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石门坎由地狱变成天堂,又使它再次堕入了地狱?
100年前的石门坎
在贵州省毕节地方志上,记载着胡锦涛先生任贵州省委书记时,向贵州干部倡导学习柏格理的一段讲话:“公元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了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前往贫穷落后的贵州大山里,以贵州石门坎为基地,将现代文明植入当时社会最低层的苗族文化中”。
所以,在100年前的苗族,常会发现好多小女孩(大约13-14岁的女孩子),怀里抱着1个小孩,肩上背着1个小孩。这种早婚,早育,性关系的混乱,是导致疾病,贫穷的重要原因。
一个13-14岁的小女孩,带着2个小孩,生活的艰难让人窒息。
这悲惨的经历,艰苦的环境,残酷的压迫,非人的生活,使得这个民族变得麻木。
在8000公里以外的英国,有一个人听到了他们的苦情,看到了那里的黑暗。因为100年前的苗族充满了绝望,他在那个时代被上帝赋予了希望。
这个人就是“柏格理”。
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年出生于英国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他从小天资聪颖。
柏格理的后人9岁入学读书,13岁进德文郡的希博尔公学。在学校,他以其出众的数学才华,博得了校长的喜爱。他活泼、充满生气的性格,也使他不久便赢得众人的喜爱。毕业后,柏格理参加了英国公务员考试,名列全英国第7名,在伦敦的一个机关中担任会计。作为“精英学霸”的柏格理本可以在英国过衣食无忧,舒适安逸的生活。
但是,年轻的柏格理,听到了一个声音,上帝呼召他去贵州石门坎,用信仰改变苗族的命运。柏格理回应了上帝的呼召。
初入苗乡,由于苗族生活极其艰苦,苗人很少洗脸,身上肮脏污秽,气味很重,很难接近。但是,柏格理从没因此嫌弃过苗民,更没因环境艰苦而退缩。
柏格理进到苗寨,身着苗族服装,说苗语,住苗家,和苗家人同吃洋芋、包谷、荞麦饭,同宿臭虫跳蚤成群的麦草堆。有两次,他竟在牛棚里与1头母牛和牛犊,同睡于一捆干草之上。
他不骑马、不坐轿。路上遇到苗民,就像看到长者一样谦让。由于他与苗人同吃同住,甘苦与共,他不仅被苗人视为老师和医生,还被苗人视为在苦恼之时,可以倾诉的贴心人,被苗民视为最可信赖的人,以至苗人称他为“拉蒙”(苗王)。
由于柏格理的善良和热情帮助,苗民们大批聚集在他周围,听他讲道,大批苗族人受洗加入基督教。因此触怒了当地“土目”,害怕柏格理抢了他们的势头。
加上柏格理反对地主、土目对百姓的迫害,并为贫苦的“佃农”撑腰说话,柏格理多次被“会党(秘密团体组织)”、“土目”、“地主”、“土匪”列为谋害目标。
有一次半夜,60多名全副武装的男子举着火把,手持大刀、长矛、步枪、棍棒等凶器,呼啸着向柏格理冲过来,拼命打他。
正当他认为即将要死去时,一个披着羊皮毡的汉族男子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他,挽救了柏格理的性命。
1907年,柏格理遭到土目苏黑保的绑架,险遭杀害。但当衙门抓捕到苏黑保时,被打致伤躺在医院里的柏格理,却写信要求官府赦免苏黑保。柏格理就这样以基督的爱,化解了仇恨,消除了敌视和误解。
苗族原本没有文字,先人的历史文化全凭口传,苗寨里找不出数数能到两位数的人。虽然,柏格理是英国人,但他自编了一套叫“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开始办学校、做教育。有了文字,苗民们就可以读书识字了。
1905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创办了第一所苗族小学(后取名“光华小学”),该校开男女同校先河,而且中英双语教学。
之后,以石门坎为中心,方圆几百公里的范围之内,柏格理完全从英国筹款,建了几十座教堂,办了120多所小学校。
因为柏格理的影响,乌蒙山区的社会风气,开始崇尚教育、崇尚文化、崇尚知识。
还记得上面提到的“花撩房”吗?柏格理来到石门坎之后,规定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男性要22岁,女性要20岁才能结婚。
只要柏格理进到一个村寨,就让村寨里的苗人把“花撩房”烧掉,让他们讲文明、讲卫生、注重家庭关系、注重道德伦理。
乌蒙山区100多年前,流传着可怕的麻风病,此病既是不治之症,也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
当时的地方官员,竟下令将麻风病人全部烧死,或是驱赶到很远的深山老林中去。于是,当地人对待麻风病人,采取先用酒灌醉,然后将其活活烧死。这种野蛮、豪无人性的方法,使麻风病人根本不可能得到救治。
1914年,当柏格理听到广西都督诱杀活埋麻风患者的消息后,在报刊上愤怒地谴责这位都督,很快与英国一个麻防组织取得联系,并筹集来一笔钱。
4年以后,继任者张道惠向传教团体申请到了资金,购得附近一片有水源的荒地,建起了中国第一间麻风病院。
这个滇东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风病院,很快就接收了昭通、威宁、彝良一带的几十名麻风病患者。很多病人拖着溃烂的身体过来,在接受治疗以后,就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至今这个麻风村还在。
1914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建了一支足球队。让人难以置信, 1914年啊!当时,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足球为何物,他就在那个地方建了一支足球队。
1923年,当时四川的军阀杨森,调到贵州做主席,路过石门坎,看到石门坎有一个足球场,他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本人喜欢足球,部队有足球队,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杨森就让自己部队的足球队和石门坎当地的足球队比赛,连赛3天。结果石门坎的足球队胜了2场,杨森军队的足球队仅胜了1场。当地人说那是给杨森面子,才输了1场。杨森输得心服口服,临走时硬是要走了4个球员。
赛后杨森说:“你们所有人都把鞋脱下来,送给对方的足球队,你们还有脸穿鞋吗!”
因为,石门坎球员没有鞋穿,他们都是赤脚踢球。
过去的苗人,一生只洗三次澡。出生时洗一次澡,死亡时洗一次澡,结婚时洗一次澡。实际上,生和死的澡都是别人给洗的,自己一辈子就洗一次澡。
柏格理跟苗人一起把竹子砍下来,打通竹节,从山上把泉水引下来。在中国西南地区建了第一个室外游泳池,而且分了男池 &、女池,浅池 、 深池。
柏格理和他的教会培养、资助了一大批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石门坎,全部回来建设苗族。
其中,有一个人叫朱焕章,16岁才读小学一年级,但是品学兼优。教会资助他去成都华西大学读书,他是那一届毕业典礼的发言人。
朱焕章才华横溢的演讲,引起了坐在下面的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到总统府工作,但是被朱焕章婉拒。
朱焕章说:“我的老师柏格理告诉我们,每个苗族人受到高等教育都要回到石门坎,为苗族人服务。”
朱焕章不慕权贵的精神,深深赢得了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夫妇送给他很多牲畜、农作物的良种,让他带回石门坎。
1946年,朱焕章当选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他是苗族人中进入庙堂参与国家大事的第一人。
会议结束以后,蒋介石再次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再次遭到朱焕章的婉拒。
他依然回到石门坎,在石门坎开办了第一所中学,并自任校长。在这所学校里,他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苗族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建设苗族地区的骨干。
1915年秋,伤寒病,即苗族人所恐惧的“黑病"在石门坎肆虐,苗民、学生纷纷病倒,不少人外出躲避瘟疫,但柏格理一直坚守在石门坎救护病人。
柏格理在拯救学生的过程中,不幸也被感染。在药品极为稀缺的情况下,他将仅有的“盘尼西林”全部用在学生病人身上,自己却拒绝用药。
在柏格理住院期间,数以千计的苗、彝族人翻山越岭几十里从各处前来探望他,双方眼里都浸满泪水,依依不舍。山民们早已将柏格理视为自己的亲人。
1915年9月15日,柏格理长眠在了这块浸满他汗水、血水与泪水的土地上。数千百姓排成长龙,一路哭泣着为他送葬。
不要忘记,这曾是一个“生存在极端边缘环境”的地区。仅仅30年,它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
100年前,这个西南边陲小镇,已经有足球场、电信局、双语学校、中学、小学,麻风病院,邮局……
然而,
1989年,再次调查的结果,让人心痛难以呼吸!石门坎地区10个人共1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
1949年以后,这里再没出过一个本科生。
那些曾经的学校、游泳池、医院、孤儿院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无人问津,一派荒凉景象。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石门坎由地狱变成天堂?又是谁使它再次堕入了地狱?怎样才能使石门坎重新变成天堂?
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光明和黑暗并列,正义和邪恶共存的世界,柏格理的一生就像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选择光明和正义。他用一生实践信仰,我们做不到那样伟大,但却可以从他的行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为此,曹教授鼎力推荐英国作家格里斯特《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
本书于1921年在伦敦、纽约、多伦多和墨尔本同时出版,因作者是柏格理同事兼好友,掌握大量外人不知的材料和细节,故无论在基础性的资料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历史情节上,都包含了大量目前在国内尚未面世的珍贵内容,被公认为这位传奇人物生平故事的权威著作。
陈浩武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部最好的柏格理传记。”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追寻这位圣徒一生的足迹。(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信仰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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