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人类语言如果分两类，那么一类是中文，一类是非中文——中文对世界的意义

新闻学院16级小童同学问：

看了您的教材《汉语与中国文化》，有个地方不是很懂：“西方语言是思维客体化的产物”“汉语是思维主体化的产物”，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小童的好奇很自然。同样是人类的语言，为什么思维方式不一样？

1. 洪堡特的发现：汉语的“默想”语法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建立了“普通语言学”的德国学者洪堡特，对汉语阅读理解中的“脑补”操作印象深刻。

他发现中文的读者必须在精神上付出更多的劳动，寻索词语之间的各种关系，脑补一系列中介性、关系性的概念：

“在一个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似乎都要求人们对其斟酌一番，考虑到它可能会有的种种关系，然后才能继续看下面的词。由于概念的联系产生自词与词的关系，这一纯思维的劳动便把一部分语法加给了句子。”

更重要的是，这种“脑补”出来的成分具有不可回溯性，它不可以回嵌到原来的句子中去。这也就说明，它在本质上不是句子省略的东西，尽管在欧洲语法的视角里，它是“省略”的。

洪堡特说：

“在把汉语作品的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时，我们总是看到，译者自始至终在努力把概念、命题联系起来，而这些概念、命题在汉语里本来都是满足于孤立的存在”。那些在相互关联的句子里表达了其依存关系的连接词，在汉语中往往“省略”，而“试图把连接词添补上去，那就势必会使汉语的句子失去其独创性”。

洪堡特说的“独创性”，就是汉语的本来面貌，即功能主义的汉语味儿，尽管添补了连接词的汉语句子仍然是“汉语”，仍然能够听懂。

洪堡特这样的发现，只有在面对中西语言迥然不同的面貌时，才可能意识到。那么，中文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2. 中国古文明眼中的语言：言不尽意

中文对语言的态度，老子的“道常无名，朴”就已经奠定了基础。老子的话，换语言学的表述，即人的理解及其表达，主要不依赖语言形式，由此可以保持“真朴”的状态。

中文追求的境界，是“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这个“淡”，就产生了让洪堡特惊诧不已的“默想”。默想的目的，是为意义保真。

语言怎样才能不断贴近“默想”的状态呢？它必须“让渡”自己的逻辑形式，让自己和人的领悟以及对话的情境融为一体。

所以，中国人不把语言仅仅看作一个客观、静止、孤立、在形式上自足的对象，而把语言看作一个人参与其中、与人文环境互为观照、动态的、内容上自足的表达与阐释过程。

正因为如此，在汉语的分析和理解中，人的主体意识有更多积极的参与。这就是洪堡特发现的“默想”。对中文的这个特点，现代语言学环境中的中国语言学家，也有同样的感受：

王力先生说汉语是一种“人治”的语言，西方语言是一种“法治”的语言；

黎锦熙先生说汉语“偏重心理，略于形式”；

郭绍虞先生说汉语的语法要和修辞结合；

我的导师张世禄先生说汉语句子的成立要素不是结构形式，而是语气。

这些前辈的意见可以说都是在中西语言的比较中看到了汉语思维独特的主体性。

3. 西方文化眼中的语言：言必尽意

如果说中国文化以“万物与我为一”“万物皆在我心中”，将汉语的理解和分析扎根于人的主体意识、语言环境、表达功能、事理逻辑，那么西方文化在“主客对立”中站到了世界的对面，努力在视觉关系中把握世界，就必然将语言的理解和分析扎根在客体化的形式上。

西方人认为，只有精确复杂一览无余的形式，才能滴水不漏地承载意义，才是把握世界的可靠途径。

西方语言相对于主体的客观性、独立性，使语法能够冷静地追求概念的清晰和精确，给了语法形式充分的“想象力”。西方语言的句法，正是西方人面对现实世界时以独立的姿态（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和抽象的想象力构筑的一个逻辑系统。

如果说汉语是一种“听话人负责”的语言，那么相对地西方语言是一种“说话人负责”的语言。西方语言的词“依据功能而变易其形式”，听话人能够凭借形式“跟踪思想的轨迹”，而不必“中断思考，去填补词语留下的思想缺口”。（洪堡特语）显然，西方语言是一个在形式上充分自足的系统。

4. 主体化和客体化：思维的两种境界

主体化思维看出去的世界图景，和客体化思维看到的，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拿一个中文句子来体验一下：

“又想起什么，从床底下摸出个玻璃瓶，里面盛着红糖，他往茶缸里倒了半瓶，用牙刷搅着。”（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文思维的句子。它叙述了一个事件的完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时间流程，没有统一的（西式）空间关系框架——

它是一个“主谓结构”吗？不是。“破坏”这个主谓结构的，是“里面盛着红糖”。这个短语，在一个施事者和他的行为之间出现，那么“突兀”，却又自然。它很像是作者一段插话，却在“夹叙夹议”的叙事风格中娓娓道来，毫不冒昧。

是什么让它这么“气定神闲”呢？是整个叙述的时间过程。它是时间流淌的一部分----先摸出一个瓶，然后看到瓶里装着糖。

那么，这个句子是一个“复句”结构吗？也不是。复句，按照“现代语法学”的理解，是两个句子互相发生因果、转折、联合等关系，而这个句子的“里面盛着红糖”只和“玻璃瓶”发生关系，并不和“另一个”句子（“又想起什么，从床底下摸出个玻璃瓶，他往茶缸里倒了半瓶，用牙刷搅着”）发生关系。

至此，西方语法的客体化析句框架已经“一脸黑线”——这个句子的中文思维完全在“物我两忘”的境遇中运行。在它的思维中，没有清晰的“主”与“客”，主体和客体在时间流的“潺潺”中浑然一体。

那么，西方语言会如何表述这个中文句子的意思呢？

首先要说明，句子的意思和它的形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的，“又想起什么，从床底下摸出个玻璃瓶，里面盛着红糖，他往茶缸里倒了半瓶，用牙刷搅着”这样的意思，已经是中文的主体化符号思维，我们很难把这个意思单纯化，然后重新作客体化思维的表述。

只是为了比较的方便，我们才尝试用英语来说这个中文句子的意思。

英语如果一定要说，那么它有两种思维的路径：

一是通过切割增强句段的形式感即客体性。例如：

He thought of something again. He felt out a glass bottle under the bed, which contained brown sugar. He poured half a bottle into the teapot and stirred it with a toothbrush.

中文原句的舒缓连贯的辞气，在英语中肢解开来，成为一个一个独立的句子。我们把英文译句再译回中文，就成了：

“他又想到了一件事。他从床下摸出一个装有红糖的玻璃瓶。他往茶壶里倒了半瓶，用牙刷搅拌。”

这是中文吗？貌似中文，但它已被“大卸八块”。原文的神韵——辞气已荡然无存。这就是客体化思维付出的代价。

二是通过聚焦建立动词核心，抽紧形式的主次依附关系，以增强句法的形式感即客体性。

但正如我前面说的，句子的内容和形式相互塑造，要想把一幅散点透视的中国山水画，重组为一幅焦点透视的西洋画，而又不破坏内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从有道翻译看英文努力的结果：

And think of something, from under the bed to find a glass bottle, containing brown sugar, he poured half a bottle into the pot, stirred with a toothbrush.

这个英文句子因受中文思维的影响而显得不伦不类。

我们从from under the bed to find a glass bottle 这个不定式，和containing brown sugar 这个分词形式，看到了抽紧关系的努力，而其他动词，如think of、poured、stirred，都呈平行的散点状。翻译为了保全中文原句的内容，放弃了英语句法的动词核心框架，几乎来了个直译。

洪堡特对中文的第一印象是“汉语在语法构造上几乎完全不同于一切已知的语言”。不仅不同于屈折语，而且“很不同于我所知的其他非屈折语言”。在他看来，“汉语的语法结构是极为独特的，从所有语言的语法差异来看，汉语可以说自成一类，而不是某一具体语言的亚种。”

我在语言与文化课堂上说到兴起时多次笑言（不是戏言），如果把人类语言分两类，那么一类是汉语，一类是非汉语。这一点，在文字上很清晰——只有中文使用表意字；而在语法上，同样清晰，因为中文告诉我们：

语言不是一个客观、静止、孤立、在形式上自足的对象；

语言是一个人参与其中、与环境默契、在内容和功能上自足的表达与阐释过程。

这就是中文对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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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小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