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周言《余英時傳》
作者： 周言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21/10/20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699元
本书简介
若要透過一個人寫一部當代史，尤其是當代的學術史和思想史，唯獨通過余英時的傳記才有可能。
他的降生，正是中國波譎雲詭的歷史時期，而他身後的家族百年變遷，恰恰是中國近代史劇烈變動的縮影。他是余英時，二十世紀繼胡適之後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家。他的成長歷程，與中國近代史中若干重要轉捩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個人的生平經歷，就是一部當代中國文化史和思想史。
針對余英時學術成就而發的評論所在多有，但對余本人的人生經歷，世人依舊知之甚少。而余英時本身成長的歷程，經歷了自抗戰之後中國近代史中若干重要轉捩點。早歲的戰亂與動盪為他帶來顛沛離散。卻意外地為他指引了一條更為開闊的學術路徑。在這道學徑上他逢遇了錢穆、楊聯陞等，對其學術養成及文化薰陶帶來深遠影響的名師宿儒；同時也由於研究、書寫工作的因緣，與胡適、陳寅恪、錢鍾書等海內外重要學者有所交集與過從。
本書為華人世界史學巨擘余英時身後首部傳記，將余英時一生成長與學術追尋的歷程完整於世人面前。並詳錄余英時生平著述繫年要目，為將來的後進提供了一條更為清晰、深闊的學術取徑。
作者简介
周言，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清華大學社科學院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寅恪研究》主編，著有《王國維與民國政治》、《余英時傳》等，編有《辛亥百年：回顧與反思》、《不確定的遺產：哈佛辛亥百年論壇演講錄》、《陳寅恪研究：反思與展望》、《陳寅恪研究：新史料與新問題》、《海上中文系》等。
目录
出版前言 更清晰深廣的道途
前言
引言 余英時家世
第一章 一個家族的中國近現代史
士紳余誼密／革命烈士余大化／地下黨項子明
第二章 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
學界生涯／投身政界／一九四九以後
第三章 少年余英時
童年歲月／時代變遷／輾轉求學
第四章 一九四九：走還是留
燕京末路／燕京師長／走還是留
第五章 海濱回首隔前塵：余英時與錢穆
就讀新亞／師生情深／兩難的抉擇
第六章 余英時在新亞
名師雲集／同學少年／思想的激蕩
第七章 香港時代
余英時與《自由陣線》／余英時與《中國學生週報》／余英時與高原出版社
第八章 求索西方文明
追索民主與文明／何謂革命／自由與平等
第九章 天才為何成群的來
二十世紀上葉的哈佛學生／洪業的哈佛歲月／哈佛園中多英傑
第十章 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余英時與楊聯陞
帶藝投師／教學相長／暮年楊聯陞
第十一章 思想、學術的新動向
楊聯陞與漢代研究／陳啟雲的質疑／傾心人文主義
第十二章 余英時的岳父陳雪屏
從學界到政界／一九四九之際／終老台灣
第十三章 緣起陳寅恪之一：《論再生緣》出版風波
早年陳寅恪／文字惹禍事已多有／時代的反響
第十四章 從哈佛到密西根
余英時與費正清／留美與回港之間／余英時與黃仁宇
第十五章 重返哈佛
楊聯陞的舉薦／田浩與余英時／黃進興與余英時
第十六章 從秦漢到明清
學術潛伏期 ／追尋明遺民 ／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釋
第十七章 重返新亞
余英時與孫國棟／ 激辯新亞精神 ／校務之外
第十八章 中大改制的台前幕後 上
中大改制的緣起／中大改制的過程／改制激流中的余英時
第十九章 中大改制的台前幕後 下
改制小組成員的回憶／中大改制中的唐君毅／與唐君毅“和解”
第二十章 轉向東方
《歷史與思想》出版／當選院士／與錢新祖的論爭
第二十一章 從哈佛到耶魯到普林斯頓
從哈佛到耶魯／執教耶魯／從耶魯到普林斯頓
第二十二章 大陸之行
張光直的推動／各地見聞／余英時與錢鍾書
第二十三章 緣起陳寅恪之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風波
一輪排炮／馮衣北出場／汪榮祖的意外加入
第二十四章 心繫兩岸
反智論的提出／站在歷史的潮頭／建設台灣
第二十五章 時代的風陵渡口
變局之後／義不容辭發友聲／中國情懷
第二十六章 展望九十年代
知識人的邊緣化／激進與保守之爭／余英時與王元化
第二十七章 余英時的反對者 上
魯迅研究者的發難／郭沫若研究者的圍剿／又一個「馮衣北」
第二十八章 余英時的反對者 下
李敖的率先發難／候立朝的批判／盧建榮、張友驊的“再接再厲”
第二十九章 師友之間
棋藝、戲曲的切磋／文章師友／虛與委蛇的交往
第三十章 晚年歲月
著作、言論在大陸的傳播／近二十年的政論／悄然離世
結語
後記
附錄
楊聯昇日記中的余英時
余英時先生最後十年的點滴記憶
余英時先生著述繫年要目
前言
二○○六年，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余英時榮獲有著「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該獎項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余英時與美國非洲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共同分享了這一獎項，這是迄今為止華裔歷史學者第一次榮獲該獎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實早在余英時獲此獎之前，其在史學界的地位早已有目共睹，從余英時一九六一年從哈佛大學博士畢業算起，其先後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其連續任教於三所東部常春藤大學，這項紀錄幾乎無人能破。
一九七四年，余英時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年僅四十四歲，幾年之後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兼新亞書院院長，一九九一年擔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十年之後他為《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和《胡適日記》所寫的兩篇長篇序文以及其他和胡適相關的文章，結集為《重尋胡適歷程》出版。
其實早在在半個世紀之前，余英時早已在胡適那裡留下了痕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胡適日記記載了其和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會面的場景，其中提到了日後成為歷史學家的余英時：「潛山余協中來訪，他是用Refugee Act（難民法案）來美國居留的，現居Cambrige（劍橋），他說起兒子余英時，說Harvard（哈佛）的朋友都說他了不得的聰明，說他的前途無可限量。」
當然胡適在這裡沒有留下對余英時的直接評價，但是從余協中的言辭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學人對於余英時的看重。五○年代余英時的老師錢穆曾經給余協中寫信，信中說：「英時天資勃發，實似往年張君蔭麟，而醇厚過之，必有遠道之期，此不僅兄之老福，亦弟晚年心情所切盼。」錢穆對於余英時的這一評價，轉述自牟潤孫，錢穆在寫給余英時的信中有記載：「弟（余英時）文到，牟潤孫先生閱後極為擊節，謂弟英年才起橫溢，據彼所識唯往年張君蔭麟差可比擬。」錢穆後來在《師友雜憶》中，也記載了他人對於余英時的評價：「學期中，哈佛來邀去作學術演講。晤雷少華，親謝其對新亞研究所之協助。雷少華謂，哈佛得新亞一余英時，價值勝哈佛贈款之上多矣，何言謝。英時自去哈佛兩年，轉請入研究所讀學位，獲楊聯陞指導，成績稱優，時尚在校。」
錢穆作為余英時的老師，對余英時自然讚嘆有加，而余英時的另外一位老師楊聯陞也對余英時頗為器重。楊聯陞去世之後，他的老同學周一良在追憶文章中便留下了楊聯陞對余英時的評價，周一良早年和楊聯陞曾是同學，但是後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周一良回憶：「四○年代末以後，天各一方，不相聞問，直到一九七四年聯陞夫婦同來北京才得晤面。他當時極為小心謹慎，許多老朋友都未要求會面，只提出見我。我當時已調到『梁效』工作，『紀律』奇嚴，居然得到允許去北京飯店會晤，原因是『此人是很有影響的美籍華裔學者』。記得這一上午的會面他異常興奮，談了很多，而我卻『乏善可陳』。我問他在哈佛有無接班人，他舉出余英時。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余英時教授之名，而識荊又在十五年之後。」
當然對於余英時最高的評價，當屬錢鍾書，錢鍾書曾經在送給余英時的《管錐編》扉頁上留下這樣的字樣：「每得君書，感其詞翰之妙，來客有解事者，輒出而共賞焉。今晨客過，睹而嘆曰：『海外當推獨步矣。』應之曰：『即在中原亦豈作第二人想乎！』」當然這是錢鍾書的客氣話，與錢鍾書寫給余英時的信中讚譽有加是相同的：「兩奉惠書及贈什，寓意深永，琢句工適，足使老於吟事者咋舌斂手，自是君身有仙骨也。弟如田光，恨不相逢於壯盛之日，友聲和答；今則臣精銷亡，愚才竭盡，惟有把君詩過日耳。」
其他諸如此類的評論不勝枚舉，但是我必須指出，這些評論大多針對余英時的學術成就而發，對於余英時本人的人生經歷，世人依舊知之甚少。而且從余英時出生的二十世紀三○年代開始，恰好是中國波譎雲詭的歷史時期，余英時及其身後的潛山余氏家族的百年變遷，恰恰是中國近代史劇烈變動的縮影，二十世紀上半葉，潛山家族的分化，折射出國共政爭中近代史的戲劇性，而余英時本身成長的歷程，經歷了自抗戰之後中國近代史中若干重要轉捩點，余英時都和這些轉捩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曾有人說透過寫一個人寫近代史，唯獨通過梁啟超的傳記才有可能，而透過一個人寫一部當代史，尤其是當代的學術史和思想史，唯獨通過余英時的傳記才有可能。
周言：余英时回忆录读后
近十年前在普林斯顿初见余先生,那时他的《论天人之际》还没有出版,外界传言他退休后,一直致力于撰写一部关于唐代的高僧和诗人的书,后来没有看到,反而是几年后在台湾和内地出版了《论天人之际》。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八十几岁出版这本究天人之际的作品,应该就是收山了。然而几年后我再访普林斯顿之时，余先生当时让我先在普林斯顿转转,因为他那几天正在赶稿,后来在余家听他说起,王德威教授在哥伦比亚比亚大学主编了一套书,将余先生的英文著作汇编成两大巨册,前几天他正在写这两本论文集的前言,这就是随后出版的《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eventeenth Century Through Twentieth Century》,套用王汎森先生的话,余先生的研究“从尧到毛”。
当时我年轻气盛,因周质平先生怂恿,开始写《余英时传》。余先生的故交董桥先生和林道群先生不弃,在《苹果树下》刊出多篇，香港一刊出,旋即传真余家,据说篇篇余公和淑平师母都看过，写作传记的同时,我顺带把余先生的父亲余协中的文集和其继母尤亚贤女士的译文集整理出来,承蒙余先生不弃,写了一则前言(余先生说父母的书不敢写序),前言中有几句话,称编的这两本书“虽非全豹,但已得十之八九”,在前言中和当面余先生夫妇又说了几句夸奖我的话,我觉得说出来太过自炫,姑且不言。传记初稿三十章写成后,我访问余先生的时候,给了余先生一份请他老人家审阅,当时国内已经禁余,不仅余先生的著作不能出,就连亲友也受牵连,不仅余先生父母的书,连余先生的朋友吴文津的文集也因为余先生写了序也不能出。
关于传记,我和余先生有君子之约,传记出版,必须要等到余公百年之后,当时我便和余先生开玩笑,传记汎森先生写最合适,但他太忙,余先生笑着说急不来的。那时我问余公写不写日记,余先生说没写,我问到回忆录,余先生说也没打算。时在2015年,当时李怀宇的《余英时谈话录》一直有传言要出，广西师大出版社多年前就刊登过广告,今年看到年初看到连载余先生的回忆录还有些奇怪,直到拿到样书,我才知道余先生称回忆录乃是从谈话录改写而来。但我读来初步的感受是,余先生基本上是自己重写(如果单单是李怀宇的文字,没有余公行文的气韵)。当然李怀宇前期的梁访确实是一项基本的工作,包括我写传记,也引用了一些李先生的访谈文字。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据友人转述王汎森先生的话,此次回忆录只是上部,还有中、下两部。
拿到回忆录之前,我认为对余先生本人已经足够了解,翻了回忆录才知道,他早年生活的许多细节,前人很少有人知道,余先生写了出来,但有些细节还是没有提及,我将在文章中逐一指出。
比如第一章余先生提及其父亲余协中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书,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陈垣,但直没有文字材料,我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档案室内找到了余协中先生的论文原本,后面有陈垣的批语,为这一细节提供了实际证据,传真到余府余先生非常高兴,连称“妙极”。再如余先生提及他在开封住过,因为萧一山先生请他去河南大学任教,当时和他同事的是范文澜。余先生也提及,1945年开始他曾经在他的舅舅家住过一段时间,余先生比较谦虚,没有提及他的母亲家乃是张英张廷玉的后人,余先生的舅舅家,就是安庆桐城相府,六尺巷的所在地。余先生还提及了他家族内的一位长辈,曾担任过安徽省财政厅长和安徽省长的余谊密先生,后来余谊密的后人将其著作编成了《疏园遗作集存》,余英时先生用毛笔写了长序。在潜山住了九年后,余先生随父亲去了沈阳,随后又到了北京。
回忆录中以前最不为人知的一段,应该就是余先生沈阳的经历了,余先生的父亲和杜聿明是老朋友,这段关系应该可以追湖到重庆时期(当时余协中曾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考试院工作)甚至更早,因而抗战后余先生的父亲随杜聿明去了东北办学,当时教过余先生的，有名的便是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和清华国学院毕业的高亨,以及北大法学院院长陈其田,当然还有名气更大的梁实秋。只不过梁实秋只是短暂任教,着墨不多。
回忆录中关于北京这一段,除了写聂崇岐翁独健赵萝蕤这些教过他的这些先生外,着重写了北平时期他的表哥汪志天(项子明),项子明四十年代在北大学生地下党中威望很高,地位大致相当于清华地下党的蒋南翔,后来曾经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除了余先生写到的他投身革命以及1980年前后他们重晤的事情之外,我需要补充一些我所耳闻的事迹,据项子明先生的女儿汪青回忆,他父亲郁郁而终,和彭真有着密切关系,因文革初期,江青借“畅观楼事件”向彭真发难,项子明因为顶不住压力,说了些对彭真不利的话,项当时的地位,在北京市委仅次于彭真刘仁,因而和彭真结怨。文革结束后彭真复出,便要整项子明,项子明曾去彭真家解释,彭真不听,出来后项子明抱着一棵树哇哇大哭。随后不久项子明被解职,郁郁而终。前几年北京的董明兄在拍卖行买到一封1980年代初期余先生写给项的信,拿来给我看,信中提到了项和余在美国的重晤,余还介绍了一位研究杜甫诗歌的美国博士生ssan去北大学习,希望项给予帮助。回忆录中还曾提及,余先生在燕京大学曾经“入团”,这一段经历也颇为有趣,显示出了余先生早年思想未成熟时期的特质。
当然在回忆到北京旧事时,还有一些好玩事,余英时的家乡安庆潜山,是京剧鼻祖程长庚的故乡,或许是这个原因,余先生喜欢听戏,我曾听他说起,他爱听余派,但不大唱,余先生的老师杨联陞先生喜欢唱,尤其是言派,杨先生和程派名伶赵荣琛是拜把子兄弟。余先生回忆录中提到,他在北京也常看戏,印象最深的,便是谭富英的《定军山》。
有关于余先生去香港随后定居的回忆,此番回忆录更为细节化。以前余先生的文章曾提及出关后“头上一松”,回北京时“跳下火车”等等但没有完整的回忆,此番回忆录的描述更为完整,余先生以去九龙(有高人指点不必说香港以免“拒签”)探亲的名义到香港,和父母相处了段时间后离港,在回去的火车上余先生忽然想到父母年事已高,需要照顾,于是中途下车但折返香港,并非易事,余先生花了一笔钱找了一个黄牛顺利解决,中国史学界的一大转折,多亏了这个黄牛。
余英时先生在新亚追随钱穆先生读书,之前已写有专书,回忆录大多重复前言,唯写到“第三势力”,之前有提及,但语焉不详,此次为全盘披露,回忆录提及第三势力中之“李微尘”,余先生称“似是假名,没有见过”,此处余先生的回忆不确,李微尘在康有为晚年曾经追随过康,算是康的弟子,后来又投靠了李宗仁,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就靠李宗仁接济,1956年还曾经混迹香港党外人士赴京参观团,与曹聚仁等人一起受过周恩来的接见。1960年又向李光耀毛遂自荐,成为李光耀政府的顾问,1976年还通过曹聚仁的关系安排李光耀访华,其政治背景非常复杂。余先生因为当时是青年学生,并未参与政治组织,与顾孟余张君劢等第三势力的核心人物,也并未谋面。但余先生因为参与友联出版社和《自由阵线》的编务,写作有了突飞猛进的窗口,余先生的早年著作,大多在这一段时间写成,也因此被当作“第三势力”，因而赴美的时候办不出护照和签证,只能用一种“临时身份证”,直到后来加入美国国籍。余先生参加出版社和刊物的运作有两位朋友名气最大,一位是司马长风,一位是徐速,余先生在美国读到中研院辗转传入美国的陈寅恪《论再生缘》,随后向司马长风推荐,促成了此书在香港的首次正式出版。当时余先生还办过《海澜》杂志,第一期刊登了他在美国听历史学家汤恩比的演讲文章,当时余先生还排长队请汤恩比签名,但后来多次搬家遗失,成为余先生一个很大的遗憾。
余先生在美国追随杨联陞读书,以前也写过专文,唯独读书时候选修科目,没有详细记述,我之前在杨先生的日记中看到一些记载,此次余先生的回忆更加丰富,尤其是余先生的西学背景,可以从香港一直追溯到哈佛时期,此时已经相对成熟,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用了许多篇幅记述了他的两位朋友,高友工和张光直,张光直去世较早,余先生写过文章,但并未披露与张光直的失和,此次终于道出其中原委,乃是张光直九十年代担任中研院副院长期中,改革受到阻力,竟将余先生视为改革障碍,颇值得读者关注。而关于高友工的回忆,则是第一次看到,颇有为魏晋遗风。尤其是余先生提到,高友工去世前三天,淑平师母曾经给经给高友工打过电话，电话结束时淑平女士问高友工要不要和余先生说两句话,高欣然同意,结果两个人说了近二十分钟。三天之后高友工去世,余先生在回忆录中说:“这次电话竟像是上天特意为我们安排的次告别机会。”老来知交半零落的伤感,在余先生的笔下,尤其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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