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平衡与跨界研究——响应《管理世界》3.25倡议（八）

2020年的初春，一场突如其来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沉重悲痛的一笔。“战疫”仍在继续，疫情结束之后的世界将见证这场时疫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2020年3月25日和26日，《管理世界》与《经济研究》先后发布了《亟需纠正学术研究和论⽂写作中“数学化”、“模型化”等不良倾向》的编者按和《破除“唯定量倾向” 》的来稿说明。

经管领域中文顶级期刊的这两份声明，宣告一场针对经济管理研究领域“时疫”——“数（学）模（型）化”的“防疫战”打响了。这场“战疫”非常必要，期盼已久。管理学界对流弊已久的数模化现象针砭多时，各种言论和主张不时见诸正式期刊或网络文章。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也颇多关注与思考，破除“唯数模化”这种单一方法论的垄断性桎梏，回归学术真理的源头，疏导本土管理研究的原创活水，是我们一直呼吁、倡导并不懈努力的所在。欣闻《管理世界》3.25倡议，作为回应，我们在此把我们过去思考并付诸实践的有关本土管理多元化研究及新学术路径做一个总括性介绍，回答在“去唯数模化”背景下，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怎么做？管理学者何去何从？

哲学反思：研究的思想性与原创性

唯数模化弊病的讨论与批评已经很多，在此不再赘述。我们想着重探讨唯数模化现象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哲学反思。管理研究领域今日的唯数模化倾向，滥觞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界借鉴、引入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在管理学研究中不断强化量化、模型化、统计化等数理工具的运用。“理性的铁笼子”越扎越紧，这套研究范式在度过上世纪的黄金时代之后，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根源于此的乱象种种，不一而足。唯数模化流弊渐深，以致今日需要“官宣”以纠正此“不正之风”。这也标志着“唯定量”的方法论理性在管理研究中的坍塌起点。

我们并不单纯反对数模化研究，而是反对它的过度扩张，以及管理学者对它的盲目崇拜。不要忘记，研究的初心是建构原创思想，用于解释与指导实践，而数模化仅仅是研究工具手段而已，不应喧宾夺主。如果数模化退回到合理的边界内，符合中道的状态，我们当然欢迎使用数模方法。我们的核心主张是既不能完全否定数理模型类研究，也不能不给其他多元化研究以生路，应该提倡鼓励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

然而，唯数模化背后的工具理性立场、泛量化价值导向，更值得我们深思。数模化研究显而易见的便利性与快捷性，自然诱惑众多学者，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数模化研究，以其为走上学术论文发表捷径的首选利器。“文章在手，横行天下”。原创之思与学者责任担当似乎抛之脑后，无需考虑，只求模型精致、数据漂亮、万事大吉。显然，唯数模化带来的唯指标化，把代理指标当成“月亮”（Power，2004）可以暂时在圈内自欺欺人，只是研究成果面对实践的最终检验时，就必然“实践指导性不足”，遑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故弄玄虚”。

唯数模化倾向也启示我们，我们必须警惕以过时的旧有西方哲学理念（主要是以量子力学以前的牛顿物理为核心）为基础的研究范式，既不符合西方现代实践，更不符合中国本土实践。借用西方工具手段从事中国本土研究，需要牢固立足于本土的文化情境与实践土壤。比如，中国的阴阳哲学思想，既超越西方古典非此即彼的二元哲学假设，也超越西方近代的黑格尔辩证法，因此对于悖论管理（诸如新全球化时代的竞合关系等悖论）具有独特的指导意义。还有儒家的和而不同、佛家的合和共生、道家的无为而治等等思想要义，对于无论今日的本土管理研究，还是普适性的全球化管理具有别具一格的独特启发。

把合和共生作为处理复杂关系的基本理念，非此即彼的义利分离的一分二选项，就被义利合一的二合一选项明显超越。从诸如天人合一（即主客融合统一）、阴阳平衡（即悖论双方相生相克）、悟性洞见（即主动归零与直觉想象创新）等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中，挖掘、梳理、重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哲学基底，是我们在去唯数模化时代夯实我们前进道路的不二法门。

学术回归：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循环

如果把组织管理比作一场社会实验，那么管理实践者是这场实验的直接实验者，管理研究者则是实验的观察者。我们曾总结出管理者有两条路：德鲁克之路与马奇之路，前者完全沉浸于管理实践的现象中，从中发现规律、提出洞见，以其卓越的洞察和敏锐，获得了作为一名管理学大师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后者则完全关照于理论本身，以其深邃的理论眼光，为后人构建了一系列精当的管理学理论，也获得一代卓越的管理学大师殊荣。

然而，即便是马奇之路，追根溯源的话，他的理论建构基础也无法脱离管理实践供给的素材，只不过是间接或又间接的素材积累。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管理学术的真理，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管理实践是管理理论诞生的源点，管理实践也是管理理论最好的终点。检验负责任的学术研究，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成果对实践有有益的指导，也可具备“政策参考性”。因此，理论与实践的阴阳平衡是管理学研究转型的核心所在。

距离实践太远，是唯数模化倾向弊端最集中的体现。一是唯数模化研究的起点不是从实践问题中提炼出的真问题、好问题，更可能的是先建模型，后套问题。二是唯数模化研究的终点难有实践影响力，研究做得很漂亮，但于实践无益，这成为唯数模化研究的常态。如此常态，学术研究也就难免“自娱自乐”，而“思想启迪性、理论创造性”就难免成为空中楼阁、水中捞月。

现代管理学发展至今，几乎所有的基础理论都源于西方学者的创造。中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几十年，已经为本土学者提供了丰厚的实验观察场域和样本，不过广为接受的原创本土管理理论仍然寥寥无几、少的可怜。这不得不让我们警醒和深思。学者当务本，本立则道生。原创理论的本源在哪里？如何创造原创理论？我们现在看到了破除束缚我们的方法障碍的曙光。轻装上阵以后，就需要在实践的广阔天地上探索原创理论的源头活水。

学者跨界：另辟蹊径的知行合一

破除唯数模化的旧习，倡导务实原创的新风，关键在于学术评价制度体系的革新及学术生态的进化，根本在于践行新风的学者。我们在阐述德鲁克之路与马奇之路时，提出了第三条路，即融合德鲁克与马奇二者合一的学术研究道路。第三条路符合阴阳平衡原理，而走第三条路的学者与践行新风的学者本质上是殊途同归。

在展望跨界研究的成果时，我们的设想是其成果具有三重意义：(1) 作为教学案例，用于商学院教学；(2) 作为常规学术论文，在同行评审期刊发表；(3) 作为咨询素材，可指导企业经营实践。从研究成效来看，第三条路有助于学者最大可能地“顶天立地”（上接理论研究，下靠企业实践），还可兼顾教学任务。这就可能达到理想状态的知行合一。

作为管理学者，既充分知晓管理理论与知识，又尽量了解实践活动与流程，还能够把自己的理论与知识传授给学生。当然这一美好构想要统一于一个人身上，难度可能不小。不过每个学者可以根据自身秉性和资源条件，选择不同身份的参与深度，形成一个适合本人条件的搭配组合。如果对于实践兴趣更浓，也有条件介入更多企业实务，那就可以实践导向的研究为主，另外两重身份相机而行。如果对管理学的教学更有兴趣，则可以以管理学的教学为主要角色，其他两重角色视情况而定。

从管理学术群体的角度看，学者群体承担好这三重角色，让管理理论与知识以学者为枢纽更加充分地流动起来，将有助于构建本土原创理论，有助于实践到理论、理论再到实践的管理学科知识体系良性演进，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状况的快速迭代和持续优化。

践行新的学风，选择走第三条路，就要选择做跨界学者。选择做跨界学者，就选择了“入世治学”（engaged scholarship）（Van de Ven & 井润田, 2020）的学术人生。这样的学术旨归要成为学术群体的风尚，需要制度环境的配套与维护。即在重树研究哲学的基础之上，还要重建研究范式分类、重设评价标准体系及重塑应用导向的学院。

大概言之，管理学术研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学术研究范式，以解释实践真理为唯一目的，以理论构建与理论验证为核心内容（包括目标与手段，以西方学术界主流为代表；马奇、西蒙、维克（Karl Weick）偏向此类范式。李平，2016）。第二类是纯实践研究，以指导实践现象为唯一目的，以实务操作方法的发现与提炼为核心内容（包括目标与手段，以西方咨询公司为代表；德鲁克、明茨伯格 (Henry Mintzberg)、哈默尔 (Gary Hamel)等偏向此类范式）。第三类是跨界混合型研究，为前两者搭桥（以哈佛商学院相关的部分学者为代表，例如普拉哈拉德 (C.K. Prahalad), 波特(Michael Porter), 克里斯腾森(Clayton Christensen)等），但此类学者最少。

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除了要做到前两类研究，还要“东西融合”以及“人文关怀”。尤其在新全球化时代及人工智能即将来临的时代，以人为本的趋势愈加凸显。兼顾各方、以人为本，也是负责任、可靠研究的基础（徐淑英，2016）。中西合璧、人文关怀，这样才能走好“知行合一之道”。

商院转型：重建制度与文化

按照Aguinis等人（2014）的观点，通过学术成果评价标准多元化，有利于提高学术成果的实践相关性与严谨性。所谓评价标准多元化，就是把目前以学术同行评议为唯一标准向度、仅仅考虑论文引用率的评价体系，拓展到学术成果影响力的其他衡量指标，尤其是加入来自实践领域的影响力指标。只是这一思路的逻辑还是要么接受学术标准衡量，要么接受实践相关标准评价，还是非此即彼(either/or)的逻辑。我们主张的管理学研究范式与以上不同：

(1) 建立管理实践研究评估体系。因为管理实践研究与管理理论研究不同，不能采用同一评估标准。实践导向期刊也应得到管理学界对学术期刊认同，例如《加州管理评论》、《哈佛商业评论》、《斯隆管理评论》、《商业评论》、《清华管理评论》等期刊。

(2) 管理实践研究兼有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双重性质，其评估标准必须兼顾两者。实践研究也有切题性与严谨性两方面评估标准，但其标准与理论研究的两方面评估标准内容不同。

(3) 管理实践研究的切题性表现为主要关注实践活动的关键问题，无论是短期或长期的。这涉及研究方向性的评估标准。相对于此，管理学术研究的理论切题性只是次要问题。

(4) 管理实践研究的严谨性主要表现为适合实践研究的关键方法，无论是定性或定量的。这涉及研究方法论的评估标准。相对于此，管理学术研究的理论严谨性与方法严谨性只是次要问题。

(5) 管理实践研究与管理学术理论研究同属管理研究；理论研究为基础性研究，而实践研究为应用性研究。实践研究不是实践本身，也不是实践活动的简单归纳总结，而是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链接与桥梁，尤其是可以先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后从理论落地到实践，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以此解读并处理管理的核心悖论。为此，我们认为，管理学术研究的最佳“真问题”（即具有理论洞见的问题），以及核心内容均源于理论与实践的有效互动。

“真问题”与核心内容的初步选择可以来自相对独立的两大外在潜在来源，一是他人文献，二是他人经验；而内在潜在来源也有相对独立的两大方面，即本人灵感悟性以及本人经验。然而，“真问题”与核心内容的最终确认必须是文献与经验互动与互补所致，即学者关心的问题正是企业家关心的问题，反之亦然。从这一视角来看，文献与经验孰先孰后的争论并不重要，如同鸡与蛋孰先孰后的争论并无二致，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促进文献与经验有效的互动互补。

(6) 文献与实践互动与互补的核心表现形式就是“两出两进”路径。具体而言，“一出”是指从实践之中寻找潜在管理痛点问题；“一进”是指进入文献探寻该潜在问题的理论意义；“二出”是指将潜在问题确定成为具有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双重意义的“真问题”，并构建该“真问题”的理论解读；“二进”是指将该“真问题”的理论解读返回管理实践之中检验，并指导未来的实践。

(7) 管理实践研究与管理学术理论研究同属管理研究，其另一表现形式就是两者在不同的两大阶段侧重有所不同。具体而言，第一阶段分为两个组成部分，首先确认“真问题”的实践意义以及理论意义，其后确认研究该问题的理论框架以及理论建构；第二阶段也分为两个组成部分，首先开展对理论的实践验证，其后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

(8) 必须保留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只是侧重有所不同。学者个人可以选择偏重德鲁克之路（兼顾马奇之路），也可选择偏重兼顾马奇之路（兼顾德鲁克之路）。

作为应用导向型学院代表的医学院和法学院，在教育和研究方向上与相应的实践结合甚为紧密。学生的培养方向是明晰的，学生的培养方式是问题导向型的，研究探索的内容又是实践需求型的。因此，教、学、研形成了一个“通环”，实现了良性循环，处处体现着应用导向型精神。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给社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可明确感知的价值。

相比之下，商学院（时常也称为管理学院）的教育模式则并未明显体现出那种应用导向型精神。除了世界大多数商学院都开设MBA等职业教育课程以外，对于本科生的培养大多属于课堂教学，即使采用案例研究、角色扮演游戏、报告讨论等方式，也与真实的商业或管理实践相去甚远。对于研究生的培养，尽管在学术研究的方法、深度、科学性等方面，有着不断推陈出新、完善发展的趋势，但研究主题的选择并未高度重视实践需求的重要性，也就导致了研究结果与实践需求的联系并不足够紧密。

此外，与医学院和法学院相比，几乎所有的商学院不会将商业从业资格或经验作为教师录用的必要标准之一，那么这就意味着即使是MBA类的职业教育，授课教师在与职业实践相关的资格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汪潇, 李平, & 毕智慧, 2018)。

商学院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显然不是为了不断产生抽象的、仅能作为“硬性”与“死性”知识，而是能够产生对实践有着重要影响和指导的“软性”与“活性”知识。后一类知识虽然前瞻，但始终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即先实践者之忧而忧（即思实践者之思，以深入而严谨治学启实践者之智）、后实践者之乐而乐。为此，长时间近距离地深入观察了解几家杰出或独特企业异常重要（陈春花，2017；陈威如，2017）。由此可见，阴阳平衡原理在复杂现象中显示其独特而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在VUCA（即多变、不确定、复杂、模糊）条件下更显其英雄本色。

结语

新冠病毒引起的这场世界瘟疫终将过去，战胜病毒的人们将迎来新的生活。去唯数模化的战役号角已经吹响，管理学术研究开始正视并纠正自身谬误。从唯数理模型的垄断桎梏中获得自身解放的新型学者，勇敢跨界吧！在跨进管理新世界中，我们也需要注重有效把握VUCA条件所呼唤的阴阳平衡。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宝库里的镇国之宝。

参考文献

[1]Aguinis, H., & Vandenberg, R. J. (2014). An ounce of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cure: Improving research quality before data collection.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1): 569-595.

[2]Power, M. (2004). Counting, control and calculation: Reflections on measuring and management. Human Relations, 57(6), 765-783.

[3]Van de Ven, A. H., & 井润田. (2020). 从入世治学角度看本土化管理研究. 管理学季刊, 5(1).

[4]陈春花. (2017). 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之弥合. 管理学报, 14(10): 1421-1425.

[5]陈威如. (2017). 管理学者的边界延伸. 管理学报, 14(8): 1130-1133.

[6]李平. (2016). 不确定时代呼唤“非理性” : 维克思想与道家哲学德不期而遇与不谋而和. 清华管理评论, (11): 75-81.

[7]李平, 周是今. (2020). “入世治学”与本土管理研究：跨界合作的独特意义. 管理学季刊, 5(1).

[8]李平, 杨政银 , 陈春花. (2018). 管理学术研究的“知⾏合⼀”之道: 融合德鲁克与⻢奇的独特之路. 外国经济与管理, 40(12): 28-45.

[9]徐淑英. (2016). 商学院的价值观和伦理:做负责任的科学. 管理学季刊, 1(1): 1-23.

[10]汪潇, 李平, 毕智慧. (2019). 商学院的未来之路:知行合一. 外国经济与管理, 41(5), 142-153.

作者简介

李平，宁波诺丁汉大学李达三首席教授、美国创新领导力中心(CCL)大中华区研究总监、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终身正教授；

杨政银，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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