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摘自本书
第七章 大变前夕：腐化的教会面对涌现的民族意识和人文思想
从不同政治力量对待《大宪章》的态度看13世纪初英国政教关系 本章与第六章同属过渡章节，这两章承上启下地连接了阿奎那思想到宗教改革这一历史进程。第六章主要介绍了14世纪的大灾难，第七章主要介绍15世纪的大动乱。从内容上讲，本章主要分析了15世纪的欧洲局势。第一部分，从法国开始，引出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同时介绍了泛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第二部分，以法国和西班牙的两强之争，讨论了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的形势。第三部分，讨论英国在百年战争、内战的历史背景下贵族、国王、教会的权力斗争，及因其形成的英国特殊的岛国民族和国家观念。第四部分，总结了第一篇"源头"的主要内容，古哲的思想被混乱的现实颠覆，理性站到了信仰的对立面；并且提出了开启下一篇"物竞"的关键问题。本章的主题是欧洲15世纪的大动乱，带来了16世纪初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的革新，成为导致宗教改革的间接因素。本章内容引起了我对中世纪欧洲历史的兴趣，我的问题有：为何哈布斯堡家族无法完成欧洲大一统，且无法和新兴国家对抗？同作为欧洲火药库的意大利与神圣罗马帝国有什么区别？意大利的豪族与欧洲贵族有什么区别？在学习过程中，我发现英国不同政治力量对待《大宪章》（The Great Charter）的态度是有区别的，我尝试以此来讨论13世纪初英国的政教关系。诞生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在13世纪历经3次修订、5次重大重申，1225年其修订版本最终定型。《大宪章》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奠定了英国的宪法和议会制度，也是当今世界法制与人权的重要依据。《大宪章》800多年来饱受赞誉和争议。一方面，其被称赞为西方宪政、民主、法治和人权的起源；另一方面其也被认为“英国历史上最反动的文献”[1]。对《大宪章》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政治、宗教、经济与法律等学科，在这里我打算从13世纪英国不同的政治力量对《大宪章》的争端入手，分析当时英国的政教关系。13世纪英国的政治力量分为两条线：王权下的英国国王与贵族、教权下的罗马教皇和英国教会。英国王权属于世俗政治体系，源于带有原始军事民主制的撒克逊“蛮族”王权，公元9—10世纪转变为封建王权，公元1066年由征服者威廉正式确立王权，并在公元12世纪进一步得到强化。在封建制度下，英国国王与贵族是主与属的关系，贵族有自己的封地，有义务为国王打仗并支付税收，而国王有义务保护贵族。英国教权属于基督宗教体系，由英国教会来主持。英国教会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分支，接受罗马天主教会的领导，并根据《教会法》来任命各级神职人员。虽然王权与教权是两个独立且平行的垂直管理体系，但其中有诸多重合之处。从教义上看，从基督宗教传入英伦三岛开始，王权和教权就开始融合。根据奥古斯丁对教义的修正，神的国度高于人的国度，而教权也在君权之上。具体表现为，国王需要通过教会的涂油加冕圣礼，向罗马教皇效忠。公元787年，麦西亚国王奥法让教皇代表为其子爱克格弗斯涂油加冕，是这一传统在英格兰的滥觞[2-3]。从地理区域上看，世俗政权的行政辖区与教会体系的教区是重合的，也就是说同一个区域同时存在着两套管理体系，这也是政教纠纷的根源之一，两体系的矛盾集中在税收和司法上。从文化上看，教会中的神职人员使用拉丁语，世俗政治体系中的国王和贵族多使用法语，而普通民众则使用英语。最重要的是，政教体系中人员身份与一些贵族和神职人员的身份重合。英国早期的军事贵族善于武功而疏于文治；而教会中的神职人员是社会上层，有丰富的教务管理经验，又垄断了文化教育，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世俗政治体系中，成为新兴的贵族——这个群体有两重身份，同属于政权和教权体系下。他们既要服从英国国王的命令，履行下属的义务；同时要听命于罗马天主教会，因此他们在英国政教关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3世纪初，英国国王约翰与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争夺英国大主教的任命人选，英诺森三世威胁开除约翰国王教籍，约翰国王妥协，英诺森三世指派其好友史蒂芬·朗顿担任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同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英国在布汶战役中被法国击败。险些被教会除籍和对外战争的失败，严重削弱了约翰国王在国内的威望，而他继续向国内贵族加税，直接引起了内战。1215年6月15日，众叛亲离的约翰国王不得不在英国兰尼米德签署《大宪章》。《大宪章》由英国教会大主教朗顿起草，63条条款中的第1条就是“英格兰教会是自由的”。《大宪章》的目的在于限制王室的税权（有必要先咨询贵族并取得贵族同意）和法权（不得侵犯人身、不得侵犯私产）[4-5]，但各个政治力量对于《大宪章》表现出不同的立场。在以往的政教矛盾中，王权下的国王和贵族对抗教权下的罗马天主教会和英国教会。对于《大宪章》态度，英国国王约翰和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反对，而英国贵族和英国教会则支持。《大宪章》的目的是限制王权，英国国王约翰自然不同意；而罗马教皇为英国国王站台的原因是，王权是神赋予的权力，必须经过教会认可才具有合法性。贵族希望约束王权，让出的部分王权可予以贵族，但王权的再分配必须经过教会的允许，而不是由国王与贵族签订《大宪章》来决定。总体来说，《大宪章》限制了王权，促成了英国教会和贵族结成同盟，给予了两者一定的政治权力，切断了王权与教权的联系。那么，其中的关键矛盾是，为什么英国教会和贵族可以联合？原因之一是上文提到的贵族和教会神职人员身份的重合。他们成为政教关系中的第三极，是英国国王—贵族与罗马教会—英国教会两条平行线之间的桥梁，也正是他们促成了英国政治中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大宪章》的签署是表现之一。
参考文献
[1] 郑如霖. 论英国大宪章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性质[J]. 华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1): 111-121.
[2] 孟广林. 中世纪前期的英国封建王权与基督教会[J]. 历史研究, 2000(2): 134-147, 192.
[3] 何勤华, 王涛. 《大宪章》成因考[J]. 法学家, 2017(1): 92-108, 117-178.
[4]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5] 程汉大. 《大宪章》与英国宪法的起源[J].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2002(2): 14-29.
1. 15世纪的人文主义
15—16世纪，欧洲有两场文化变革：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其动因都指向中世纪宗教与社会的矛盾，但两场变革的历史效果却大相径庭。
文艺复兴是以人文主义为思想核心的文化现象。人文主义是指14—16世纪，一场通过汲取古代希腊罗马时期文学、艺术的精华，把中世纪对宗教信仰的关注转变为关注人自身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思想文化运动。
随着活字印刷术的传入，珍藏在意大利各修道院和拜占庭地区的古籍被广为传播，那些过去只有贵族才能阅读的书籍得以在民间流传。一方面，这为人文主义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存，使他们有机会阅读古典文化的人性美，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和尊严，他们在书籍中找到了信仰的基础；另一方面，人们有机会阅读《圣经》等宗教书籍的原本，而不是像中世纪时期那样，只能听神父宣讲、解读，教徒们对神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2. 与罗马教会的关系
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都具有反对罗马教会的倾向，但人文主义者往往很容易与教会和解，因为他们追求享乐和感官的刺激，追求人欲。这些也影响了神职人员，使以前强调的禁欲之事渐渐被接受为正常的事，从圣彼得、西斯廷等教堂的壁画、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出，人文主义十分流行于当时的上层社会，他们甚至将神人性化，如拉斐尔的圣母像、米开朗基罗的一些圣经题材的艺术作品。当时的神职人员为了附庸风雅，也愿意与人文主义者来往，两者巧妙地互相妥协、相辅相成，最终成就了一大批以宗教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
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核心是要求以人为中心，它冲破了基督教神学桎梏，唤醒了人的自我意识，这与教会以神为中心的思想相违背。虽然文艺复兴对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神学形成了有力冲击，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教会统治下社会的基本格局，这与后来的宗教改革相差甚远。
作者：邱燕，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我觉得目前世界的状况和本章描述的情况有些相似——疫情让西方人无所适从，理性世界的中心被撕裂了。此时的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正处在抗击疫情的艰难时期（本文收稿时间为4月中旬——编者注）。国界畅通的欧洲各国相继水深火热、自顾不暇，“求助无门”让欧洲人发现欧洲团结只是个童话。在美国，联邦政府截留了多个州的物资；因联邦层面物资调配不力，各州更要通过互相竞价从联邦政府手中抢购防疫物资。各州相互争抢，没有协作，还要与外国政府竞争。美国各大医院医务人员严重不足，但仍有医护人员因爆料医疗设备不足而被解雇。此时，对于各国来说，自存大于一切。西方世界变得极端、混乱，理性和道德被残酷的病毒撕裂。武汉暴发疫情时，全国各地医疗队伍火线支援，各行各业肝胆相照，各家各户都安心居家隔离。疫情激起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凝聚力。过去的70多天里，14亿中国人同心协力抗击疫情，为了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存”，在东方筑起了抵挡新冠病毒的“万里长城”。疫情无情撕裂了许多家庭，却让中国人民和政府好好配合了一把，为世界抗疫之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带来了希望。中国经验告诉世人，“与人共存”的信仰是能够与“个人大于一切”的张力相抗衡的凝聚力，它用爱与义黏合住人性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裂口。在这场百年一遇的全球抗疫苦战中，保全人民生命安全与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无关。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合乎民情的有效措施，民众的理性自律与互爱，才是可把病毒击退的“正义之剑”。
第一篇 源头
第二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首次结合：奥古斯丁与柏拉图第四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二度结合：阿奎纳与亚里士多德第七章 大变前夕：腐化的教会面对涌现的民族意识和人文思想第九章 宗教政治化的欧洲大混乱：西班牙帝国的盛衰与国家理念的抬头第十一章 绝无原则的法国内争产出乐观、悯人的理性主义第十三章 绝对原则的英国内争产出悲观、功利的经验主义第十八章 法国从盛到衰：理性主义藏身于浪漫卢梭的“天赋平等”第二十章 资本成形：达尔文的“自由竞争”是天演原则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第二十四章 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第二十五章 自由、功利取代生命意义：资本主义吸纳存在主义第二十七章 “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第二十九章 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相关阅读
编辑：顾春雪
排版：张祎娴
——to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