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雷利与保守主义｜弗兰克·奥高曼

按：作者弗兰克·奥高曼（Frank O’Gorman，1940～），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代表作《漫长的十八世纪：1688-1832年英国政治与社会史》，编有《英国保守主义》、《埃德蒙·柏克的政治哲学》。本系列译自他为《英国保守主义》所写的长篇导言，分十二小节，本文为第七节。

本节提要：在迪斯雷利看来，工业社会的到来可能会危及英国传统宪制的平衡，他通过“一国”（One Nation）理念将工人阶级和农民选民纳入选举体制，从而大大拓宽了托利党的选民基础，并且把“教会与国王”的老式爱国主义扩展为新式的民族主义方案，促成了阶级和解，巩固了英国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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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法”撤销之后，地产利益集团（译注：一般指土地贵族）在贸易保护党（译注：即托利党，当时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中的地位势不可挡。1850年代，皮尔派的人员与政策为自由党所继承，贸易保护主义者则成为代表地主利益的反对派政党。尽管德比（译注：德比伯爵，1799～1869，曾任保守党党魁）、迪斯雷利所在的党确实赢得了城镇中产阶级的有限支持，但它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其传统的势力范围：教会、法人团体、地方豪族，特别是贿选。在“1867年改革法案”前夜，托利党地产议员的数量远超工商业议员，比例约为4:1，而自由党内则大体平衡。托利党缙绅的圣公会偏见也无助于其取得执政地位，因此，在1846-1866年间，这个贸易保护党一直是在野党。在英国保守主义史上，迪斯雷利的价值体现在，他使托利党摆脱了对农业保护主义的依赖。1849年之后，在德比的帮助下，迪斯雷利坚定地将托利党带回工业革命的现实世界，并赋予本党以公信力，从而使其再度成为执政党。

不过，数代以来的政党宣传、夸张的修辞、浪漫文学以及政治怀旧，给（托利党的）进取精神蒙上了阴影。“这个任务留给了迪斯雷利，”阿瑟·拜恩特写道，“重建保守主义，领导一个古老的全国性政党恢复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借助习俗的神话，迪斯雷利改造并拯救了托利党，将它引向社会关怀和同情（如“社会改革法案”），使它信任人民，并向民主制做出妥协（1867改革法案），规劝它吸纳所有阶层，尤其是习于顺从的托利党工人阶级选民（通过强调“一个国家”），并建立起一个伟大的世界帝国（帝国主义）。这些成就都是在维护既有宪政框架和捍卫英国体制的过程中实现的。据说，这一扣人心弦的愿景的灵感，来自于迪斯雷利本人。1840年代，他在英格兰度过了青年时光，当时，他就梦想将所有阶层团结在一个开明的、家长制的贵族阶层的仁慈领导下。伴随着对自由党个人主义以及皮尔式自由贸易政治的批判，他渴望复兴教会和国王的传统，以求恢复国家团结、振奋民心。在其职业生涯中的特定时期，一些特殊目标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梦想。柯勒律治（Coleridge）这类浪漫保守派的影响不容低估：“以维多利亚中后期的情势去揣测迪斯雷利，显然行不通。他成长于浪漫主义运动时期，自然有着相应的气质，他的教育背景和海外游历也助长了这种浪漫主义风格。”

注：青年时代的迪斯雷利

迪斯雷利的思想中有某种凝聚性和一致性。这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对19世纪初期保守主义的核心要素的不断重复。跟柏克一样，迪斯雷利意识到社会的精神基础，尊崇国教的建制。他驳斥抽象权利的哲学，特别是功利主义。他从柏克那借来社会有机体的观念，喜欢重复他（即柏克）对创新之危险的警告。他欣赏社会生活的连续性，并从中认识到历史传统在民族性格和国家制度发展中的作用。昆顿（Quinton）指出，迪斯雷利对英国史的解释颇得益于柯勒律治。他让那种陈腐的偏见“焕然一新”，这种偏见敌视腐败的辉格党领袖、不忠的非国教派和咄咄逼人的中产阶级，有钱人，他们沉湎于财产、权力却毫无责任感。尽管如此，迪斯雷利仍然高度重视精英主义，他对才干、经验和贡献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对土地世袭所有权的强调。在复活地产利益集团的功能方面，迪斯雷利十分倚重家长制和财产义务，以至于他维护的更像是领导权本身而非地主阶级的领导权。实际上，一直到他去世，保守党的大门一直向新兴城镇的工业精英开放。

理解迪斯雷利的保守主义，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理解产生它的思维方式。终其一生，迪斯雷利一直认为传统文明受到了社会和政治危险的威胁。工业革命造就的城市世界威胁着古老而又平衡的宪政，而自私的辉格党寡头则忙于自肥、罔顾革命的威胁。值此存亡之秋，最重要的是恢复对古老宪制的理想和价值的信念。政治活动应致力于增强而非削弱这些价值。只有尽可能维护英国的制度遗产，才能使人们保留与过去的精神纽带。当然，这要求（政府）继续优先关注土地利益集团。就此而言，他的本意并非止于土地贵族，还有“我们无数的村民……我们的乡镇居民……，在我看来，这些穷人的地产受到了严重侵害。”这非常像一种“怀旧政治”，旨在维护土地贵族和绅士阶级主导的社会秩序。不过，为了避免这一目标可能给本党带来的封闭性，迪斯雷利着手运作一系列高超而又出人意料的思想与政治谋略，一方面满足他所唤起的强大的政治与心理需求，同时又使政党立基于更受欢迎的政治基础。

1865年，帕默斯顿死后，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似乎给英国的传统体制带来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当时，反对党对宪政的捍卫很不充分。吊诡的是，迪斯雷利对此的第一个反应是1867年改革法案。他的自由党政敌未能通过1866年改革措施，迪斯雷利却出人预料，通过了一项远比自由党的设想更激进，也远比他本人的打算更为广泛的措施。但是，一旦领会了他的目标，这一策略也就显而易见了。他意识到，在选举权上小打小闹只会让更多自由党倾向的选民登记在册。一个大胆的举措是将那些令人尊敬的、也许是恭顺的劳动阶级纳入选举制度，这比通过一部明显的保守主义法案更好——包抄对手，而且为政党利益改造选举制度，除了1841年，他们还没有在一场选举中赢得议会多数。这个考虑很有长远眼光，尽管这全然得益于后见之明。通过将恭顺的劳动阶级、有财产的中产阶级同土地利益集团结合，迪斯雷利借此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持重的、可敬的保守主义联盟。这样一个联盟，无论执政或在野，都会保护这个国家免受自由派与激进派的革新之苦。由此可见，1867年这份慷慨得出人意料的改革法案正是服务于这一保守主义目标。这份法案已经预见到了“托利民主”的诞生，不过，迪斯雷利对民主制的恐惧也不宜低估。

迪斯雷利式保守主义还有一个特色，即关于社会与人道主义改革承诺的修辞，这种修辞始于1872年。那些拥有财富和财产的人对不幸之人负有责任，责任的履行不仅有赖于传统的慈善和家长式举动，而且在新工业社会，也有赖于政府。迪斯雷利相信人民的福祉是政治家的核心关切。自1832年改革法案以来，中产阶级已经巩固了（在议会的）代表权，并通过损害工人阶级增加了利润。保守党必须要成为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托利民主”不仅关注人民的选举权，也关心他们的福利，从而为保守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受欢迎的立法宗旨。“一国”（One Nation）将社会各阶级紧密团结进一张互尽义务的大网，从而使不平等可堪忍受，并赋予精英统治以合法性。它同样在国家层面上，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自立哲学的社团式、干预式选项。（在地方层面，自由主义的市政干预尤为显著）。政治的目标在于促成各阶级的和解，而不是在他们之间煽动仇恨。唯其如此，真正的爱国心、国家凝聚力、社会和政治稳定才能得以保证。

显然，历史学家热衷于指摘迪斯雷利的修辞与成就之间的反差，他的第二任期未能筹划出审慎的改革方案，进一步讲，也未能通过立法。记录在案的成就寥寥无几：住房和公共卫生方面有一些细微改善，食品与药物销售法案，少量工厂条例和一项河流污染法案。这份清单并不算长。此外，历史学家曾多次强调通过这类立法的非政治根源，而且内阁对社会改革也不甚措意，特别是迪斯雷利，他很快介入到外交事务。此外，土地利益集团也将低收入者的福利视为他们自己——或所处阶层的责任——而非大政府的责任，后者将通过大量增加税收以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尽管如此，因为效果不及承诺，就对迪斯雷利的社会福利愿望不屑一顾，那将是个错误。如果他没能就统一的立法计划的需要说服本党成员，况且他本人也没有阐发出一套立法计划，那么他不得不搁置目标，继续阐明其崇高抱负。毕竟，在1874年，他的政党尚未受托去从事这样一种方案，当时也不像20世纪那样对政府充满这样的期许。他的内阁政府，尽管不乏缺陷，但仍优于同时代的大部分内阁。历史学家经常以20世纪宏大的国家改革衡量迪斯雷利那公认零碎但累积起来却颇为可观的改革，这样的时代错置是应该予以避免的。同样需要避免的还有这种预期，即期望迪斯雷利——这位在1870年代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几年内将他的政党和政治阶级转变为符合政府行动范围内革命的需要。当然，随着他的政党在1870年代开始吸引城市中产阶级，这个愿景似乎变得不太可能。这件事的影响力之持久，我们后续还会见到。

也许迪斯雷利给予保守党最为悠久的遗产乃是他对开明帝国主义的愿景。大不列颠帝国濒于权力之巅。1872年6月24日，他在伟大的水晶宫演说中，描述了他愿景中的“一个伟大国度，一个帝国”：统治整片海域，不仅威慑欧洲，更主宰整个世界。这是迪斯雷利最有创见、最简明的东西——可能因为早先的保守主义文献中没有一个帝国主义的先例。

注：1886年时的大英帝国

再一次，历史学家已经证明迪斯雷利在为使英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中所取得的成就多么微小。尽管如此，他的修辞带来了即刻的影响。作为帝国政党，保守党从排他性的土地利益中解脱出来，获得了一种全国性新目标。他们有了一种新式选举的想象，把“教会与国王”的老式爱国主义扩展为新式的民族主义方案。有意或无意，迪斯雷利的帝国主义是对格莱斯顿道德关怀的绝妙的政治回应。保守党也并非全然接受这一帝国主义目标，而格莱斯顿领导的自由党则全体反对它。迪斯雷利本人曾在1852年将殖民地描述为“脖子上挂的一圈石头”。1872年后，帝国的修辞却可以很好地服务于政治目标，这正是迪斯雷利做的。但他永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帝国主义想象是如何有力而彻底地渗透进不列颠保守主义的精神内核。

保守主义传统在从柏克到迪斯雷利的数十年间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它仍聚焦于保护传统制度与因袭宪法，即便这种保护需要“动手术”。柏克主义者关于有机变化的理念，在近一个世纪后仍然得到了迪斯雷利的呼应。正如他在曼彻斯特演讲中所言，“在一个进步的国家，变革是持续的，真正重大的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应该抵制这种不可避免的变革，而在于这种变革是应该顺从风俗、习惯、法律以及民族传统，还是遵循抽象的原则和独断的、普遍的教条。”他接着骄傲地宣称“保守党的计划是维护这个国家的宪政。”他为不列颠能够免于革命而欣慰，不列颠的历史连续性由此得以保存。

不过，比起让保守党东山再起，迪斯雷利做出的贡献要远为突出。他不仅仅为它配备了新的政治目标，还赋予了保守党长期且独一无二的国家使命感。早在《为英格兰宪政声辩》中，他就以典型的迪斯雷利式赞扬声称：

在这个国家，托利党是全国性政党；它是英格兰真正的民主政党。它支持英国的制度，因为它们是为公共利益而建立，因为它们保护了公民权利的平等。少了这一点，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政府都不是自由的，而只有建立在这一原则基础上的政府，不管它呈现为何种形式，事实上，它都是民主政府。

纵观其政治生涯，迪斯雷利一直助长了托利党的偏见，对其极尽溢美之词，将国家的命运与保守党的前途视为一体。这无疑是英国历史上在政治诱导方面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之一。考虑到迪斯雷利的巨大声望——时至今日亦然——这也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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