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地图中的帝都——舆图出自谁的手？
印制地图是一件青史无痕的小事，经手人也一定是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过这件小事发生在一个大时代，小人物背后总是站着左右乾坤的大人物。钱穆老师治二十五史，告诉过我们一个他的结论，就是中国史上第一等的大人物，多出在乱世衰世。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一盛一衰，一衰一盛，正是因为在乱世衰世有人物，下边才开创新时代。清末民初可以算中国近代特别的乱世衰世。调查《最新地图》出自谁的手，关键要明白有哪些大人物可能插手此事。
新政时代的政坛活跃着四方势力，即保皇-新政派、维新-保皇派、维新-立宪派,最后是共和-革命党。四派都各有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潜心一意地奋争“救国”“强国”。他们是不是均有可能把光绪皇帝的通谕带到东京，印制在地图上，为帝国给自己动手术摇旗呐喊呢？
先来查查革命党，孙中山先生是这一派的精神支柱。毋庸多想，他们最没有可能干这件事。30岁之前，诚如黄宇和院士所考证的，孙中山在夏威夷与香港受到英式教育，法治概念对他有深刻影响，其思想历程经历过改良、革命、改良、革命等多次转折。但是30岁之后，他已坚定走上革命道路。他一生中三次来到北京。陈溥曾在《北京青年报》上登过一篇短文，讲28岁的孙中山1894年第一次来到北京，也是满清垮台前他唯一的一次帝都行：
“当时甲午战争爆发在即，但北京仍在大肆筹备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从西直门到颐和园沿途要搭建经坛下谕特简五大臣分赴东西各洋，考察政治，戏台、牌楼等景观，为庆寿花掉白银219万两。孙中山后来回忆京津之行时说：‘最后至北京，则见满清政治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更坚定了他推翻清廷以救中国的决心。”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救中国梦是驱除鞑虏，铲除满清，建立中华的共和国，他搅得大清最后20年没有一日的安宁。“十年新政”立宪、议会、选举，不曾一日动摇过他的决心。梁启超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如果要把什么口号印在地图上，那一定是“革命”，而不是皇帝的圣旨。
图1：顺虎坊路到南横东街东口，旧日有中山会馆，如孙确实到过京城，可能下榻于此。
看来《最新舆图》的经手人，不必在革命党人中查询。
再说维新-改良派。昔日“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逐渐自成一支，以1898年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为首。1905年，也就是皇上谕旨，特简五大臣分赴东西各洋考察政治的那一年，梁启超时在日本，正与革命派的干将胡汉民、汪精卫进行笔杆子大战。他当时的政治理念，是要通过一个逐步调试的改良过程，启发民智，最终帮助中国走上现代之路。他强调了二十世纪世界之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孙中山的暴动、暗杀式革命，他不能苟同，革命后的政府将土地收归国有，节制资本，也不符合他经济救国的主张。
提到北京和那里的朝廷，梁启超肯定比孙中山注入了更多的感情。拜中国科考带来的机会，梁启超18岁就踏足京城，他在这里参加会试，结婚生女，在这里和老师康有为一起上书光绪皇帝，创办“强学会”，一起掀起“戊戌变法”的惊天大浪。宣武区有个旧广东新会会馆，在粉房琉璃街115号，那里留下了清季新会梁启超的足迹。这座会馆现在被列为旅游景点，但热度排名很低，默默无名。
任公晚年自言，我一生的奋斗，都献给了“爱国”“救国”。但他的国，不一定要与君主以至于满清的皇帝立马一刀两断。因为他厘清了西方的国体与政体的区别，明白强国的枢机在于权力的分开掌握与监督运用。1906年，他几乎要被大清“新政”所蛊惑了，曾说过“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他还写了《开明专制论》，公开认为清政府表示愿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此国家进步之大顺序也。如果《最新舆图》出现在这两年，只看“立宪”这两个字，还真有一丝丝的可能，得到了“右”翼改良派的援手。
但是到了1908-1909年，改良派的参与就是万万不可能的了。梁启超通过《政闻社》提出的政纲，要求实行国会，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司法独立，地方自治，中央限权，慎重外交，保持对等，等等，已超出大清政改可以接受的范围。结果在日本的立宪派引火烧身，喉舌被官府强制关闭。国内的立宪派也极为愤怒宫廷拖延敷衍的恩命，一次一次上京请愿，群情汹涌。请愿的目标，是“乞速开国会”，也就是加速立宪进程，有的提以两年为限，有的提三年召集为成。“国会不开，国将不国”。想象在光绪身后，这些人为朝廷九年预备时间表印彩图、做宣传，兑换空头支票，那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没有接轨的道岔呀！
不必为地图之疑去约见改良派人士，也罢。
那么，旗手为康有为的维新-保皇派呢，他们的队伍里会不会有人出力，牵线搭桥，找到神保町的东新社？与梁启超相比，康老师与光绪皇帝的私人交谊要深厚得多。戊戌变法失败之前，他打着的旗帜是“维新派”，但1898年以后，大旗被别人扛走了，1902年后，“新”这个字连朝廷政敌都高举高打，不再是康氏的专利。他为自己贴上的新标签，是“保皇”，因为他把中国变法图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光绪皇帝能像明治天皇一样，重新上位掌权。不幸的是，保皇派手中既无英国爵爷的封建实力，也没有日本藩王和武士的实权。书生只靠一张嘴一片忠心，唤起一群皇粉拥趸，百无一用。
《最新舆图》上有两个小地址，与维新-保皇派最有关联。一个就是位于宣武区米市胡同43号南海会馆。查康有为断断续续在京16年的活动，都离不开这个地址。还有一个四合院，也在宣武区，是南横街11、13号的粤东新馆，康海外出走后，这里仍留下他的弟子进进出出的身影。他们中间会不会出了某位君子，把新图带到东京，精心复排，为先帝的政治遗嘱和既定方针，做了一张宣传广告？
图2：宣武区的米市胡同和南横街一带，粉房琉璃街附近，保皇派的据点。
这并不有悖于康有为流亡时的政治立场。他在海外的政治组织先是叫“保皇会”, 后来改为“帝国宪政会”，他写了《大同书》《官制议》。朝廷内外都有人议论，新政实施的措施，不少就是就是照抄了“百日维新”时康有为递交给皇上的奏折，或是他流亡中发展出来的思想。用一张地图来表示自己的立场，继承遗志，不羁是继续推进帝国宪政的聪明手段。
但这个假设大概也不成立。康有为是帝王师，他看上的是光绪手中的政权，是文人救国之志与皇权后盾的结合。要传扬立宪的思想、路径指南，印也得印康圣人的语录，或是他起草的圣旨，哪能是这来路不明的通谕? 更何况，通谕中的第一句话让康党看着就来气：“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变法不就是葬送在她手里，国运不就是她在糟蹋？保皇派绝不会认同为她身后留名！
把保皇党在地图制作者的候选名单上抹去吧，就像20世纪抹掉了地图上南海会馆的遗迹。实话说，百年前，这个小地方平淡无奇，从未在地图上露过面。百年后，它的幸存、消失与保护，却引起了人们议论纷纷。在脍炙人口的《城记》一书中，王军先生开篇讲的第一个故事，是1998年9月24日，几个来自四川兴文的庄稼汉，正抡圆了铁锄拆掉一处房产，那正是可能贴过《最新舆图》的一堵墙。散落在他们脚下的断梁瓦砾，曾见证过这样的历史时刻：
“1898年4月17日，新馆的院子里挤满了二百多个读书人，康有为振臂高呼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一席话道出亡国真相，众人泪如雨下。”
庄稼汉手上磨出了泡，终于把院子夷为平地。其实那时不拆，会馆的小平房也逃不过十年后南城改造隆隆驶来的推土机。
要说遗迹幸存并得到一级保护的地方，得离开南城这些蹩脚的胡同，回到太后一言九鼎的紫禁城。现在要去查的地方，只剩这里的深宫大院了，因为第四派的大人物，也就是朝廷里的满清新政势力，就活动在那里。除了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和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皇帝，晚清的名臣，如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端方；皇亲王贵，如庆亲王奕劻，他的儿子载振，光绪皇帝的胞弟载涛、载沣；红顶商人盛宣怀，西学东归的大律师伍廷芳、外交家唐绍仪，等等，都集中在这一派的麾下。他们是不是这张舆图出笼的背后操手呢？图的左边有一段制作者附注的自言自语，一读，后台的关系就清楚披露出来了：
“今见友人自绘此幅，校訾备极，精详而又增饰以彩线，裨观者一目豁然与向有考。而不备者相去何啻倍徙也。略为弁言志之于左。已酉冬幼臣甫识。”
这是在大人物背后的两位小人物，一位是友人绘图者，另一位自称为“臣”，他肯定不但是体制内的人，而且是朝廷命官。我眼前出现了一些人的形象，他们穿着长袍马褂，半光头梳着大辫子，手指留很长的指甲，翻着从左向右排字的书籍，坐在日本夫妇开设的咖啡馆里，舒适自信地看着镜头。一旦回到京城，他们马上会改掉洋做派，自然地点头哈腰，伏地跪拜。《康熙字典》有解，“臣，事君者也。象屈服之形”。这位臣子，食人俸禄，做官保皇，为新政的光荣伟大费点心机做宣传，把圣旨带到东京印在舆图上，名正言顺呀。
这就终于查清了此图原创者与制作人的政治面目啦。图上的其他看点，也就跟着不言自明。譬如，把帝国三位极权人物同时印在地图上，不是过分，只是本分。“幼臣甫识”者，应当是新政改革中的“左”派，他希望看到光绪开拓的事业后续有人，拿八月初一日的“通谕”真当回事。起码，他相信皇历上还会有宣统九年，将来，会有大清皇家议院开张的那一天。
再有，就是图上作为招摇的两杆黄龙旗。它们画在上面不只为热闹，里面大有门道。原来它们依据的是大清的国旗。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落英，文中介绍了大清黄龙国旗的来路，很清楚。我直接引用在下边：
“中国大概是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旗帜的国家之一，仅旌、旆、旄、旒、幡、纛等与旗帜有关的字就有一大堆，但是国旗出现得却很晚。其原因是中国的概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四方万国，都只有称臣纳贡的份，想不到中国自己也要弄个国旗作标志，去与世界各国为伍。直到清末，李鸿章出访各国，仪式上需要国旗国歌，才急忙设法去弄。清朝的国旗，也就是中国的第一面国旗是黄龙旗，实际是黄地红日蓝龙，一开始是三角形，后来才改成与绝大多数国家一样的长方形。这面旗脱胎于满清八旗中正黄旗的旗帜，它只使用了十几年，就跟着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一起寿终正寝了。”
图3：大清“黄底蓝龙戏红珠”旗。舆图上的红珠加了花头，但龙尾下摆，红日落地，不是好兆头。
这面旗，在1890年以后大清国际交往中，代表着国家，所以被视为国旗。其实这样的解释，概念上太不准确。中国站在世界舞台上，的确有一个国家定位，但在中国人的字典里，何为国？何为家？皇帝当朝，国家国家，其实是家国。黄地、蓝龙都是皇家的象征，在国内，除一家之外，谁用了谁小心被砍头。西文当中的国家机器（state）、责任政府(government)、聚民为国(nation)，在“国家”这个字中是很难分解出来的。慈禧太后一眼看到这旗就满心喜欢，因为这“国旗”看上去不就是“朝旗”吗? 对紫禁城里的人来说，“救国”与救大清皇朝就是一回事。
梁启超可不这样看。1903年，他在美国游历。面对到处飘扬的星条旗，他对三万万人口的中国，没有寓意国民主权的国旗，深感嘘唏。
还有一个看点，是舆图最下面的那句话，“……饷华书社寄售处全国各大书坊”，让人不禁联想到大清国的邮政。此时的西方世界，邮政是与铁路一样重要的国家命脉，邮局是大城小镇里最重要的建筑。大清国1905年才成立了邮传部，直到皇朝倒台，也没有把全国邮政大权独揽在自己手中。英国人1906年在北京修了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是个西洋建筑，但从来没听说过，帝都曾有神气的邮局大楼。不知琉璃厂的饷华书社，是个什么样的门脸，能接这么大的全国邮购生意。如果许多老百姓关心朝廷筹备宪政，小书社一定会忙得不可开交。
老百姓上京办事，还真的要买张地图。那些因为新政要去办事的人，更得要知道帝都最近发生的事，与门道的变化。“帝国京师曲巷纷繁”，幼臣甫识会对他们双手抱拳，深鞠一躬，“请君带上详图与向有考”。帝都新近冒出来许多生疏地标，如果您呐无图不知晓，肯定会在胡同里奔波，多跑一倍冤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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