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黄海玲：中国当代修辞学理论研究的话语转向

好文荐读（第八十九期）中国当代修辞学理论研究的话语转向——科学化与实用化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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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修辞学理论研究的话语转向
——科学化与实用化的提升

黄海玲

广州华商学院文学院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黄海玲.中国当代修辞学理论研究的话语转向——科学化与实用化的提升[J/OL].华文教学与研究,2024(01):76-84

摘要：《修辞学发凡》实现了中国修辞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转型，当代修辞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立足互动的真实话语活动来探讨修辞的本质，实现了修辞学话语视角的理论突破，体现为研究对象的话语指向、理论建构的话语解释、修辞手段的话语策略构建、修辞目标的话语效果聚焦等。当代修辞学研究的话语转向也突出表现在领域话语应用上，解决社会的话语应用需要，推动社会进步，在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领域语言行为、功能言语行为等话语应用领域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当代修辞学的话语转向推进了修辞学理论的科学化和实用化。

关键词：当代修辞学；话语转向；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科学化；实用化基金项目: 广州华商学院2023年校内科研导师制项目“中国当代修辞学理论研究的话语转向——科学化与实用化的提升”（2023HSDS31）；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2019年规划课题“‘一带一路’国家来琼留学生民俗文化学习及跨文化适应策略研究”（HNSK(ZC)19-09）；国务院侨办2022年度华文教育研究课题“东南亚华文教育与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传承与认同研究”（22GQB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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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明认为大量的关于语言运用的问题都被边缘化，在国际上出现“话语转向”的新形势下，将研究基点从“语言结构”移至“语言运用”，或者说实现由“语言”向“话语”的基点转变，是很有必要，也是很迫切的（李宇明，2019：100）。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当代修辞学的成就之一就是突破传统修辞的局限，立足真实话语领域来探讨修辞的性质和机制，修辞学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社会应用都出现了新面貌，修辞学的社会意义日渐突出，但学界对这种变化重视不够。我们有必要反思中国当代修辞学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总结修辞学向话语研究转向的趋势，探讨话语转向对中国修辞学科学化与实用化的促进作用。

1.中国修辞学独立学科的建立

中国修辞学是一门古老学科，历史悠久。从春秋时期开始，修辞学就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张弓（1926）探讨了修辞学的阶段性分期，提出了“辩说期”“词章期”。20世纪开始，中国修辞学开始形成学科理论。朱星（1957）提出修辞是讲词句艺术加工的法则。胡怀琛（1935）认为修辞就是把我们所说的话修饰一下，使它更美一些。王易（1933）更明确指出修辞者，乃研究辞之所以成美之学也。这些修辞定义的共同特点就是追求文辞的艺术美，研究的对象是文辞。它传承了古代求美的文论传统，具体的修辞分析关注对书面修辞用例的赏析和辞格的总结。如上述张弓等所言中国修辞思想从先秦时就有口头辩说与书面词章两大传统，求美修辞观窄化了汉语修辞传统。

陈望道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代表着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正式创立，《修辞学发凡》提出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陈望道，1979：6），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义”（陈望道，1979：11），将修辞体系归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将修辞从修饰、加工发展成调整，将研究对象从文辞扩大到语辞，在理论上有所创新，“适应题旨情境”也成了修辞学的活的灵魂。《修辞学发凡》使得中国修辞学研究结束了长期附属状态，实现了修辞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转型。其修辞思想成了之后半个世纪修辞学研究的指导纲领。陈望道先生的语辞调整修辞观未总结出具体的调整规律与操作模式，同时调整也是对已有成品的再加工，而不是对全部话语活动的解释。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修辞学界掀起了对“同义形式”的讨论，如王希杰（1983）、林兴仁（1988）等，把修辞看作“是一个选择过程”（张志公，1982：3），认为修辞的含义是“选择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来加强表达效果”（黄伯荣、廖序东，1991：207）。选择说的同义形式比较方法能深化语言材料的修辞效果分析，但何为同义形式？同义形式的范围究竟有多宽？存在争议，理论上也不好限定。同义形式选择说难以解释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与整体的修辞策略运用，难于解释动态的修辞活动。选择说希望突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理论，但还是在“适应题旨情景”的理论范式之内，只是将修辞活动从“调整”改换到了“选择”，未进入互动的话语活动领域。修辞学理论建立时期的“美词说”“调整说”“选择说”对修辞本质的解释都未立足于互动交际中的话语活动，《修辞学发凡》提出“写说本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写说者同读听者的社会生活上情意交流的现象。从头就以传达给读听者为目的，也以影响到读听者为任务的。”（陈望道，1979：6）强调了说听双方的话语交际，但并未将这种话语研究落实到具体章节的实际分析中。刘焕辉（1989：31）就提出“《发凡》早在30年代初期，就能从交际目的、手段、效果上全面考察修辞现象，确是难能可贵的，可惜对于该书这样的真知灼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没有引起修辞学界的普遍注意，不少谈修辞的书和文章，只孤立地就修辞现象论修辞，停留在为《发凡》补例证、作解说的阶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期”。并认为“修辞原是言语交际的产物，人们是为了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完成预定的交际任务才去进行修辞活动的。可是以往的修辞研究却偏离了它的‘真正出发点’，长期停留在就修辞论修辞的阶段，未能自觉地把修辞现象放在言语交际中来观察、研究”（刘焕辉，1989：32）。中国修辞学真正的话语转向还要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

2. 当代修辞学话语视角的理论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修辞学理论研究开始了话语意识的觉醒，试图借鉴国际的语言学理论，立足互动的真实话语活动来探讨修辞的本质，建立科学和实用的汉语修辞学理论。

2.1研究对象的话语指向修辞学的话语转向首先是要将研究对象转到真实的互动话语领域，真正从双向互动的话语交际视角来探讨修辞的机制和规律。刘焕辉的言语交际学从80年代开始探讨话语活动领域，提出言语交际学“就是要研究语言在交际中的运动形态、结构规则和交际功能，揭示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客观规律”（刘焕辉，1988：52）。但刘焕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言语交际学，尽管也提出修辞学研究也要从言语交际领域着眼，但还是将修辞学和言语交际学做了严格区分，认为“修辞活动仅处于交际过程中表达一方力求‘辞达’的这一层次活动中，超越这一界限便不是修辞活动了。故从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到当代学者的修辞论著，都不把交际中接受者的言语解码列入自己研究范围”（刘焕辉，1988：53-54）。明确提出“言语交际学所要研究的语言运动形态、结构规则、交际功能、特别是交际过程表达者言语编码的失误和接受者言语解码中的一切现象，却不在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之中，修辞学仅研究表达一方如何提高言语表达效果的规律”（刘焕辉，1987：80）。言语交际学的探讨及从交际领域角度研究修辞的看法，有将修辞学引入话语转向的重要意义，但刘焕辉定位修辞为言语交际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局部视角不利于修辞活动的整体考察。我们认为表达与理解是一整个相互作用的交际过程，话语表达的取效机制和规律必须从整个交际活动中探讨才能全面和科学，仅仅作为一个子系统来观察，很难得出科学的完整的规律，话语修辞的机制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李军1996年发表《修辞研究视角的思考》，提出要从言语交际的双向动态视角来探讨话语修辞行为的本质，认为“修辞表达的实质也是一个动态的综合的言语意图与策略的制定、调控与实现过程。因而，修辞规律的研究不能只从微观的局部着眼，要从动态发展着的言语交际过程中把握言语交际从大到小的意图与策略调控，考察意图与推理的内在联系，从而总结出提高言语表达效果的规律和修辞策略的运作机制”（李军，1996：2）。重视表达与理解的互控作用，认为这种互控的关系给修辞策略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回旋天地。更有见地提出“从理解出发，从对话语的理解逐渐靠近对表达本身的理解，从理解中探讨表达的要求和机制，建立修辞表达和言语交际的一般性理论。”（李军，1996：3）表达与理解作为相互作用的整体的话语思想在谭学纯先生的广义修辞学中也得到了阐述，认为“表达中心论是残缺的修辞理论”（谭学纯，2016：106），认为“修辞活动是表达者和接受者共同建构审美现实的话语活动”（谭学纯，2016：108），支持基于话语行为发生与理解的修辞学研究。2.2修辞学理论建构的话语解释立足于动态的话语活动，修辞的本质、运作的机制和模式就相应会产生质的变化，形成新的修辞理论和研究范式。修辞本质的揭示朝向话语活动本身开拓，就出现了多样化的修辞理论解说。2.2.1组合说刘焕辉提出修辞“组合说”，主张“一切修辞手段都可归结为言语形式的组合，一切修辞现象都是言语组合形式的生动表现”，提出修辞研究“不得不将‘题旨情境’的复杂因素暂时离析出去，全力抓住言语形式的组合这一解决矛盾的手段进行结构分析，找出汉语的话语组合模式”（刘焕辉，1993：82-84）。这种组合修辞观，着眼于话语活动的过程性质，有利于话语转向的修辞探讨，但正如李军（1996：48）所说“这种组合分析还仅仅是对修辞言语形式的探索，有意抛开了言语形式的表达作用及对情境的利用。……各种复杂的因素制约着话语修辞，不可能仅从语言因素本身去解决问题，应该建立起修辞运作的更加综合的模式。”2.2.2调控修辞理论李军的调控修辞理论（1996、1998a、1999，2002、2003、2008、2009）提出修辞学研究“立足的是话语活动的人际行事本质和双向互动性质，着眼的是一整个针对交际意图与交际对象的策略制定与实施，探讨的是修辞调控的策略系统、深层机制及解释体系”（李军，1999a：43）。其1998年发表的《论修辞的本质——从言语交际的双向动态视角对话语修辞行为的新审视》将修辞的本质定义为“是言语交际活动中的话语控效行为，即发话人有效调控言语交际的进程和交际的各种参与因素，运用最具针对性的话语策略，最大限度地促使发话人所期望的话语效果的成功实现”（李军，1998a：64），认为“修辞学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修辞控效的要求、模式和规律”（李军，1999a：44）。修辞学既探讨各领域的话语取效规律，这形成领域修辞学，又统一解释所有话语活动共同的话语取效机制和规律，形成理论修辞学。修辞学的话语取效性质决定它从社会科学的体系来看“属于社会科学中的行为控效科学，它从行为科学、管理科学、运筹学、社会学、系统控制理论等中吸取营养，根据言语交际的特点和要求，建立语言运用领域中的控效科学，即修辞学”（李军，1999a：44）。修辞学在语言科学中的地位则是“修辞学是语言运用领域中一门具有鲜明目的趋向性的控效科学”（李军，1999a：44），要利用语言体系的特点和规律，又要充分遵守和利用言语使用的规律，去组织最具针对性的话语策略，促进发话人交际目的的最成功实现。李军（2002）总结修辞控效策略包括意图内容的有效发出和成功实现这一意图的驱使力的利用与调节两大方面：李军（1998a）提出意图内容的发出是调动意图内容的驱使力，它将形式与内容统一作为促进交际效果取得的话语策略手段；驱使力的利用和调节是调动语境驱使力，利用初始语境的驱使力和调节语境关系轴上的力量来激发受话人的反应实现发话人的交际意图。调控修辞理论将修辞调控贯穿在言语交际活动的每一环节与进程之中，认为修辞性构成了所有话语活动的本质要求与内在属性。修辞探讨的范围是人类一切有目的的言语交际行为，修辞学的任务是寻找有效实现交际目的的话语策略手段，总结其类聚体系、构成模式和运用规律，并从社会文化、认知等多维视角来阐释这种修辞活动的过程，揭示修辞规律形成的内部机制。调控修辞理论提出修辞手段应是话语策略，是语言手段与语境手段的统一，将交际的全过程和全要素纳入修辞机制的形成思考中，能够更宏观、更系统、更动态地探索修辞的机制和模式，也更能指导实际的话语修辞活动，为各领域的语言运用和领域修辞的解释提供了参考工具。调控修辞理论改变了修辞研究的单纯述己视角，建立了较全面的修辞解释性理论。2.2.3广义修辞观谭学纯（2001、2016）提出的广义修辞学要求兼顾“表达←→接受”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话语建构方式、文本建构方式、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三个层面。广义修辞学就是两个主体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三个层面的展开。三个层面包括：（1）修辞技巧，属于话语层面，修辞被作为话语的建构方式，也即是修辞化了的“说法”或“写法”；（2）修辞诗学，属于文本层面，修辞被作为文本的建构方式，是被修辞化的“说法”或“写法”影响、甚至支配的文本层面的章法；（3）修辞哲学是指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也即被修辞化的“说法”或“写法”影响、甚至支配的话语主体的活法（谭学纯，2016）。广义修辞学将修辞技巧研究向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层面延伸，突破了修辞“技巧论”的封闭，向更深层的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探索，能更深入地解读话语文本和蕴含的主体的精神世界，深化了修辞的意义探讨和所涉及的复杂文本建构和主体间性结构，能更深层次建构文本意义和主体间的精神世界，对于协商中的意义把握有好处，但广义修辞学未描写出修辞的具体运作模式和机制，对话语理解的解释意义大于对写说的规则指导意义。2.2.4言语行为修辞理论本世纪提出了言语交际行为修辞观（陈汝东，2004）和（新）言语行为修辞观（胡范铸，2003、2015）。陈汝东侧重言语交际行为，提出“修辞是人类一种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符号交际行为，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语境，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及其他文本，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一种社会行为”（陈汝东，2004：6-7）。在修辞手段的构成要素上除了语言符号，还包括了文字、图像、肢体语言和其它符号与媒介形式等，朝向传播要素上拓展，扩大了修辞手段的建构与解释空间。修辞手段分平实性和艺术性的修辞手段，修辞手段体系由语音、词汇、句式、辞格组成，修辞规律则为符合汉语的结构规律、符合语体规范、切合风格要求、切合言语动机、切合语境，基本延续了传统修辞研究的视角。言语交际修辞观未深入探讨话语修辞活动的动态模式和机制，未结合言语交际特点进行理论突破。胡范铸则认为修辞是一种言语行为，重新定义言语行为为“某行为主体在一定的人际框架和语境条件中，根据自己的意图，结构出一个语篇，借助一定的媒介，使得另外的行为主体做出有关联的反应这样一种游戏”（胡范铸，2015：7）。（新）言语行为修辞观注重从社会作用角度来探讨修辞的本质，提出修辞学的根本目标应该是“有效地推进人的个体的社会化、群体的互动性、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胡范铸，2015：7）。对于言语行为的类型，胡范铸认为除传统“言语行为理论”的“动词性类型”外，还必须关注“政治言语行为”“法律言语行为”“教学言语行为”等“名词性类型”和“可笑言语行为”（幽默）、“虚假言语行为”（谎言）等“形容词性类型”，即基于性状风格分析的言语行为。“（新）言语行为分析”修辞学模型建立了一套工具性范畴，如主体构成、语境参数、意图结构、行为类型（分为言语的动作类型、言语的领域类型、言语的风格类型）、规则系统（构成性规则系统、策略性规则系统），采用事件（案例）分析和案例库修辞学分析思路，对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法律/政治……语言分析、实验/案例库、机构/个人……修辞学）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对领域修辞研究的深化有启示作用。但“（新）言语行为分析”对话语修辞活动本身的运作模式与机制探索不够，工具性范畴内部的系统、适用于不同类型言语行为的工具性规律都需要深入。从80年代刘焕辉的言语交际学肇始，到90年代李军的调控修辞理论，真正立足话语活动的动态互动过程来建构修辞的运作机制与模式，解释话语活动的修辞理论得以成立。从当代修辞学四十年的发展来看，调控修辞理论对修辞活动的构成模式和运作机制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新）言语行为修辞观对不同领域的言语行为实施进行了构成性规则分析，总结了分析的工具性范畴。广义修辞观对修辞现象的理解和涉及的三个层面进行了纵深刻画。三种修辞理念对话语修辞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探讨，对推动修辞学理论话语转向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从整体来说，话语活动的修辞理论描写还需系统化、科学化，提高话语活动效果的修辞机制还需要深入刻画。2.3修辞手段的话语策略建构话语转向后的修辞手段包括什么？话语转向的修辞观理解的修辞手段远比传统修辞研究要宏观和系统，调控修辞理论认为修辞的深层规律应该表现为针对性的话语整体策略调控。2.3.1修辞手段是内容与形式综合一体的话语策略语词表达形式调适修辞观不适宜于用来解释动态言语交际活动中的修辞行为。黄伯荣、廖序东（1991：208）“在题旨、情景确定的情况下，修辞总是着力阐述下列三个问题，即选用什么样的语言材料，采用什么样的修辞方式，达到什么样的表达效果”。尽管也有学者提到修辞不仅是怎么说的问题，还包括说什么的问题，但未形成修辞学界的共识，“说什么”包括哪些内容，“说什么”如何作为修辞的内容也未形成明确的阐述。李军的调控修辞理论“倡导话语整体策略调控修辞观，它将形式与内容统一作为促进交际效果取得的话语策略手段，既包括具体语词的适切性调整，也包括针对性的意图策略的运用”（李军，1998a：63）。意图策略分成意图内容的针对性建构和有效发出，“意图内容的发出必须明确、清晰，对要求的内容、程度、步骤等作出明确的指示，以利于受话人的充分理解，并有效作出反应。”（李军，2009：57）实际的话语活动，要以最具针对性的话语去打动受话人，取得发话人所期待的反应效果，就需要发话人巧思机变，意图策略的制定和实施，话语内容的针对性、合理性、机变性调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李军，1998a：63）。2.3.2修辞手段是语言因素与语境因素的有机统一对语境的性质与作用的重新思考是修辞手段话语转向的重要内容。陈望道提出修辞要适应情景，刘焕辉（1982）强调语境对意义的附加作用。进入真实的互动交际领域，到底语境的性质与作用是怎样的？话语转向的修辞理论到底怎样处理语境？李军（1996、1998、1999、2002、2009）的调控修辞理论对语境的性质与修辞作用进行了新的阐释。一是提出了语境的创设性质。“在实际的言语交际活动中，语境（包括语篇语境和情景语境）是一个随交际的进程不断被选取、被发展、被创设的生动过程，包含了整体语境条件和每步修辞进程的语境前提的选取和设计，包含了对有利语境因素的积极利用和对不利语境因素的巧妙改变。”（李军，1998a：64）二是提出语境是修辞手段的构成要素。语境“具有积极的交际参与作用，是表达者积极利用的表情达意手段与交际取效手段”（李军，1996：47）。分析了真实话语活动中以语言为中心，语言因素与语境因素相辅相生的综合话语策略。三是提出了语境驱使力的概念，总结了修辞对语境驱使力的利用和调控。包括利用交际行为实施时话语活动所附带的初始状态形成的语境原力Fo，和发话人对初始关系的各力量轴进行调控所产生的驱使力量Fs，达到Fo±Fs≥Fa，Fa代表发话人促使受话人执行话语要求所需要的驱使力，以Fs代表Fa与Fo之间的力量差值，它也正是发话人运用话语策略所调节出来的驱使力量，包括驱使力增强和减弱（李军，2009：58）。广义修辞学的修辞诗学、修辞哲学层面的意义建构涉及语境信息的参与和关系建构，但广义修辞学没有具体探讨语境的运作模式和规律。修辞研究的话语转向，语境理论如何具体化、动态化、科学化、可推理化和可操作化是绕不过去的难题，也是修辞学科学化的必经之路。在对语境的话语转向研究中，言语交际学、广义修辞学引入了语境的意义解释和建构作用，调控修辞理论则系统探讨了语境的修辞手段功能，这些阐释推进了语境理论的科学化和实用化。2.4修辞目标的话语效果聚焦修辞学的话语转向也体现在修辞效果的探索上，立足于交际互动，修辞效果就不能再局限于表达一方的词句对题旨的适切效果，而要延伸到交际效果。李军（1998）更以话语效果来统括表达效果、交际效果和社会效果，认为“发话人话语活动所追求的这些效果方面虽各有侧重，但又以反应效果为核心，协调统一，共同完成特定的交际任务”（李军，1998a：67）。这样，修辞效果的探索完成了从单向表意效果到互动话语效果的延伸，真正能描写话语领域的修辞效果。2.4.1交际效果的丰富作为话语转向，话语活动要涉及到交际对方，实现交际目的，以取得交际效果。调控修辞理论定义交际效果为利用“最有效的话语策略去驱使受话人对发话人话语作出发话人所期待的特定理解和反应，从而实现发话人的交际意图，完成特定的交际任务”的效果（李军，1998a：63）。理解效果包括对发话人话语的话面意义和隐含意义的理解。反应效果“即受话人按发话人意图作出特定交际反应行为的好坏，它集中体现了话语活动的人际交际本质和行事性质”（李军，1998a：66）。调控修辞理论（李军，1998a）认为每一类话语都有它特定的用意系统和交际反应要求，要为此进行针对性的策略调控，并细致分析了行动、想象、启迪、情感、审美、知信六类典型反应类型的反应要求和针对性的话语策略调控。反应效果概念提出后被后续文献采用。理解效果和反应效果的论述丰富了交际效果的内容。2.4.2社会效果的提出作为话语转向，修辞行为还要影响到话语活动涉及的他人和社会，这就是社会效果。社会效果在中国修辞学理论体系中长期缺席，修辞学的著作几无涉及社会效果的章节，这与二十世纪初建立的修辞学只关注说写一方的技巧有很多关系。但中华文化传统历来重视修辞的社会功用和礼义内涵。“文以载道”“文以传道”，先贤的修辞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注重功用的社会伦理修辞思想，社会效果理应成为中国修辞学的固有内涵。正如李军所言“修辞不能只以达意的充分和交际的功利为目的，还要追求良好的社会效果，这样才能把握修辞活动的民族内涵，才能全面解释言语交际活动中的修辞本质”（李军，1998a：64）。王德春、陈汝东（1996）侧重从个体行为的角度说明修辞行为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阐述了修辞的道德属性、功能及社会道德和个人修养对修辞行为的制约等。一是探讨社会道德和修辞主体的道德修养对修辞主体话语的信息性质和修辞方式的制约，如道德伦理关系限定了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也限定了交际双方词语选择的范围；伦理意识也制约着修辞主体的话语情态。二是修辞行为能发挥的社会道德功能，包括政治伦理功能、人际伦理功能，提出理想的修辞行为应该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言语交际行为。王德春与陈汝东更多阐述的是个体修辞行为所体现的道德影响和个人修养，即社会道德对话语建构的影响。修辞社会效果的探讨还需分析话语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李军强调“社会效果是发话人话语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效益”（李军，1998a：67），其根据的标准是民族社会所普遍遵循的社会文化与道德准则。内涵包括立言的诚信基础、话语的礼义内涵、用语的文明要求以及导向的正气追求等等（李军，2002：89）。针对当前的社会语用现状，调控修辞理论（李军，1999b：68-69）提出良好的话语社会效果需遵循：第一，维护民族文化，培养民族感情，激发民族自尊。第二，把握时代正气，弘扬时代精神。第三，倡导诚信不欺的用语原则，反对误导与欺诈。第四，提倡用语的文明礼貌，培养和谐的人际关系。第五，要求用语规范正确，避免语言污染。至于交际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李军（2002）提出社会效果既可以构成促进交际效果取得的策略要素，又是追求交际效果时所必须遵循的制约前提。交际效果侧重从实现特定交际目的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效果则侧重从话语行为所应遵循的社会道义准则及所产生的效果上来判断，二者存在着矛盾，但又有内在的联系。完善的话语取效活动与修辞行为必须兼顾考虑二者的要求。

3.修辞学话语视角的领域应用

修辞理论的话语转向更突出地表现在话语领域的应用上，学术要适应社会需求，也要回应社会的需求，参与并且推动社会的发展。胡范铸甚至认为修辞学的根本目标应该是“有效地推进人的个体的社会化、群体的互动性、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胡范铸，2015：7），并列出“促进社会政治的民主化”“推进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推进经济活动、大众传播、学术研究……的规范化”“促进个体的社会化”“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等具体目标（胡范铸，2015：2），突出展现了修辞学朝话语应用发展的趋势。近些年修辞学学术会议主题也切中话语应用的社会需求，如“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修辞学”（2007）、“国家形象、社会发展与修辞学的使命”（2012）、“修辞学、中国话语、社会发展”（2014）、“社会发展、国家形象、学科互动与当代修辞”（2015）、“全球视野、中国话语、修辞研究”（2016）、“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话语生态”的研究何以展开（2017）、“社会、国家、全球，中国修辞学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2018）、“面向世界的中国话语和中国修辞学知识体系”（2019）等。

转向话语应用的修辞学突出探讨的领域包括国家形象（胡范铸等，2017；陈汝东，2012）、政治话语（吴礼权，2021；朱黎黎等，2022）、新闻话语（冯德正等，2022；刘涛，2021；胡范铸，2006）、法律话语（胡范铸，2005）、言语行为模式及语用规律（李军，2003、2007、2011、2019）等。

3.1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

当今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国家话语再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对自己国民内部的话语，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与一个国家的单边话语体系，更是包含着本国、对象国家与他国之间的三方的话语体系，中国作为世界话语体系的参与者，应着眼于构建“面向世界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良好的中国形象。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成了话语修辞研究的热点，取得了修辞学话语转向的重要应用成果。

我国“国家形象”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修辞研究本世纪初才开始，陈汝东（2012）、胡范铸（2017）、冯雅颖（2010）等作了探索，从事实分析到理论阐述，丰富了国家修辞研究成果。

陈汝东《论国家修辞学》对国家修辞作了全面的勾勒，认为“‘国家修辞’，就是以国家为修辞主体，以建构国家形象、处理国家事务、提升国家国际地位、协调国际关系、解决国际争端为目的的修辞行为和现象”（陈汝东，2012：15）。其任务是“以国家为修辞主体，旨在处理国内政务、塑造国家形象、协调国际关系、解决国际争端以及具有普遍性的人类事务”（陈汝东，2012：15）。从国家修辞的主体，如领导人、国民；范围，如国际、国内；实施媒介如话语、图片、视频、建筑等；实施的领域，如国家政治修辞、国家外交修辞、国家经济修辞，国家科学修辞、国家教育修辞等维度划分了国家修辞的类型。提出国家修辞的理论任务主要是国家修辞学的理论体系设计、国家修辞的性质与机制阐释、国家修辞主体的修辞能力培养、国家修辞手段和方法探讨、国家修辞的战略与对策等。国家修辞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话语分析方法、受众心理分析方法、问卷调查法、案例调查法等。陈汝东对国家修辞体系勾勒比较完整，尤其突出影像手段、体态语手段、网络等新媒体的运用，符合时代的要求。

陈汝东的国家修辞体系勾勒更多是纲目的梳理。胡范铸（2017）则构拟了要探讨的重大理论命题和采用的工具性范畴，以实验、语料库等新方法分析了涉及国计民生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胡范铸提出政治语言的本质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以语言实现的使本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行为”（胡范铸，2015：3），指出21世纪大国之间的突发危机管理是不同利益集团基于执政合法性而实施的“面子管理行为”，国内的突发危机管理的本质则是同一集团内部的“动员行为”（胡范铸，2015：3）。

胡范铸率先提出了“实验修辞学”，结合心理学研究方法和范式，创造性设计了“自由发散式联想法”“目标词频统计法”“案例库修辞学”“机构形象的网页前三页分析”“关注度与词频分析”“态度与共现语分析”“称谓语的地图分析”等研究方法。用“海量接受者”“海量接受分析”来开展面向中国民众的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其基于语用调查、测量、计量建模等方法的实验修辞学研究和“案例库修辞学”研究推进了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发展。

3.2以构成性规则提炼为核心的领域语言行为研究

不同于传统的词句分析，领域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分析成了领域话语应用研究的新特点，胡范铸以法律语言和新闻语言做了案例示范。

胡范铸《基于“言语行为分析”的法律语言研究》提出“法律言语行为是被赋予相应权力的说话者依据一定程序把社会行为规则语言化，把语言化后的社会行为规则系列化（一致）；再由在被确认具有相应权利的说话者（司法人员、律师、当事人、利益相关者）经过规定的程序用系列化、语言化的社会行为规则衡量具体社会行为的过程，前者是立法行为，后者是司法行为”（胡范铸，2005：92）。从中推导出法律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为法典准则（一切行为都要服从法典的规定）、话语权准则（一切言语行为都必须与说话者的身份相关）、一致性准则（不同法律文本法律语言基本特征一致、不同法律活动之间司法行为一致、法律活动与法律文本一致）、程序准则、证据准则、时间准则、易读准则。法律语言主要研究：规范问题，包括法律文本规范（一致性、准确性、易读性）、司法文书规范（一致性、程式性、易读性）、司法口语规范（一致性、程式性、易读性）；证据问题，包括书面证据研究（语义研究、笔迹研究）、口语证据研究（会话分析、语音研究）；语码问题，包括口语与书面语的语码转换、方言与标准语的语码转换、两种语言的语码转换；策略问题，包括裁判语言策略、控辩语言策略、证人语言策略（胡范铸，2005：93）。比较系统地勾勒出了法律语言的本质和相关研究内容，这种构成性规则能提供法律话语研究的方向，给予工具参考。此外，法律领域的话语修辞问题还有法庭语言、司法服务等口语活动需要探讨。

胡范铸提出新闻言语行为就是用语言“根据社会的普遍伦理准则，在面向公众的开放性媒体上，以公众认可的专业身份，根据恰当的信息源，以最短的时间发布目标受众最需要的有关最新变动的或最新发现的事实的信息”的行为”（胡范铸，2006：4-5）。归纳新闻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包括伦理准则、客观准则、受众准则、时间准则、和易读性准则，提出新闻言语行为都须遵守人类普遍的道德规范，必须是在开放性的传播媒体上发布，新闻言语行为的说话者要有公众认可的专业身份，必须包含信息源的信息，以最短的时间（第一时间）发布最新变动和最新发现的信息，尽量让更多的受众接受，符合受众的需要，内容客观（胡范铸，2006：6）。

3.3功能言语行为模式及语用规律研究

功能言语行为模式研究文献众多，对多类言语行为的话语模式及语用规律进行了探讨。李军（1998b、2001、2003）对汉语使役性言语行为的话语模式及语用规律做了系统分析，从人际关系平衡本质角度对感谢（2019）和道歉（2007）言语行为的生成机制、话语模式与语用规律进行了刻画，立足于人际协作本质描写了邀请的话轮结构与邀请语力（李军，2011）。功能言语行为模式及语用规律研究深化了话语应用的修辞探索。

此外，刘涛（2021）等的视觉修辞从修辞学视角理解视觉符号及其实践，扩大了修辞的话语应用层面。互动语言学（林大津、谢朝群，2003；乐耀，2017）探讨语言结构及其运用模式与互动交流的相互影响，有助于修辞意义产生于表达者与接受者的互动的研究，对修辞研究话语转向的深化有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

黄海玲

个人简介：黄海玲，女，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修辞学、汉语教学研究等，[e-mail]。

本文来源：《华文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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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小编：东东咚  

审     核：心得小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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