政治系统中完成，而是在经济系统中。美国社会再民主，在工作场所也不是民主的。你只有走的权利，留下来就得听领导的话，他（她）掌握你的经济命脉。即便你走，下一个雇主也会要你前雇主的联系方式以便问询，除非你是自雇或自己拥有企业。这是经济控制的一种形式，工资控制。另一种是金融控制。在美国，没有银行账户仅靠现金生活是很困难的事，银行的电脑系统比你更了解你的经济活动状况，而这个系统是对政府公开的——除非你在某个美国政府干预不了的瑞士银行开户，而这只有万贯家财的资本家才负担得起，也只有他们才有必要做。

美国的政治经济问题表现在社会领域就是毒品的泛滥。我现在感觉到这是个问题，但没想到王在1980就观察到了这个问题。毒品问题在三十年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

大量工人下岗，黑帮势力扩大，都成为毒品泛滥的温床。泛滥之严重以至于现任副总统彭斯2013—2017年在印第安纳州任州长时，不得不痛下决心签署法令允许针头自由流通，甚至在部分地区免费派发针头。其原因就是毒品泛滥而针头不足，瘾君子多人共用针头导致艾滋病的广泛传播。现在，越来越多的州将大麻合法化，尤其是西部沿海各州均已宣布大麻合法化。

我讲这些不是在“幸灾乐祸”，也不是在专挑美国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在沿袭美国的很多做法，所以哪些是好的，哪些已经被证明有问题，必须搞清楚。他们已经出现过的问题，我们要作为前车之鉴，防患于未然。今天中国的工薪阶层也同样面临着全球化与人工智能和机器自动化的威胁，也切身经历着工作场所和金融体系的“软性控制”。与此同时，我们的政治系统还不如美国的名声好。在这里引用《美国反对美国》中的一句话作为总结：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具有双重责任。他既有责任研究“中国现象”，也有责任研究“美国现象”。由此方能更好地认识自我和世界，更好地探索中国的强盛之路。

参考文献

[1]  王沪宁. 美国反对美国[M].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作者：徐南南，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硕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博士研究生，《国际城市规划》加拿大站联络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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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祎娴

排版：徐嘟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