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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臻渝、毛浩然：日本破解低生育率的多维路径[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2月22日.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日本总务省2020年11月20日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为1.25亿。其中，15岁以下人口约为1500万，为历史最低值。而65岁以上人口为3600万，为历史最高值，日本老龄化指数已达到235.9。同时日本新生儿数量也逐年递减，2019年甚至创下历史新低。为了破解低生育率问题，日本政府积极推出各种政策措施，但始终收效甚微，我们探讨其中的原因以期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 日本已错过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导致日本低生育率的原因主要是不愿生和不敢生。不愿生是因为日本进入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消退再到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降至1.4，生育意愿很低。不敢生是因为日本青年人口生活压力逐渐增大，社会保障政策不够完善。根据相关报告显示，日本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为1.5%，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中排名倒数。“生得起、养不起、没人带”挤压生育意愿。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逐渐升高。而日本的育儿养老责任多由家庭女性承担，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较为普遍，致使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在研究日本人终身未婚率（终身未婚率是基于五年一次的国情调查数据计算）时认为，以2015年为基准，到50岁为止一次婚都没结过的日本人口比例，男性占23.30%，女性占14.06%。与2010年相比，男性增加3.23%，女性增加3.45%。日本总务省于2019年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日本的结婚率基本呈逐年递减趋势，2017年降至新低，仅为4.9%。日本社会已形成了不愿结婚和不愿生育的观念。一项以18—34岁未婚人士为对象的调查显示，有超过40%的男性表示结婚障碍的要素是“结婚费用”。此外，在调查中还发现，终身未婚者急速增加主要是因为贫困。日本非正式职员的比例超过了40%，很多人就算想结婚也迫于经济压力无法结婚。日本政府在《2020年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中也多次指出，少子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未婚率上升。 日本人口形势异常严峻，日本政府频出政策组合拳，目标是完善生育支持体系，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养好。日本鼓励生育政策体系主要涵盖保障休假、经济补贴、托幼服务、女性就业支持四个领域。 在休假方面，日本设立14周产假、10个月育儿假以及8周男性育儿假。产假期间可获得等同于休假前的生产津贴，实际到手的津贴最多能达到休假前工资的80%。日本的男性育儿假制度，既鼓励夫妻共同承担家庭事务和育婴责任，也相应缩小男性女性在生育问题上受到的影响程度。但是，女性休假时长和生育率高低相关性很弱，因为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产假过长可能会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歧视和排斥，抬高了她们的再就业门槛，减少了她们的职业升迁机会。 在经济补贴方面，日本生育女性可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在无法获得收入期间，抚养一个3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每月可获得1.5万日元的儿童补贴；抚养3岁到小学毕业的孩子的家庭，有2个以内孩子的家庭每月可获得1万日元补贴，3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每月可获得1.5万日元补贴等。在改善雇佣环境方面，日本为育儿家庭营造较好的就业环境。1999年、2003年和2004年日本先后制定了《少子化对策推进基本方针》《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通过改善雇佣环境和社会医疗保健、教育和生活环境来促进生育。如员工有3岁以下的孩子，可向公司申请缩短每天工作时间至6小时；员工有学前儿童，一个月不能加班超过24小时等。 在托幼方面，日本于1994年、1999年和2004年三次升级“天使计划”以扩大托幼服务，并且制定了“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着力扩大托幼服务。2001年和2008年日本政府制定和修订“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将需要进入保育所但因设施和人手不足等原因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的“待机儿童”降为零。日本0—2岁入保育园幼儿占比为41.1%，其保育类型有：保育所、认定儿童园、小规模保育事业的保育室、家庭保育事业的保育室、事业所内保育事业的保育室、居宅访问型保育事业的保育室、地方单独事业的保育室等。2015年出台《儿童及育儿援助新制度》，托幼机构类型有所创新，增加了兼具幼儿园和保育园优点的“认定儿童园”，面向0—5岁儿童，不论家长工作情况如何都可以申请入园学习。此前托幼的主要机构是幼儿园和保育所，幼儿园主要是面向3—5岁儿童，任何家庭都可以申请，注重教育，但儿童在园时间较短。而保育所服务对象为0—5岁儿童的双职工家庭或者无法在家养育孩子的家庭，注重保育且儿童在园时间较长。针对0—3岁幼儿，日本政府除了发展认定儿童园外，还增设其他保育事业并注重发展地区型保育。地区型保育专门接收0—2岁幼儿，主要开设在0—2岁等待入托儿童人数较多但又缺少新的保育设施场所的地区。2013—2017年，日本政府在全国提供了约53万个保育园“位子”，2018—2019年，再次提供22万个“位子”以解决入园需求，并在2020年全面解决日本的“待机儿童”问题。
日本政府推行的缩小男女就业差距、提升女性就业比重等政策也成为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原因。在日本劳动参与率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达50.5%，低于OECD平均的51.3%；2017年日本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达20.1%，高于OECD平均的17.2%。2016年日本的全职员工中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中位数差距为24.6%，高于OECD平均的13.5%。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放弃家庭进入职场。 2020年5月29日，日本内阁确定了第四次《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成为2025年之前育儿支援的基本方针。大纲首次提出减轻3个以上子女的多子女家庭负担、为年轻人结婚提供支援等具体措施。实施无偿提供幼儿教育和保育服务等措施，并加入了对不孕不育治疗的支持和扩大儿童津贴等内容，以期实现“让日本国民放心生育和培养孩子”。虽然大纲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和政策措施，但日本普通民众认为，这些目标脱离了日本社会的实际情况，一些促进结婚、生育的措施也不具操作性。少子高龄化问题的根源在于年轻人收入过少，生活和工作的负担过重。总之，尽管日本鼓励生育政策暂未取得明显成效，但其在经济补贴、雇佣环境和托幼福利方面的举措值得肯定。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
陈臻渝，大阪府立大学语言文化学博士，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泉州市高层次人才。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省社科、厅社科项目4项，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6篇，在日中言语文化出版社（日本）出版专著1部，读博期间曾获日本文部省国费留学生全额奖学金。毛浩然，英语语言文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汉语修辞学会会长，Translating China执行主编，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国防科技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客座教授。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社科、省社科等10余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