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原因：改革停滞 腐败难治(上)
21年前的圣诞夜对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来说是个历史性的悲剧时刻。1991年12月25日晚7时32分，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锤子镰刀红旗缓缓降落。
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设会主义国家正式解体。在俄罗斯，一直流传这样一句话：苏G在20万人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200万人的时候，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在2000万人的时候，迎来的却是苏联的解体。
实际上，苏联并没有抓住最好的改革机会，在腐败等问题严重到不得不改革的时候，似乎已经为时已晚，丧失了宝贵的主动时期。
固化斯大林模式教条主义害死人
苏联多次错失改革良机
1990年，当时已经97岁的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元老卡冈诺维奇应该记得，就连他自己也曾险些成为“敌人”。
即便是他和日丹诺夫这样的铁杆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都可以随便地“被流放”和“被吓死”(1948年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诺夫因为反对科学权威李森科，被斯大林怒斥，日丹诺夫受到刺激死于心脏病突发，实际是被吓死的)。斯大林模式的固化也使得苏联屡失改革良机。
斯大林时代苏联D政领导体制得到定型
苏联的D政体制从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到1990年3月苏联产生第一位总统前，可以说是一个一贯的体制――“D掌握政权，D管理国家”的体制，“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的体制，D领导政、政服从D、执政D地位高于国家政权地位的体制。
苏联GC党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D的自身独立的系统，另一部分是深入到国家政权、军队、工会、共青团、工厂和合作社等生产单位、其他社会组织中的D组织，即在各级国家政权、军队和各种组织中建立D组。
这些组织机构中的D组，必须服从该组织机构外的相应层级的D组织，贯彻执行D的决议。
咧拧曾提出过D政分开的观点。1919年3月俄G〔布〕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他提出：“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这种混淆会带来极危险的后果……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但是，咧拧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就去世了。
苏联后来长期实行的党政领导体制是在斯大林时期定型的。1921年苏G十七大后增加了九个部，大部分与政府机构职能重叠。
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G中央总S记，苏德战争爆发后又兼任人民委员会Z席（部长会议主席）、国防委员会Z席和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直至去世。
斯大林体制的受益者默认体制长期惯性运作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经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一书中指出：“没有来自下面的巨大压力，我们无法期望许多今天名义上的领导人会向他们的制度挑战，不管这个制度多么不合时宜。因为这个制度给了他们威望、金钱和权力的幻觉。有些不同寻常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官员一开始就支持政治转型的斗争。但大部分人只有当来自外部的要求不可抗拒，或者危机四伏，已发展到暴力的边缘，从而他们觉得别无选择时，才会采取行动。”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斯大林的后继者们虽然都看到了斯大林体制的弊端，但他们毕竟又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并希冀继续从中受益，因此就使得这种体制长期惯性运作，历史的积弊也依然故我。
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还在不少方面作了强化。勃列日涅夫把自己的办公室成员安排进党的高级机关，这就远远超过了斯大林时期（斯大林的办公室主任波斯克列贝舍夫仅为中央委员）。
错失最好的改革良机最终致体制弊端积重难返
苏G从1936年宣布建成设会主义社会之后起，就把斯大林模式的设会主义固定化，把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搞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工业化道路、集体农庄、单一公有制经济、指令性计划，等等，都视为设会主义唯一的不可撼动的规律。
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苏联就一次次地错过了创新发展的良机。比较大的有以下三次：
第一次是“二战”以后。当时，战争的危险已经消除，国内外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如当时实行改革，一方面可以努力克服高度集权带来的弊病，一方面又可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于发展经济。
但是，苏联这时盛行个人迷信，考虑的不仅不是改革而是要更加强化高度集权的体制。
第二次是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虽然主张改革，但他的改革是在传统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不可能取得大的成效，所以被认为是“庸医”。
第三次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当时，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浪潮已经兴起，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相对稳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十分明显，改革的条件也已相当成熟。
但由于勃列日涅夫思想保守，求稳怕乱，应该说，这是错过了苏联历史上最好的一次改革良机。
这种以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设会主义的结果，又进一步助长了党内的惰性，使得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积重难返。（节选自：《世纪悲歌：苏联GC党执政失败的前前后后，作者：肖德甫，中G党史出版社）
腐败问题是压倒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严重腐败使人民失去耐心
20世纪70年代前后，苏联腐败蔓延，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对苏G的肌体的深层次侵蚀：一是党内思想僵化、保守主义盛行，不思进取；
二是干部制度上的任人唯亲，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难以改革。这两种现象的出现，比起经济领域的违法违纪、腐败现象对党的侵蚀更为严重。
苏联解体前的民调：85%人认为苏G代表公务员
苏联解体前，苏联科学院搞了一次调查，即“苏联GC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
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G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反对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贵。
据俄国《消息报》报道：到1996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这些人中来自苏联经济部门的官员在政府中占42.3％，在经济领域占37.7％。
事实一再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苏G执政74年在民生建设上的忽视与失败，没有把握好改革良机，使其渐渐走向变质蜕化之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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