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汉语堂”，原文选自《中国语文》2016年第5期
汉语里关于“父亲”的称谓，学界已经做过很多研究，涉及面既深且广，其中以胡士云（1994）、郭熙（2006）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胡文探讨了“爷”“爹”两个亲属称谓词的共时分布及历时演变，给出了两个词在现代方言中的音义类型，认为“爷”“爹”可能同源，并且两个词均非汉语固有词，可能来自于少数民族语言。郭文另辟蹊径，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讨论了“父亲”称谓词，将其归纳为“父爸爷爹大伯”等六大类，并一一梳理其流变，认为“父”是汉语中对父亲的最早的也是一直得以延续的称谓。“父”以外的称谓则经历了“（爸）-爷-爹-爸”的过程，指出“爸”直到明清才进入书面语言，而“大”从没有进入过书面语言；“爷”在唐代获得书面语的地位，但到南宋以后被“爹”取代；“爷”“爹”“爸”可能都是外来词。
大致而言，这些研究深入讨论了汉文文献中的父亲称谓词，从字形、字义、语用、源流等方面对父亲称谓词做了全景式的勾勒描写，但美中不足的是：第一，没有关注佛典中父亲称谓词的使用情况；第二，如果“爷”等称谓词是外来的，其传入的路径是什么，缺乏必要的论证。《广雅·释亲》：“翁公叟爸爹㸙，父也。”这六个称谓词，可能不全是通语词汇。“翁公叟”见于《方言》卷六：“东齐鲁卫之间，凡尊老谓之傁，或谓之艾。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南楚谓之父，或谓之父老。”既是“尊老”之称，则非仅仅表示“父亲”称谓。不过，“翁公叟”三词在早期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均可表尊老之称，但只有“翁公”可表“父亲”，“叟”无此义。“爹爸㸙”不见于《方言》，唯原本《玉篇》（据《篆隶万象名义》卷九父部）收“爸（蒲可反，父）爹（居[屠]可反，父）”二字，六朝以前文献亦不见使用，应该是方言词。爹，始见《广雅》，曹宪音大可反；但用于文献，则迟至《南史·始兴忠武王憺传》：（1）人歌曰：“始兴王，人之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从押韵与小注反切看，“爹”读上声。这段话当是取自《梁书·始兴忠武王憺传》，本无“荆土方言谓父为爹”一句，当系李延寿所加。可见，“荆土方言”云云，乃是唐人的认知，根据是萧憺时任荆州刺史；反过来也说明，唐代通语里“父亲”不称“爹”。《全唐诗》里“爷”字习见，而“爹”字不见，即是明证。“爹”既然首见于清河（今河北）人张揖的《广雅》，应该是汉语固有词，由于唐以前文献罕用，仅见于《梁书》《南史》，导致初唐人的认识两极分化：李延寿《南史》以为是荆土方言词，而《王三》视为北方方言词。平声麻韵读首见于《龙龛手镜》，读端纽，至《广韵》改读知纽。《广韵》以为上声读是方言词，平声读来自羌语，而《龙龛》则将两读均视为羌语词，到《六书故》，将羌语具体化为西南岷地。从《集韵》释义看，两读均引自古代典籍，暗示其时“爹”是书面语词，非通语词。总之，读上声的“爹”当是汉语固有词，不过唐人文献中唯见韩愈《祭女挐女文》一例：（2）维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妳以清酒时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挐子之灵。“爹”在唐代应该不是通语词汇，只是存在于俗语或某些方言。到了宋代，“爹爹”却被广泛使用，上至帝王，下至贩夫走卒，均可以此称呼“父亲”。很明显，“爹”进入了通语：（3）得旨，爹爹、娘娘请便来，不可缓，恐失事机。（曹勋《北狩见闻录》）（4）阿爹从容呼儿语，我有至乐非繇他。（陈文蔚《老人生旦》）《王三》《广韵》《龙龛手镜》读上声，《集韵》另收去声读，但中古中外文献不见使用。从《集韵》看，宋人将去声读视为吴方言词。说“爸”是一个俗语词，大致不谬。
《切韵》系韵书、《龙龛手镜》均以为吴方言词，不知何据。存世文献中，“㸙”最早见于唐代，刘肃《大唐新语》卷九“太平公主”条云窦怀贞娶韦庶人乳母王氏为妻，自署为翊圣皇后阿㸙。俗谓妳母之婿曰阿㸙。《类说》卷六引武平一《景龙文馆记》云宫中称怀贞为“国㸙”。王氏，本蛮婢；怀贞，京兆始平人，则关中方言亦有此词。㸙，不少学者认为可能来自“社”，《淮南子·说山训》“社何爱速死”高诱注：“社，江淮谓母为社。社读‘雖家谓公为阿社’之社也。”雖，一本作“雒”。社，《广韵》常者切，上声，与“㸙”音近。爷，本作耶，字书始见于《宋本玉篇》“爷，以遮切，俗为父爷字。”但此义《切韵》系韵书不收。“耶（爷）”字的使用最早见于晋代，王羲之《杂帖》：“吾平平，但昨来念玄度，体中便不堪之。耶告。”“吾平平，比服寒食酒，如似为佳，力因王会稽，不一一，阿耶告知。”晋曲亦有“耶婆尚未眠，肝心如推橹。”《宋书·王景文（彧）传附王绚》载“耶耶乎文哉”的戏语，谈恺刻本《太平广记》亦引，“耶耶”下并有小注云：“吴蜀之人呼父为耶。”《淳化阁帖》唐太宗给高宗手敕，落款亦作“耶耶敕”。唐代文献“爷（耶）”的使用频率很高。中古汉语“父亲”称谓词除了上文讨论的以外，还有“郎”字，详下文。（5）佛住舍卫城，尔时六群比丘展转作俗人相唤阿翁、阿母、阿兄、阿弟……佛言：“从今日后，应如是共语问讯：共翁语时，不得唤言阿翁、阿爷、摩诃罗，应言婆路醯多。”（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爷：宋元明藏作“郎”。翁，宋元明藏作“公”。“阿翁”“阿公”，佛典均少见，且“阿公”不用于亲属称谓，因而此处应做“阿翁”为是。（6）王语彼人：“二俱不是，卿父已死，以檀腻羁，与汝作公。”其人白王：“父已死了，我终不用此婆罗门以为父也。”（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译《贤愚经》）（7）尔时，贵族释摩男者，瞿夷之父也，与诸豪右，以偈叹曰：“有子有财思惟波波，我自非我何有子财。”（西晋竺法护译《佛说琉璃王经》）
（8）时毕钵罗耶那童子，白父母言：“波波摩摩！我心不乐娶妻畜妇，我意愿乐欲修梵行。”（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
“波波”与“摩摩”连文，只见于隋阇那崛多所译《佛本行集经》，共出现5次。
（9）时彼童子以手掬水，即奉其父，口作是言：“爷若不信，愿尝此水。”（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10）尔时，童子摩尼娄陀诣父母边，白言：“爷娘！我欲舍家于如来边求请出家，愿垂许我于如来边而出家也。”（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11）复经少时，父子相与共到树下。让父先上，儿便唤言：“阿耶，可飞。”父即欲飞，堕岩石上，身体粉碎。（梁僧旻宝唱等集《经律异相》）（12）见其四个所爱之女，各举两手，大声号哭，作如是言：“呜呼，呜呼！阿耶，阿耶！”（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13）时意憙女白父王言：“善哉，阿耶！女今身资无所乏少，唯欲启白阿耶一言，唯愿父王听女咨谏。”（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14）时瞿多弥见父如是默然而坐，至其父边而作是言：“阿爷今者何故不乐，忧愁而坐？”（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佛本行集经》“阿爷”9见，宋本均作“耶”；“阿耶”5见。（15）悦意往诣父王边，长跪白言：“阿爷，若见善财，欲作何事？”（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16）“汝父在家时，大有宝藏，今不知所在，汝可往乞。”白多多言：“我欲竖伞作转轮王，多多可赐我珍宝。”（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
多多，宋元明藏本作“爹爹”。
（17）眷属围绕，绝弃璎珞，举手散发，灰土坌头，极大悲恼，号咷哭泣，或言“呜呼”，或言“多多”，或言“养育”。举声大叫，搥胸哀恸，种种语言，酸哽楚切。汝悉见不？（隋阇那崛多等译《起世经》）
此句又见于达摩笈多译《起世因本经》。参考例（12），“多多”当与“阿耶”义同。
（18）是时，毕钵罗耶童子即便至己父母之边，长跪白言：“菴婆多多！我心实亦不用五欲，愿修梵行。”（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
此句与例（8）同。菴婆多多，本经两见，另一次见于同卷。
（19）《僧祇》比丘不得唤阿爷、阿郎、阿孃、阿婆、阿兄、阿姊乃至姨、姑等，不得唤本俗名，准应优婆塞、优婆夷等。（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
（20）[史]世光与信于家去时，其六岁儿见之，指语祖母曰：“阿郎飞上天，婆为见不？”（释道世《法苑珠林》）
此条云“出《冥祥记》”，明藏本“郎”作“爷”，四部丛刊景明万历本《法苑珠林》、中华书局本《法苑珠林校注》同。此事又见《太平广记》卷一一二“史世光”条，字亦作“爷”（嘉靖谈恺刻本）。
两例都出自关中僧人作品。“阿郎”指父亲，例（20）义甚分明。上文例（19）是对例（5）的撮述，东晋称“阿翁、阿爷”，唐人道宣改称“阿爷、阿郎”。司马光《书仪》卷一“上内外尊属”条云：“古人谓父为阿郎。”
（21）[李]宪即为固长育至十余岁，恒呼固夫妇为郎婆。（《魏书·节义传·汲固》）
汲固为东郡梁城人（今河南滑台）。李宪（李式之子），赵郡平棘人（今河北赵县）。可以推知“阿郎”是北方的称谓，进而引申指主人：
（22）唯一老青衣，语声稍重而带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贬官時，常令老身骑偏面騧，抱阿荆郎。”（唐·谷神子《博异記》“刘方玄”条）
（23）不弃人微同千载，便与相逐事阿郎。（《敦煌变文集·董永变文》）
蒋礼鸿通释：“阿郎指董永所卖身的主人。”
总之，中古佛典中关于“父亲”的称谓，如上文所引，共有五类：1）翁公；2）波；3）耶（爷）；4）多；5）郎。从译经时间看，最先出现的是“波波”（西晋竺法护），随后出现的是“阿爷”（东晋法显），再次是“多多”（萧齐），最后是“阿郎”。“波波”只见于北方译经，“耶（爷）、阿耶（爷）”主要出现于北方译经，例（11）见于南方译经。“多多”南北译经均见。“阿郎”见于唐代译经。
总的来说，“波波”“（阿）耶（爷）”“多多”主要见于隋代阇那崛多译经。结合中古文献，我们把中古有关“父亲”称谓词列成下表：
“单用”是指该称谓词可以单独使用。上述称谓词，只有“爸”中古时期不见文献用例。可以单用的只有“耶（爷）”，“郎”单用只见于中土文献；“耶（爷）”可以重叠，而“波”和“多”只能重叠使用；“耶（爷）”独用的频率远低于带词头的“阿耶（爷）”。“波波、多多”不见于中土文献。有意思的是，“耶/爷”和“爹”基本上不同时出现：唐代用“爷”，宋代用“爹”。从汉语语音史来看，“波爸”当与“父”同源，“波波”当是固有词“父”的古音重叠，后来写作“爸爸”或“波波”，学界并无分歧。剩下的问题是：“爷爹多郎㸙”五个词是否同源？“阿郎”何以称呼父亲？它与“阿爷”之间有无关系？从中古文献使用来看，“爷爹多郎㸙”五个词，“爷”出现最早，“多”次之，“郎”再次之，“爹、㸙”最晚，唐代才见使用。从语音上看，“爷”属喻四，“爹多”属端组，“郎”属来纽，“㸙”属章纽，上古音这几个声母均有纠葛，古音学上有所谓的“喻四归定”“照三归端”等音变规律。“多多”见于佛典的有6个例子，其中2例与“菴婆”连用，最早对“多多”做出解释的是李维琦（1992）：波波摩摩、菴婆多多：波波，爸爸；摩摩，妈妈。菴婆，就是阿婆，称母亲。多多，后世演变为“爹爹”，称父亲。李维琦的解释基本是对的，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菴婆多多”里的“多多”是音译词，而非汉语固有词：（24）父母唯汝一子……汝父母听汝出家不？法師曰：“此句次第易解……阿摩多多者、‘汝’者易解，‘一子’者，唯汝一子无兄弟。”（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阿摩多多，经文自带小注云：“汉言阿摩是母；多多者，言父也。”《翻梵语》卷六同。又译“菴婆多多”。大正藏所附巴利文作ammatāta，梵文作ambātāta，查《梵和大辞典》：ambā：母。【汉译】母，娘，尊母，阿娘。amba：母，【汉译】阿母。虽然只有意译，没有给出音译形式，但据此还是可以推知“阿摩、菴婆、多多”都是音译词，但是例（16）（17）中的“多多”，可能不是音译词，而是汉语固有词，只是形式巧合而已，原因有二：第一，同期南方汉语已出现“父亲”称谓词“爹”（见例1）；例（16）中的“多多”，宋元明版藏经亦作“爹爹”。第二，在使用“多多”对译梵文之前，汉语已有了类似的称谓。例如：（25）《方言》卷六：“南楚瀑洭之间母谓之媓，谓妇妣曰母姼，称妇考曰父姼。”郭璞注：“姼，音多。”《广雅·释亲》：“妻之父谓之父姼，妻之母谓母姼。”曹宪注：“姼，多可反，亦音多。”姼，《方言》的“南楚瀑洭”地区大致指今天的两湖两广地区，到《广雅》“南楚瀑洭”这一限制没有了，“姼”可能进入了通语，并进而由表“岳父母”转而指“父母”；为了配合意义的变化，字形亦由“女”旁转为“父”旁作“爹”或干脆用“多”来记音。译经中最早用“多多”的是齐永明六年僧伽跋陀罗所译《善见律毗婆沙》，此经译于广州竹林寺，由僧猗（或作僧祎）担任笔受，称谓词的翻译受本地方言的影响不无可能。另外，梵文的tāta与汉语的“姼”完美结合而成“多多”，既像音译词，又像固有词，因而很容易为人接受。姼，郭璞音多，曹宪音多可反，亦音多；根据《切韵》系韵书，多，得何切；爹，徒可切，声母有清浊之别，声调有平上之异。声母清浊相混，在语音史上并不鲜见，但平声如何改读成了上声呢？梵汉对音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在梵汉对音里，中古前后，梵文根本字与圆明字轮的对音有个重要的变化：梵文长短元音（含包含这种元音的音节）的汉语对音在唐代前后出现显著不同，见下表。唐以前梵文长短元音均用汉语平声字对，分别加注“长”或“短”，说明当时平声是个不长不短的调；但唐以后短元音改用上声字或入声字对，长元音用平声字对，说明其时平声读长调，上声读短调。正是由于汉语声调调型发生了变化，称谓词“姼”“多”读短调，平声不能准确记录实际读音，遂改由“爹”字充当，但在某些方言里可能仍然保留平声读音，并在《龙龛手镜》时期进入了通语。根据汉文工具书的记载，“爹”为羌语词，如果这个记录属实，那“爹”是如何进入汉语的呢？汉语邻近的语言如何称呼父亲呢？“爷”最早出现于东晋，既见于法显译经，又见于王羲之法帖，但书面文献用例并不多，字书迟至《宋本玉篇》才收录“父亲”这一义项，却为何能在唐代盛行一时？弄清这些问题，对我们理解“父亲”称谓词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羌族的历史几乎与汉族一样悠长，分布范围很广，整个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西藏、青海、陕西、甘肃、新疆等地都有羌人活动的身影，不仅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很密切，而且与北方各少数民族也有密切的联系，汉人了解羌人的语言也就可以理解了，俞敏先生曾论证齐国的姜语和西羌语之间有着同源关系。但是考虑到中国古代西部地区的民族杂居情况，汉文文献中说某词来自某语言，就未必属实了。亲属称谓词属于核心词汇，也是常用词汇，亦属于容易传播的词汇。先看看古代与中原交往密切的少数民族语言“父亲”称谓词的表达。大致可以看出，北方地区大致是“阿多（爹）”类，而西部、西南地区是“阿爸”类。时间最早的是鲜卑吐谷浑（三世纪末四世纪初）的“莫贺”：baγa//abaga，g>γ，γ脱落变成长元音；其次是古突厥碑铭，镌刻时间是八世纪，回鹘文献出现的时间是九世纪以后。所以从时间上看，“爹”不太可能借自羌语或或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这个说法应该是唐五代人的想当然（当然我们也可以据此推测五代时西南、西北某些少数民族称呼“父亲”为ta或ata）。同样，现代少数民族语言也不能证明汉语的“爹”源自某种外来民族语言。先看现代少数民族语言关于“父亲”的称谓。可以看到，现代少数民族语言“父亲”称谓仍然维持中古时期的格局：
鉴于上述讨论，汉语与梵语、少数民族语言称呼“父亲”为“ta//多（爹）”更可能是类型现象，而非同源现象。
从汉语文献看，“多（爹）”首见于南方，“耶（爷）”南北方几乎同时出现，而“㸙”“郎”只见于北方尤其是关中地区。“耶（爷）”见于帝王达官笔下，而“多（爹）”见于方言外道之文，可以推测“耶（爷）”可能是雅言，而“多（爹）”可能是俗语，随着隋唐一统天下，南北混一，“耶（爷）”更有可能进入通语，所以唐人文献“耶（爷）”习见，而“多（爹）”罕用。唐人选择“耶（爷）”，可能还与南北朝时期以来的语音变化有关，北方语音变化的速度要快于南方，“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我们曾经讨论过，中古时期，北方汉语在自身的演变规律与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双重作用下，汉语发生了d-＞j-的变化，中原地区的变化速率要快于边境地区。d-可能不是一个纯粹的浊塞音，或许带有擦化，读如突厥语言的δ，而l与δ在听觉上相近。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古突厥语带d辅音的词在现代突厥语中的变化类型很丰富，其主要变化路径有：北魏以来，北方汉语应该受到了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不小的影响，《颜氏家训》说“北杂夷虏”，应该不是无稽之谈。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与突厥、回鹘交往颇密，语言接触在所难免。这几个词的语源是*da，字记做“姼”“多”，后来写作“爹”，读徒可切，参照突厥语言d的演变路径，“姼（多爹）”与“耶（爷）”“㸙”“郎”之间的关系就比较清楚了：
②③均出现于关中地区，③还见于关东的北方地区，当是方言现象，是d->j-的过渡阶段，中古西北方言宕摄字丢失鼻音韵尾读开音节，即laŋ >la，中古文献“耶婆”“郎婆”均见，义同；同时，“郎”与“耶”构成异文。
通过上述讨论，关于中古时期的“父亲”称谓词，可以分成喉音系、唇音系和舌音系，喉音系源于固有词“公”，唇音系源于固有词“父”及其音变词，勿需赘言；而舌音系称谓词较为复杂，归纳起来，我们有如下认识：第一，舌音系“父亲”称谓词“多（姼爹）”“耶（爷）”“㸙”“郎”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其语源是“姼”，后写作“多多”“爹爹”。随着时间的推移，语音产生变化，遂分化成“耶”“㸙”“郎”三组。第二，这类词在中外文献中的使用情形互有参差，有同有异；分布的区域有南有北，体现出时间与空间差异。第三，这些词均是汉语固有词，而非如古代小学著作所言是外来词。第四，这类词的分化演变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特点，“㸙”“郎”只见于北方尤其是关中地区使用。第五，这类词的字形早期使用的均是记音字，后来均加“父”旁成为形声字（“郎”除外）。（文章较原文有所删改，参考文献及注释请查阅原文。作者：储泰松，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