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是一种身份政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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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观点

民粹主义是一种身份政治吗？

文 | 孔元

来源 | 《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2期

2016年以来，西方政治呈现出两种叙述并存的面貌。一方面，民粹主义运动愈演愈烈，对主流建制形成有力冲击，这股潮流将特朗普推向美国总统宝座，也挑战了欧洲整合进程。

在这种挑战下，人们对欧美政治的体制自信开始消退，历史终结论终告破产，经济衰退、社会分裂、政治僵化引发忧思。

另一方面，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引发人们对身份政治的关注，这体现为对于民主党身份政治竞选策略的反思，以及对白人民族主义崛起的恐惧。

作为对同一场政治运动的理论回应，两种话语之间必然存在某种隐秘联系。但遗憾的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二者联系起来分析。

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什么是民粹主义？》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杨—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将民粹主义理解为身份政治的一种形式（a form of identity politics），从而促使人们将这两种现象进行关联分析。

如果说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有着某种等同关系，那这种等同的理论逻辑和历史契机是什么？对此，穆勒并没有给出很好的分析。

本文沿着穆勒的论断前行，并试图指出，作为两种话语实践，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产生于各自的历史和思想语境，它们有着形式上的一致性，也存在实质上的差异性，但最终通过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正是欧美本次危机的独特之处。

民粹主义的话语与实践

保罗•塔格特曾指出，民粹主义是一个棘手的难以捉摸的概念，缺乏使之更为具体明确的特征，其本性上的特点便是易变性。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无论作为一种观念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很难对其进行归纳性描述，更不用说给它下一个面面俱到的普遍的定义了。

对于民粹主义的不同理解，发展出多样繁杂的解析民粹主义的学术进路。

在卡斯•穆德（Cas Mudde）及其同事撰写的“民粹主义”牛津通识手册中，两位作者列举了学术界诠释民粹主义的五种学术进路：

1. 民众行动进路将民粹主义理解为动员普通民众、发展社群导向的民主形态的一种积极方式；

2. 拉克劳进路则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解放的力量，认为它试图通过将斗争重新引入政治，动员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从而改造自由民主体制，实现激进民主；

3. 社会经济进路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认为它首先通过外债进行大规模开支，然后迫于高通胀的压力再转而实行严厉的经济调整；

4. 政治战略进路将民粹主义视为特定类型的领袖通过追随者的直接支持，获得统治权力的政治策略；

5. 而一种更为通俗的进路则将民粹主义理解为政治领袖和党派通过动员业余的大众，获取媒体曝光度和公众支持，通过标新立异反对公认的行为准则，来表达自己和民众站在一起反对精英的坚定立场。

在此基础上，卡斯•穆德提出一种理解民粹主义的观念主义（Ideational definition）进路，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稀薄的意识形态，以区别于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种纯粹的意识形态，指出它的重要作用在于勾勒出划分社会群体的一种观念类型。

根据这一理解，民粹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将社会分为两个同质且对峙的阵营，即纯粹的人民和腐化的精英，并主张政治应该变为对于人民公意的表达。在这方面，跟民粹主义形成对立的是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

由于较好地揭示了西方1990年以来民粹主义的发展进程，通过精英和民众的二元对峙框架解释民粹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倾向。

穆勒基本沿袭了这一分析方式，他在自己书中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对于政治的道德想象，认为它将世界理解为一个纯粹、一元、道德的但也是拟制的人民对腐化、道德低劣的精英的反抗，民粹主义的核心诉求是一种道德化的反多元文化形式。

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卡斯•穆德的界定方式，从而发展为解释欧美当下民粹主义运动的有力框架。

中国学者对于民粹主义的理解跟西方大体类似。

早在1997年，政治学者俞可平即指出民粹主义内涵的含糊性，认为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民粹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还不如说是一种超意识形态和超政治体制，一种“政治涂料”，可以涂在截然相反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

对于2016年以来欧美涌现的民粹主义风潮，中国学者也多采取精英和民众的对峙二元框架予以解释。比如佟德志即指出，民粹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对于人民的信仰，并在实践中表现为对外反对全球化，要求建构民族身份，对内反对精英和政客和代议制民主，要求落实人民主权，从而形成一种一致的理论和实践主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当下学者对于民粹主义的分析，更多是将其理解为一种政治逻辑，而非包含某种特定诉求的实质主张。

这种界定方式为它容纳更多的历史类型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学者们通过填充民众—精英对峙这一基本范式下的基本内容，发展出多种类型的民粹主义。

通过从物质条件、政治参与、象征形式三个维度分析拉美和欧洲的民粹主义，卡斯•穆德等学者首先将民粹主义分为包容性民粹主义（inclusive populism）和排斥性民粹主义（exclusive populism）两种。

拉美民粹主义希望提高社会经济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主张激进民主，扩大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因而具有较高的包容性；

而欧洲民粹主义希望重在保护福利国家的生活条件，排斥移民等外来群体分享这些好处。虽然欧洲民粹反对精英闭门造车式的决策体系，要求扩大普通民众政治参与，表现出包容性色彩，但他们主张政治参与主体限定在本地人，排斥了移民等外来群体的政治参与，因而呈现出较高的排他性。

与之类似，民粹主义还被分为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

左翼民粹主义主张经济和政治权力向中下层开放，因而呈现出更多的包容性。右翼民粹主义强调社会和政治认同，反对优待特定外来群体，比如移民、难民等，因而呈现出较多的排斥性。

由于欧洲左翼政党的衰落，右翼民粹主义同时承担了经济公平和文化认同的双重功能，因而呈现出较强的“左与右的共奏”的形势。

身份政治的话语与实践

作为一种语词，identity被用于描述个体认同的心理意识有一个过程。它在词源上起源于拉丁语的限定词idem，其基本意思是表达人或物的同一性（sameness）。

对物而言，它可以指代数学中的恒等式或者逻辑学中的同一性；对人而言，它要么指人在社会或法律上的地位和资格，也即社会或法律身份，要么指个体人格在时间中的持续性问题，也即哲学上所讨论的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问题。

受战争、消费主义和大众社会等种种因素的影响，20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无所依附的困惑和焦虑感，而当时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将个体的精神紊乱理解为本能和欲望的冲突，因而是一个隔离于社会环境的生理现象。

在此背景下，德裔美国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将identity发展为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以便发展一个能将社会历史内化于心理学研究视域的新学说。在他看来，identity不光是个体在时间中对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感知，而且是个体意识到别人对这种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承认。

这意味着个体的存在要求一种明确的自我认同（egoidentity）意识，这种意识的紊乱会引发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

在这之后，美国社会学界基于反思个人主义社会理论的需要，将埃里克森侧重个体认同的概念发展为描述群体认同的社会科学概念，它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运动中被政治化，演化出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的话语形态。

斯大林的独裁暴行，引发公众对苏联模式的反感，而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也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吸引力。

富裕社会催生的庞大中产阶级不再关心经济和阶级剥削问题，而是对生活中的歧视更为敏感。

这使得左派的反抗开始超越“经济帝国主义”，将斗争矛头指向“文化帝国主义”，对主流文化所强加的身份认同予以反抗。

这种抗争试图通过对它所排斥或鄙视的“他者”的揭示来披露自由主义一致性逻辑的局限，通过对差异性的寻求来发展专属于个体或群体的独特认同。

借助“个体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口号，身份政治迅速整合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和新左派运动，重塑了美国政治论争的话语，并衍生出族群（ethnicity）、性别（gender）、性取向（sex）这三项身份政治的核心议题。

• 女权运动谴责父权社会，要求摆脱家庭压迫和性别歧视，追求专属于女性的性别认同

• 同性恋群体号召通过出柜行动向公众坦露群体意识

• 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谴责白人的“文化恐怖主义”，要求专属于黑人群体的族群认同
  

更是有一个康比河公社（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组织，要求专属于黑人、女性、同性恋者的群体认同，正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宣言，身份政治才走入美国公共生活。

凭借其独特的生理和文化标记，这些群体坚持“本真性”的自我意识，拒绝单一同质的美国认同，要求主流文化承认其对差异性的追求。

由此可见，身份政治是美国左翼为了回应富裕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需求，从其反抗性初衷中发展出的新抗争形式，但随着时间演变，这种解放政治发生变异，开始向表演政治蜕化。

美国左翼历史学家萨拉•摩汉迪西（Salar Mohandesi）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和女权运动，回应的是当时由白人、男性工人阶级主导的社会主义运动，通过强调自己的差异性，其目的在于深化对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的认识，从而能够使得对全人类的解放更加彻底。

而到了80年代，随着美国体制对黑人精英的吸纳，以及身份政治的主体从工人阶级、乡村社区和地方政治俱乐部向高校师生和新闻记者等文化从业人员的转变，真正的左翼精神开始衰落，身份政治沦落为精英表达文化个性的表演政治。

民粹主义是一种身份政治吗？

通过以上概念史的梳理，可以看出，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思想和政治处境，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分享着相似的理论和行动逻辑，这表现为同一性逻辑和反抗性逻辑两个方面。

在同一性逻辑方面，民粹主义者主张自己就是人民，并将其他社会群体以精英的身份排斥在外，由此形成被拉克劳称为“霸权”的政治逻辑，它将局部的利益诉诸为一种整体和普遍性利益，并借此展开政治行动。

身份政治同样追求同一性，只不过这种同一性不是通过政治上的人民身份来识别，而是通过生理和文化所界定的各种身份特质来识别，通过将自己标榜为黑人、女性、同性恋者等各种生理和文化身份，形成一种群体性的身份认同，从而排斥其他人对他们独有经验的分享。

这种同一性逻辑的形成，来源于长期边缘性和压迫形成的一种反抗心理。

现代民主实行代议政治，这种机制认为普通大众可以通过政党和媒体的方式来反映诉求，但在现实的运作中，代议制度的“传送带”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反而将精英和民众割裂为两个孤立的群体，由此形成代表性的断裂。

边缘化的政治处境，导致一种政治孤立和无助感，并引发普通人对于精英群体的愤怒，从而为反抗建制的民粹主义行动制造了契机。

作为上世纪解放政治的遗产，身份政治在其产生之初就致力于为边缘群体反抗提供思想武器，只不过随着语境的转换，这种反抗从起初的经济压迫转换为社会歧视，但它致力于消解主流白人文化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

这种形式上的一致性和表面上的相似性，并不能掩盖二者在外延和适用方面的差异。作为一种叙述框架，民粹主义有着比身份政治更为广阔的适用范围，人们既可以因为经济不公正，也可能因为身份歧视而起来反抗精英，这使得它可以同时运用于解释来自左右翼的反抗。

而受其概念和历史语境的限定，人们在适用身份政治概念时，倾向于将它限定为一种文化斗争形式，也因此将它和经济范畴对立起来。

根据这种叙述，尽管社会阶级同样可以被视为身份认同的一种形式，但它由于产生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而被排除，身份政治被专用于因为社会文化差异而形成的认同差异，这使得它的适用范围变得更为狭窄。

除此之外，二者最本质的差异在于和当代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关系方面。

冷战之后的西方体制，同时融合了左右翼的利益诉求，它尊重自由市场，认可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和活力，但在文化上不再坚持白人中心主义，而是拥抱文化多元主义，从而为身份政治赢得了生存空间。

对于身份政治的纳入，消解了它在其产生之初的革命和解放诉求，而左翼知识分子也通过不断体制化，开始占据西方文化生产教会、大学、媒体等各种机构，从而使得身份政治成为文化领域的政治正确。

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欧美国家的产业转移，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奇妙组合成为一种新的现象。

产业转移淘汰了低端制造业，只保留了高科技和金融产业。这些产业集聚在诸如纽约、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并通过不断开放的移民体系，从全球吸纳各种高级人才，从而形成一个跨国性的利益结合体。这些人才的集聚必然要求稀释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之初的“白人”身份，并借此形成一种基于差异而共生的新普遍主义文化。

全球化形成一种新的普遍性叙述，人类徜徉在地球村的幻想中，环球同此凉热。但这种世界主义的大同梦总有被惊醒的时候。

跨国精英们虽然超脱于各民族国家之外，并可以遥控和绑架它们的决策体制，其自身却无法脱离民族国家而生存，虽尽可以制造一个普遍空洞的乌托邦叙事，但在现实中，却又必须存在于“某处”。

这种普遍性和具体性的结合，形成一个悖谬，使得跨国精英所立身的各个大都市成为在各民族国家内部无根的“孤岛”，孤岛之内是金融、科技和消费主义的狂欢，孤岛之外则是被全球化所抛弃的白人工人阶级。

正是这些人的愤怒，掀起了2016年以来的民粹主义狂澜，它呼吁经济公正，并将身份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视为自己的敌人。正是在这里，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本质上的矛盾凸现出来。

但这远非事情的真相。如果说二者表面上的相似性是正题，实质上的对立是反题的话，那么二者通过民族主义的融合就是最终的合题。因为正当左派的身份政治蜕化的时候，右派的身份政治却异军突起。

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中找不到自身归属的底层白人，发展出一种更具同质性的族群意识，从而引发白人种族主义的反动政治（reactionary politics）。

身份政治对差异性的关注源于其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因此它的开展预设了一个存在等级的社会结构。由于白人文化在其中的支配性地位，身份政治成为对一个在等级性社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文化的否定性力量。

但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恶化了美国白人劳工的经济处境，跨国移民浪潮又激化了美国白人的族群意识，亡国亡种的忧虑促使他们萌生出一种新的集体意识，使得身份政治成为美国白人表达自己受害者意识和经济、文化处境和焦虑的新标杆。

它在思想上表现为强调文化族群、男性中心主义、反对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运动的保守主义思潮，而在政治上发展出认同主义运动（Identitarian Movement）。

在2002年左右发源于欧洲的政治文化运动，业已成为席卷欧美世界的新浪潮，这其中美国极右翼运动领导人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便自视为白人的认同主义者，有感于白人的生存危机，他呼吁建立一个种族国家（ethnostate），以便为有欧洲血统的人提供生存和延续的安全空间。这一论断得到了政治学家们的支持。

早在2014年的博士论文《支配的丧失：族群威胁和美国政治中的白人认同》中，现杜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阿什利•热蒂娜（Ashley Jardina）就已经指出，不能将白人的抗议简单地套用白人至上或者种族主义的逻辑，而是应将其视为白人身份政治，他们通过政治抗议表达多元文化侵蚀美国的担忧。

而在2016年大选过程中，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政治学副教授米歇尔•特斯勒（Michael Tesler）在《华盛顿邮报》上连载数篇文章，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实证分析，呼吁公众对白人身份政治的关注。这一研究在其2018年出版的新书《认同危机：2016年总统选举和为美国价值而战》中得到更详细的阐述。

正是这种情势，赋予2016年以来的欧美民粹主义运动新的内容，它反对经济不平等，追求经济公正，反对政治寡头统治，追求政治民主，反对文化多元主义，追求文化认同。

在这里，民粹主义和白人身份政治最终结合，并汇聚在汹涌的民族主义的潮流之中。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有着各自的思想和政治语境，应对的是不同的问题。

民粹主义主要是普通大众对于精英主义的反抗，它提供了一个解释政治运动的框架，但具体内容则有待于不同国家的政治运动来具体填充。

正因此，它既可以被用来解释欧美国家的右翼民族主义运动，也可以被用来解释拉美等地的左翼群众运动。身份政治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左翼抗争的历史进程中，它反抗的是白人中心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支配。

但在全球化进程中，身份政治发展为主流社会的政治正确，并在这一过程中，从边缘群体反抗压迫和歧视的斗争，发展为精英阶层自我标榜的表演。

在这个意义上，身份政治恰恰成为民粹主义造反的对象。但历史的狡黠在于，作为文化抗争的一种形式，身份政治既可以被少数族裔利用，也可以被白人群体利用。

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落感，底层白人同样诉诸身份政治的话语形态进行抗争，从而彻底扭转了身份政治的历史朝向和话语适用空间。

由于白人男性的天然同质性，它还弥补了身份政治的多元性所导致的无法结成统一战线的难题，发展出具备较强认同特质和行动能力的民族主义运动，从而将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两种话语绑架在了一起。

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中，穆勒指出，西方世界正经历着新的分裂，它表现为那些拥护开放的人和那些拥护封闭的人的对立。这些冲突既可以表现为经济形式，也可以表现为文化形式。而当身份政治成为主导之时，民粹主义者就会繁盛。这可谓一语中的。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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