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法国都在为希特勒欢欣鼓舞的时候，只有雷蒙·阿隆作出了清醒的判断；当“苏联神话”甚嚣尘上时，全法国只有雷蒙·阿隆是清醒的。他是20世纪法国唯一的先知，而他的先知先觉还不止于此。提起雷蒙·阿隆其人，最为公众所熟知的，大概莫过于1968年“五月风暴”时期学生们提出的口号，“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可见当时的学生拥戴萨特等人提出的“革命”主张，而对与之齐名的知识界领袖阿隆在运动中不温不火的表现甚为恼火。而对于那些读过雷蒙·阿隆著作的读者来说，令人印象更深的，或许是他那标签式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之表述。作为20世纪法国风头最盛的两位公共知识分子，萨特和阿隆的立场与风格却迥然有异。其实，萨特早先对政治的兴趣，远不如阿隆那样浓厚，只是到了“二战”结束之后，才开始逐渐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并且积极投身各种政治运动。而他那位昔日巴黎高师的同窗好友阿隆，虽说从青年时代起就表现出了政治评论家的天赋，却始终对各种类型的现实政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尤其对各类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始终保持着冷静旁观的姿态，为此不惜得罪对他有所期待的公众。在当时，那些热情追随萨特的学生一定想不到，在这场无声胜有声的论战中，最终胜出的那位，恰恰不是他们曾经热情拥戴的、万人瞩目的萨特，而是阿隆这位“介入的旁观者”。▌与“历史终结论者”科耶夫的深刻分歧，人终有不可逾越的限度雷蒙·阿隆(1905—1983)，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巴黎一个中层犹太裔家庭。1924年到1928年间，他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期间深入地研究了康德哲学，毕业论文《历史哲学概论》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不过，和许多学界名人一样，作者对自己的早年经历着墨不多，只是在写到进入高师学习之后，他的叙述才逐渐详细起来，因为他作为一个“思想的人”的历程，就是从这里正式起步的。在他所描述的那群思想伙伴中，令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要属科耶夫了。在刘小枫将此人的思想、著作介绍进中国之前，吾国人对科耶夫的了解并深入，至多只在俄国人古留加所著的《黑格尔传》中，读到过关于此人的只言片语。而在这部书中，作者为科耶夫的思想留出的篇幅却很不小。在作者看来，此人的思想非常值得探讨。其实，作者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敏锐地嗅到到了科耶夫身上那股受到黑格尔深刻影响的历史决定论的气息。因此尽管阿隆对他的思辨能力甚为钦佩，认为科耶夫在这方面的天赋远超萨特，但却始终对其思想的路径和结论抱有警惕之心。在书中，阿隆叙述了第一次与科耶夫相见时的情形:当时任教于巴黎高等实验学校的著名哲学家亚历山大·科伊雷因故缺席，不得不委托科耶夫代为讲授《黑格尔现象学》课程。“他的一口法语，文法完美无缺，古怪的斯拉夫腔调独具特色，颇能引人入胜。在座的高级知识分子向来以爱提疑问、异议和批评著称，但听他讲课却能听到入迷。这其中奥妙何在？在于他高超的才华和精湛的论证技艺……这种艺术不是取决于雄辩的口才，而是取决于讲授的主题和讲授者本人。”▲亚历山大·科耶夫，法国哲学家、外交家，生于俄国。存在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提出”历史的终结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过去“可是，在这种看似深刻的思想外表之下，某种危险也早就在孕育之中了。科耶夫在《黑格尔研究导论》一书中就曾宣称：“当人类不再行动时，即不再通过浴血奋战、通过创造性劳动来否定和改变自己以及社会的现状时，历史也就停止了，而当实际状况完全达到人类意愿，使他心满意足时，人类也就不再行动了。”但是，怎样才能得知人类是否真正和完全对现状已经心满意足了呢？科耶夫认为，唯有通过一种假设，即“认识的意愿将耗尽人类的‘全部能力’”，来对此进行证明。而人类一旦具备了全部的、完美的认识，也就意味着人类达到了“绝对真实”的状态。在科耶夫看来，这种状态是可能达到的，而一旦达到这种状态，也就意味着，人类历史终结了。这也正是阿隆这样的政治务实派与“历史终结论者”科耶夫之间最深刻的分歧。科耶夫甚至为了证明其理念的现实意义，不惜支持他明知犯下了滔天大罪的斯大林主义。而在阿隆看来，人类的认识和实践能力，无论如何高超，终有其不可逾越的限度。1930年，阿隆来到德国，在科隆大学教书和学习，1931-1933年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同时在法语系从事教学。在德国期间，阿隆潜心研究了德国哲学和社会学，阅读了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胡塞尔等人的著作，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一时期，也是阿隆作为一名政治观察家、评论家开始起步的阶段。而他所见证的，恰好是德意志第三帝国逐步成型的过程。此时他看到的德国，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创伤，国民情绪激昂。▲时任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的会面，当时英国和法国都采取绥靖政策，纵容德国以制衡苏联布鲁宁当总理时，试图同希特勒谈判，希望后者能满足于仅仅送几个同伙进政府。但只谈过一次话，就足够让布鲁宁破除幻想：希特勒想要的是政权，对其余的一切都不感兴趣。此后不久，当兴登堡总统在他的亲信们的鼓动下，打发布鲁宁下台时，大错便铸成了。为此，敏感于形势的阿隆罕见地在他给《自由谈》杂志的评论中发了火：“一帮不中用的贵族，觉得国家大计威胁到他们的家私产业，一帮将军，自以为要当拿破仑那样的角色，利用他们的影响，拆掉了暂时抵挡纳粹冲击的最后一道堤坝。这些落后于时代的特权分子，无能无用，自私自利，睁眼的瞎子，已亡的社会，已逝时代的未亡人、幸存者，竟夺取了德意志共和国的政权。这些人大有可能作法自毙，让自己放纵出来的魔力把自己砸烂。到了明天，纳粹党人会不会回过头来，整治这帮浅薄愚昧的反动分子呢？”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阿隆在这一年离开柏林回到法国。1938年，阿隆在巴黎大学获得教授资格。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法国向德国宣战。阿隆决定入伍，与纳粹抗争到底。战争初期，阿隆在法国空军服役，1940年随同戴高乐流亡英国，参加了“自由法国抗战运动”，任《自由法国》杂志主编。战后，阿隆继续在巴黎大学教书，1955年，他撰写了《知识分子的鸦片》这部名著，批判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思想僵化，对苏联的制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的逐渐远去和冷战局势的趋缓，人们逐渐看到了阿隆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或多或少拥有的先见之明。而他后来也的确不无得意地表示：“我曾以得体的方式分析过大量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我相信，我的判断大体上还可以。这是涉及现代社会性质问题的根本性争论。我相信，我始终站在善的一边。我对希特勒没有幻想，我对斯大林也没有幻想。我不相信，法国可以通过法属阿尔及利亚实现自我革新。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我的厚待。”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史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在为阿隆的这部长篇回忆录作序时，称赞作者既是“西绪福斯神话人物”，又是“约伯式的人物”，指其不仅拥有罕见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而且还拥有约伯式的幸运。诚哉斯言。在雷蒙·阿隆生活的二十世纪，这个世界上最缺的，或许就是这类既清醒又勇敢的思想者、行动者。而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又有多少世人，也许都如同阿隆曾经感慨过的：“作为人，我是幸福的；作为公民，我只有心灰绝望。”亨利·基辛格说：“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阿隆认为，一个学者首要的职责，是讲明事实，传授知识，而不是编织和灌输信仰。我们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无论认识和实践能力如何高超，终有不可逾越的限度，终有局限性。我们更多只是看到世界的表象，而无法真正去理解生活的世界。因此，他为自己提出了两项任务：“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的时代，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他在时代的洪流中逆流而上，哪怕不被人理解，哪怕在法国备受冷落，却依然坚定地捍卫者法国人文精神的遗产，也是人类精神的共同遗产：理性与自由。◎他的书擦亮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睛：他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的分子的处境。他要让知识分子们回归平凡务实的正道，也希望能让他们免于在智识方面的混乱不清，正是这种混乱不清造成了许多智识上的“怪胎”。半个世纪后，重读阿隆，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锐惊叹，因为，阿隆的预言正在一一实现。◎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阿隆基于权力和体系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框架。在对理论、历史、社会学三个范畴的透彻思考的基础上，阿隆进入对人类行为学的分析。他探索了有关治国方略的持久问题，阐明了一个不同于马基雅维利“幽暗”观点的，也不同于理想主义者充满乐观情绪的规范的国际关系理论。◎他的一生，就是一部20世纪的历史：阿隆几乎经历了20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希特勒的崛起、法国人民阵线、慕尼黑事件、二战爆发、欧洲联合、美苏冷战、非殖民地化、戴高乐主义、五月风暴、越南战争、左翼联盟等。在那时，全世界都未看清纳粹及乌托邦思想的真面目，而他已然意识到“狂风暴雨即将袭击整个世界”。为此，先知书店诚荐“雷蒙·阿隆作品集”：包含他的两部代表作《知识分子的鸦片》《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与他一生经历与思考的结晶《雷蒙·阿隆回忆录》。阿隆汲取了欧洲文明的主要精华，并在原有的自由维度上添砖加瓦，他对“意识形态”、“乌托邦”的洞见，直至今天，依然具有超时代的先见之明。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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