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划学研究》| 王洪君 普通话审音的一个难点——中古入声字的异读：历史、现状及思考

本文原载于《语言规划学研究》2016年第1期

 本研究得到“晚清民国时期北京话系统及探源研究（11WYA001）、“清末民初北京话系统研究（11JJD740006）、“审音原则的制定和《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修订”三个基金项目的资助。

作者简介

王洪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语言学、音系学、现代汉语词法。

摘  要

    本文首先说明新一期普通话审音工作所依据的五条原则及其用于入声字定音所遇到的困难；然后统计分析元代以来有关北方通语或北京音的六部重要韵书（《中原音韵》《蒙古字韵》《合并字学篇韵便览》《李氏音鉴》《音韵逢源》《京音字汇》）所记录的入声字韵母异读和声调异读，并结合社会因素的变迁分析这些异读历时变化的原因和趋向；之后再考察当前在广大官话方言中入声异读的不同类型及各种异读类型在地域分布上的广狭，并进一步分析地域分布广狭与文献所反映的历时变化趋向的关联；最后是对审音工作如何处理中古入声字异读的一点思考。

关键词

普通话  入声字韵母异读  清入字声调异读

1

关于新时期普通话审音的原则

新时期普通话审音工作五原则：

（1）以北京语音系统为审音依据。

（2）充分考虑北京语音发展趋势，同时适当考虑在官话区中的通行程度。

（3）以往审音确定并为普通话使用者广泛接受的读音，保持稳定。

（4）没有别义作用或语体差异的异读尽量减少，以利于方言区的普通话学习和汉语的第二语言习得。

（5）在历史理据和现状调查都不足以硬性划一的情况下提出推荐读音并保留异读。

    这五条原则中，跟本文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是第一条、第三条第一句的后一半、第五条的前一半。

    第一条主要说的是，北京话是我国通用语言的基础方言，体现在音系上，包括声韵调系统、儿化、轻声等语音词法，以及通用词汇的字音。要特别说明的是，北京土语词汇特有的字音、儿化、轻声等语音词法在语词中的适用范围等，不在音系涵盖的范围内。

    第三条第一句的前一半加后一句——“以往审音确定……的读音，保持稳定”，可称作“不折腾原则”。

    第五条的后一半“在……不足以硬性划一的情况下提出推荐读音并保留异读”可称作“姑且原则”。

    除此之外，第二、四两条和上面第三、五两条所省略的附加条件与本文议题直接相关。我们认为，这些条文体现出本次审定字音的主要根据：

（1）符合字音的历史演变规律。也有学者称为“从理”。在条文中体现在第二条的“充分考虑北京语音发展趋势”和第五条中指明的不得以方才可采用的两个条件之一的“历史理据”。其实，“从理”原则不仅仅是为了延续历史的传统，下面我们将说明，“从理”而定的字音一般也“利于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

（2）全国通行度高。也有学者称为“从俗”。体现在第三条“不折腾原则”的附加条件“为普通话使用者广泛接受的读音”。而第二条中的“适当考虑在官话区中的通行程度”更明确地指出了“从俗”所依据的地域范围，其依据其实也是使用者人口数量的多少。“从俗”其实是针对不符合字音历史演变规律的那些字音的。“从俗”意味着即使某字音不符合字音历史演变的规律，即使以往所审定的音是错误的，如果已经通行开来，即可接受为规范字音，也有学者称为“习非成是”。这一条的使用要尽量谨慎，要有大量调查数据的支持。

（3）减少没有别义作用的异读。这是第四条的内容。其实，它不仅仅有“利于方言区的普通话学习和汉语的第二语言习得”的功用，而且也是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所要求的。至于同字异音在区别语体上的功能，下面我们会专门讨论。

2

审音原则的合理性

    首先，“从俗”如果不加“不符合演变规律”的限制，其实与“从理”是一致的。也即依照字音的古音（中古音）和历时演变规律确定的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一般正是在官话方言以至全国范围内通行程度最高的音，因此“从理”一直是历次审音最重要的原则。这是因为，在字音变化中，有规则的语音演变占绝大多数，而有规则的语音演变不仅使当今北京话中大多数字音有历史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它保证了方言与北京话存在成类的、可类推习得的对应性，是便于方言区群众学习普通话的重要保证。比如笔者在讲授历史语言学、音韵与方言等课程时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

    只要给出前两行的调值，不给出方框中济南话的调值，上课的学生也都能正确无误地说出济南的调值。这是由于，虽然上述地名中北京话与济南话没有一个字的声调的调值是相同的，但却有非常规则的成类对应关系：

    以上字音在北京和济南都是符合中古音调类归属的，都是中古韵书上的阴平调。所以说，符合中古韵书所记录的字音分合关系的、有历史依据的（“从理”）的字音，绝大多数也是方言中日常所用的字音。只要是古音有规律的继承，则虽然它们的音值、调值可以有很大差异，但跟北京话会有整齐的成类对应的关系，字音的类聚关系不变。审音中注意维护字音的历史传承，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更好地维护了在更广泛的地域和更广大人群中日常用音跟普通话的对应关系。有了对应，方言者就可以类推习得普通话。

    其次，“从俗”应该有“例外的字音数量少且通行范围广、使用频率较高”的限制。语音演变大多会有5%—7% 的例外变化，比如汉字的声符相同、避讳、回避常用词的同音，方言浅层接触时按音值相近的个别借用（比如“尴尬”“芥菜”①）等，都会造成例外变化。

    由于例外音变的字音无法根据方音类推，而只能一一单独记忆，所以审音不应该只依据北京音特别是北京口语词汇的字音来审定，而应该考察这些音在全国范围的通行度。同时，例外字音被确定为正音的数量要少，其使用频率要高。如果不合对应的字音少且使用频率高，有利于方言区的人在排除少量例外的前提下，运用类推对应。同理，各个方言会有自己方言数量不多的演变例外，也可以用先排除个别例外的方法来找出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比如，万波教授在香港教授普通话的经验是，明确告诉学生，普通话的 uei韵，除“内”一字粤语为 ɔi 韵外，其他一律对应粤语øy 韵。该例是粤语发生了不规则的变化，剔除少量例外而揭示合乎音理的大批字的规律，对于推广普通话也还是有利的。

    北京话发生了不规则音变而被接受为正音的例子，比如“期”，按其古音应该是阳平，但北京话是阴平。这一例外在方言中的分布是，官话方言包括西安、扬州、合肥、成都都是跟北京一样是阴平，南方方言几乎都是合乎规律的阳平。20世纪50年代的正音根据广大官话方言的情况定成了阴平。这对于广大官话方言区的人来说是好的，但对于南方方言的人却成为了困难。当时王力先生坚决不同意定为阴平。现在来看，王力先生的意见也许是对的。但“期”在广大官话区通行，也是正音的重要依据，也是符合审音原则的，这一例子从理还是从俗两可。也有北京话例外字音未被接受为正音的例子。比如“酵”的声母按古音应为 j 声母，但不仅在官话区，而且在很多南方方言中都是按半边字读为与“孝”相同的 x 声母。可是，在这些地区 x 声母并不是唯一的读音，大多是 j、x 并存。比如，在北京不仅文化水平高的人知道 x 是误读，而且口语中“发面用的、留下来的那一小块面”还是叫做“jiào 头”。所以 50 年代的审音委员会没有迁就误读的 x 音，采用了符合历史传承的 j 音。现在，“发酵”一词在正式文体中很常用，因教育的普及和有声媒体的作用，j 音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

    正音工作最理想的结果是找到并论证了既符合古音传承又符合使用者口传的音，能够纠正过去极个别错误的定音。比如本次正音工作通过考察发现，剽窃的“剽”，无论是按古音传承（“从理”）还是通行范围（“从俗”）都应该是阳平调而非阴平调，“荨麻”的“荨”音 qián或 xún在古代和方言中都是两可的，等等。这里先按下本次审音中处理得非常好的这些案例不表。我们想提出来讨论的是审音中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难点——中古入声字的异读应该如何正音。

①“尴尬”“芥”都是见系开等字，与北方话的对应规律是：南方保留声母为K 组、韵母为开呼；北方声母为舌面前，韵母为齐齿呼。由于“尴尬”是北方没有的词汇，南方的“芥菜”是吃叶的大叶品种，而北方的“芥菜”是吃根茎不吃叶的品种，所以在借用这两个词汇时，北方采用的是按音值借用，而没有按对应规律折合为北方的声母韵母，这样的借用造成方言语音对应的例外：几乎所有见系开口二等字都符合前述对应规律，如“间监咸江介界届街解鞋”等等，只有“尴尬”和大叶芥菜的“芥”例外。

3

中古入声字异读正音的难处

    中古入声字异读正音之难，难就难在“从理”“从俗”“减少没有别义作用的异读”，甚至“减少没有区分语体作用的异读”的原则都很难处理它。它不像前面的例子那样适用于绝大多数字音“从理”、少数字音“从俗”的原则，并且两者在有利于普通话的普及推广方面还能够彼此和谐一致。

    首先，从历时的角度看，中古入声字的异读在北京话中的表现是同一历史音类的无条件分化，似乎是“非从理”的。其实该异读是从同一个古音来源下来的两个或多个不同地域支系，而北京话中这些来自同一古音来源的几个地域分支的音系又都没有完整保留。也即中古属于同一声调或同一声母、同一韵母的字音，现在有的只有文读，有的只有白读，有的有文白两读，还有的是分不出文白的异读。原本相同声韵调的字音无条件地分化为了两类或多类。

    其次，这些异读不但没有分化的语音条件，还大多都有一定的字音数量。由于字音数量大，异读的任何一读就也不可能“先用排除法排除少量例外再类推”，因而方言区群众只能一个一个地习得。同时，在当前学前教育和学校教育以及有声媒体的强势影响下，也有另一种倾向，就是近十年来只会说普通话而不会说方言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台湾在二三十年前开始重视保护方言，保护多元文化。大陆在近十余年来也开始重视这一问题，政府和国家语委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但方言传承的情况仍不容乐观。这其中社会的发展、交际和交通媒介的改变、教育的普及、经济的全球化等等无疑是主要因素，但笔者想，普通话与地方方言的对应关系在普通话的部分入声字中是混乱的、不可类推习得的，也有一定的影响。也即它不仅不利于方言区群众学习普通话，同时也不利于同时掌握通语与方言双系统。

    再次，审音的另外一条重要原则“减少没有别义作用的异读”和“减少没有语体差别的异读”，其实在入声字读音的审定中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入声字文白异读所谓的别义作用，老一辈学者已经有过很扎实的研究，基本上都不成立。下面是徐世荣先生《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以下简称《释例》）的一些例子。

    “轴”根据意义分为两音，在“大轴子”“压轴”两词中为去声，其他为阳平。其实，“大轴子”“压轴”亦为“车轴”义的引申：传统的书画装裱时末端缀一木棒，木棒的两端多加装红木轴头，卷起时如车轴转动，故名画轴。又由于画轴的分量重，所以旧时演戏固定的收场戏（无剧情内容、多个身着重甲胄的龙套演员打来打去，供观众在热闹中退场的武戏）就称为“大轴子戏”，而紧挨着大轴子戏的倒数第二个节目总安排成最精彩的，就叫做“压轴戏”。也即去声的“轴”与阳平的“轴”并没有意义上的区别。

    “帖”按照意义分为三种声调：“服从义”音 tiē，“邀请的通知，写着字的小条儿”音 tiě，“写字或画画所临摹的样本”音 tiè。但以上三种声调别义的功能并非历史的传承，它们都来自同一个“他协切”的反切，意义都来自“以帛制成的书签”（《说文》：“帛书署也。”）。由于这种书签必黏附于书，引申出“妥帖、服从”（同时与另一表示“妥帖”的同音字“怗”合并了）；而“写着字的小条儿”“临摹的样本”是由“书签”义直接发展而来。

    此外，文白异读用于不同的语体，其实也并不容易控制。比如“血”，“血债要用血来偿”“血库里的血不够了”“O 型血”“献了 400CC 血”，等等。

    总之，审音五原则在处理入声字的异读时其实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由审音工作组成员石锋先生主持的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500人）也说明，对入声字文白异读所做的规范，相对来说效果不理想。以“血”为例，实际调查的结果是，按照规范读音定为xuè的“贫血”各读音比例为xuè 11.4%，xiě 32.5%，xuě 57.2%；定为xiě的“吐血”xiě 46.8%，xuě 45.4%，xuè 7.8%，规范读音的比例都未过半，而未被规范列入选项的 xuě比例却相当高。

    对于这种较有系统的、数量相当大的异读，其历史变化规律是什么我们还不是很清楚，至少不像对规则语音演变的规律那么清楚。本文拟以北京话入声字较成系统的异读为例，从对现有历史资料的梳理和今官话方言的比较入手，探讨一下入声异读变化的趋势。

4

北京话入声字韵母异读的历时变化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联

    本文所讨论的北京话入声字韵母异读，是指中古收 -k 尾（也即“宕江曾梗通五摄”）的入声字在元代以来北京话中的韵母异读①（以下常简称为“入声字韵母异读”），具体来说包括 -k 尾入声字中的宕江摄、曾摄开合一、梗开合二 / 曾开三庄②，通合三入四类（以下分别简称为宕江入、曾一入、梗二入、通三入）。这些入声字韵母当今北京话中有文白异读，白读为 au、iau、ei、uei、ai、uai、ou、iou 等元音韵尾韵，文读为 o、uo、e、ye、u、y（早期为 iu）等开尾韵。

    本节首先列表给出元代至民国与北京话相关的六部音书所记录的入声字韵母异读的字数和比例，然后分为元代、明代及元明比较、元明巨变与社会、清代民国及明清比较，明清的大同小异与社会五小节具体分析其变化趋向和变化原因。

①高晓虹（2000、2009）指出，北京话入声字韵母的文白异读还包括深臻摄开三庄组字（“涩虱瑟”）。笔者同意她的看法，但由于字少和声母条件过于狭窄，本文的讨论没有包括它们。

②四部音书的曾开三庄入与曾一入和曾三其他入不相同，而与梗二入相同，归在了梗二入；一部音书的曾开三庄入与其他曾摄入声相同，而与梗二入不同，归在了曾摄入声。

4.1

元代至民国六部音书的入声字韵母异读总览

    可能与元代北京话有关的音书有《中原音韵》（1324）和《蒙古字韵》（1308）③。这两部文献的入声字异读见表 1 ④。

    明代北京话的音书，较能够得到学界公认的是《合并字学篇韵便览》（明末人徐孝著，有1602—1606年之间的多个版本，以下简称《便览》），该文献的入声字异读见表2 ⑤。〔由于《便览》收字量极大且多是历代书面文献用字，所以周文将所收例字限制在《汉语方言调查字表》的取字范围，本文从之。〕

    清代和民国有关北京话的音书，我们选取了《李氏音鉴》（李汝珍，1810，以下简称《音鉴》）、《音韵逢源》（［清］裕恩，1840，以下简称《逢源》）、《京音字汇》（王璞，1913，以下简称《京音》），因民国与清中期文献的情况差别不大，均放入表3 ⑥。

③尽管学界对于这两部书是否反映北京方音的看法十分分歧，但它们是元代仅有的成系统的资料了。

④数据来源：《中原音韵》（杨耐思，1981）；《蒙古字韵》（照那斯图、杨耐思，1987）。

⑤数据来源：《〈合并字学篇韵便览〉研究》（周赛华 2005）。

⑥数据来源：《李氏音鉴》光绪戊子重修，木樨山房藏版；后两书的收字量亦比较大，数据主要根据高晓虹（2001），取字范围亦为《汉语方言调查字表》。另，为与前面数据一致，笔者补充了曾一梗二入合口、通三入烛韵等音韵条件。《音韵逢源》据《续修四库全书》第258 卷第695—758页，《京音字汇》据香港中华书局1913年印刷本。

表1 元代音书的入声字韵母异读

注： 1《中原音韵》的曾一入派入ei 类9字，ai 类2字。具体例字见附录。

2《蒙古字韵》的曾一入合口（唇音归合口）均在支部（共8字，与梗合二入均在佳部合口不同）；开口（共27字，含庄三入）与梗开二入同在佳部，但主元音彼此不同，独立韵类。详见附录。

表 2  明代音书的入声字韵母异读

表 3  清代民国音书的入声字韵母异读

注： 1 清代入声韵母文白异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宕江入合口一律变成了文读，也即“郭廓扩霍藿劐握”等字的 uau 白读消失，并入了与果摄同音的 uo 韵。这应该源于 uau 不易发音引发的自然语音演变。

    各表中的“白”“文”“白 : 文”均指字音数，也即凡一字有文白两读的，会将其文、白字音分别按文和白各计一次，“白 : 文”也指的是字音数的比例。“两”则是指一字有文白两读的字数。仅有文读音或仅有白读音的字数可以由“文”或“白”栏中的数字分别减去“两”栏中的数字得到。此外，（1）受纸面大小的限制，表中把元代入声字中有尾韵一读写作“白”、无尾韵一读写作“文”，其实它们当时并不是文白的区别，详见后面的讨论。（2）除《蒙古字韵》的曾三庄入按该书的同音关系归入曾一入外，其他音书的曾三庄入按它们的同音关系归在梗二入。（3）《蒙古字韵》收字很多，不少是非常用字，且入声字几乎没有类似今北京话的两读，这使得总字数失去了统计学的意义，因此下表中的数字不包括大字库没有的字。

4.2

元代的入声字韵母异读

《中原音韵》《蒙古字韵》的中古入声字异读有如下三个特点：

（1）宕江入：有尾韵 au 类无疑是主流。

《中原音韵》有萧豪（au 类）、歌戈（o 类）两读，但 au 类字音比 o 类多一倍。

《蒙古字韵》均归萧部（au类），不归歌部（o 类）。

（2）曾一入：两书均只归 i 尾韵，没有无尾韵的文读。

（3）梗二入：两书均只归 i 尾韵，没有无尾韵的文读。

（4）通三入：无尾韵是主流。与前三类不同，两书有尾的ou类音非常少，已可看作特字。《蒙古字韵》的处理也的确特殊。该书编排的常规是入声韵不独立，入声调独立但放在阴声韵部中与平上去三声并列。宕江曾梗的入声字分别在萧部佳部支部的入声，通三入大多在鱼部的入声，均合通例；唯有“祝轴畜”等（其他5字为轻唇声母，今音均为u 韵）8字在尤部的平上去三声中，不在入声。这一特殊的处理，似乎正是把它们看作了特字。

    另外，两书通三入ou类字音的绝对数量相差不多，但与无尾的 u/iu 韵的比值相差很大，这是由于《蒙古字韵》所收的非常用字极多造成的。这一现象恰恰说明，除了个别常用的特字，两书的通三入都是用u/iu韵的。

4.3

明代的入声字韵母异读及与元代的比较

    除通三入，其他三类入声字两异读的势力在明代发生了颠倒性的逆转，表现有三：

（1）异读类别增加：曾一入、梗二入在明代新生了无尾韵一读；

（2）元代是有尾韵的数量占压倒性优势，明代逆转为无尾韵的数量占明显优势；比如宕江摄入声在《中原音韵》是au 类字音数是o类的2.1倍，而到明代《便览》变成o类字音数是au类的3.6倍。

（3）元代是几乎所有字都有有尾韵一读，明代逆转为几乎所有字都有无尾韵一读；比如宕江摄入声在《中原音韵》只有4字仅音o类而没有 au 类字音，却有56字仅音 au 类而没有o类字音；明代《便览》却是有66字仅音 o 类，却只有1字（“饺”）仅音 au 类。

（4）有尾韵一读在元代并无文白色彩，在明代《便览》中却大多有“俗”“出自词韵”“○（表示有音无字）”等标注。可以看出，北京话中入声韵母的文白色彩确定于明代。

    通三入的异读情况与元代基本相同，只是少量可做特字处理的无尾韵一读在明代也新生了白读色彩。

4.4

元明两代入声字韵母异读的颠覆性变化与社会的变迁

    以上变化与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我们认为，明代北京话入声字韵母的无尾韵文读是承继宋元南方通语的发展，而有尾韵白读是辽金元北方通语的承继。

    明代之前，通语产生了南北分化。

   根据今方言中叠置的文白层次可知，除闽方言的文读层是源于唐中期之前的《切韵》音（之后叠加了少量宋音）之外，南方吴赣粤客诸方言目前保留的最早的文读层次均为宋朝廷南迁之前的汴洛之音（参看王洪君，2009、2014）。该层文读的形成与宋朝廷和大量中原士人南迁并长期定居南方有关。而南宋时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使得私塾教育普及到乡镇一级，直接推动了南迁朝廷和士人所用读书之音的普及。又借助那个时代大量的新生词汇和各种戏曲形式，读书音也部分地进入各地口语，成为各地读书人可以直接交流、不少百姓也可以大致听懂的宋元南方通语。

而从唐五代敦煌文献、西夏黑水城文献、《中原音韵》《蒙古字韵》和现代方言可以看出，在辽金元统治的北方有中原汴洛音、幽燕北京音、陕甘青西北音等不同分支，入声韵母归派的不同是它们的主要区别之一。宕江入→au类韵、曾梗入洪音→ei 或ai 类，是幽燕不同于其他两支的特点。因辽金元均建都北京，幽燕方音成为朝廷所用汉音。元代推行这一汉音的力度可能是最大的：将《蒙古字韵》定为选拔汉人官员的标准，在各地建立汉语二语学校并统一以《蒙古字韵》为教科书，由此《蒙古字音》还成为了当时东北亚其他国家学习汉语口语、汉语传世文献以及与北方汉人和其他民族交际所用的汉语字音标准（郑光，2013）。这些字音通过文字教习、也通过日常交际和广为传播的诸宫调等北方戏曲形式进入百姓口语，形成了当时的北方通语。

    再看明代。

    元覆明立，不仅仅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还涉及不同民族的政权更迭——汉族恢复了对自己民族发源地和历史核心区的统治，结束了几百年来他民族的占领。相应地，清除数百年来异族统治的影响，是新政权的一个任务，语言上的扶正清源无疑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明朝廷和士人虽然对于正音是否应该保留入声有不同意见（一派认为应该保留入声，另一派认为应该遵从没有入声的中原之音），但作为辽金元三代北方异族统治中心的幽燕之音不能再作为朝廷正音和“中原之音”的代表却是没有异议的。以继承了北宋中原之音的宋元南方通语为基础，加上汴洛中原音的一些新的音系简化，无疑是明代通语最好的选择。

    明代的统治者来自南方江淮地区，该地区原大多为吴语区，但因地近北方，深受北方音，特别是汴洛中原音的影响，也发生了宕江合流、曾梗合流、家麻 /车遮分韵、鱼模分韵等诸多音变，因而较宋元南方通语更为简单。学界早有江淮官话就是“吴语底层+中原官话”的说法，笔者以为大致不错。明代统治者认为自己的方音就是新的中原之音，新的汉族政权成立应该推行这一中原之音，于是有了《洪武正韵》的编撰。《洪武正韵》的入声独立成韵且从古与阳声韵相配为-p、-t、-k尾，但江淮官话已合流为喉塞尾。这样的入声韵母其实跟中原官话的无尾阴声韵在听感上十分相近。或者说，即使北方百姓有心学说江淮话，根据语言接触的规律，多半也只是用自己音系中的无尾韵来替代。反过来，幽燕方言的-k尾洪音入声字派归有尾韵，不仅有政治上的不利，而且其音值（如“脚”tɕiao、“北”pei、“摘”tʂai）与喉塞尾的入声或无尾阴声韵都相距较远，加之分类较为繁复（曾和梗有ei类、ai类的对立），从跨方言交际规则来看也不占优势。

    这样，明代皇族及南直隶子弟兵所持的只留一个喉塞尾入声的江淮方音，因其政治优势和字音分合更加简单、更加易于为入声韵母并入无尾韵的广大北方地区（中原、西北）和明初广大的新移民区（湖广、云贵川）接受的语言优势，成为了新通语的代表性方言，南京是其代表点。以上所说至少还有如下几个证据：

（1）《洪武正韵》视《广韵》《礼部韵略》为江左之音，也不取幽燕方音独有的特点，但吸收了北宋汴洛中原音不少创新演变，同时保留了宋元南方通语存有全浊声母、入声调、入声韵等特征。

（2）沈宠绥《度曲须知·曲运隆衰》：“……明兴，乐惟式古，不祖夷风。程士则四书五经为式，选举则七义三场为较，而伪代填词往习，一扫去之。虽词人间踵其辙，然世换声移，作者渐寡，歌者寥寥。风声所变，北化为南，名人才子，踵琵琶拜月之式，竞以传奇鸣；曲海词山，于今为烈。而词既南，凡腔调与字面俱南。字则宗洪武而兼祖中州，腔则有海盐、义乌、弋阳、青阳、四平、乐平、太平之殊派。虽口法不等，而北气总已消亡矣。”生动地描画了明初的“正音”更迭及其所带来的社会语言生活的巨变。

（3）《利玛窦中国札记》明确指出当时“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该书还记述了一位太监送给某传教士一个南京男孩，以帮他学说“纯粹中国话”的事。（鲁国尧，1985、2007）

（4）西班牙籍传教士瓦罗1682年写成的《华语官话语法》提到“要想说好汉语，我们必须观察中国人如何发音，说出每个词。当我在此说到中国人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些熟通南京话的人；南京话是官话，也是中国所有其他方言的始祖。然而，我们应该记住，会说南京话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读书人，而只是因为他们是南京人、赣州人或信丰人。而北京和山东的方言略有不同。我们的词表完全是根据南京话来编的”。（鲁国尧，2007）。这说明清初的全国通语（官话）仍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明代江淮音。至于赣州和信丰城内的方言，至今仍是官话方言岛，出城则为客家方言（张倩，2013）。城内官话是洪武年间设立卫所，大量军人携家眷进驻并定居于此带来的。

另一方面，反映幽燕方言的-k尾入声字为有尾韵的异读，在明代北京话音书中也仍有相当数量的保留，《便览》中这一类音大都标有“俗”“出自词韵”或有音无字标记，这说明北京（至少是北直隶地区）的居民仍有相当数量的幽燕旧人，他们的口语中还部分保留了《蒙古音韵》时的幽燕方音。同时，北方传承的一些文艺形式中也还一直沿用北方前朝（辽、金、元）旧音。比如昆曲的北曲，至今还是宕江入一律au类韵、曾梗入一律 ei/ai 类韵。

    最后，统治者的方音来到北京，其入声字韵母独立一类的字音分合关系及其音值与北京原当地音（宕江入归au类［效摄①］、曾梗洪音入分别归ei类［垒摄］和ai类［蟹摄］）相距甚远，根据语言接触规律，他们的口音以北京最相近的音类重新匹配，就出现了宕江入归o类［果摄］异读的增多，和曾梗洪音入同归ɛ类［拙摄］的新异读。

    对于北京新来的统治者和北京及周边地区原来的幽燕居民来说，入声字新出现的无尾韵异读是统治者使用并为士人推崇的“中原之音”，是高权威的文读；有尾韵异读是当地百姓或当地籍士人在非正式场合使用的俗音，是白读。

    另外，高晓虹（2000、2009）将入声庄组字的韵母②文白、声调文白与声母是否卷舌三种现象在元代以来历代文献中的表现一起考察，提出并论证了北京入声字的文读来自南京，可作为北京入声字韵母文读之来源的语言内新证据。

①［］中为明代《便览》韵摄的名称。

②这一考察还包括了深摄的“涩”和臻开三庄组的“虱、瑟”。

4.5

清代、民国入声字韵母异读与明代的大同小异和清代社会

    清代民国的三部音书入声字韵母的文白比例比较接近，并且各类的文白色彩、文白比例均与明代近似。

    但仔细观察还是有一些异常，下面结合清代社会情况具体讨论。

（1）入声字韵母的白读。同为清中期音书，与200 多年前的《便览》相比，汉人编撰的《音鉴》白读略少，满人编撰的《逢源》却较多，《便览》∶《音鉴》∶《逢源》= 25∶22∶34。

我们认为，这应该与以下两点有关：

① 清代的旗民隔离居住政策（包括北京内城外城的旗民隔离，清军卫所与周边地区的旗民隔离，禁止民人进入八旗发源地东北、内蒙古的封关措施等）。

② 入关后满人汉语文白分化的加剧。先看白读。从现代方言可知，清人发源的东三省是宕江曾梗入声字派入有尾韵最多的方言，北京周边河北的保唐、沧惠等地亦是如此，这应该是明代之前幽燕方音的继承，也应该是入关汉军旗旗人汉语的特点。满军旗的旗人则不少是进关后才学说汉语的，由于阶层低的满人接触更多的是汉军旗旗人或周边的河北人，所以他们习得的汉语口语就自然会是入声字派入有尾韵的比较多。

（2）入声字韵母的文读。同为清中期，满人编撰的《逢源》中入声字韵母文读的数量与明代《便览》基本持平；而汉人编撰的《音鉴》的文读却明显较《便览》少，《便览》∶《音鉴》∶《逢源》= 90∶63∶89。更为重要的是，《便览》与《逢源》都是几乎所有字都有文读音，而《音鉴》却有不少字只有白读音。

    这或许也与清代的治国大计有关。清代统治者虽然希望保持自己民族的特有属性而采用了旗民隔离居住的政策，虽然在清前期他们也像元代统治者一样设计了自己的文字并将满语满文尊为国语国字，但他们同时也非常服膺汉文化，乾嘉以后更是明确企望成为中华文化正统的继承者。据当今昆曲演艺界唯一出身于曲社的北昆一级演员张卫东先生告知，他少年时曾从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吴承仕之子吴鸿迈学习古文吟诵，吴先生告诉他，自己所传授的吟诵字音是清代国子监教书一直使用的“明清官话”。张先生后来习练昆曲才发现，这一明清官话跟昆曲南曲的字音系统基本相同（不是现在苏昆使用的吴音，而是明代官话或清代南方官话音）。也就是说，虽然早在乾隆年间，朝廷的仪式唱赞已经改用直隶音（平田昌司，2000），但与此同时，京城内阶层高的满人接触更多的是在朝廷任职的来自南方说南方通语的汉人官员或士人，在他们心目中明清国子监诵读用的明代官话（也即入声字用无尾韵）才是更加文雅的语言，这支持了明代入声字韵母以无尾韵为文读的权威性。有尾韵的白读虽然是地道的京味，但却是不上档次的。在朝廷礼仪这样正式场合使用的鸿胪寺礼赞音虽然是用直隶音，但入声字应该不能使用有尾韵的白读，也即入声韵的无尾韵文读必须要覆盖所有字音。

    总之，清代前期、中期奉明代官话或清代江淮官话为文读，与明代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在清中后期，日本、朝鲜、欧洲等地和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编著了大量的北京话汉语教材，如威妥玛（1867）的《语言自迩集》以及日本在明治九年（1876年）将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教授的汉语由南京话改为北京话（六角恒广，1992：前言，转引自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中张卫东的译序），则是后来的事，而且这时的北京话已经是之前清廷奉明代官话为文读，承继明代北京音的文白叠置体系，而非直接承继于幽燕方音了。

    另外，清中期民人所著《音鉴》的入声字不仅白读少，文读也比较少，还可能与该书并非专门韵书而是讨论北京音一些音韵问题的学术著作有关。该书只是在《卷四·第二十五问·北音入声论》中收录入声字并加反切，所以很可能是只收录那些已经进入北京口语的文读，而未收录那些只在读书等专门场合使用的字音。

    最后，民国时的《京音》，虽然时间最晚，但基本上是明代《便览》和清代《逢源》的继承——无尾韵一读几乎涵盖所有字音，有尾韵异读在数量上基本稳定（仅宕江入白读略有减少），并且大多明确了俗音”，有的还明确标出了只用于某个地名（如“获，又音怀，获鹿，地名”）。

    值得注意的是，《便览》《逢源》《京音》对于入声字韵母异读的选取原则均为文读为完整的字音体系，白读按北京口语择取。这一原则为民国第一次正音规范老国音继承。而之后的新国音的择选原则却与《音鉴》更为近似，即无论文读、白读，均以进入北京实际口语为准，文读不再保留涵盖所有字音。新国音的这一处理原则为1949年之后的历次正音所继承。

5

北京话清入字声调异读的历时变化及其与社会因素的关联

    元代，中古入声字在《蒙古字韵》是放于阴声韵部但独立入声调，在《中原音韵》是全浊入作阳平、次浊入作去声、清入作上（但影母字大多随次浊归去），前两项跟今北京话一致而清入不一致。

    本节的讨论从明代开始，集中讨论清入的归调。根据高晓虹（2003）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梳理归纳，我们了解到北京清入字的归调在明代与清代以至现代有较明显的不同。下面在高文的基础上略加取舍和补充来讨论明代以来北京清入字声调的归派。

5.1

明代与清代、民国清入字归调的显著差异：明代清入归去是成系统完整的读书音

    高晓虹（2003）把清入字的归调首先分为只归到一个声调的（本文改称“独调”）和归到多个声调的（本文改称“多调”）两大类，本文从之。如下所示：

表4 明清民国当代入声字声调派入四声情况

注： 1《合韵》全称为《合并字学集韵》，它与前节的《便览》的关系是：《便览》是包括字书、韵书、韵图、反切总汇四部分的总称，《合韵》是其中韵书部分的名称。《合韵》《逢源》《京音》此三书的收字多，高晓虹（2003）从中选取了《方言调查字表》所收的清入字，本节从之。高晓虹（2003）对表中《合韵》数据的处理方式不同于其他音书，本文改为按一

致的方式处理。又，周赛华（2005）利用《便览》全书对入声字归调做了更加详细的统计分析，但由于其材料范围和某些处理原则与高不尽一致，为本文的内部一致性，本节未直接采用周的数据。

2 全称为《汉语方音字汇》。

    由表4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明代《合韵》与其他音书有显著不同：五书中只有该书清入字归阴平独调、阳平独调、上声独调的数据均为0。也即该书凡有阴平、阳平、上声的清入字必定还有去声的异读①。

①周赛华（2005）指出，《便览》其实有三个没有去声调的清入字：桌搭仅平声，擘平声上声两读。同时说明，桌在《便览》的字头为“卓”，“卓”注明为“俗”的桌椅义为平声；“搭”字头前有表示该字为有音无字之俗字的○。另外，周的研究不仅参考了《便览》中的韵书，还参考了其中韵图、字书、反切总汇，因而收集到的入声异读字更多。

如表 4 所示《合韵》有96个多调字，其声调的具体分布为（高晓虹，2003）：

表 5《合韵》入声字声调两读情况

    也即去声调铺满了该书所有的 278 个常用清入字。此外，据高晓虹转引郭力（1997）的研究，《合韵》中见于《广韵》的清入字共2 738 个，全部都有去声一读。郭力（1997）提出，该书清入归去反映的是读书音，而归其他声调是口语音，笔者同意这一看法。

    清代之后清入归调分派的比例和文白色彩均有了明显变化。同样在只取《方言调查字表》所收常用清入字的条件下，清入归去声独的比例由明代的65%降至32%—23%，而独归阴平、阳平、上声三项的总和由明代的0% 骤升至44.8%—64.5%，这说明清入归去已不再是完整的读书音系统了。

    清入归去在明代的北京是完整的读书音系统，而在清代、民国、当代的北京却不是，这是性质上的大变化。另外，清代以来新产生的清入归阳平，多为文读而不是白读，这也是与明代的显著不同。

5.2

常用清入字归调的变化趋向：归去大幅减少、归阴平、阳平大幅增多、归上略增

     表5中的多调字只有总字数，没有区分多调究竟是哪些声调。下面先按独调字和多调字分别统计各声调所占字音数的比例；然后，再把独调字和多调字统一以字音数为标准分别统计各声调字音数的比例。因研究目的不同，高晓虹（2003）仅给出了明代《合韵》的两调字和当代《方音》多调字中各调的数量，笔者据周赛华（2005）为《合韵》补充了7个三调字，自行统计了多调清入字最少的清代《音鉴》，凑成表6、表 7。表中多调字各声调下的数字和比例均以字音为准，也即两调字、三调字将分别计为两个、三个字音①。

①这里的字音只按声调异同计算。也即，如果一个字有上声去声两调异读的，算作两个字音；而一个字声母或韵母异读但声调相同的，只算一个字音。本文对《合韵》三调字的补充，也按此原则从周赛华（2005）的资料中遴选。总之，按照本文的处理，表中的“字音数”叫做“字调数”才更为贴切。以字音为准或许更为合理，但限于时间，这一工作只能留待以后完成。

表 6独调字、多调字分列的清入归调表（因纸面限制，所有比例均按四舍五入取整数）

注： 1《合韵》多调字中的 7 个三调字为笔者根据周赛华（2005）追加，各项字音数因此有改变。《音鉴》的两调清入字经笔者核查去掉了《方言调查字表》未录字和影母字，追加了三调字，各项字音数也因此有改变，具体例字见另文。《方音》的多调字的各项字音数均据高晓虹（2003），但两调和三调的字数是笔者据原数据推算的。

表 7独调字、多调字汇总的清入字归调表

    表6、表7的数据说明，从明代北京话到今北京话，清入字声调归派的变化相当大，变化趋向为：①归去大幅减少：独调字中去声独调的比例由100%下降到30%上下，字音数则去声的比例由72% 降到26%—29%；②归阴平、阳平大幅增加，无论独调数还是字音数均增加了20%左右；③归上有5%以下的小幅增长。另外，高晓虹（2003）还指出，在明代已有归入阴平阳平上声三声记录的，基本都保持至今，只有去声大幅减少。

    高晓虹（2003）还介绍了《语言自迩集》《京音入声字谱》中清入字归调的情况，虽然具体字归调的差异不在少数，但清入归到各调的比例却大致相似，这说明至少在清中期以后北京清入派四声的大格局已经形成，清入归去的文读在清代和民国的北京并未能有效推广。

    不同音书具体字归调的差异也不难理解，至今北京话清入字的归调也极不稳定，同一个人对于不同的词语甚至同一语词中的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语境下都可能选择不同的声调，有的字甚至在相同语境下也可以自由变读声调；年龄、阶层、居住地、家庭语言环境不同的人，清入字的归调更可能不同。因而，实际上任何音书的记录都不大可能就是北京话入声字声调的真实全貌，但足以显示大的格局。

5.3

北京清入字声调历时变化可能的解释

    研究做到这里，新的疑问产生：相同的社会环境，相同的三部音书，为什么清代以来入声韵母异读的变化趋势是明代的文读渐强，而清入字声调的变化趋向却是明代的文读（清入归去）大幅下降呢？

    前人的研究已曾提出清入字归调变化的一些语言内条件。白涤洲（1931）指出清入字中声母为不送气的后来多改归阳平。这一条有充分的理据—全浊入声母清化后声母归清不送气而声调归阳平，因全浊入字数量相当大，所以母语已经浊音清化的方言者会把清不送气声母归阳平类推为所有入声字的归调条件。又，陈刚（1988）指出，常用清入字的归调与语法词性有关系，本义为动词的多为阴平，而本义为名词的多为上声。这一条的理据性待考。

笔者以为，还有如下几个因素值得考虑。

（1）以入声归去为文读，并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① 明代的官方韵书《洪武正韵》是入声独立，其他韵书或曲韵音书大多承袭《中原音韵》的“全浊入归阳平、次浊入归去声，清入归上”，当时的词曲作品则是清入归平最为普遍。

② 全浊入归阳平具绝对强势。明代入声作去的文读不仅有清声母字还有不少全浊声母字〔周赛华（2005）的统计结果是，常用的187个全浊入字中，只归阳平的55%，阳平去声两读的41%，只归去声的2%，阴平阳平两读的0.6%〕，但《中原音韵》是全浊入归阳平，在入声消失的官话区也全部都是全浊入归阳平。全浊入归阳平的强势，对于入声归去的文

读不能不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2）音类的字音数和二语习得的规律。从语言内看，每个声调所辖的字音之多是声母韵母远不能相比的。从二语习得规律来看，在自然状态下，母语和二语如果是来自同一祖语的方言，则两方言间会有字音成类对应的关系。而跨方言交际者和第二方言学习者常常是用自己母方言中相近的音类去替代第二方言中的音类；一个音类所辖字音越多，就越易形成两方言音类之间的成类对应和类推习得。也就是说，按自己母方言的声调归类来类推第二方言的倾向会大大强于声母韵母。另外，从语言外看，北京是个五方杂处的大都市，成年后才到北京定居的外地人多，临时来北京小住或办事的外地人也多，即使是清前期旗民隔离政策相当严格之时，朝上官员、城内百匠商铺也仍有不少人来自全国各地，有一些特定行业还为京外某地人垄断（比如专门给城内胡同住户送水的都是山东人①），以自己母方言清入字的声调归派为基点来类推学说北京话，是很自然的。

    综合以上语言内外的各种因素，北京话之外其他方言中入声字韵母和清入字归调两项异读的情况，也很可能是影响两者在北京发展趋势不同的重要因素。下面特列专节考察。

①据张卫东先生告知。

6

入声字韵母异读和清入字声调异读在官话方言中的现状

6.1

各官话方言入声字韵母的异读

    以下的分类根据《汉语官话方言研究》（钱曾怡，2010）的附录《官话方言8区42片 1 026 个音系基础字字音对照表》整理，有文白两读的以白读为准。与北京白读音相同的地域分布放在了各大类的第一小类。

（1）宕江入：

①au 类，音同萧豪：北京官话全部（共4片），冀鲁官话靠近北京的2片（保唐、沧惠片，代表点高阳、河间）。

②o（具体音值可为 oɤ ə）类，音同歌戈：胶辽官话全部（3片）、中原官话全部（9片）、兰银官话全部（4片）、西南官话全部（6片）、冀鲁官话的2片（石济、章利片）。

③oʔ（或 ɔʔ aʔ）类，保留入声，中元音或低元音类：江淮官话全部（4片）、晋语（8片）。宕江入声字韵母与北京白读（au类）相同或相近的地方官话只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西部、赤峰→围场→北京及其周边的地区；而与北京话宕江入文读相同（o类，归歌戈）或相近（中或低元音的入声）的地方官话却分布在山东、河南、陕西等中原腹地，湖广和云贵川等广大的西南地区，苏北、安徽等江淮地区、山西、内蒙、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北地区。后者的地域和人都相当于前者的四至五倍。

（2）曾一入、梗二入

按是否区分曾一入、梗二入和它们是否带 -i 尾，官话方言可分为如下3大类5小类：

① 曾开一入ei类、梗开二入ai类，曾合一梗合二入uo：北京官话全部（共4片），冀鲁官话靠近北京的2片（保唐、沧惠）。地域分布与宕江入 au 类相同。

②a曾一入、梗二入开口并为 ei 类、合口并为 uei类：中原官话的大部分（8片。除信蚌片、南疆片合口）、冀鲁官话的部分（石济、章利 2 片）；

b曾一入、梗二入开口并为中高元音韵腹的无韵尾的 e 类（或ə、ɤ，与同地点的宕江入及其所归入的歌戈韵唇形偏圆的 o 类对立）；合口并为一类，多数点uo韵、少数点uei韵：西南官话全部（6 片）；

c 曾一入、梗二入合并为中高元音韵腹的无韵尾e类（或 ə、ɤ，“贼”例外），主元音与同地点的宕江入及歌戈韵相同，但在相同声母条件下介音多有宕江入圆唇、曾梗入不圆唇的区别：胶辽官话全部（3片）、兰银官话（4片，唇音声母后多为有i介音的iə韵甚至ia韵是兰银官话特有的）。

③ a 曾一入、梗二入分立的入声区，曾一入多为əʔ 类，梗二入多为 aʔ 类或 ɔʔ 类：江淮官话的 1 片（泰如）、晋语的部分（北部的五台、大包、张呼3片，唇音声母后多有i介音）。

b 曾一入、梗二入合并的入声区，两类多合并为əʔ 类。江淮官话的2片（洪巢片、红安片。前者代表点南京是音值为əʔ，后者代表点的音值为æ）；晋语的部分（并州、吕梁、志丹、上党、邯新 5 片，其中前 3 片的唇音声母后有 i介音）。

以上材料需再梳理一下：曾一入、梗二入的字音分合关系与音值大类都与北京白读相同的只有①，与宕江入归 au 类一样地域分布相对狭窄；较为接近的还有分布更加狭窄的③a（江淮的泰如一点和晋语的北部3小片）。其他数种虽然彼此不完全一致，但字音分合关系和音值都跟北京话的文读相同或相近，它们的地域分布宽广得多。其中与北京文读最接近的是南京话，除了有个ʔ尾之外，字音分合关系和主元音音值都与北京文读几乎一模一样。这对北京文读的外源是明代南京话的说法是个支持。

（3）通三入

前面多次指出，历史上的通三入的异读表现与其他三类很不相同，其在今官话方言中的表现也同样如此：

①“六粥肉熟”等少数字ou类（各地字数不一，“六肉”两字用 ou 类韵的最多），其他字 u/y 类：北京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的武汉、江淮官话的红安属于这一类型。

②“六粥肉熟”等少数字为舒化ou类，其他字uəʔ/yəʔ：晋语8片均如此，但各地ou类字音多少不一（没有多于北京的），有的还有 uəʔ/yəʔ 类异读。

③ 无 ou 类字音，通三入一律为u/y类：西南官话（除湖广片）、江淮官话（个别点）。

以上三小类可再合并为两类：北方地区的官话（包括晋语）与北京的情况相似，都是白读ou类字音少到可以做例外字处理；南方地区的官话（江淮、西南）没有ou类白读。

看来，明代以来北京宕江曾梗四摄入声的白读式微而文读持续走强，不仅是由于明代统治者带来了自己的方言，而且还由于在这一语言特征上跟明代统治者方音相同或相近的方言在地域和人口上都占绝对的优势。

6.2

官话方言清入字的归调

李荣（1985）把清入字归调作为官话方言分区的重要特征，并把清入归调的情况总结如下：

表 8官话方言古入声字归调情况

梳理：

（1）与通常认为的北京白读（清入归上）字音分合关系相同的只有胶辽官话。而胶辽官话在山东两片的调值是44，也与北京的调值214大相径庭。

（2）与通常认为的北京文读（清入归去）字音分合关系相同的只有兰银官话，而兰银官话是诸官话中人口最少的。

（3）只有北京官话的清入无条件地分化到所有四个舒声调，其他所有官话方言的清入都是有规律地归派到一个舒声调或保留入声调。

总结：以上三点中（3）最为重要。它导致所有其他方言的人按照自己方言的分合关系去类推学习北京话时都会发生错误：中原官话的人会把清入字都类推为阴平，西南官话的人会都类推为阳平，兰银官话的人会都类推为去声，有入声方言区的人会按本方言清入的调值选择与之最相近的北京调类推匹配，仍是只归一调。许多普通话说得很不错的人，在这方面都会犯错，比如把“竹子”说成“珠子”，把“格子”说成“鸽子”。

6.3

对北京话入声韵母异读与清入归调异读不同发展倾向的思考

    北京的清入归调，无论是归去声的“文读”、归上声的“白读”，还是派入四声的现状，都得不到其他官话方言的支持。我想，这应该是北京清入归去之文读的变化趋向完全不同于宕江曾梗入声字韵母文读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过考察和思考，我们体会到，本次审音原则第二条所说的“充分考虑北京语音发展趋势，同时适当考虑在官话区中的通行程度”中的“北京语音发展趋势”，不仅仅是要充分考虑字音的来源和语音自然演变成类并整齐演变的原理，还要充分考虑不同方言接触造成的异读现象的变化规律——在竞争中胜出的异读，在历时变化中获得稳定地位的异读，其社会地位只是重要因素之一，其地理分布的广狭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7

一点思考

    从新国音的审定开始，强调了以北京音为根据（单点的实际的方言而非人为制定的语言），放弃了设立北京话已不存在的尖团音和入声，这在制定通语规范的理论认识上是前进了一大步，从此通语的推广工作才得以开展。

    但是，当时的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理论等研究都还很薄弱，对国外语言规划的经验与教训也缺乏全面的了解，因此在一些细节方面还需要再斟酌。徐世荣先生在他的遗稿《〈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中提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规范太过强调北京音，收入了一些北京很土的很特别的词语中的音，有些太过了。

    其他国家通用语言的制定原则值得我们借鉴。比如俄罗斯明确规定他们的标准语语音是莫斯科高中以上人群在正式场合所使用的语音。我国近十余年的审音工作（包括《现代汉语词典》字音的标注）也注意用的字音。

    根据本文的考察和分析，建议对普通话里中古入声字异读按韵母和声调区分不同策略加以应对：

（1）对于入声韵母的异读的规范，宜有意识地向分布广泛的文读倾斜。其实，要推行向文读倾斜，首先要做的反倒是通过调查确定已经为广大地区大多数人熟知的少数白读，比如“饺雹白百粥肉”等，字数要少，作为地域较为狭窄但历史上有过较高地位的幽燕方音的遗存，可确定为正音。然后，其余的系与字音向文读倾斜——文读已经占优的可尽早统读为文读，文白势均力敌的应进一步限制白读所出现的词汇，之前把文读统掉了，但在群众中还有较广泛使用的可考虑先在少数词汇中恢复文读。

（2）对于清入归调的规范，要充分重视历史考察和方言地域考察的结果，要注意按照明代以来清入字声调异读发展的规律，北京话“清入归去”的文读是不大靠得住的，最有可能增加的反而是阴平，其次是阳平，少数口语中特别常用的字也可能有上声转占上风的个案。不过，地域考察的结果说明，北京清入归调恐怕还要乱一个阶段，在混沌中浮现新结构的时机可能还尚未成熟。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附录（略）

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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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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