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只想留下——写给残存的旧时上海

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当时我正在做梦，做一个关于弄堂的白日梦。早晨，阳光刚刚从木头窗棂的缝隙间照到我身上，有些慵懒却并不炙热，分明是暑假。窗外有知了发出“吱吱”的聒噪，还有不知谁的耳语。忽然我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味，那是我异常熟悉的味道，熟悉到曾经有很多年，我敏感的鼻子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喷嚏。这时我祖母应该过来对我说：“上楼去吧，要生煤炉了”，然而并没有，烟味越来越浓烈，我都有点呛着了，“谁在生煤炉啊？”我大喝一声，醒了。睁眼一看，哪里来的弄堂、木头窗棂，有的只是用千篇一律的复合地板、彩色涂料和席梦思装修起来的家庭公寓。是的，那年我在里约热内卢，那年巴西办世界杯，我听到的知了“吱吱”的聒噪和陌生人的耳语，是同事在客厅里打牌，我闻到的生煤炉的味道，是他们在抽烟。“几点了？准备准备该出去干活了”，那只是一个太过寻常的工作日的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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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距离我家拆迁，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事实上在拆迁之前，我家早就用上了煤气，生煤炉已经是遥远而陌生的记忆，但人的记忆是不会骗人的，即使过了那么多年，即使煤炉早已从你的生活中消失，只要一有机会，它就像幽灵一样出现在你的梦境里，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因为有一只敏感的鼻子，每次家里生煤炉，我都要躲到楼上去，其实生煤炉的味道还是会飘上来，我还是会惊天动地地打上好多喷嚏。我会扒着前楼的窗户往下看，先用旧报纸把木柴点燃，再放上一只中间有很多出气孔的煤饼，整条弄堂弥漫着一种烟雾缭绕的仙气，“啊……嚏！”那一刻你仿佛羽化登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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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海一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弄堂里长大的，进弄堂第一家。据说最早街面房也是我家的，后来……后来的事情不谈了，毕竟那已经太遥远了。小时候我经常生病，感冒发烧。一生病就不能去学校了，躺在家里的五尺头大棕篷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出神。那些发烧的日子，我看着木头的纹路，想象这是一条河、一座山、一张脸、一群人，还有屋顶挂着的篮子，那里有很多好吃的，饼干、糖、开洋……大人们一惊一乍的，一发烧就送去瑞金医院打针，红色的砖墙，一样木质的窗台，用手轻轻一剥，被太阳晒得斑驳的漆皮会掉下来。据说我是在那里出生的，而家人又说我是从苏州河的船上捡回来的，而这么矛盾的两件事，我竟然都深信不疑，从来没有细想过其中的蹊跷。

2017年11月25日摄于金家坊

有时我会穿越一整个上海市，去城市东北部的另一个“家”。在虹口公园坐上9路电车，一过上农新村，就到了农村。我的父母在大学工作，父亲的实验室、母亲的图书馆，学校的公共浴室，还有那座顶着个硕大中式屋顶的大礼堂。我太熟悉那些地方，就像我熟悉我家的天花板和瑞金医院急诊间斑驳的窗台。我在那里见到很多教授，冬天戴顶呢制的鸭舌帽，藏青色的中式棉袄，米色的羊毛围巾紧紧地勒着脖子，说话说得开心的时候，黑色秀郎架眼镜背后泛着光。那里的房子和瑞金医院也很像，楼梯、地板、门框都是黑色的，和高高的书架一个颜色。推开沉重的木门进入图书馆，妈妈会叮嘱我“不要发出声音”，但有时她不会这么说，那是放假了。每当此时我会用尽力气在书架间穿行，想象自己是丛林中的战士，正在寻找敌人的营地。跑累了就用胶鞋的鞋底尽量在打过蜡的橡木地板上滑出令人心悸的声音，“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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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弄堂小学毕业，然后被送进了中学，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要上中学，不是吗？我们要学习科学知识，长大成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栋梁之才。我的学校在徐家汇路肇周路口，五爱中学。这个“五”字在上海话里有两种读音，读“ng”时的意思是数字5，如果读成“wu”，发音类似于“乌”，是江南方言中独有的“文读”，属于书面语。五爱中学就被人们读成“乌爱中学”，听上去身价不凡。进校的第一天，校长对我们进行校史教育：我们这座学校的历史大概有一百年了，原来叫惠中中学，英文名字叫Grace School，你们知道“惠中”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恩惠我们中国的意思。校长训话结束，我们各自走进自己的班级，呀！这里的楼梯、地板、门框……和我妈妈单位图书馆一模一样，也是黑黑的，发着光。进了中学，老师不再叫“老师”，而叫“先生”，女的也是。先生们和大学里的爷爷们也像，呢制的鸭舌帽、藏青色的中式棉袄，米色的羊毛围巾和黑色的秀郎架眼镜。同学们在传：这个人有水平，不过是个老右派，看他那条腿有点瘸对不对？他跳过楼。老师并不在意这些耳语，他用教鞭在讲台上敲一下，悠悠地说：“同学们，要想学好英语，首先要用英语思考，教材上的中文注解，你们不用去看，我的课上不说中文，请大家一定注意。”

2017年11月25日摄于金家坊

那时我们不懂什么是东路、中路或是西路，我们只知道有复兴路、建国路。至于它们原来的名字“辣斐德路”或是“薛华立路”，更是不会知道的。高中三年，倒有两年的时间是在建国西路度过的，当时徐家汇路的五爱中学拆了重建，我们借了建国西路原来五十五中学的校舍“过渡”。那是我第一次穿过瑞金二路，走进神秘的建国西路。本来，淡水路以西的建国路就不那么有生活气息，那里的房子更高、更大、更结实，而且透着一种让小孩子害怕的气息。历史书里说某某某杀人如麻，小孩晚上哭闹，说某某某来了，小孩就不敢哭了。建国路没有那么可怕，但走到那里，人真就会肃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建国中路的北侧，是原法租界的巡捕房、法庭和监狱，南侧虽然是民居，但也多的是原来的法官、捕头们的私宅。尤其是建国中路思南路口，是著名的第二看守所，原来是法租界的监狱，高高的围墙顶上还有虬结的电网，难怪在那里行走，总觉得阴森森的呢。

2017年10月29日摄于黄陂南路

但总要从建国路走，慢慢地开始观察这里，深宅大院背后的质地。毕竟是高中生了，开始学坏，有人抽烟，渐次传染到全班。学校隔壁就是步高里，一条干净、整洁、上档次的弄堂，那时却是我们偷吸香烟的地方。许多年以后，当我走过重新整修过的弄堂大门，看着“cite bourgogne1930”和实际有些凋敝、暗淡的弄堂形成的巨大反差，我无法把它和当年那条宽阔而幽深的弄堂联系起来，以至于我拼命回想，也想不出当时陕西南路的馄饨店、辣酱面都去了哪里。只有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耳畔才似有若无地传来班主任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出去抽烟了是吗？没有？手伸出来让我闻闻……”嘿嘿，老师，你以为我们会像男老师那样用手叼着烟吗？那岂不是自投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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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是1991年拆的。动迁组是个身材高大、毛孔粗壮、烫头发的中年女人，“你们要响应国家号召”，这样的语言对我祖母那代人是具有绝对杀伤力的。“不要和他们争什么，身宽不如心宽啊，走吧。”改革开放很多年了，但民国时代过来的人，还是用谨慎和畏惧的心态看待眼前的一切。那天是十月一日，国庆节。很多大件家具已经送去乡下老家，留下的是一些生活必须用品。千挑万选，祖母留下了三样旧家具：八仙桌，饭要吃的；一只有镂空雕花的衣橱，那是她的陪嫁；还有家里的写字台，“那是你爷爷写字的地方”。搬场公司的汽车缓缓驶动，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的家，再见了！我的五尺头棕篷大床，还有床顶天花板上的那条河，那座山，那张脸，那群人……再见了，我的青春。

2017年11月25日摄于金家坊

之后我住过大学宿舍，住过杨浦，住过浦东，“卢湾”对于我来说，似乎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我逐渐淡忘了这个地方，我只想走出去，去看看大江大海。直到十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搬回我出生的区域。我在曾经熟悉的街道行走，却发现已经找不回当年的老家。我意识到我错过了一些人和事情，老房，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消失了。老人，带着一肚子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地在改建过的医院急诊室里告别了人世。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热闹发达的商业网点，新的，一切都是新的。

2017年11月25日摄于丹凤路

我想把残存的上海作为礼物献给自己，那种让人一辈子都带着莫大幸福的回忆。我深知时光不会重来，当我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推土机、土方车正在涌来。那会是座什么样的新城呢？充满年轻的活力，永不凋谢。吸纳全世界的资金和人才，光彩夺目。身处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城市，人必须奋进，要向前看。只是，在某些瞬间，永远不会欺骗人的记忆，在梦境中悄悄降临了，有时是一阵烟，有时是一个画面。于是我穿街走巷，尽力寻找上海曾经的印记。我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2017年12月4日摄于襄阳北路

尤其让我欣慰的，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他们也在这座城市穿梭，用影像、文字、画笔、音乐……用他们熟悉和擅长的手段留下这座城市的历史。我想人们终将知道，有兴盛必有衰败，人总是在成住坏空中感悟自己的真实人生。前两天有两位年轻的艺术家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一个名为“留下”的艺术项目，他们将在我非常熟悉的建国西路一条弄堂里实施他们的项目，那个地方叫“曲园”。很遗憾，曲园在弄堂的深处，我竟然从来没有进去过。我看到那些被精心挑选出来的细节，用艺术的手段再现出来，像一个梦。这时我想起了1991年我家拆迁时，我望向老家的那最后一眼，我的五尺头棕篷大床，还有床顶天花板上的那条河，那座山，那张脸，那群人，他们仿佛复活了，他们在对我说：“把我留下，我也想留下。”可惜，他们已经永远消失了，只能出现在我的记忆里，不可能再做进这个项目了。但愿，这样的遗憾不要再发生。

“当幕布拉起，我们的对话早已完结——留光显影”，2017.12-13-2018.5.12

年轻的艺术团队

曲园，建国西路56弄29号

最近我还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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