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肖自辉、方舒雅：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好文荐读（第五十八期）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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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肖自辉，方舒雅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肖自辉,方舒雅.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语言文字应用，2023(03):98-106.

摘要：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汉语方言学界开始开展具有一定规模的海外汉语方言 调查。在实地调查基础上，海外汉语方言研究在若干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未来应在拓宽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强化应用研 究、细化研究对象、规范实践操作，并探寻汉语方言、华语等海外汉语的语言变体之间的内 部关联和整体面貌。

关键词：华侨华人;海外汉语方言;华语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华人社区汉语方言与文化研究”(14ZDB107)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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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概念及缘起

海外汉语方言是中国大陆学者提出的学术概念，指分布在中国疆域之外的汉语方言。改革开放之前，汉语方言研究大都在中国大陆进行。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有语言学者走出国门，到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因而有了“海外汉语方言研究”这一说法。在整体华语观下，海外汉语方言研究属于华语研究的范畴。研究海外汉语方言的学者有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国外学者包括华裔和非华裔学者，他们主要从外国社会语境和西方语言学视角来研究当地华人社区社群的汉语方言。现代的“海外”一词泛指国外，是一个与“国内”相对的概念，因而严格意义上的海外汉语方言研究是指中国学者基于汉语方言学的学术视角对海外汉语方言开展的调查研究。本文拟对几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涉及的成果包括中国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在中国境内出版或发表的基于汉语方言学视角的相关著述。

20世纪60年代，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开始编写“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丛书，其中有《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等多部关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著作，虽未提出“海外汉语方言”这个概念，但这是较早涉及海外华人汉语方言的研究。1987年，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绘制了“海外汉语方言图”，正式提出“海外汉语方言”名称，表明中国大陆语言学界开始关注海外汉语方言。此后，陆续有学者(李永明，1991;李如龙，1992、1997;辛林，1992)发表一些关于海外汉语方言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若干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学术著作。例如，哈马宛的《印度尼西亚西爪哇客家话》(1994)是较早的海外汉语方言单点调查报告，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2000)收录了早期研究东南亚汉语方言的若干论文。

进入21世纪，海外汉语方言研究在中国大陆取得了较大发展，甚至成为方言学领域的一个热门课题。这主要体现为:(1)研究队伍逐渐壮大，有的高校形成较为稳定的海外汉语方言研究团队，如暨南大学海外汉语方言研究团队、兰州大学东干语语言和文化研究团队等;(2)学术交流频繁，两年一届的海外汉语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成为固定的学术交流平台;(3)一批有影响的海外汉语方言研究论著面世，其中不乏大部头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如《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概要》(2014)是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的大型调查研究报告，甘于恩主编的“海内方言与海外方言关系丛书”是海外汉语方言研究方面的首套丛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等近年来也批准实施了多个海外汉语方言研究项目，其中不乏重大和重点项目。在科研项目的带动下，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组织力量在海外华人社区进行方言调査研究，进一步推动了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发展。

二.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主题和领域

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出版的海外汉语方言研究著作已有40多部，论文已发表300多篇。下面按研究主题和领域对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状况和发展脉络进行评述。

1.海外汉语方言的概念、研究内容和方法陈晓锦(2014)阐释了“海外汉语方言”概念，认为“海外汉语方言”是“原本生成于中国本土，被千千万万华人带到世界各个角落，而又在世界的不同地方继续演变发展的汉语方言”。之后进一步提出“海洋方言”说(2016)，认为海外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属于“海洋方言”的第三层次，是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汉语方言的海外延伸。陈晓锦、郑蕾(2009)还强调了海外汉语方言的濒危性，认为“如按照国内目前界定濒危方言的标准，所有海外汉语方言就都应该笼统地列入濒危的行列”。关于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内容，张振兴(2009)提出“记录海外汉语方言的语言事实”“做好细致的比较研究”和“阐述和解释方言发展演变的规律”三个重点;李如龙(2008)认为要重视华人社区的语言生活研究;陈晓锦(2013)、张双庆(2013)强调本体研究须重视词汇，尤其是外来语的研究。海外汉语方言研究建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陈晓锦(2006a)、童芳华(2013)等就海外语言/方言调查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在海外开展调查工作等实践问题做了探讨。刘华(2015)设计了“概貌—个人—家庭—社区”的立体语言生活调查体系用于海外华语语言生活调查。2.海外汉语方言的调查和描写(1)调查记录报告通过去海外做实地调查，对某个国家和地区的某种汉语方言进行记录和描写是研究海外汉语方言的第一步。周长楫、周清海的《新加坡闽南话概说》(2000)详细记录了新加坡闽南话的语音、词汇与语法概况及其发展变化。海峰的《中亚东干语言研究》(2003)、林涛的《中亚东干语研究》(2003)、《东干语论稿》(2007)、《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2008)、《东干语调查研究》(2012)、王森等的《中亚东干话调查研究》(2015)等都是对东干语做的基础性调查研究。肖自辉的《泰国的西南官话》(2016)对分布在泰国北部上百个云南移民村的西南官话进行全面调查，揭示了泰国华人社区孤岛型西南官话的面貌。杨锦芬的《缅甸掸邦果敢汉语云南方言研究》(2019)对缅甸掸邦果敢地区云南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做了系统描述。甘于恩等的《印尼“先达国语”调查报告》(2016)记录了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一种类似西南官话的语言变体“先达国语”的情况。对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种方言进行综合性的全面调查，也是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陈晓锦的《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2003)、《泰国的三个汉语方言》(2010)分别描写了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闽、粤、客方言，并进行内部比较研究;《泰国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2019)详细介绍了泰国华人社区的9个汉语方言，基本包括了当地华人社区常用的几种汉语方言;《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概要》(2014)则涵盖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东南亚十国29个方言点的语言材料，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全面展示了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的整体面貌。(2)方言特征和变异研究海外汉语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均出现了不同程度变异，具有不同的方言特征，如云惟利(2004)比较了文昌话和漳州话在中国与文莱、马六甲的时地差异，发现诸多语言变异现象;马重奇(2019)对新加坡闽南音系与福建厦漳泉闽南音系、马来西亚新山潮州闽南音系与粤东潮州闽南音系进行比较，发现新加坡闽南话和马来西亚新山潮州闽南话在语音上出现新特点。有的学者从特殊语音现象入手开展研究，如邵宜、冼伟国(2004)分析了吉隆坡现代粤语阳上变去现象，陈晓锦(2006b)探讨了泰国曼谷半山客话上声读如去声的特殊现象;有的学者从词汇和语法方面入手，重点关注借词和特殊词语，以及特殊语法现象，如李永明(1991)记录和描写了新加坡潮州话中的外语借词和特殊词语，吴文芯(2014)介绍了马来西亚“槟城福建话”的特征词，李子玲和柯彼德(1996)探讨了新加坡潮州话中的三种正反问句的特殊用法;陈晓锦和肖自辉(2012)分析了缅甸仰光客家话“一”的特殊用法。刘俐李(2013、2015)、王森(2000)、海峰(2000、2003、2013)、王景荣(2008)等也从语音、词汇、语法等不同角度对东干语展开过相关研究。(3)方言辞典编纂海外汉语方言辞典的编写兼具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周长楫、周清海的《新加坡闽南话词典》(2002)和《新加坡闽南话俗语歌谣选》(2003)分别收录了相当数量的闽南话词汇以及闽南话俗语、歌谣等;谢清祥的《槟城福建话(闽南话)》(2010)收录了大量槟城福建话的词汇，以闽南话注音，以汉语和英文释义;梁丽娜、杨德权的《新加坡英语闽南语借词汇释》(2018)几乎收录了新加坡英语中的所有闽南话借词，并通过例句分析其语境、语义，反映了闽南话对新加坡英语的影响。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从全球视角出发的综合性华语词典，如《全球华语新词语词典》(2010)、《全球华语词典》(2010)、《全球华语大词典》(2016)等，里面包含大量各种类型的海外汉语方言词汇，为海外汉语方言词汇、语法研究提供了系统、丰富的语言材料。3.海外华人方言生活的调查研究海外华人社区社群汉语方言的使用和传承情况是国内外学者都比较关注的一个主题。张典姊(2001)、邵慧君(2001)、周刚(2005)、鲜丽霞(2008、2014)、陈颖(2012)、刘瑜(2013)、王晓梅(2021)等分别介绍了澳洲、毛里求斯、日本、缅甸曼德勒、美国、泰国北部、马来西亚等地华人的语言生活状况，对汉语方言的使用情况也有较详尽的讨论。还有一些成果集中关注某种特定汉语方言在海外的使用和传承情况，如丁宏(1998、2007)、林涛(2011、2016)、马磊和周庆生(2015)、尹春梅和周庆生(2016)等先后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东干语的使用状况及其原因。越来越多的调查研究表明，不少海外汉语方言受到当地主流语言和语言政策的排挤，存在程度不等的语言维护或语言传承困难的问题，如洪丽芬(2010)调查发现，马来西亚华人的家庭语言正在由汉语方言向英语转移;黄明(2010、2013)证实新加坡三代华人使用十多种汉语方言的传统发生了根本变化，普遍转向使用华语和英语;魏岩军等(2013)发现美国华裔母语保持水平总体偏低，二三代之间语言转用非常明显;陈李茂(2019)也认为近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汉语方言使用和传承状况不容乐观。基于此，部分学者开始思考影响华人社区语言使用的原因以及如何维持维护华人社区汉语方言的使用，如张东波、李柳(2010)考察了社会心理因素与美国华人社团语言维护和变迁的关系，指出华人社团的社会历史变迁、族群及其语言的国际影响力等因素均对汉语方言的维护产生重要作用。语言态度、语言政策、语言教育等社会因素对海外华人的语言选择、语言能力有深刻的影响，有些研究从这些具体因素着手，如周巍(2020)调查分析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泰国华人的语言态度;苗东霞(2010)从语言认同观、语言传承观、语言和谐观三个方面论述了中亚东干人的语言态度;许小颖(2007)探讨了语言政策对社群语言的影响，并运用社会语言学方法对新加坡福建社群进行了语言技能退化研究、语码转换和混用研究及方言移借变异研究;陈荣岚(2004)探讨了菲律宾华校闽南话教学的若干问题，海峰(2009)介绍了中亚东干人聚居区东干语教学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和教学特点，分析其形成与东干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东干语的社会功能、东干人的民族心理等各因素的关系;李嘉郁(2007)则探讨了方言因素对华文教学之内容、方法与目标产生的影响。

三. 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前景思考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研究者通过海外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境外汉语方言第一手资料，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包括研究主题领域较狭窄;田野调查地域主要是东南亚，许多地区尚未涉足;研究成果以罗列描述方言字词资料为主，缺乏理论建构，应用价值偏低;实践上没有形成不同于汉语方言学研究惯例的新策略和新方法等。促进海外汉语方言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应充分思考和探讨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独特价值开展海外汉语方言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汉语方言学界为什么要到海外开展调查研究?为什么需要海外研究的视角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中国现代汉语方言学是受欧美早期地理方言学和语言人类学启示，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在老一辈语言学家卓有成效的方言调查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八九十年来形成的研究框架和实践惯例标志着这门中国本土化的语言学科走向成熟，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学术视野束缚在较为狭窄的理论和实践空间内，即以字词为本位的调查操作和以历史音韵为本位的描写分析成了汉语方言学的研究核心，历史韵书和境内方言成了汉语方言学的主要视野。近年来比较方法、地理制图法、计量统计法、实验语音学、类型学等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使汉语方言研究视野有所开拓，但在方言接触、方言与文化、方言社会变异、方言应用和服务等方面依旧没有大的突破。海外汉语方言与中国大陆的汉语方言虽同出一源，但由于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不同，方言使用者的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不同，导致两者的语音、词汇、形态、句法、语义等固有成分的保有量不同，语言成分留存、变异和创新的方式、速度和方向也存在重要差异。例如马来西亚粤、客、潮方言保留“港”的本义“河流”，说明海外汉语方言会保留一些中国大陆汉语方言中已消失的古汉语特征;又如新加坡汉语方言出现“咖啡厚”(浓咖啡)、“咖啡冰”(冰咖啡)这种定语后置结构，中亚东干语使用“初一的五月”(五月一日)式的年月日表达方式等，说明海外汉语方言存在一些新的特殊语言现象。可见，缺乏对海外汉语方言的关注会影响我们对汉语的整体认识，使得汉语方言学乃至汉语学科的整体性都有所缺失。而且，海外汉语方言的使用群体在语言接触、语言态度、语言使用、语言偏好等方面都会发生变化，出现特定的社会变异和生态特征，产生不同的历史演变和共时层面的言语现象。记录和研究海外分布的汉语方言能给汉语方言学研究开辟田野实践的新领域，更新方言学的理念、旨趣和研究方法，拓展语言学思维的广度和深度，深化和提升有关方言学理论，建立适应汉语方言实际的理论体系，也能为社会语言学、语言人类学、语言生态学、历史语言学、语言接触学提供新的语言材料和语言事实，推动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二)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未来发展1.融合双重视角:历史视角和现实视角中国的海外汉语方言学者习惯把华人社会看作中国社会的向外延伸，把海外汉语方言看成境内某种汉语方言的变体;而西方学者则把华人当作当地少数民族，把汉语方言看成当地一种少数族群语言。这是两种不同的视角，前者是从汉语方言发展源流出发的历史视角，后者是从汉语方言现时环境出发的现实视角。视角有别会导致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不同，这也是为何大陆学者和西方学者对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呈现不同特点的主要原因。海外华人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无论民族心理还是语言文化特质都已发生变化，若单纯以历史视角看待海外汉语方言，认为华人的语言、社会组织、民间信仰等只是中国语言文化移植异国他乡后结出的果实，会导致对华人在当地的生存境遇、文化融入和语言适应情况缺乏应有的关注，使得华人和汉语方言脱离其所在社会的语境，很多语言问题将解释不通。有时，从历史视角出发使用的某些术语甚至是危险的。例如陈晓锦教授曾谈到在马来西亚做方言调查时，不能跟马来本地人说“MalaysianChineseDialects(马来西亚汉语方言)”，该用语触犯了马来人禁忌，而应说“TheLanguageoftheChineseCommunity”。同样，完全基于现实视角把海外汉语方言作为当地少数族群语言看待则容易忽视它与祖籍地汉语方言的联系，而缺乏源与流的历史比较将很难全面考察语言的发展。两种视角各有各的局限性。未来的海外汉语方言研究应具备双重视角，通过历史视角厘清海外汉语方言的演变脉络，通过现实视角“鸟瞰”当地整个语言生态场，并找到历史视角和现实视角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联结点，实现二者在方言学理论框架下的连接与互补，推动海外汉语方言研究范式的形成。2.强化应用取向: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华人社会受传统汉语方言研究偏重基础研究的影响，目前的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缺乏为地区发展和社会需求服务的意识，研究成果对“一带一路”建设和华人社会发展的可参考、可利用价值尚有不足。中国正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二十世纪粤、闽、客等海外汉语方言架设的语言文化桥梁及由此带来的“华侨经济”，促进了我国东南沿海经济的高速发展。粤、闽、客等汉语方言在海外诸多国家已成为一种社团语言或族群语言，在某些地区甚至比普通话更具社会声望和影响力，既是中国与各国相互沟通理解的钥匙，也是中国与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经贸交流的重要纽带。因此，海外汉语方言研究要跟上时代步伐，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文化走出去，针对“一带一路”沿线热点地区、重点群体、特定语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精细描写，生产出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时效性、应用性强的语料和研究成果。其次，海外汉语方言研究面对的是海外华人，因此，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还要关注华人利益、尊重华人社区社群的意愿，了解华人群体和个人语言生活的需求，并寻求恰当途径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华人社区社群，以促进华人群体的语言文化建设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3.细化研究对象:探索差别化路径海外汉语方言的情况比较复杂，根据对象的不同，在研究内容上也需要有不同的侧重点。首先要注意区分早期华人的汉语方言和华人新移民的汉语方言。早期华人和华人新移民在语言文化上不完全相同，前者主要来自广东与福建，以使用闽、粤、客方言为主，后者来自中国大江南北、沿海内陆各地，母语方言情况更加复杂。以往的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主要关注早期华人的语言，但在各国华人构成里，中国新移民也逐渐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且新移民的语言态度、语言能力、语言接触和语言认同等一系列有关语言的问题非常复杂，从动态的社会语言学视角来研究其语言生活状况也很有必要。还要注意区分不同生存状态的海外汉语方言，根据不同情况确定相应的调查目标和研究方向。有的海外汉语方言在当地比较强势，甚至有官方语言地位或法定语言地位，如西南官话在缅甸掸邦果敢自治区、第二特区(佤邦)有官方语言地位，客家话在苏里南有法定语言地位;有些海外汉语方言虽没有官方语言地位，但使用人口较多、使用范围较广，甚至出现在当地教育、文化、媒体、行政、司法等领域，如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粤语、吉尔吉斯坦的东干语;有些地区的海外汉语方言使用人口较少、使用领域狭窄，如越南的艾话(客家话)已经濒临灭绝。已有官方语言地位或法律规定地位的汉语方言，有广泛而稳定的语言学习需求，研究重点可以放在语言产品研发和语言服务创新上;有大量人口支持，具备长期存在条件和发展潜力的海外汉语方言，应关注其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应用功能的扩大，加强其本体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对于濒危海外汉语方言，当务之急就是做好它们的深度记录保存，进行档案化描写、标注，以保存方言原貌。4.规范实践操作:扩大调查范围海外汉语方言调查是跨国、跨文化的调查活动，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地理、宗教、语言等情况不同，因此海外汉语方言调查比境内汉语方言调查更复杂，对调查人员的要求也更高。而且这项工作经验积累不足，调查程序、方法和技术手段方面尚缺乏规范，这或许是海外汉语方言研究时常让人望而止步的原因之一。国内的海外民族志在田野调查中已形成了作业规范，例如以参与观察为主，要“目睹”“见证”;采用当地语言交流;持续至少一年的周期等。海外汉语方言调查同样也应该建立规范，形成科学的海外汉语方言调查内容大纲，建立数据采集和材料处理的技术标准，这是海外汉语方言调查的重要实践问题。海外汉语方言调查的任务和内容是什么，需要采集什么数据、记录哪些语言资料，是否按照传统汉语方言调查和描写模式进行，调查时需要注意哪些行为规范问题，这些都要认真探讨和明确。以语言本体调查为例，如果按照惯常的传统汉语方言田野调查记录方法——制订字音、词汇、句子调查表(手册)并围绕表格以口头询问等方式收集语言材料，可能会遗漏一些鲜活的、重要的语音、词汇、语法信息，也很难反映字、词、句背后隐含的华人群体特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习俗。如何建立适用于海外汉语方言的语言调查框架并扩大田野调查的范围，尽可能去涉足尚未调查的空白区域，也是未来应该考虑的问题。5.促进整体研究:重视方言和华语的联系海外汉语是一个有机整体，粤、闽、客等汉语方言与华语(这里指“海外华人共同语”)在海外华人社区社群共生共存，它们之间互相竞争，也互补分用。我国海外汉语方言研究已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华语研究在华语语言事实、语言规划、语言传承、语言传播、语言生活等方面也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对汉语方言、华语等海外汉语世界的语言变体之间的内部关系和宏观面貌仍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清晰的认识。未来的海外汉语方言研究应具有“整体”观，加强对各种海外汉语变体的现实整体性和关联性的重视。这里至少有三个重要问题值得关注:(1)从共时层面考察海外汉语方言与华语的接触、互动和联系;(2)从历时层面考察海外汉语方言和华语之间的消长变化及两者在对方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3)以整体视野去分析和解决海外汉语方言在使用和传播中的各种具体问题。不论海外华语还是海外汉语方言，都是经过长期的历时演变和传播形成的。海外汉语整体观强调共时和历时相结合3，应把华语和汉语方言、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从不同维度研究海外汉语语言现象、语言关系、语言问题。这样不仅有利于对海外汉语的整体把握和全面认识，也有利于帮助华人在母语维持中较好地处理方言与华语的关系、增强华人凝聚力、促进汉语在国际社会的应用等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肖自辉

研究领域：方言学。

教育背景：

2003.09—2007.07 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2007.09—2014.07 暨南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博士主要著作及论文：
1.《泰国的西南官话》，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2.《面向传统生态知识:当代民族语言调查的价值取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8053.《语言生态监测的多样性计量评估模式》，学术研究,2018年01期4.《用EXMARalDA软件处理方言留存数字语料》，方言，2017年04期.5.《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创新及问题：2006-2016》，南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03期。6.《国外生态语言学的几个关注点》，暨南学报.“语言生态研究的意义、现状及方法”专栏，2016(06)7.《论濒危语言语档的大众化、现代化和产品化》，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03)8.《语言生态的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生态语言学应用研究》，语言科学, 2011（03） 主持科研项目：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缅中老边境地带汉语方言及少数族群语言生态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5CYY014）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第60批面上资助)“缅北土生华人族系方言口述历史有声记录及整理”（已结）。联系方式：[e-mail]
方舒雅
个人简介：女，暨南大学2020级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曾任文学院第二十届研究生会执行主席。

本文来源：《语言文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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