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联播提示：香港之乱，祸起房价！

很多人忽略了新闻联播传出的信号

（作者：共度时艰）

最近香港的事，让所有中国人受到了刺激。

新闻联播时长39分钟。

第一条就是强调让2亿穷人能住得起房子，安居乐业。

第二条是强调政治学习和思想统一认识。

然后剩下的都是香港混乱的事情。

很明显，这次香港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第一条。

01

看了住建相关报道，不同以往，这次强调的是顶层设计。

一直以来，中国内地房地产的老师，是香港。

说起香港，不得不要提“土地爷”霍英东。他有一套四两拨千斤的本事，叫“卖楼花”。1954年，他用100万不到的本金，在一年时间里盖好并出售了100余栋四方街唐楼和香槟大厦、蟾宫大厦，净赚1000万港元，连他自己都没料到。这招一出，地产界啧啧称奇，争相效仿。

1981年10月12日，霍英东陪一位中央领导视察，途中聊到中国住房制度改革问题。

搞了半辈子房地产的香港商人霍英东，说了一句令领导震惊的话：“人一出生，国家就欠他一套房，怎么得了？”

然后向领导当面提出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偿使用建议。

这次会面为之后房地产行业的顶层设计埋下了重要伏笔，同时也被当作推进改革开放的十大贡献之一。

上海，是第一个引进香港土地制度的城市。为了体现国际化，当时的土地出让文件由一位香港的年轻建筑师进行翻译，他的名字叫梁振英。

40年后的今天， 香港房地产模式产生了连政府也没有预料到的后果——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绑架了。

02

香港首先吃了房地产带来的恶果。

在2009年，86岁的李光耀接受《海峡时报》专访时提起李嘉诚，一脸不屑地评论道：“他制造了什么行销世界的产品了吗？没有！

李光耀判断的没错。以李嘉诚为首的四大家族，通过房地产，控制整个香港的金融、电力、码头、电信。700万香港人只能乖乖地源源不断输血给他们。

曾经有一个人想极力反抗这种强大势力，他叫董建华。但是时不与他。

1997年，为了解决房价过高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八万五”计划。因为金融危机，失败。

1999年，他想搞新科技，推出数码港计划，代替房地产。因为互联网泡沫，失败。

力挽狂澜，却无力回天。这就是香港的宿命。

因为房地产，香港没有一家互联网企业。

因为房地产，中国的芯片之父张汝京还被赶走。

因为房地产，茶餐厅，香港美食之魂，正在被逼关门。

因为房地产，就算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30多岁，还住在和父母的房子里，还是上铺。

这是典型香港一家八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4个6个月至14岁的子女，居住在面积10平方米的房间内。

所以，现在香港年轻人，打个炮都要到外面钟点房排队。

给上海翻译土地出让文件的那位建筑师，也就是当年特首梁振英，他表示：我用启德机场的土地储备，给大家盖楼，解决住房问题。

现在盖好了，二十万港币一平。

很多东西表面看起来像是当前的问题，但本质却是在为历史还帐。

这个月，出现大量废青，他们上街，打砸、暴力宣泄。他们为何肆无忌惮疯狂？因为他们没啥好失去。

03

在上世纪50年代，那时的新加坡住房问题，跟现在香港差不多。

50多人挤在一个二三层楼的商铺房里，或是住在临时搭建在肮脏下水道旁的棚屋里，居住环境十分恶劣。

一次，李光耀在经过一个正在发生骚乱的街面时，看到一个人从楼上跑下来艰难地把他的电单车搬到楼上去。

这时，李光耀深深认识到：“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

如今的新加坡，年轻人没有住房之忧，也没有贫民窟，更没有鸽子笼、发水屋、㓥房。

它真正实现了“居者有其屋”、“有恒产者有恒心”。

2018年香港人均GDP4.89万，而新加坡人均高达GDP6.43万。

四大家族给香港的年轻人留下了猪笼房，他们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还成了国人眼中的废青；李光耀不但给新加坡年轻人高端制造，港口中心、物流中心，还有各种廉价保障房。

孰高孰低，立见分晓。

结 语

未来中国的住房模式，会是什么样子？

大部分人住政府建造的组屋，费用低廉。少部分有钱人买昂贵的商品房。这是真正的计划和市场的完美结合。也造就新加坡住房制度是世界上最成功的。

我猜测未来，中国将会形成一套以新加坡为师而兼具“中国特色”的住房模式。

耕者有其田是建国的方略，居者有其屋应该是强国的方略。

豪宅对笼屋，香港贫富差距触目惊心！这才是最大痛点

（作者：赵灵敏；转自：华夏时报）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16年基尼系数为0.539，比2011年上升0.002，创45年以来新高。事实上，自1980年代开始，香港基尼系数一直处在0.5或以上的水平，显示香港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触目惊心。

2013年9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首条官方贫困线，收入低于香港居民收入中位数50%的即为贫困。以此标准衡量，目前香港的贫困人口为101.8万，占整体人口的19.6%。而与此同时，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却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世界级富豪。

2016年《福布斯》杂志的数据显示，全香港最有钱的50个人所掌握的财富达到了1.38万亿港币，是2016年年香港特区政府可动用财政储备的1.37倍。

当然，香港那近2成的贫困人口只是相对贫困，在香港福利制度的庇护下，这些人的生存基本没有问题。如果收入太低的话，可以向政府申请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此外，香港的公共医疗水平高、覆盖面广，确保不会有市民因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当的医疗照顾。

然而，根据香港树仁大学的一项调查，有76%的香港成年市民认为现在的生活“颇痛苦”及“非常痛苦”，而在这些人中，大部分人认为住房问题是导致其生活痛苦的最重要原因。而且不少人的家里还雇有来自菲律宾或印尼的女佣，使得住房环境更加逼仄。由于房子小，很多人往往在外面逗留到很晚才回家，节假日也很少待在家里。

但就是这样的居住条件，也往往要耗尽大部分人一生的积蓄和精力，每平方动辄10万以上的房价，使得终身为房奴是普遍现象。而在香港的整体环境下，不管供楼压力有多大，能买得起私楼的仍然是成功人士。

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更现实的选择是通过向政府申请公屋或居屋来解决住房问题。公屋和居屋都是由香港政府出资兴建的公共房屋，区别在于前者只租不卖，租金低廉，只相当于市场价的15%左右；后者可以买卖，价格大概相当于市价的60%左右。

目前，香港大概一半的人口住在公屋或居屋里面。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要住政府的房子有资产和薪金的限制，高于一定的金额就不能申请，出现了所谓的夹心层，他们没有资格申请公共房屋，而私楼的价格又高不可及；另一方面，因为楼价越来越高，申请政府房屋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些年轻人刚过18岁就开始申请，导致轮候的人越来越多，目前据说已经接近30万人。

此外，更有许多底层人士，唯一选择就是笼屋。典型的笼屋不到100平方米，需要分隔出10个卡位，每个卡位分为上下两层，只能坐着，无法站立。而就是这么一点儿栖身之所，大部分笼屋居住者也需要靠综援才能住得上。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统计，目前香港有10万人住在笼屋里。

香港住房问题的恶化，和政府长期实行的土地财政政策有关。从19世纪中期香港开埠以来，批租土地就一直是港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政府是土地唯一的所有者。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港府往往刻意控制土地的供应数量，旨在“少批多得”，这成了香港楼价高的源头，造就了房地产商的崛起，也遏制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机会，更成了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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