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摘自本书
本章与第七章同属过渡章节，这两章承上启下，连接阿奎那思想到宗教改革这一历史进程。并且，它们为第一组文化基因“唯一真”到第二组文化基因“个人”“泛人”的过渡搭建了桥梁。从内容上说，本章分析了14—15世纪欧洲发生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首先介绍了大饥荒和黑死病这两场大灾难，接着讲述了英法百年战争，最后分析了君士坦丁堡失陷和活字印刷术改进对欧洲社会造成的影响。本章的主题是“变”。大灾难使西方人的心态从安分、虔诚变得犬儒、极端；而百年战争、君士坦丁堡失陷和活字印刷的改进，则打破了地域、政治、宗教的束缚。整个社会都在积累着“变”所需的各种因。本章我感兴趣的问题主要包括：大灾难的背景和影响；造成西欧与东欧差异的原因；中世纪英法百年战争如何影响了近代英法在政治、经济、宗教上的争端等。不过，我打算以黑死病为历史背景，讨论“唯一真”文化基因的外在表现，在此基础上分析新冠肺炎。对于欧洲14世纪爆发的黑死病，古今中外的各学科已经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历史、文化、医学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而我希望从文化基因理论这个独特视角，对黑死病作一简单分析。14世纪大灾难来临之前，欧洲正经历着气候学上的中世纪温暖期，这一时期气候温暖、降水充足，使得粮食产量增加，人口持续增长。在政治上，基督宗教完成大一统，控制着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虽仍有战乱，但规模很小。总体来说，欧洲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在主流思想上，阿奎那的动态、乐观取代了奥古斯丁的静态、悲观。这一时期，阿奎那完成了希腊理性和基督信仰的第二次结合。西方文明的第一组文化基因“唯一真”逐渐形成。“唯一”代表着真神的权威，也代表着真理的本质。“唯一真”的意义是只有一个真。唯一真神就是只有这位神才是真的，唯一真理就是只有这条道理才是真的；唯一真科学就是只有这套科学才是真的，唯一真主义就是只有这个意识形态才是真的[1]。“唯一真”产生了三种现象：信服、捍卫和宣扬[1]。以“唯一真神”为例，信服表现为对信仰绝对忠诚。西方人对他们相信的东西总是全信的、坚持的。因信服而产生的正面倾向是忠贞，负面倾向则是极端。捍卫表现为保卫真神、打击异端。因捍卫而产生的正面倾向是刚毅，负面倾向却是霸道。宣扬表现为西方人有责任去宣扬真神使所有人得救，从而展示出普度众生的热忱和牺牲精神。因宣扬而产生的正面倾向是慷慨，负面倾向是扩张。“唯一真”产生的信服、捍卫和宣扬这三种形象，在逻辑上呈现出递进关系。其内涵中存在的正面倾向和负面倾向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的表现有所不同。在黑死病的威胁下，“唯一真”文化基因使西方人表现出对信仰的绝对忠诚。西方人相信只有对上帝的完全信服，才可通过赎罪得救。黑死病的爆发，使得西方人普遍相信《圣经·启示录》里的“末日审判正在降临”；因此相信只有赎罪，死后才能进入天堂。而到罗马朝圣是最主要的途径。1350年，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冒着被感染的风险，通过各种方式离开已经处于隔离状态的城镇或乡村，前往罗马朝圣，希望疾病能早日被治愈。另外，一些基督徒认为人类必须为自己的罪过付出更大的补赎，他们发起了“鞭笞运动”。成千上万的人光着脚，手持皮鞭涌向教堂。路上不停地责骂自己，同时用皮鞭抽打身体，直到遍体鳞伤。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补赎人类犯下的罪行。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人在黑死病中的各种表现同时反映出信服的正面倾向和负面倾向。西方人对信仰是忠贞的，但行为是极端的。在黑死病的威胁下，“唯一真”文化基因使西方人表现出对异端的无情打击。打击异端是捍卫真神的手段之一，因为异端被认为是出卖真神、亵渎真神、罪无可赦。在基督徒的眼中，犹太人可谓是劣迹斑斑。因此黑死病在欧洲爆发，犹太人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基督徒指控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的水井里投毒，企图杀死所有基督徒。于是在欧洲各地都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屠杀事件。到15世纪末，犹太人在中欧和西欧几乎绝迹。另外，巫师也被教会认定为异端，是造成瘟疫的元凶之一。因此教会发起了猎巫运动。许多无辜女性被处以私刑，如被投入所谓的“火的试炼”。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人在黑死病中表现出的用暴力捍卫真神、对异端的无情打击，反映出捍卫的负面倾向。在黑死病的威胁下，“唯一真”文化基因使西方人表现出对普度众生的热忱和牺牲精神。教会的责任是宣扬唯一真神，使众人在精神上得救。除此之外，教会还负责治病救人，承担着现代医院的责任。虽然教会医疗是效仿基督耶稣医治病人的功绩，但从实践上说，教会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可以建立健全的医疗体系。而且，教会拥有的雄厚财力、大量优秀人才可以推进医疗实践。教会医疗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医学理论，结合了基督宗教的疾病观和灵魂—身体观，主要治疗方式为：祈祷、圣物驱魔以及利用草药和手术（如放血疗法）。黑死病爆发后，修道院和大教堂是教徒的避难所，神职人员首当其冲。他们对病人进行治疗，给予病人照顾，并负责主持葬礼。由于当时的瘟疫认知能力有限，教会的治疗方式杯水车薪。瘟疫肆虐，很多王公贵族，甚至瘟疫医生（plague doctor）抛弃民众，仓皇出逃。但神职人员坚守岗位，抗击疫情。瘟疫蔓延导致大量教徒死亡，神职人员也伤亡惨重。1348—1349年间，教士的死亡率到达50%[2]。而在同时期的德国，约有1/3的教士死于瘟疫。英国大主教斯鲁斯伯里1349年2月10日在信中证实，传染病使得教区的许多教堂和领地失去了教士[3]。由此，西方教会在黑死病中的医疗救治行为，反映出宣扬的正面倾向，即以基督精神的博爱和慷慨去拯救世人。总之，在黑死病的历史背景下，“唯一真”文化基因表现出的特征是正面和负面倾向相互交错。既对信仰绝对忠诚，又对异端无情打击，还对普度众生表现出热忱和牺牲。当然，黑死病动摇了唯一真神的理念。黑死病爆发，教会医疗体系无力抗击疫情。教会既无法保护教徒，大批神职人员还因病去世。西方社会心态逐渐变得悲观。更重要的是，教徒开始在信仰上怀疑教会。再加上瘟疫使教会元气大伤，新补充的神职人员难尽其职，教会声誉一落千丈。最终，经过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源自“唯一真”文化基因的“唯一真神”中的“神”被去除了。虽然缺了“唯一真神”，但“唯一真”的文化基因仍然主宰着西方社会，更多地表现在“唯一真科学”“唯一真历史”“唯一真主义”上。回首往昔，在14世纪黑死病爆发期间，对“唯一真神”的信仰并没有使西方摆脱瘟疫的威胁，相反大规模宗教活动导致人群聚集，增加了感染机率，进一步加剧伤亡。在新冠病毒肆虐的21世纪，我们仍然可以隐约发现西方“唯一真”文化基因影响着西方国家抗击疫情的各个方面。由于西方国家政府对自己意识形态和科学研究的绝对信任，导致其不相信中国政府的抗疫经验和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由于西方政府对自己意识形态的捍卫，导致其在当今世界上寻找“异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成为疫情爆发之初的“替罪羊”；当然，西方医护人员对普度众生的热忱和牺牲精神，使他们在严重缺乏防护装备的条件下，依然坚守在抗疫第一线。从黑死病到新冠肺炎，时间已经过去了700年，但“唯一真”文化基因依旧决定着西方人对待世界的态度。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2] 赵连珍. 信仰与医疗：试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医疗理论与实践[D].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3] 杨微. 论黑死病在西欧的传播与影响[D].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本章约有1/3的篇幅介绍黑死病，结合眼下新型冠状肺炎在全球肆虐，恍惚历史重现。
14世纪的黑死病（鼠疫）当时夺走了欧洲2500万约1/3的人口的性命。它的爆发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冲击，但也成为社会转型和发展的契机，甚至有人说它催生了当代西方文明。
首先在社会结构上，人口急剧下降，大量土地无人耕种，生产力也受到严重冲击，几乎所有的手工业都消失，这使得对先进机器技术的需求增加。逐渐增多的发明创造为经济繁荣作出贡献，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强劲的社会生产提供了铺垫。
在宗教、文化方面，有不少神职人员染病而死，人们发现上帝不能保护人类的安全，开始质疑教会的权威，宗教改革渐渐酝酿；享乐主义出现，很多人崇尚“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的现实主义，精神追求从对神逐渐转向对自身的关注，注重探寻生命的存在和人类自觉意识的觉醒，人文主义兴起。
在科技上，瘟疫促使人们重视医学。大量医院出现，有了专职研究医学的医生，人们开始相信医学治病救人的技术，而不只是相信教会；生活环境的清洁、城市卫生也被重视，地下管道被合理规划，一切都向着科学合理迈进，而非寄托于向神祈祷。
黑死病在当时是一场大灾难，可它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却是意料之外。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很多人认为犹太人是黑死病的传染源，导致犹太人被歧视和大量屠杀，迫使犹太人大规模迁至东欧。这与冠状肺炎爆发的今天，特朗普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西方社会中有人歧视、攻击亚洲人的情况类似……
鉴古知今，今年新型肺炎爆发之初，美股暴跌一万多点，几天之间美国有1000万人失业，每天新增的确诊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但现在各国家仍积极治病救人，遏制疾病蔓延。正如黑死病一样，疾病之后产生的促进效应却也是无人能预知的。
作者：邱燕，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本书开篇提到，由于早期不被犹太主流所接纳并遭受排斥和迫害，基督教徒不得不远走他乡向外邦人传教。这是基督宗教能够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的前提和契机。东罗马灭亡后，奥斯曼帝国成为西方通往东方陆地交通的屏障，于是迫使西方开发海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也遭遇了来自西方国家从物资到技术的封锁。封锁只会倒逼中国自力更生，它加快了中国技术研发的脚步，刺激了中国的自发性创新。中国通过自主研发、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等，不断提高各领域的科技水平。现在，连外国人都感叹和羡慕我们移动支付的安全便捷，高铁的实惠快捷，大疆无人机的酷炫。除了技术问题，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最终仍要以市场转化为目标导向，这样技术发展才具有生命力和持续性。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庞大的消费市场，技术封锁恰恰使主张封锁的一方失去了巨大市场。具有排他性和扩张性的西方国家不能容忍别国（尤其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崛起和强大。但是，任何事物都由不同的方面组成，所谓异中有同；而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都有其独特性，所谓同中有异。同处于地球家园的每个国家不正是“和而不同”中每个独特的“不同”吗？面对新冠病毒这个无形的敌人，世界各国应该摒弃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差异，求同存异，共克时艰。求同，就是寻找共同点，追求共同的利益。凶猛的疫情面前，人命关天，尽最大可能保全人民的生命是当前各国共同目标，是面对此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合作基础。存异，就是保留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利益，不求同一。病毒不区分西方人还是东方人，医疗设备在世界哪个角落也都可以被不同种族的医护人员用来救死扶伤。各国制度不同、国情有别，但数据共享、物资互助、经验交流是完全不受语言、种族、意识形态约束的。抗疫经验也定不会照搬照抄，各国各地可以结合当地现实条件合理变通，只要他国经验有用有效，自己的经验也终将会形成。异中有同，有“同”就必然能合作，即便障碍重重。只要为了共“同”的目标，合作并不违背原则。据预测，新冠病毒在短期内不可能被彻底消灭，人类的生存质量将受到巨大威胁。在愈演愈烈的疫情背景下，各国更应综合各方力量，高举求同存异的旗帜，为了人类的生存和更美好的未来，迎接隐形病毒的挑战。
第一篇 源头
第二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首次结合：奥古斯丁与柏拉图第四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二度结合：阿奎纳与亚里士多德第七章 大变前夕：腐化的教会面对涌现的民族意识和人文思想第九章 宗教政治化的欧洲大混乱：西班牙帝国的盛衰与国家理念的抬头第十一章 绝无原则的法国内争产出乐观、悯人的理性主义第十三章 绝对原则的英国内争产出悲观、功利的经验主义第十八章 法国从盛到衰：理性主义藏身于浪漫卢梭的“天赋平等”第二十章 资本成形：达尔文的“自由竞争”是天演原则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第二十四章 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第二十五章 自由、功利取代生命意义：资本主义吸纳存在主义第二十七章 “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第二十九章 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相关阅读
编辑：顾春雪
排版：张祎娴
——to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