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决策内幕

近日，有关三峡大坝发生位移的传言在海外流传甚广。今天翻出旧日写的一篇文章，略做修改，供大家参考，以了解当年三峡工程上马的一些内幕。今天所讲，是我本人亲身经历，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三峡工程完工多年，当年建设三峡工程的功臣有些已经作古。今天一起交流，也算是对这段历史的回忆。

当年三峡工程上马，争议颇多，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技术问题？还是其它？且听我慢慢给你解说，很多内幕尘封多年，首次揭秘！但需要你的耐心，一扫而过是看不到内幕的，需仔细阅读才能看到。

这里我先说说我为啥不用“三峡大坝”，而用“三峡工程”这个词呢？因为三峡大坝只是三峡工程的一部分，而三峡工程所包含的内容却太丰富了，它包括前期勘测，设计，移民，发电，防洪，船运，国防建设等等。而且三峡工程包括了一些长江上下游的水利工程，譬如葛洲坝就是三峡工程的一部分。如果只说三峡大坝，葛洲坝就被分离出去了。

基本情况我不做介绍了，因为网上完全可以查到，但是为了文章的完整性，不得不介绍一下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但是太专业性和太技术性的环节就不一一介绍和解释了（此处删去两万字）。

一、 三峡工程基本情况

（非常枯燥的一部分，得用个10分钟，普及一下吧，我也不想讲这段）

三峡工程是中国长江上游段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项目。分布在重庆市到湖北省宜昌市的长江干流上，三峡主体大坝位于三峡西陵峡内的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并和其下游不远的葛洲坝水电站（反调节坝）形成梯级调度电站。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的水坝。

三峡水电站的机组布置在大坝的后侧，共安装32台7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其中左岸14台，右岸12台，右岸地下6台，另外还有2台5万千瓦的电源机组，总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1000亿度。而由它所引发的移民、环境等诸多问题，使它从开始筹建的那一刻起，便始终与巨大的争议相伴。

在长江三峡建造大坝的设想最早可追溯至孙中山的《建国方略》（1919年发表）一书的《实业计划》中。书中认为长江“自宜昌以上，入峡行”的这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利”（第二计划第四部）。

按此设想，1940年代中期，当时的国民政府与美国垦务局签约，准备利用美国资金建设水电站，并邀请该局总工程师、世界知名水利专家萨凡奇（John Lucian Savage）来华考察。萨凡奇在三度实地考察三峡地区后，写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可行，并安排开展前期工作，但后因国共内战，此事无果而终。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江上游频发洪水，屡屡威胁武汉等长江中游城市的安全，因此三峡工程被重提。毛泽东1953年初视察三峡时曾说：“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又作“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水调歌头·游泳》）的词句表示出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并指定由周恩来总理督办。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开始了三峡工程的勘探、设计、论证工作，并邀请了苏联的水利专家参与。当时水利领域内支持工程上马的林一山等人，和反对方李锐等人，争论得非常激烈。林一山等人认为要防治洪水得建大坝。李锐等人则认为三峡工程太复杂，除了技术上的困难、这么大的工程会排挤掉其他计划外，因为淤泥等问题，建大坝也不一定就能一劳永逸。此外，尚有移民、水位剧升等问题，因此应该考虑其他替代的可行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国力、技术和国内国际形势等其他因素，毛泽东最终决定暂缓实施三峡工程，“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先修建葛洲坝水电站，作为三峡水电站的实验工程。

葛洲坝水电站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区，1971年开工，“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但不久后就因为施工质量不合格而停工。在多次修改设计和施工方案后，于1974 年复工，1981年实现长江截流，1988年全部建成。电站为无调节能力的径流式水电站，共安装19台12.5万千瓦和2台17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一度是中国最大的发电站。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决心兴建一批骨干工程以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三峡工程于是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83年水利电力部提交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着手进行前期准备。1984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可行性研究报告。但是，在1985年的全國政协六屆三次会议上，以周培源、李锐等为首的许多全国政协委员表示了强烈反对。于是，从1986年到1988年，国务院又召集张光斗、陆佑楣等412位专业人士，分十四个专题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重新论证。结论认为技术方面可行、经济方面合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

1992年3月，李鹏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将工程议案提交给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继1955年三门峡水电站之后第二件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工程建设议案。1992年4月3日，该议案获得通过，标志着三峡工程正式进入建设期。

在全国人大通过兴建议案后，1993年国务院设立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为工程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国务院总理兼任委员会主任。此后，工程项目法人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成立，实行国家计划单列，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直接管理。1994年12月14日，各方在三峡坝址举行了开工典礼，宣告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三峡工程的总体建设方案是“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工程共分三期进行，总计约需17年，目前一期、二期和三期工程已经全部建成。

一期工程从1993年初开始，利用江中的中堡岛，围护住其右侧后河，筑起土石围堰深挖基坑，并修建导流明渠。在此期间，大江继续过流，同时在左侧岸边修建临时船闸。1997年导流明渠正式通航，同年11月8日实现大江截流，标志着一期工程达到预定目标。

二期工程从大江截流后的1998年开始，在大江河段浇筑土石围堰，开工建设泄洪坝段、左岸大坝、左岸电厂和永久船闸。在这一阶段，水流通过导流明渠下泄，船舶可从导流明渠或者临时船闸通过。到2002年中，左岸大坝上下游的围堰先后被打破，三峡大坝开始正式挡水。2002年11月6日实现导流明渠截流，标志着三峡全线截流，江水只能通过泄洪坝段下泄。2003年6月1日起，三峡大坝开始下闸蓄水，到6月10日蓄水至135米，永久船闸开始通航。7月10日，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到当年11月，首批4台机组全部并网发电，标志着三峡二期工程结束。

三期工程在二期工程的导流明渠截流后就开始了，首先是抢修加高一期时在右岸修建的土石围堰，并在其保护下修建右岸大坝、右岸电站和地下电站、电源电站，同时继续安装左岸电站，将临时船闸改建为泄沙通道。2006年5月20日三峽大壩主体部分完工。2009年年底全部完工。

三峡工程在建设中全面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建设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等制度，以确保工程质量。为了实现竞争，还把主要建设项目拆成单项进行招标。三峡工程的业主是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设计单位和主要监理单位都是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要施工单位有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安能建设总公司（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部队）、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联营体）、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联营体）、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联营体）等，这些企业曾经承担了包括葛洲坝水电站、二滩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引滦入津工程在内的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建设。

三峡工程预测的静态总投资大约为900亿元人民币（1993年5月末价格），其中工程投资500亿元，移民安置400亿元。预测动态总投资将可能达到2039 亿元，估计实际总投资约1800亿元左右。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及电费附加费。国务院1992年规定，全国人民每使用1千瓦时电能便需附加上交0.003元以投入三峡工程，此后这一数字又被多次调升，有的省份甚至达到0.0124元。

1994年起，葛洲坝水电站的利润也被直接转为三峡建设资金。到2002年，以葛洲坝电厂为主体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掌管葛洲坝和三峡的所有发电资产。该公司2003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其募集的资金和此后获得的发电利润也成为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此外，三峡总公司还发行了数期国内债券募集资金。

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前，国务院三峡工程验收组在大坝表面发现了80多条裂缝，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上对三峡工程质量的纷纷议论。但据验收组副组长潘家铮解释，这些裂缝的确存在，但极为细微，最宽不超过0.2毫米，对大坝安全几乎没有影响，而且这些裂缝的产生均为技术问题，绝非质量问题，世界上其他一切水电站也都存在这种裂缝。

2004年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兩院院士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曾表示三峽工程不会倒，但因施工技術、施工水平、管理水平不如外国，导致施工质量不好。

2005年1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布了三十个未办理环保手续就违规开工的工程项目名单，其中包括三峡电源电站和三峡地下电站。三峡总公司一开始对此极力争辩，并不顾环保总局的停工命令，继续施工，双方互不让步，形成顶牛之势。后来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调解下，三峡总公司被迫认错停工，缴纳罚款。直到2005年4月，在补办完所有手续后，方又重新开工。

三峡工程自开工以来，就一直有媒体报道其中存在部分贪污腐败现象。到2004年末，查处的贪污资金已有4000多万，大部分都是挪用或者侵占移民款。2007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公佈了三峡工程审计结果，因结算管理和合同管理不够严格增加建设成本4.88亿元。

二、三峡工程建设的争论

我1978年上大学之前是个外线电工，单位是水电部第四工程局813分局动力中队，胡锦涛同志曾在这个813分局的房建中队当过技术员，在813分局政治部当过机关总支副书记，在局党委办公厅当过秘书。此乃后话，以后有时间再表。

1977年恢复高考，我于1978年3月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学习。胡锦涛是系友，他是1959年进入水利系，学的专业是河川枢纽电站。

这里稍作介绍，河川枢纽电站专业就是学习怎么造大坝（拦住水，动能变势能），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就是学习怎么造水轮机（水能转化为动能）。水轮机上面是发电机（动能转化为电能），而发电机专业是电力系的事情（包括电机制造、发电与送变电等）。朱镕基就是电力系毕业的。这一说又远了。

我进校学习的时候，很多老教授都解放了，他们焕发了青春，走到了教学的第一线，包括数学家赵访熊、物理学家钱伟长、力学家张维都走上教学第一线为学生讲课。

水利系当时泰斗级的专家学者云集，包括水利专家张光斗，泥沙专家钱宁（爱因斯坦小儿子的学生），岩土力学专家黄文熙，水文专家黄万里（黄炎培之子），水力学专家张任，水机专家梅祖彦（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是我的导师）等等，都是国家一级，二级教授。

中国水利资源丰富，但是在1980年时，开发利用率仅为资源的5%。黄河上应该修建44个水电站，至目前也才建成10多个。所以当时进校时很兴奋，大家都要为祖国的水电事业做一番贡献。但是水电站的建设在当时属于周期特别长的工程，很多人一辈子也就能参与建两、三个水电站，譬如张光斗，说他是权威吧，他也就是北京密云水库建设时亲身参与了（周总理亲自指挥），其它的工程他都是担任顾问。

1982年我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之后留校，在水利系水力学教研组当助教。当时三峡工程要上马的消息甚嚣尘上，搞水利的都激动不已。为啥？三峡上马会带来很多的好处和利益。当时预算六百亿的项目，设计费占3%就是18 亿，这18亿谁来分？中国水科院，各大学水利系，各水利设计院，长江委员会等。

争取到经费就等于争取到了将来当专家当权威的机会，争取到了涨工资发奖金的机会。举例，清华大学水利系泥沙实验室就是为三峡工程而建的，在专家钱宁的领导下，出了成果，出了院士，出了教授，还带出来一批高质量的博士生。

所以，80年代上三峡工程在水利界非常引人注目，我当时所在的清华水利系很多人都非常关注。我因为仅仅是个助教，在争三峡工程项目时轮不到我，给我分了个国家科委的攻关项目——在黄继汤教授的带领下进行北部湾混凝土石油钻井平台基础稳定论证项目。这个项目使得我为北京市和清华大学建立了第一个海洋波浪实验室，后来我的研究生论文就是海洋工程，研究结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对是否上三峡工程，当时水利系教授分两派意见，一派以张光斗为首，力主上马而且早上大上；一派是光杆司令黄万里，坚决反对三峡工程的上马，尤其是匆匆上马。

黄万里作为水文专家，继承了他父亲黄炎培的风格，敢于直言和犯上。当年修建黄河三门峡水电站时他就坚决反对。黄河上游由于泥土流失严重，黄河进入河南段再往下，黄河水中泥沙比例很高，有“一桶水，半桶泥，秤砣不沉底”之说。由于常年泥沙沉淀，黄河河床逐年增加，只能年年加高河堤。于是在河南，黄河基本是“悬河”。在开封，河床底高于铁塔，一旦黄河溃堤那就是水漫全城。这也是当年蒋介石在花园口决堤的原因，一开口子立马水淹中原。

自古有种说法，“黄河清，圣人出”。所以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支持下，要在黄河三门峡修建一个水电站，这样自三门峡以下，黄河水就变清了。当时周恩来主导此项目，水利界一片欢呼声，唯独黄万里反对，黄万里说，“三门峡修大坝，上游不是水库，而是一座泥库！”。

在当时，黄万里的这种作法是反对苏联专家呀，当然是挨批评，靠边站。三门峡工程建好了，仅仅运行三个月就停运了，因为上游泥沙堆积太严重，泥沙对水轮机叶片破坏太严重。多少年来，三门峡水电站一直是用用停停，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水库很快变成了泥库。上游渭河甚至出现河水倒流，淤泥侵蚀了大片的土地，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至今无法复原。

实践证明黄万里在三门峡水电站建设上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大家应该汲取经验。但是，在兴建三峡水利工程的问题上，黄万里再次上书反对，再次受到了批评。

张光斗一派认为，长江经常发大水，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对下游，尤其是武汉以下每年洪水期间都造成极大的威胁。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洪水对半个中国的威胁，必须兴建三峡工程，以在丰水期间拦截洪水，在枯水季节解决干旱。同时，水力发电造价便宜，国家正在发展期间，建好三峡水力发电站可以大大缓解国家用电的短缺。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航道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水路运输最便宜，万吨级的船队可以直抵重庆朝天门码头，提高了国家中路的交通运输能力。既然这样，为啥不上马？而且每耽误一天，就造成巨大的损失。

很多人认为三峡工程上马的原因主要是发电，这是不对的，从上到下的上马派认为三峡工程的第一效益是防洪！

反对者认为，这样大的一个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建立不仅仅是水利界的事情，它关系到国家的整体发展和会造成对整个社会的破坏。在三峡工程对于环境生态的影响（生物灭绝，譬如中华鲟），对于地质结构的影响（诱发地震），对于气候的影响（多雨或者干旱），在这些问题没有科学的分析和结论的情况下，匆匆上马就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

双方争论很厉害，张光斗在清华第一教学楼发表了演讲，力主上马！谈到中华鲟的保护，张说，“不就几条鱼嘛”。谈到未来战争如果三峡大坝被炸毁半个中国被淹怎么办？张说，“那么怕死，现在就弄个棺材躺进去”。

反对者的意见也越来越激烈，甚至说，“如果三峡大坝建起来，就是为子孙后代立了一个耻辱杯！”。反对意见很快反馈到了中央，中央一位领导在讲话中说，“我们就是要建三峡大坝，有人说立了一个耻辱杯，这是对中央的不信任，要认真检讨”。后来，我们系里有人劝告反对者说，“不要再反对了，中央领导都讲话了，上面都发文件了，你也被点名了”，反对者说，“好呀，写在文件里面好呀。文件可以保存下来。再过几百年，咱们的子孙后代看到文件时会说当时还是有不糊涂的”。

但是，三峡工程在80年代初期仍然是上马派占上风。为了尽快上马三峡工程，中央决定新建三峡省，省会定在宜昌。要求我们水利系抽调两名干部，一名是我系吕宪弼教授，担任三峡省副省长，从水利专家的角度专职保护三峡省的地方利益；一名是王光伦副教授，担任三峡省科技厅厅长。后来，三峡省没有成立，俩人也没有上任，吕宪弼出任中国驻西德教育参赞。

三峡工程是否上马，在80年代是个社会上广泛争议的问题，但是从技术角度的争议，权威人士大都在清华水利系。有一次学校召开校党委会议，我有幸出席，会议中途张光斗先生睡着了，校党委书记李传信走到我面前说，“扶老先生回家”。我在送张光斗老先生回家的途中，张老先生给我讲了一路三峡工程的事情。天呀，我那时还是个小字辈，不管他说啥，我只有点头的份！

但是不管怎么说，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泥沙实验室建成了，钱宁院士作为学术带头人带领一批人一直对长江三峡大坝建成后的泥沙堆积问题进行研究，并获得了最后的结果——三峡大坝的泥沙堆积问题不影响三峡电站的正常运行（多年的运行证明了这一点）。

1986年，钱宁教授去世，小平同志为“钱宁文集”亲自题词。学校在八宝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我当时负责签到（现在我还经常干这活），最后一个身材魁梧到场人快步前来签字，我一看是吴阶平，中国最有名的心血管专家，周恩来的保健大夫。但是追悼会一直没有开始，问怎么回事，说最重要的人物没有到场。过了一会，李鹏副总理到场，追悼会开始。李鹏的司机在外面悄悄说，“来晚是因为车开到西单被交警拦下耽误了一会，新警察不认识车号”。

三、三峡工程上马的决定

50年代，围绕三峡工程上马不上马之争，出面人物主要是长委主任林一山和水电部副部长李锐。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召见了这俩人，毛主席认为李锐说的有理，暂停了三峡工程的上马，并让李锐兼任自己的秘书。

周恩来总理与三峡工程的关系更为密切。凡与三峡工程有关的重大问题周总理无不过问。林一山说，他每次到北京，周总理都要他去汇报工作。没有周恩来总理这种长期而有效的支持，三峡工程早期研究工作不但不可能奠定如此良好的基础，恐尚有中止之虞。

这就是说三峡工程的上马暂停了，但并不意味着三峡工程的前期勘测和调研工作的停顿。如此重大的一项工程，前期的勘测工作不但任务重周期长，而且非常艰巨与辛苦。这项工作主要由长江委员会和中国水利科学院承担。

别的不说，就拿溃坝实验来说吧。当年密云水库的溃坝实验是在清华大学水利系进行的，这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实验现场的保卫工作由中央负责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亲到现场观看。为什么呢？因为密云水库储水量40亿立方，如果一旦发生溃坝，45分钟之后洪水抵达天安门，水头并从天安门城楼顶部越过。因此，密云水库一旦溃坝，会淹没北京，会瘫痪首都，会造成不可计量的巨大损失。所以周恩来非常关心。

70年代中期河南连续四小时狂降暴雨，结果三座大坝先后溃坝，洪水淹没了驻马店许昌附近的好几个县，死伤几十万，陇海铁路中断。据讲，水头过来之前，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几十里外都能听到，毛驴脖子上的铃铛会自动响个不停（空气受到压缩所形成的微波震动），场景十分瘆人和吓人。

在三峡工程没有上马的情况下，50年代国家决定建立荆州分洪区。何为分洪区？就是当洪水要淹没武汉的时候，武汉的长江上游地段炸开口子，让洪水分流，减缓对武汉的威胁。

荆江分洪区，位于荆江南岸的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境内。总蓄洪面积1358平方公里，有效容积71.6亿立方米。荆江分洪工程是长江中游防洪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确保荆江大堤、江汉平原和武汉市的防洪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建成后一直没有使用，自50年代至90年代，陆续有人回到分洪区里种庄稼，养牲畜，甚至办了工厂。里面人口达到几十万。这是管理不严造成的。所以1998年大洪水威胁到武汉时，是否在荆州分洪，变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由于当时长江水位不断上升，武汉江防频频告急。所有党政干部走上大堤，分段防守，责任明确。每个处级单位防守100米，领导和职工24小时换班，吃住都在现场。哪段出问题，撤换那段的领导，并严肃处理。

指挥防洪的是水利部部长钮茂生，他看到这个情况后马上上报中央，说一定要在荆州分洪，刻不容缓。中央立马派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抵达现场，钮茂生说，必须马上分洪。温副总理说再等等。一旦分洪将是大事，受灾情况将十分严重。温家宝一方面要求大家继续加高堤坝，一方面要求技术人员随时观测水位情况，和报告上游降雨情况。

最后根据综合意见，温家宝决定不分洪。大水退了，事实证明温家宝的决断是正确的。结束后，钮茂生就离开水利部，去河北省担任代省长。基本结束了政坛生涯，等待退休。水利部部长由胡锦涛大学的室友汪恕诚出任接替柳茂生。

1970 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根据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报告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由于工程仓促上马，采取“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的办法，开工后暴露不少问题。但实践证明，建葛洲坝工程，从各方面积累经验，可以说是三峡工程最全面的实战准备。葛洲坝工程规模巨大，技术问题复杂。它的建成，说明我国技术人员已有能力修建世界第一流的水利工程。这对于三峡工程的获准兴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的上马可能更困难一些。

1981年和1983年，我两次前往正在建设的葛洲坝工地，1981年是梅祖彦教授（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儿子）带我们去生产实习。1983年是我带领学生去葛洲坝工地实习。后一次时间比较长，在宜昌住了一个多月。由于此时葛洲坝工程局的领导中不少清华水利系的校友，特意安排全体实习师生乘坐最豪华的葛洲坝游轮（中央领导和西哈努克亲王的专用游轮）前往未来的三峡大坝坝址三斗坪参观，并上岸参观了屈原墓和王昭君的家乡秭归和香溪。

上世纪80年代初，Ziyang出任国务院总理。他之前在四川当过省委书记，在担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时候，坚决反对三峡工程的上马！为什么呢？因为三峡工程上马对四川一点好处没有，而且移民和淹地都在四川，因此四川不是得利者，是受害者。

移民和淹地紧密相连，而移民是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让一群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突然搬离，这个工作很难做呀。首先干部的工作就很难。在这里县长当的好好的，去别处就不是县长了，只是个县级的干部，没实权了！当然管理移民也是个肥差，因为移民搬迁费数目巨大，80年代每个移民有3千人民币的迁移费。你懂的！

尽管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纷纷表态愿意接受移民，并把最好的地方给移民，但是四川对此无动于衷。四川想，你把人是移走了，那淹的地怎么办？张飞庙没了，白帝城没了，三峡景观没了。

Ziyang当总理后考虑的是全局，每年湖北，江西，安徽的抗洪救灾都弄的国务院不得安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应对。为此，他一改在四川时的态度，坚决力主上三峡工程——屁股决定脑袋！中央从国家建设需要兴建一批骨干工程的角度着眼，又将三峡工程提上议事日程。

1980年7月中旬，邓小平自重庆乘船东下，途中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地和荆江大堤，听取了长办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抵达武汉后，又召集国务院其他领导人研究三峡工程问题。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陈云、李先念、Yaobang、Ziyang、万里等都赞同低坝方案。

这里面又有了故事：就是三峡大坝到底建多高？有四个方案，低坝方案（135米），中坝方案（150米），高坝方案（175米），超高坝方案（235米）。

超高坝方案是50年代林一山提出的，按照超高坝方案，重庆全部淹没，库区水面与重庆解放碑尖一样高。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下游的洪涝问题。这个方案肯定不可行，在50年代就被否定了。那么剩下三个方案，低坝方案的支持者说，技术和施工上都存在问题，修太高没有把握，而且造成的淹没区太大。高坝方案的支持者说，这么好的条件不造高坝可惜了，等于“买了块毛料做了条裤衩”。而中坝方案属于调和方案，希望工程能上马，双方都能接受。

最终使用哪个方案，需要当时的最高领导邓小平决断。报到小平那里的时候，小平正叼着熊猫牌香烟，与万里，丁关根，聂卫平，王建华等人打桥牌，而且正是一手好牌！小平说，“啥子事？”。“报告小平同志，三峡大坝用哪个方案？”。小平盯着手里的好牌，猛吸了一口香烟，头也没抬地说到，“基础按照高坝方案，建造按照低坝方案。要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比我们聪明，有需要时，他们会在高坝基础的低坝上加高！”。

小平同志的睿智、沉稳、远见、潇洒从这几句话中显露了出来。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有位教授王建华（是精确叫牌法的创造者），他的数学课从来不排在上午，因为晚上要陪小平等领导打牌。王建华特低调，也很少外传什么事情，但是据说三峡大坝用哪个方案这段故事是他讲的。

顺便一说，清华很多老师与最高层有着特殊的个人关系，有的每个周末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去念书，让毛主席听；有的陪主席游泳，等等。前几年我们系有位老教授谢森传（锦涛同班同学）给锦涛同志说，“XXX要死了，你也不回来看看”，结果锦涛和夫人马上连夜赶过来看望。但是这些人平时很少炫耀和上层的关系，也不托人办事。此乃另外的话题，此处不再赘述。

在三峡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重庆市政府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重庆市认为，低坝和中坝方案，大坝抬高水位有限，水库回水末端仅在忠县至长寿之间，长寿至重庆间的航道不能改善，万吨级船队不能直达重庆。重庆市希望将正常蓄水位提高至180 米，也就是高坝方案。

1984年，在Ziyang的主导下，三峡工程开始上马。这时反对意见出现了，而且这次不光是黄万里，而是一批政协的民主党派人士和环保界的一批权威人士，包括周培源等，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听取了各种意见后觉得立即上马，对社会的稳定会造成不利，于是要求再次论证。

在1985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三峡工程问题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一些政协委员从关心国家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引起争论。中央和国务院鉴于重庆市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三峡工程的兴建还有不同意见，认为应当充分体现决策的民主和科学性，乃于1986年6月联合发出《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水利电力部随即成立了长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

1988年我出国了，也离开了水利行业，对之后的三峡工程决策就不了解了。下面的就是网上查来和道听途说的。

1989年3月，长江委根据各专题论证报告重新编制的三峡工程175米方案可行性报告经论证领导小组研究通过。

1990年7月6至14日，国务院在京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论证领导小组关于论证工作和新编可行性报告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民主党派负责人、一些学会的理事长、国务院有关部委与湘、鄂、渝等中上游沿江省市及地区的负责人以及特邀代表、专家共178人。会上，绝大部分人同意论证的结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少数人有不同意见。但会议认为：新编可行性报告已无原则问题，可报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

1990年12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审查新编报告，并于次年6月审毕。

1991年7月中旬，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新编报告上报国务院批准，再转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根据对议案审查和出席会议代表投票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要求国务院适时组织实施。

其时，出席会议的代表2633人。是日下午3时许，大会宣布投票结果：赞成票 1767票；反对票：177票；弃权票：664票；未投票：25票。

当大会宣布三峡工程议案被通过时，会场上响起一片掌声！

三峡工程无疑是世界人类工程世上的一项壮举，三峡大坝作为世界第一高坝的耸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勤奋，聪明和智慧。

我作为当年中国水利战线的一员，没有参加到三峡工程的战线之中，是我人生的遗憾。看到我的同学为三峡工程所做的奉献，自己常常感到汗颜。目前同学中有的担任水利部副部长和总工，几乎所有大河流域委员会的领导和总工程师岗位，以及中国水科院和各水利勘测设计院的领导岗位，都有我的同学在任。我也为他们骄傲。有些从此走上了政坛，在新近调整的各省领导班子中，看到几位原来的同学和同事在反腐之后临危受命走上岗位，开始了政治生涯。

一个大的工程也同时造就人，胡锦涛，李鹏都是从水利行业走向国家领导岗位的，我20多年前预测自己身边的几位同学，他们将来会进入政治局，担当国家领导的重任，现在他们正在稳步向前。

本文编辑：Jennie

往期内容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