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在台湾，一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被当时的立法委员陈水扁指控有侵占公家财产的嫌疑，而遭到非议。次年五月，老人不愿再受侮辱，毅然迁出已住二十多年的所居之处，另觅居所。而此时的他，不仅卧病在床，还双目失明，但在离开时仍不忘幽默自嘲：“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在搬出住所，三个月后，他就在屈辱中溘然长逝，享年九十五岁。老人之前的所居之处就是素书楼，而这位老人便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学者，钱穆。他的逝去，不仅标志着中国传统士人文化彻底走进了历史，也标志着亲历过晚清、民国那一代学者的完美落幕。▌19世纪的90后：生逢乱世，步入儒门，勤勉好学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历1895年，清军在甲午海战中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白银，并将台湾即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钱恩缲即钱穆，而钱穆这个名字是他的兄长钱恩第于次年春替他改的。光绪二十六年，公历1900年，钱承沛为两个侄子从附近的荡口镇聘来一塾师。塾师寓居在钱承沛兄长家，加上塾师自己的儿子，共三人同塾。第二年秋，六岁的钱穆在父亲的带领下来也到了家塾，老师让他先瞻拜孔子像。年幼的钱穆在懵懵懂懂的行完礼后，抬头望向孔子像的面孔，他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在此刻已悄然发生改变。更不可能想到几十年后要面对的是一个混乱疯狂，支离破碎，处在生死存亡间的中国，而他将担起重著国史，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之重任。钱穆的求学之路从此开始，时光飞逝，他每一天都尽全力而学之，从未有所懈怠。光绪三十年，公历1904年，荡口镇私人新创果育小学，分初、高两级，各四年，钱穆入初等年级。 父亲的死，并未让十一岁的钱穆灰心丧气，他暗自下定决心，要学有所成，无愧于父亲。次年，冬，常州府中学堂成立，钱穆成绩优异，品行端正。钱伯圭与华倩朔两位老师也都对他刮目相看，积极鼓励他去报名。钱伯圭因知钱穆家贫，钱穆前往常州府中学堂所用的枕被铺盖也由其代为置办。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恩师，有“史学巨子”之称的吕思勉。他讲课时习惯在讲台边来往踱步，激情昂扬，口中鸿议新论，娓娓不断。这样的状态都被少年钱穆看在眼里，深深的刻在心里。钱穆非常偏爱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于是先答该题，下笔之后亦不能收，洋洋洒洒写满试卷，时间已到，才不得不交卷。吕思勉看过后，不仅批了75分，还在考卷后写了长达数页的批语，以示褒奖。可以说常州府中学堂的学习生涯，奠定了钱穆一生为人做事的基础，校训“存诚，能贱”更是贯穿始终。
当时的体操课教师刘伯能是同盟会成员，为人有一股浩然正气。
他在操场上呼立正，面对众学生，即曰：“须白刃交于前，泰山崩于后，亦凛然不动，始得为立正！”
遇烈日或阵雨，即曰：“汝辈非糖人，何怕日？非纸人，何怕风？非泥人，何怕雨？怕这怕那，何时能立？”
多年后钱穆回忆道：“此乃人生立身大训也。”
宣统二年，公历1910年，钱穆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宣统三年，公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战火四起，学校停办，钱穆的求学之路被迫中断。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最终坍塌，土崩瓦解，成为历史的遗迹。但年少的钱穆此刻却有些迷茫了，在这乱世之中，失去了自己人生方向，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初登杏坛，学坛发轫，以天下大任为己任
清王朝覆灭，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民国正式建立。钱穆虽无法再上学，却并未自怨自艾，仍在家刻苦自修。民国元年，春，年仅十八岁的钱穆为亲戚推荐，前往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钱穆到任后，众人看他年轻，却未想到其才学广博，除教国文外，他还教授史地、英语、数学、体育、音乐等。学校的人无不称赞，而他在一边教书的时候，还一边刻苦攻读，其学问依然在不停进步。他读完《孟子》后，无意间在父亲遗物中发现《史记》，在认真研读太史公毕生之作后，少年钱穆被深深震撼。
▲苏州博物馆古籍图书馆藏王延喆刻《史记》
一国文化之根基，在于一国之史的传承，一国之史的传承在于一国之史书。多年之后，钱穆在他的著作《国史大纲》的扉页写下这段铿锵有力的文字：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这本《国史大纲》便是他留着亡国之后，教育后代勿忘中华，复国之用的。此时的钱穆，并不知自己以后会有一个怎样的人生，要面对一个更加残酷的世界。从民国三年至民国十七年之间，钱穆辗转多个学校任教，也换过其他工作。鸿蒙学校、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后宅镇台伯市第一初级小学、厦门集美学校、苏州中学……但无论到哪里，无论面对多么繁杂的工作，他仍坚持看书学习，不浪费每一天。甚至效仿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方法，科学地安排时间，定于每日清晨必读难读之书，夜晚后开始读史书，中间上下午读一些闲杂书。此时他已二十五岁，两种教育的观念在他脑中碰撞，融汇，打开了他的眼见，也为他以后创立新亚书院埋下一粒种子。
▲约翰·杜威
在此期间，国内仍是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各种新思想传入国内，传统文化趋于没落。虽然在这样的环境下，但各行各业却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年轻人。生于1891年的现代思想家胡适、生于1891年的中国电影先驱张石川、生于1890年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生于1898年的革命家周恩来、生于1899年的“东方诗哲”方东美……而这群年轻人怀着满腔热血，投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等运动，他们迫切希望能给中国找到一条出路。钱穆虽没直接参与到各种运动中去，但看着这些同龄的年轻人激昂的斗志，他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不由自语道：民国十九年，公历1930年，钱穆将所学之识，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在《燕京校报》后一举成名。中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看后对钱穆甚是欣赏，随即引荐35岁的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教授。他明白这群比他更年轻的人，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他要尽自己所能来教他们。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这头走到那头，那头走到这头。”在北大期间，他不仅教学，还一直坚持从事学术研究，继续提升，少年时埋下的种子在生根发芽。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即《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在北大任教期间又兼任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当时北平的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在北平任教八年，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并与之畅谈天下大事。这些人的状态、想法，都与他相似，尽自己所能，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就在他们心怀理想主义，斗志昂扬的要干出一番事业时，日军侵华战争开始了……▌山河破碎，颠沛流离，奋笔书成
▲卢沟桥事变
1937年，日军开始大举侵略中国，东三省迅速落入日军之手，国土相继沦丧。其中，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转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钱穆深知此时乃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凋零。他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加以保护，希望这些资料可以有所作用。10月10日之后，便与汤用彤、贺麟两人结伴同行，从天津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样，他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他看着这群挤满教室的年轻学子们，仍旧声音洪亮，龙行虎步，每每讲到尽兴之处便情绪激昂，学生们的情绪也跟着慷慨激昂。他知道这些年轻人是中国的未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所知所学全心授于他们，引导他们前行。他希望这些年轻学人，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要忘记中国传统文化，都需刚毅坚卓。
民国二十七年，公历1938年，钱穆最终到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至是辗转流徙万里，也使他看尽神州大地生灵涂炭以及日军的种种恶行，内心无不愤懑又充满疑惑。当时的中国在日军的屠杀占领之下犹如几百年前蒙古铁蹄在这片土地上的四处征伐。但比前者更可怕的是日军实行的奴化教育，中国的语言、文化、习俗、精神都将被抹去。日军在“三光”政策和“欲亡一国，必先亡其文化”的口号下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钱穆也时常会痛苦思考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会不会亡？少年时阅读《史记》的情境在眼前浮现，那时埋下的种子，现已长成大树。他猛然惊醒，此刻的中国，需要一本像司马迁《史记》那样的史集。彻底否认过去的态度，让国人丢掉了根本，但只要历史在、文化在，只要那股流传在国人心中永不屈服的刚毅精神还在，复兴的火种便在，中国就不会亡。生活颠沛，书籍匮乏，他之前费尽心机带来的笔记终于派上了用场。
钱穆为写书不得不待在蒙自，与汤用彤、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贺麟、吴宓一起借居旧时的法国医院。钱穆每次都得跑出躲避空袭，无法集中精神，又担心手稿被毁。其间，他乘火车往返昆明蒙自途经宜良，见风景佳美，决意在此写作。钱穆望向远处的美景，心中不由默念道，大好河山将落入日寇之手，中国已在生死存亡之事，而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我必须尽快了……日寇终被赶出中华之土，但这只迎来短暂的和平，不久之后，国共战争打响。▌新亚岁月，为传统文化续命
游走于香港街头，他看到许多从内地来港的年轻人失业失学，没有依靠，遂萌发了创办学校，帮助这些年轻人们有一个求学的机会。在给他老师吕思勉的信中坦露心声，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地凋零没落。而自己南走香港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他联系唐君毅与张丕介等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创立新亚书院。 ▲钱穆与新亚书院
即“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他希望把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建成一个传播中国文化、亚洲文化的中心。在他看来，为学做人的最基本的要求是要爱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开学后，钱穆望着第一届新亚学子，感慨万千，他坚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之一日。但他也认为民族的复兴必须要建立在民族意识的复兴和对民族历史文化自信心的恢复上。要恢复民族意识和民族历史文化自信心，通过教育以发扬传统文化是最重要的方法。所以，他强调新亚的教育宗旨就是要弘扬传统文化，为学做人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爱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我们常认为，若非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肯定的价值之认识，中国青年们终难找到他们的人生出路。反过来说，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到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便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如一团影子般，会渐淡渐失。”除去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他也非常重视中西教育思想的融合汇通。在亚洲文商夜校的开学典礼上说，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这是我们传统教育中最值得保存的东西。所以他主张以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为主体，吸收西方大学制度的长处，并将二者融通为一。在钱穆看来，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惟有如此，中国文化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在教育思想上，他板力强调中西教育制度的融合会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年轻时听杜威讲学经历的那颗种子，如今长成了参天大树。而“诚明”是新亚的校训，此二字取自《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钱穆对“诚明”二字作这样一番解释，他说要做到“诚”须有四步功夫：“诚”字是属于德性行为方面的,“明”字则是属于知识了解方面的。“诚”是一项实事,一项真理,“明”是一番知识,一番了解。钱穆采用此两字作校训,正是他一向所说,要把为学做人认同属一事的精神。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组成大学，为名字而争论不休。他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这是他对这群年轻人发自内心的寄语，也是其一生的写照。▌士之精神，一生为故国招魂
1967年9月28日，钱穆自港返台，定居台北，住金山街。钱穆看着庭院，回想起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又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他将住所命名为“素书楼”，以此纪念自己的母亲。又在自家客厅开设每周一课，每次可容纳四五十人，直到91岁高龄，18年书声不辍。
学生中时常五代同堂，共聆教益。
除讲学之外，钱穆每天坚持散步、读书、写稿，仍像少年时一样，终日勤勉，从不懈怠。在这里他完成了《中华文化十二讲》 、《孔子与论语》、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著述。1986年6月9日，钱穆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临别向学生们赠言：
1989年，在台湾，一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被当时的立法委员陈水扁指控有侵占公家财产的嫌疑，而遭到非议。
次年五月，老人不愿再受侮辱，毅然迁出已住二十多年的所居之处，另觅居所。而此时的他，不仅卧病在床，还双目失明，但在离开时仍不忘幽默自嘲：“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经历一生的艰难征途，面对无数生死时刻，他刚毅坚卓，哪怕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亦不屈服，以诙谐相对。在搬出住所，三个月后，他便溘然长逝，享年九十五岁。在乱世之中，钱穆刻苦自修，以天下大任为己任；在国破家亡之际，他奋笔疾书，只为复兴中华保存最后火种；在南渡之后，创办新亚，为传统文化续命。所谓为故国招魂，便是在源远流长几千年的的时光中，找回文化之中的国魂。钱穆所处的中国内外交困，日军更是在武力侵略的同时，在文化上进行奴化教育，中国呈现出一片衰败气象，中国文化也将消亡。当时国内也流行着一股西化的浪潮，更有一些极端的思潮，希望把中国以往的历史完全抛弃，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封建糟粕，要将流传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价值全部抛弃。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不可以批判，而是在批判之余，以一种温情和敬意的目光回望过去。这不是一个彻底的否定，而是因为清楚自己的局限所保留的一种做人的态度。人不是一下子变老的，文明也非一蹴而就，结果来自过程。我们当下的文明亦是建立在这千年之间，无数前人的心血与智慧，一代一代传来构建此刻，源远流长。余先生亦曾写道，从中国的历史上看，有些“士”少壮放荡不羁，而暮年大节凛然；有的是早期慷慨，而晚节颓唐；更多的则是生平无奇节可纪，但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刻，良知呈露，每发不平之鸣。至于终生“仁以为己任”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士”，在历史上原是难得一见的。而钱穆先生便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终生“仁以为己任”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士”。对于历史而言，钱穆不过是沧海一粟，但这个历史长河里的渺小人物，最终，凭一己之力，逆流而上。今日，我们不读钱穆，不知中国人曾面对过怎样的生死存亡，也不会知道，在民族危亡之际，一个文弱之躯将复兴文化之重责扛在肩上，需多大的毅力与勇气。为此，先知书店诚荐这套理想国出品的《钱穆作品集》（9册），他在祖国生死存亡之际寻找病源更想要找到生源——那就是中国历史里面自有一股生生不息的一股气，叫“中国历史精神”。
许纪霖说，“在中国的史学大师中，钱穆是真正把中国历史读懂、读通、读透之人”。
余先生说，“钱穆先生走出了一条以通驭专的道路。读钱穆先生的著作，即使在讨论某个问题，也会有一种左右逢源、视野宏大的感觉”。史学家王家范：无论分期系统，还是对每一时段特征的界定，钱穆先生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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