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人｜苏培成：关于新中国识字教育与汉字研究的对话

关于新中国识字教育与汉字研究的对话

   语言学人（第17期）

苏培成

    摘  要：新中国时期的识字教育在整个汉字识字教育研究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六个方面对新中国识字教育和汉字研究进行探讨。第一，介绍了新中国汉字识字教育的巨大成就和在中国扫盲运动中具有影响力的识字方法；第二，探讨了汉语拼音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在汉语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应如何处理汉字繁简的问题；第三，介绍了研究汉字结构的“六书说”理论、“三书说”理论与近期影响 较大的“新六书”理论；第四，分析了台湾地区汉字识字教育的现状和特点；第五，简要介绍了日本、韩国的 汉字演变情况；第六，阐述了对待汉语拼音化的态度：应充分认识到汉字具有的独特文化价值和汉字的不可替代性。

    关键词：汉字识字教育；识字法；汉语拼音；汉字研究

【被采访人】

苏培成，1935年生于天津。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59年分入该专业的语言专门化，196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教授古代汉语。1965年北京师范专科学校解散，被分配到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做语文教师。1978年调入北京师范学院分院中文系。1988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9年退休。1998年至2006年担任两届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主要从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包括标点符号应用研究、现代汉字研究、语文现代化研究、汉语辞书研究等。发表文章600余篇，撰有《现代汉字学纲要》《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等专著，合编《新华大字典》《新华多功能字典》等辞书。

【采访人】 

桑哲，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教授，兼任民建曲阜师范大学支部主委，山东省政协委员，曲阜市十二、十三、十四届政协常委，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国校园文学委员会副会长，全国中语会理事，山东水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中语会常务理事等。长期致力于语文课程评价与测量以及语言学与语言教学的相关研究，2002年迄今为山东省高考阅卷专家组成员，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等4项省部级以上课题，主要参与的国家语委项目“中国语言规划的历史研究（1949年后）”结题成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新课程名家访谈》在语文教育界有较大影响。同时在《语文研究》《课程·教材·教法》《教育研究》《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刊发论文数十篇，其中有10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复印。

【引言】

    识字是我们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更是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在历次的语文教学改革中，识字教学改革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识字教学探索活动非常活跃，广大识字教学实践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识字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的识字理念也不断涌现，为实现识字科学化而不断努力。为此，我们对汉字研究专家和汉字识字教育研究专家苏培成教授进行了专门访谈，本次访谈聚焦于汉字识字教育研究，以及与识字教育相关的汉字理论。

一、新中国汉字识字教育取得的成就

桑哲（以下简称“桑”）：关于新中国的汉字识字教育，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认识，我们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哪些不足和失误？苏培成（以下简称“苏”）：1951年，部队采用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来扫除文盲。1952年，在全国推广，一时影响很大。速成识字法的做法是利用注音字母作为识字的拐棍，通过拼音联系字义，在短时间内突击两千个生字。先做到“会认”“会读”，然后丢掉拐棍，进行阅读和写作，做到“会写”“会用”。速成识字法的主要缺点是把识字和阅读机械地分开，孤立地大量记认汉字。再加上未能充分发挥拼音的作用，结果是“一面大量突击，一面大量回生”。许多学员在突击生字阶段就垮了下来，根本没有余力再进入阅读和写作。因此，从1953年就停止推行速成识字法了。新中国的汉字识字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盲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超过80%下降至2010年的4%以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语言文字事业又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国普通话普及率从70%提高到80.72%，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比例超过95%，文盲率下降至2.67%。

桑：新中国在扫盲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其中，汉字识字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起到了关键作用。您认为，在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扫盲教育中，贡献最多的识字方法有哪些？您如何评价这些识字方法？

苏：通过实践人们认识到识字教育不能脱离语文教育孤立进行，要和整个语文教育的发展相结合进行，于是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就是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在落实这三项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工作，识字教育取得显著的成就。扫除文盲要结合推普，不能靠方言来扫盲。要简化汉字，扫简化字的盲，不能扫繁体字的盲。扫繁体字的盲困难很多，而且脱离实用。民国二年通过的注音字母，设计不够合理，应用不便。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了《汉语拼音方案》，我们有了合用的注音工具，可以事半功倍。这一时期，在识字教育上推出多种方法，如集中识字、分散识字、字理识字等。

桑：目前，我们的识字方法依旧很多，您作为资深的汉字研究专家和汉字识字教育研究专家，如果让您给小学老师推荐一种或几种识字方法，您会推荐哪种或哪几种？为什么？

苏：我愿意推荐字理识字法和注音识字法。

字理指构字的理据，也就是字形与字音、字义的联系。在教学汉字中，密切结合构字的理据，避免死记硬背。学生学一个生字，知道这个字的构成道理，同时也就学习了它的写法、读音和意义。例如，先学习了“女”字和“马”字，然后把这两个字组合起来，就成了妈妈的“妈”。其中的“女”表示妈妈是女性，是意符；“马”表示读音，是音符：“妈”是形声字，它的形、音、义很容易就学会而且容易记住。学会了“妈”再适当扩展，就又学会了玛瑙的“玛”，数码、砝码、二维码的“码”，蚂蚱的“蚂”，不要骂人的“骂”等字。字理识字是传统的识字方法，要应用六书构字法。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适合用这种方法。有些字的字理至今弄不清，自然无法应用。也有一批字字理虽然清楚，但是比较复杂，涉及的问题较多，解说困难，也不适合这种方法。下面再说注音识字。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会议的决议中指出：“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应该首先在师范、中小学校进行教学，积累教学经验，同时在出版等方面逐步推行，并且在实践过程中求得方案的进一步完善。”1959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在农村中继续扫除文盲和巩固发展业余教育的通知》。《通知》中指示：在普通话地区可以进行注音扫盲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逐步推广。1982年秋季起，黑龙江省在拜泉县、讷河县、佳木斯市三所小学六个一年级班开始“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实验（简称“注•提实验”），拟定的目标是三年完成五年制小学语文教学的内容。这个实验以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工具作用为前提，以发展儿童语言、寓识字于学汉语之中为总原则，达到发展语言、开发智力、培养能力的目的。这项实验改变了传统的小学语文教学的结构，变“先识字，后读书”为“先读书，后识字”，或“边读书，边识字”，用这个办法解决小学语文教学中长期存在的学汉语和识汉字的矛盾，为提高教学质量、开发儿童智力寻求一条途径。儿童入学后，首先学习并熟练掌握汉语拼音，能直呼音节；然后开始大量阅读拼音读物、注音读物。在教师的指导和自学中增识汉字。同时，利用汉语拼音和汉字写话、作文，读写同时起步，帮助儿童发展思维，增长知识，逐步提高读写能力。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叶籁士、倪海曙对这项实验给予热情支持和精心指导。1983年6月，实验的第一学年快要结束时，倪海曙到拜泉县育英小学实验班进行实地考察，听取教师和家长的意见。1983年7月，他写了考察报告《“难以相信”》。报告用数字和事例告诉读者，仅仅经过一年的实验，孩子们拼音已非常熟练，能够像读汉字那样扫读，识字量大大增加，普通话说得好。这份报告引起了教育界、语言学界的极大重视。

二、汉语拼音与识字教学

桑：关于汉语拼音在识字教学中的作用，一直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在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中，对学生先识字还是先学汉语拼音的问题也存在分歧。您作为现代汉字研究专家，见证了我国几十年来的识字教育发展历程，想请您就以上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苏：中国是法治国家，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有关汉语拼音的争论，要依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有关汉语拼音的规定来处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有三款。第一款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根据这款的规定，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的汉语拼音当然要先学。第二款是：“《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领域。”根据这款的规定，“北京”要拼作Beijinɡ，不能按照威妥玛方案拼作Peking。要明确汉语拼音有广泛的重要的用途，在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领域要使用汉语拼音。例如，用汉字给汉字注音，是汉字不便使用的领域。过去有直音和反切两种方法。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音，如用“妒”注“蠹”；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拼合起来注音，如用“德红切”拼“东”。这两种方法注音有许多困难。有的找不到熟悉的同音字，有的反切难于拼合，这两种方法都不如汉语拼音方便。还要注意那些汉字不能使用的地方。如在罗马字母书写的文献中，汉字书写的人名、地名就不能使用，解决的办法只能是用汉语拼音。例如“邓小平”要拼为Denɡ Xiaopinɡ，“上海” 要拼作Shanɡhai。另外，许多中国特有的事物难于翻译为外语，只有使用汉语拼音，如“太极拳”“龙井茶”“羚羊清肺丸”。再有，把汉字输入计算机有多种方法，对于熟悉汉语拼音的人来说，用拼音转换法输入汉字不必再另外学习，也十分方便。第三款是：“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这一款的关键是保证拼音教学的质量，让学生确实掌握汉语拼音。拼音教学要保证时间，而不要急着丢拐棍，煮夹生饭。

桑：在汉字识字教育中，特别是在汉语国际教育中，还会有繁简字之间的矛盾。您认为，我们在汉字识字教育中，应该如何更好地处理繁简字问题？

苏：当今，汉语普通话正向全球化语言迈进，这种趋势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外国人学中文的情况非常复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不能千篇一律。有的只要求会听说，不要求会读写，也就是只学汉语，不学汉字。对许多外国人来说，学汉语比较容易，学汉字是沉重的负担。这样学习中文只能是浅尝辄止，并不能对汉字文化有真切的认识。

对于要学汉字的人而言，还有学繁体字还是学简化字的问题。如果只要求具有阅读现代出版物的能力，只学简化字就够了，不必学繁体字。如果要求有阅读文言文或繁体字的能力，就要学繁体字。这往往是立志要研究汉字文化的人。

三、与“汉字结构”相关的理论及其运用

桑：研究汉字的结构，很早就有“六书说”的理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又有“三书说”。请您介绍一下“六书说”和“三书说”是怎么一回事？

苏：“六书说”是西汉晚期的学者创造的汉字构造的理论，到了东汉，先后有三家对“六书说”的内容做了解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东汉文字学家许慎，他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六书说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汉字学奠定了基础。自古至今，“六书说”得到众多学人的积极评价。

自20世纪中叶起，有三位汉字学家先后批评了“六书说”的缺点，并提出了不同的“三书说”。这三位学者是唐兰、陈梦家和裘锡圭。唐兰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里说：“六书说能给我们什么？第一，它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各人可有各人的说法。其次，每个文字如用六书来分类，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那一类。”针对六书说存在的这两个问题，唐兰提出了三书说。他说：“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从今天的观点看，唐先生对六书说的批评，有些矫枉过正。除了转注的界说外，对其他五书的界说，学界大体有共识，基本可用。按照六书给古籍中的通用汉字分类，多数可以断定属于哪一类。《说文解字》对汉字的分类有不少错，但这些错主要不是来自六书理论，而是由于资料的缺乏等原因。

陈梦家在1956年7月出版的《殷虚卜辞综述》里提出了他的“三书说”。他说：“象形、假借和形声是从以象形为构造原则下逐渐产生的三种基本类型，是汉字的基本类型。象形字以它自己的形象表示意义，如‘月’‘虎’一看就是月亮和老虎；假借字把象形字或形声字当作一个音符，读出来的音相当于我们语言中的某个词，如羽毛的‘羽’字的声音同于第二天的‘翌’，女子的‘女’字的声音同于第二人称‘汝’；形声字的形符表示事物的类别，音符乃是事物在语词中的发音，如‘河’的水旁表示‘河’是一条水而这条水的名字近于‘可’的声音。”“由此可知三者之‘形与义’的关系是不同的。

裘锡圭在1988年8月出版的《文字学概要》里提出了自己的“三书说”。他说：“三书说把汉字分成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三类。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这样分类，眉目清楚，合乎逻辑，比六书说要好得多。”裘先生还把表意字分为六个小类 ：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变体字。

时至今日，传统的六书说依旧充满活力，一直为汉字学界广泛使用。反观唐兰、陈梦家、裘锡圭三家的“三书说”，至今没有一本汉字学著作在使用。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当今，中国已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在这个伟大时代，六书说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普遍的重视。六书说流传了近两千年，在社会有深广的影响。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新的更合理的汉字构字法以前，应该继续为我所用。

桑：作为汉字研究专家，您提出了汉字的“新六书”。您认为，在现代汉字识字教育中，“新六书”能否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这种识字法适合于哪种类型的学生？

苏：我在研究现代汉字的过程中，注意到“六书说”是对汉字创造时的源头来研究的。汉字有悠久的历史，从盘庚迁殷算起，至今已有3300多年。在这3300多年间，许多汉字的结构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从汉字的源头说，“江”“河”二字是由意符和音符组成的形声字，“氵”是意符，表示这两个字的字义属于水这个类别，“工”“可”是音符，表示这两个字的读音。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时至今日，“江”“河”依 旧是水名，而读音早已发生了变化，不读“工”“可”， 成为不表音的记号。可是传统汉字学用“六书说”确 定的“江”“河”的类型却一直沿用不变，把不再表音的“江”“河”依旧归入形声字。这个矛盾怎么解决？裘锡圭在他的《文字学概要》里对于变化了的汉字结构类型提出了“记号字”和“半记号字”的概念，给我以启发，于是我参考裘先生的意见提出了现代汉字的“新六书”。“新六书”并不是要取代传统的“六书说”，而是补充“六书说”，对变化了的字形结构加以称说。我的“新六书”是 ：（1）独体表意字：人、目。（2）会意字：从、伐。（2）形声字：懊、疤。（4）半意符半记号字：布、缸。（5）半音符半记号字：球、笨。（6）记号字：我、方。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我写的《现代汉字学纲要》（第3版）。

四、关注台湾的语文生活

桑：在我们的台湾省，目前没有用简化汉字，也没有把已经成为国际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纳入学校教学。台湾的语文生活已经落后大陆。您认为，他们在汉字识字教育方面，应该如何努力？

苏：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推行语文改革。1955年推行简化汉字，1958年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国民党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基于政治对立，拒不承认简化字和汉语拼音。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两岸加强了文化交流。大陆出版的简化字书籍大量进入台湾，受到台湾学界的欢迎，他们逐渐熟悉了简化汉字。为了抵制汉语拼音，陈水扁执政时拟订了所谓的“通用拼音”，它随意改动汉语拼音，结果不受欢迎，在岛内并不“通用”，更不用说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影响。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时，开放汉语拼音，在台湾形成了几种拼音方案随意使用的情况。

当前，我们要坚持对台的大政方针，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两岸同胞要和衷共济，共创民族复兴的伟业。在这个总政策下，台湾要妥善处理自身的语文问题。

五、日本、韩国的语文演变

桑：目前，日本、韩国等国家，在日语和韩语教学中也存在汉字识字教育问题。据您研究和了解，他们的汉字识字教育方法，是否有可供我们注意和借鉴的地方？

苏：《日本书记》中说，归化日本的百济学者阿直崎（285年赴日），在中国晋朝的时候，邀请住在百济的中国学者王仁，携带《论语》和《千字文》到日本，后来做皇太子的老师，这是汉字传入日本的开始。

日语不属于汉藏语系的语言，它的结构不同于汉语。如果说汉人学习汉字还比较困难，那么，日本人学习汉字要更加困难。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如何读。日语和汉语的音节结构不同，日本人读汉字要把汉语音节折合成日语音节。例如“东京”Dongjing要读成Tokyo。这叫作“日语化”。日本人用日语解释汉字意义，由此发展出用日语的字义称读汉字叫作“训读”。例如，汉语字典里有个“砼”字，注音“铜”或tónɡ，可是人们把“一吨砼”读成“一吨水泥”“水泥”就是“砼”，的“训读”。汉字知识传开后，日本开始借用汉字作为音符书写日语，形成全用汉字的日语音节字母。759年成书的《万叶集》是最早用汉字作为字母写成的古代“和歌集”。这种借用现成汉字的日语字母称为“万叶假名”。“假名”就是借用的汉字。假名不是有计划地设计的，因此产生了重叠的两套，一套叫“片假名”，一套叫“平假名”。起步时随便用不同的汉字代表相同的日语音节，后来统一用字，基本做到一音一字。这是假名的标准化。假名大胆简化汉字，不仅方便书写，还使假名有独特的面貌，区别于通用汉字。这是假名的定型化。为了便于排列和检索，必须规定假名的次序。按照悉昙（印度梵文音）原理，把假名排成一个表，叫作“五十音图”。标准化、定型化、序列化，使假名字母达到成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实行语文“平民化”，措施之一是限制用字。1946年公布“当用汉字表”（1850字）。1981年改为“常用汉字表”（1945字）。硬性规定，法令和公文用字以此为限，此外用假名。其他出版物逐步向字表范围靠拢。小学生只学996个汉字，中学生只要求掌握常用汉字表1945个汉字。除以东方文化为专业的学者以外，日本人一般汉字用量在2000字上下。日本人丰富知识主要来自假名字母。下面再谈朝鲜的谚文字母。朝鲜是中国的近邻。汉末和三国时期（公元 2—3 世纪），汉字传入朝鲜。朝鲜人读汉字文言文《四书》《五经》，开科取士，同中国一样。朝鲜的人名、地名都是仿照中国用汉字写定的。朝鲜由于学习汉字长达一千七八百年，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占现代词汇的2/3以上。中国的儒学以及经过中国改进的佛学，很早就在朝鲜广泛传播，使朝鲜成为东方文明古国之一。但是，汉字文言文难学难用，把多数民众排除在外。熟悉了汉字，自然会尝试借用汉字书写自己的语言，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形式的朝鲜民族文字。一种是全用汉字写朝鲜语的文字，借用汉字作为音符，不考虑汉字的原有意义，按照朝鲜语法，书写朝鲜语词。所写的多为民歌民谣，称为“乡歌”或“乡扎”。另一种是全用汉字的朝汉混合文字，实词用汉字汉义，虚词用汉字读音记录朝鲜语音，语法按照朝鲜语。这种混合文字称为“吏读”，从3世纪用到19世纪末。正式文字仍旧是汉字文言文。朝鲜的李朝（1392—1910）重视发展民族文化。在世宗李裪的领导下，创造了朝鲜语的表音字母。1446年（中国明朝正统十一年）刊印于《训民正音》一书中，公布施行，称为“正音字”。在宫中设置“谚文厅”，教授新字，因此，新字又称“谚文”。谚文是通俗文字的意思。28个谚文是音素字母，其中，辅音17个，元音11个。字母近似汉字笔画，叠成汉字方块形式，是具有内在规律的拼音方块字。谚文的拼音方法，是把音节分为三部分：初声、中声、终声。初声相当于声母，中声相当于介音和主要元音，终声相当于韵尾辅音。每个音节拼成一个方块，与汉字相匹配。初声写在上或左，中声写在下或右，终声写在最下。历代相承，谚文的方块字积累有一万几千个。现代实际使用的有2200—2400个。这是音素合成的音节文字。汉字和假名都不是音素符号。谚文采用音素制，这是一大进步。朝鲜语的音节很复杂，不便采用音节字母。谚文设计于15世纪，这时音素知识已经不是什么秘传了。谚文字母不是从汉字直接变来的。汉字的基本笔画元素是“横、竖、撇、捺、弯”。谚文字母在无意之中受了汉字笔画元素的影响。谚文叠成方块，便于跟汉字匹配，这是明显的汉字影响。二战之后，朝鲜半岛南北两方各自建立了国家。南方是大韩民国，北方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废除汉字成为朝鲜半岛的主流。1948年，韩国政府制定了《表音文字（谚文）专用法》，规定公文全部使用标音字，只有公文的附加条款允许汉字与表音字并用。1954年，朝鲜废除汉字，纯用谚文。1968年，韩国总统朴正熙下令禁止在公文中使用汉字，强行废除教科书中的汉字。1969年，韩国文教部规定从1970年起，在学校废除汉字教育。1972 年，韩国文教部再次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规定在初、高中恢复汉字教育，并制订了1800个“教育用基础汉字”。1999年，韩国文化观光部颁布了“汉字并用推进案”，规定在政府公文和交通标志上同时使用韩文和汉字。

六、汉语拼音化的反思

桑：在清末以来的切音字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汉语拼音化的思潮。钱玄同认为：“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的可能的事。”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毛泽东主席作出了“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重要指示。1986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中央调整了国家的语文政策，没有重申汉字的拼音化。请您谈谈对汉语拼音化改变的认识。

苏：从现代的认识说，清末至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汉语拼音化的许多理由都值得反思，要有新的认识。

关于汉字难学这一问题。汉字字数很多，结构复杂，没有完备的表音系统；而拼音文字只有几十个字母，字母结构简单，拼音比较规则，大体可以见字知音。仅从这几点说，汉字比拼音字难学，可是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几点就要把汉语改用拼音字。我们要全面看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结论。吕叔湘曾对汉字和拼音字的利弊得失做了比较，他说：“第一，无论是汉字还是拼音字，它的优点和缺点分不开，有这么个优点，就不免有那么个缺点。第二，汉字的优点恰好是拼音字的缺点，汉字的缺点也就是拼音字的优点。”吕先生否认了拼音文字比汉字更发展、代表一个更高层次的文化的看法。有些西方学者坚持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论，就是由表形—表义—表音。这三个阶段的文字是三种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字制度。汉字处于表义阶段，它发展的前途必定是表音文字。周有光先生晚年出版了《比较文字学初探》，他说：“人类学中有一个‘失去了的环节’（missing link）：猿和人之间的中间环节还没有找到。文字学中也有一个‘失去了的环节’：意音文字和字母文字之间的中间环节还没有找到。”这就是说，意音文字如何演变为拼音文字并未得到证实。也许在文字学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中间的环节”。既然如此，西方学者提出的汉语拼音的理论就难于成立。经过多年来对汉语拼音化的研究，我们认为，文字的体制要适合语言的特点，这是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基本规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汉字比较适合汉语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朱德熙语，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第二，“汉字的另一个明显的优势是能够区别同音词。所谓区别同音词，严格地说就是能确定不同的语素。当我们听到一个不熟悉的科学术语的时候，往往不知道指的什么，可是写出汉字来，就会对我们理解它提供一点启发或线索。我觉得从小就跟汉字打交道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养成了一种对汉语作语素分析的习惯。”（朱德熙《在“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汉语里同音词很多，文字上必须加以区分。如果改为拼音文字，要把同音词区别开来，其繁难的程度要比汉字还严重，根本无法应用。第三，汉字具有丰富的汉文化因素。例如，我国古代曾用贝壳作为商品等价交换物，所以许多表示资财的字带有意符“贝”，如“货、财、资、费、贵、贱、贿”等。“示”的本义是指古代的神主，许多表示祭祀、鬼神、祸福的字多带有意符“示”，如“祉、祀、祟、祖、祸、福、祈”等。而拼音文字只表音，不表意。如果这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无法继承，那么将会造成重大的损失。此外，还有许多以汉字为对象的民族艺术形式，如书法、篆刻、字谜等都独具特色。逢年过节贴春联、贴福字，更是不可缺少的民俗。在人们心里，识字就是有文化，人们敬仰文学家、书法家。以汉字字形为载体，形成了一批词语，如“十字路口、丁字尺、八字胡”等。正因为汉字有如上的一些优点，几千年来汉族民众热爱汉字，对汉字给予了深厚的民族感情。第四，汉字有悠久的历史。汉民族生活在汉字的海洋里，即使从盘庚迁殷的甲骨文算起也有三千多年。它深入汉民族的内心。在清末以前，人们并不觉得汉字难学，没有改革汉字的要求。侨居海外的华人华侨，见到汉字如同见到祖国的亲人。人们对于抛弃汉字改为拼音字的巨变无法接受。贸然改动，将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汉字也有自己的缺点。例如：数量繁多，异体繁多；结构复杂；缺乏完备的表音系统；多音多义字要靠上下文来分辨，容易误读；国际文化交流困难。这些缺点，我们可以通过文字规范加以改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汉字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简化。许多汉字不能准确表音，可是我们有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辅助汉字的工具，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领域。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为汉字的方便使用，开辟广阔的天地。汉语如果改用拼音文字，将改变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语文生活，它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全面权衡利弊，用汉字记录汉语的优点大于缺点，汉字将继续使用下去，为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团结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文来源：《现代语文》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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