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苏联儿童

1932年9月3日，苏联西伯利亚一个叫吉拉西摩夫卡(Gerasimovka)的村庄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两个男孩的尸体，其中较大的一个是巴甫列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15岁，是少年先锋队员。

巴甫列克曾向警察检举过父亲，富农特罗费姆.莫罗佐夫(Trofim Morozov)的罪行。

据报纸报道，莫罗佐夫家的人是因为怨恨巴甫列克揭发他父亲而将他杀害的，同时遭害的还有他9岁的弟弟。

因此，这是一次阶级报复的杀害。调查一开始，苏联报纸和警方就把巴甫列克的死确定为一桩正治性犯罪案件，巴甫列克是模范少先队员，而杀害他的人则是“富农反革命”。

吉拉西摩夫卡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庄，离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东北350公里。

这个村庄的附近有一些劳改营和流放“富农”的“特别居民点”。吉拉西摩夫卡村是个穷地方，穷的人家只有一头牛，富的人家也不过有两头牛。

全村只有9户人家拥有俄国人喝茶用的那种茶炊。村里直到1931年才有了一所小学，只有一位老师，13本书。

就象在西伯利亚西部的许多别的村子一样，吉拉西摩夫卡村的人独立性很强。

19世纪的时候，他们从俄国中部移居西伯利亚为的就是自由和土地。他们对苏联的农村集体化运动抵触很大，1931年8月村里建立集体农庄时竟然一户也没有报名，苏联报纸因此将这个村点名为“富农窝”。

巴甫列克的父亲特罗费姆是一个很勤快的农民，日子算是村里的中等水平。在苏联内战期间，他受过两次伤。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

1931年8月他儿子揭发他的时候，他已经担任了三任的村苏维埃主席。巴甫列克向警察检举说，他父亲把假证件卖给特别居民点的富农。

报纸上宣传说，巴甫列克是优秀少年先锋队员，但其实吉拉西摩夫卡村里当时并没有少先队组织。

1931年吉拉西摩夫卡村有了小学，巴甫列克成了积极分子，他喜欢检举邻居们的“错误行为”，好多年以后村里人还是称他为“烂货”。

巴甫列克恨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抛弃了家庭，和别的女人去过了。据报纸报道，1931年11月，特罗费姆在村里学校受审判的时候，冲着他儿子大声叫喊，“我是你父亲啊!”

巴甫列克对主审员说，“是的，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现在已不把他看作我的父亲。我现在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少先队员。”特罗费姆被送到很远的北方去劳改，后来被枪毙掉了。

巴甫列克检举父亲以后，胆子更大了，又开始检举那些对集体农庄有怨言和私藏粮食的乡亲。

他9岁的弟弟费沃多(Fyodo)也学他的样。村里的人都不喜欢这兄弟俩。他们的亲爷爷谢尔盖・莫罗佐夫不准他们进他的家门，其他的亲戚也劝他们不要再干那些缺德的事情。

但是，要说莫罗佐夫家的人杀害这两兄弟，其实并无实在的证据。巴甫列克和村里一些别的少年，包括巴甫列克的堂兄多尼拉曾有过争执，所以村里人怀疑是那些少年杀掉了巴甫列克兄弟。

二战时期的苏联儿童

巴甫列克兄弟死亡的事刚刚由当地报纸报道，就立即变成了正治事件。多尼拉说是他爷爷谢尔盖干的，巴甫列克的母亲和表兄伊万・普特切克(Ivan Potupchik)也这么说。

最后，莫罗佐夫家有五口人被定为“富农家族”，于1932年11月受审。巴甫列克的叔叔和教父被定为策划者，堂兄多尼拉和爷爷被定为直接凶手，奶奶被定为将巴甫列克兄弟诱入树林的协从罪犯。

审判一开始，起诉官引用了斯大林关于在全国强化阶级斗争的讲话，凸现事件的正治性质。

除了巴甫列克的叔叔之外，其余四名人犯都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枪决。

巴甫列克的表兄伊万原本就是一个积极分子，因为在事件中表现出色，加入了档组织。

巴甫列克很快成为苏联报纸宣传的英雄和人民学习的榜样。1933年秋，高尔基呼吁为少年英雄巴甫列克建立一座纪念碑。

高尔基说，巴甫列克懂得，“你的血亲可能是你的精神敌人，不能放过这样的敌人。”

巴甫列克成为一位完美的少年英雄，电影、故事、诗歌、传记、歌曲都称颂他的高度觉悟和对党的忠诚。他那大义灭亲的英勇壮举成为所有苏联儿童学习的榜样。

巴甫列克的事迹宣传影响了整整一代苏联儿童的道德意识，由意识形态规定的国家利益高于变得高于一切家人朋友间的亲情和信任关系。

背叛和出卖这些关系不但不再是羞耻的事情，而且更成为公共精神和正治先进的表现。

忠诚和信任原本是以活生生个人为对象，现在个人的对象被抽象的国家、人民、党、无产阶级所代替。

切断了个人与个人间信任和亲情的联系，个人变得前所未有地孤独，前所未有地依恋和隶属于抽象的集体，害怕被这个集体抛弃，害怕被它排斥为异己或敌人。

这种惶恐和不安又使许多个人更加不择手段地划清一切“坏”的个人关系，以争取“进步”来表现对集体的忠诚。

当时，到底有多少苏联青少年真的揭发了自己的父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当时苏联报纸刊登的材料却是不断给人以巴甫列克式少年英雄辈出的印象。

有一个叫索罗金(Sorokin)的孩子揭发他父亲偷集体农庄的粮食，警察逮捕了他的父亲。还有一名叫西尔沃察・法蒂耶夫(Seryozha Fadeyev)的学童向班主任报告，说他父亲私藏了马铃薯。

13岁的普罗尼亚・考里宾(Pronia Kolibin)告发自己的母亲在集体农庄的地里偷粮食，他的母亲被送进了劳改营，而他自己则因为揭发有功，受到了去克里米亚著名的少年先锋队度假营度假的奖赏。

少年先锋队号召儿童们学习巴甫列克告发父母的“不法”行为，少先队基层组织派队员到集体农庄监视农民是否偷盗粮食。

《少先队真理报》定期刊登揭发有功者的名单，表彰他们的事迹。“学习巴甫列克”掀起了热潮，少先队号召队员不仅要揭发父母，而且还要揭发亲戚。

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不揭发的队员是缺乏觉悟，其他队员应该揭发这样的队员。

在这种气氛下，家长甚至都不敢在孩子面前说话。有一位医生回忆道，“我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到斯大林。出了巴甫列克的事情后，谁都生怕稍微有一点出言不慎，就是在儿子面前也不行。万一他一不小心在学校说了什么，辅导员就会报告上去。他们会问孩子，‘你是哪里听到的?’孩子会说，‘爸爸说的。’你一下子就倒霉了。”

二战时期的苏联儿童

亚历克山德・马利安(Alexandr Marian)的父亲就是这样倒了霉的。亚历克山德是他村子里的共青团领导人。1932年，他17岁那年揭发他父亲反对合作化。

亚历克山德在1931年6月8日的日记中称“富农”是“苏联最后，也是最大一个剥削阶级。”

1932年，他17岁那年揭发他父亲反对合作化。由于他的揭发，他父亲被逮捕并被送去劳改。

1933年，在一则日记中，亚历克山德记载了一段与共青团一位同志的交谈，这位同志说，亚历克山德的父亲有“反动观点”，他不应再担任共青团领导。

亚历克山德就此在日记中写道，“我向这位同志解释，逮捕我父亲是我自己要求的。他的反苏立场与他[一次大战时]在奥地利当俘虏的经历有关。……他后来喜欢奥地利的秩序，认为他在奥地利见到的那种资产阶级小农[经济]可以带来农业财富。……他把集体化初期的缺点看成是混乱，而不是暂时的挫折。如果他能懂得辩证法，有政治觉悟，他就有可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更多的青少年以“断绝关系”而不是直接揭发来表示进步。在亲人家属“出了问题”，成为“敌人”之后，一个人自然会感觉到各种压力，有的会被少先队或共青团开除，有的进不了大学，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1938年，列夫・泽尔莫诺夫斯基(Lev Tselmerovsky)18岁，他的父亲，一位苏军工程师，在列宁格勒被逮捕。

列夫是共青团员，正在接受飞行员训练。他一心想参加红军，但他父亲被捕后，他也被定为“异类分子”，并被流放了，成了工厂的工人。

1938年9月，列夫给苏联主席加里宁写信，表示与父亲划清界线，并为自己申辩。

他写道，“关于我父亲，我稍微说几句。据我母亲说，他是因为表示不满而被送到北方劳改营去的。我本人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听父亲对他的妹妹谈起过他在北方与白军作战的事情。他跟我们讲他的光荣经历。当基洛夫被暗杀时，他都哭了。……但这可能是他的伪装。……”

“我认为，我父亲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不应该因他的缘故蒙受耻辱。我要参加红军，我要成为一个拥有平等权利的苏维埃公民，因为我配得上这个称呼。我在苏联学校接受的是苏联精神的教育，我的观点显然与我父亲完全不同。我对自己被定为异类分子感到很伤心。”

与“坚决揭发”不同，断绝与“有问题”家人的家属关系是一种既能保护自己，又不太伤害家人的办法。

当时苏联报纸上有成千的“断绝关系”声明，差不多都是一个格式:“我，尼古拉・伊凡诺夫，断绝与父亲的关系。他以前是一个牧师，多年欺骗人民，谎说有上帝存在。为此，我与他断绝一切关系。”

有不少父母为了子女的前途，提议或者鼓励子女与他们断绝关系。1932年，一个16岁的犹太男孩写信给他家当地的一家意第绪语的报纸断绝与父亲的关系:“我从此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我觉得，我真正的父亲是教育我人生大事的共青团。我真正的母亲是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联人民是我现在的家庭。”

后来有人采访了声明人的妹妹，她回忆道，“当时我14岁，我父亲把我哥哥和我叫到房间里，对我们说，他的生活方式已经跟不上现在的时代。他希望我们不要重复他的错误，不要再遵守犹太宗教传统。他说我们应该跟学校编黑板报的人说，要声明过自己的新生活，不再与父亲的宗教有任何关系。父亲叫我们这么做。他说，这对他没有什么，但这样可能为我们开创光明的未来。”

揭发家人，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换取荣誉、信任和光明的未来，巴甫列克式的“大义灭亲”成为苏维埃儿童的新精神，也成为苏维埃人的新精神。

在那些揭发者心里，除了功利的考量和生怕被连累的恐惧，不能不说还有一种真实的羞耻感和荣誉心。

他们以“坏蛋”父母为耻，以努力争取“进步”为荣;以旧家庭为耻，以新集体为荣。

1937年，安娜・克里夫科(Anna Krivko)17岁，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卡考夫(Kharkov)市的工人，父亲和叔叔被逮捕后，安娜被卡考夫大学和共青团开除，定为“异己分子”。

她到处找工作，为了养活母亲、祖母和一个还是婴儿的妹妹。她在一个养猪场工作，后来有人说出她父亲被捕的事，她丢了工作。

她找不到工作。1938年1月，安娜写信给苏维埃代表、正治局委员邱巴(Vlas Chubar)。她表示与父亲断绝关系，央求邱巴帮助她家。

她说，如果她不能在苏联过上好日子，那就不如带着幼妹一起去死。她表示自己绝对是忠诚于斯大林同志，痛恨她那个把灾祸带给家庭的父亲：

“我不知道我父亲和他弟弟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们被判了几年刑。我感到羞耻，根本不想知道。我深信不疑，无产阶级法庭是正义的。如果他们被判刑，那一定是罪有应得。我对父亲完全没有女儿的感情。”

“我感到的是作为苏联公民对祖国、对教育我的共青团和档的义务。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判断和1亿7千万无产者的声音，为这个判决感到欢欣鼓舞。”

“我父亲自己坦白，1919年他被征召到邓尼金的队伍里，当了三个月的白卫军，为此，他在1929年被判2年半的劳改。我所知道的他的往事就是这些。……”

“如果我观察到他有反苏联行为的迹象，就算他是我父亲，我也会毫不迟疑向内政部人民委员会报告。邱巴同志!请相信我：我以称他为父亲为耻辱。人民的敌人不是我的父亲。人民教育我憎恨一切坏蛋、敌人，无一例外，毫不留情。”

“只有人民才是我的父亲。我坚信，无产阶级、列宁的共青团、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会象爱护自己女儿一样爱护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给我帮助。”

以当苏维埃人为最大的光荣，对于没有前苏维埃记忆的青少年，要比对有这种记忆的前辈容易的多。

新的一代人从小就相信，他们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幸福的人民。米哈伊・尼可莱夫(Mikhail Nikalaev)在1930年代经历了好几个孤儿院的生活长大。

据他回忆，孤儿院一直教导他们，苏联是最好的国家，苏联的儿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而斯大林就是这个国家的父亲。

“要是我们出生在别的国家，我们早就饿死、冻死了。……他们是这么教的，当然我们也是这么信的。孤儿院怎么教，我们就怎么信。我们的所有关于世界的想法都来自苏联的政权。”

米哈伊很钦佩巴甫列克，也想有机会揭露敌人和奸细。当他加入少先队的时候，他感到特别光荣，觉得真正踏进了苏联社会。

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羞愧之中，因为生养自己的父母觉得抬不起头来。

其实，他对父母并没有确切的记忆。他只记得四、五岁时，以前家里的一位保姆到孤儿院来看他，告诉他，他的父母是“人民之敌”，已经被枪毙了。

她对他说，“他们本该象对你父母一样，也把你枪毙了的。”米哈伊从此一直感到十分羞耻。参加了少先队，他才算摆脱了这种羞耻感。

他感到，斯大林象父亲一样在关怀他，一切的幸福都是来自斯大林，“我们有得吃，有得穿，有学习的机会，可以去少先队营地，还有新年树——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斯大林同志。”

1930年代成为青少年的苏联新一代，从小受到的就是绝对相信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教育。

他们相信，报纸上登载的都是真实的，报纸说好的一定是好的，报纸说坏的一定是坏的。

这种信念使得那些父母在大清洗的年代(1937-38)被定为苏联敌人的年少年相信，错一定在他们的父母。

在人性和人情的荒漠中，有的青少年运气好，偶尔也会遇到一片小小的绿洲，年纪小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后来记起来，却是终身难忘的记忆。

伊娜.盖斯特(InnaGaister)小时候就读莫斯科的第19中学，学校地处莫斯科中心地带，附近住着不少苏联领导人。

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失去了父母。在19中学不远处是莫斯科实验学校，许多官员的子女都在那里就读，但谁一旦遭到清洗，子女就会被强迫揭发父母，或者被开除。

但伊娜的学校气氛则不同，老师们尽量保护学生。伊娜的父母都在1937年被逮捕，但她开学时还是去上学了。

她一直不敢告诉老师家里发生的事情。她回忆道，“我们都是听巴甫列克的故事长大的，”所以很怕学校要她揭发父母。最后她鼓起勇气对老师说了实话。老师说，“好了，那又怎么呢?回到班上去吧。”

老师不但不替她声张，还用自己的工资替她付了学费。19中学有不少象伊娜这样“人民公敌”子女的学生。

伊娜记得当时班上有一个很顽劣的男孩，他写了一份班上25个“托派分子”(“人民公敌”子女)的名单，贴在班级的墙上，遭到很多同学的愤恨。

伊娜还记得一件与图恰切夫斯基元帅被审时有关的事情。当时的苏联学校都接到指示，把“人民公敌”图恰切夫斯基的图象从教科书里抹掉。

伊娜回忆道，有的男孩丑化教科书里的图恰切夫斯基的相片，在他的脸上加上胡子或在他头上画上一对犄角。

我们的老师格里高罗芙娜(Rakhil Grigorevna)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每人一张纸，好好地把纸贴在书里图恰切夫斯基的脸上。贴的时候要小心一些，因为今天他可能是一个坏人，一个人民公敌，但明天他和别的人又会回来。我们可能又会把他们看成好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可以把纸从他没有丑化的脸上揭掉了。”

伊娜记得她这位老师，因为她让伊娜看到，即使在极端险恶无情的环境中，一个人还是有可能不随波逐流，还是有可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在她那个时代的苏联，这些都是太难得了。

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 Figes)在他2007年出版的《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中记录了许许多多象上面说到的前苏联往事。

在俄语中，“耳语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出于恐惧和害怕被人偷听而压低了声音(shepchushchii)，第二个意思是指在别人背后窃窃私语地告密(sheptun)。

耳语成为斯大林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个苏联社会都变成了这个或那个意义上的“耳语者”。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斯大林时代普通苏联人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这部历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构建起来的。

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拼贴艺术”(collage)那样聚零为整的叙述效果，“把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下的内心世界。”

这是《耳语者》与许多关于斯大林统治的历史著作不同的地方，“许多历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现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杀害，而《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统治下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著作。

在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

在拥挤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挤在几个或者甚至一个房间里，隔墙就能听到隔壁人说话，这时候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把法律、监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触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所谓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

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在斯大林时代沾上了各种各样的“坏社会关系”，成为身世不清白的人。

他们因此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一方面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苏联制度有离异感，一方面又努力地自我调节，要在苏联制度中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许多人尽管家庭成员中有的饱受迫害，自己却仍然努力进步，争取入党、入团。

在对待家庭中的“人民敌人”时，普通的苏联人在信任他们所爱的人和相信他们所怕的政府之间经受了各种内心挣扎和道德煎熬。

他们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统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么才能保持人的感觉和感情呢?

那些塑造百万人生活的是怎样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谎言、友谊和背叛，还是道德妥协和曲意迎合?”

经历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苏联，几乎没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领导权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约有2500万人受到过正治迫害。

这2500万人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2亿)，平均每1.5个家庭就有1个“人民的敌人”。

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和战争中丧生的人们。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属数以千万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惧、伪装和绝望，他们不顾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现忠诚，争取按他的意志做苏联的“好公民”。

斯大林1953年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整个一个被他成功改造了的新人民，“斯大林统治留下的沉默而顺从的人民延绵不绝。”

塑造一国人民的国民性就象培育一个新物种，只要一次性成功就足够了，剩下的便是它的自动延续，除非环境因素的剧变为它的再度变化提供了条件。

正是这个沉默而顺从的“斯大林的人民”成为费格斯口述史想要从中寻找隐秘声音的对象。

费格斯说，他的书谈的不是斯大林本人，但每一页上都闪现着斯大林的幽灵。

他写道，“(这本书)探讨的不是斯大林和他的统治政策，而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透到人们的心灵和感情之中，左右着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这本书并不想就此揭开恐怖统治根源之迷，也不想描述古拉格的兴衰。”

“它要解释的是，警察国家是如何在苏联社会中扎下了它的根须，把成百万的普通人变成恐怖统治的袖手旁观者或者积极帮凶。斯大林制度绵延不绝的魔力和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在于，用俄国历史学家米海伊.盖夫特(Mikhail Gefter)的话来说，‘渗透到我们心灵之中的斯大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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