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我的职业（半个世纪）
（1）
阴错阳差，与水稻结缘，而且是一辈子。感恩水稻，在无路可走时端上了饭碗。虽不辉煌，可也平安的度过一生。“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颗无人知晓的小草”，是水稻和我喜欢的意境。很想从文学角度去描写水稻，可越敬重越难下笔。由陌生，熟悉，直至告别，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想延续我的写实风格，从科普角度试着去描述。时常也会有一些比较玄的想法，从分类学角度看，草本植物的水稻与高等动物的人类，亲缘遥远。可我们同属地球生命，也许本质上就有相通的地方。有没有道理，三言两语说不清，以后会慢慢道来。一点是肯定的，水稻和人类，是物种间互利互荣的典范，都造就了各自领域的生命奇迹。人类的繁荣不用说，水稻亦是当今最重要的农作物。互利互荣，与一带一路国策有些吻合，哈哈。
2004年是国际稻米年，主题——稻米就是生命。联合国大会为一农作物设立国际年，是史无前例的举动。稻米，营养丰富，养育着世界二分之一，中国三分之二的人。水稻种植历史悠久，考古研究，伴随着人类的文明，栽培水稻有一万年之久。水稻种植范围广，除南极洲外，几乎到处都有水稻，可以是水田和旱地，可以在非洲的热带雨林和中东的沙漠，可以是沿海平原，甚至喜马拉雅高山上。我国杂交水稻推广，是近代农业领域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虽然我们每天在食用稻米，可对他依然陌生。
想不到会从事农业，孩提时的梦想，当工人、解放军或科学家。虽然社会教育我们不要忘了农民伯伯的奉献，可从小在城市，对农村、农民难免会有偏见。学习不努力，时常听到母亲的训斥，不好好读书，送你下乡去放牛。或许觉的这样说不太好，母亲加以补充，以后放牛都需文化。你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拾粪（此处有些创作），只能像养猪一样，过年杀一刀。母亲的预测很准，没多久我就从事农业了，但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没有其它选择。母亲预测神奇还表现在，30年后，一度农民也需持证上岗。当时母亲的恐吓也许起到作用，也许是因为小学遇到好老师，浪子终于回头。小学六年级加入少先队，也顺利考上中学，虽然是第三志愿。
中学时已经想读书，可文革时代无书可读。学生不读书，工人不上班，全国人民投身革命洪流。我因根不红，没有革命的资本，只能颓废地生活。今生有两大未解之惑，一是文革十年，社会还算稳定。也许要感谢农民伯伯的坚守，否则八亿人民吃什么。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而改革开放后，社会财富几何级增长。同样的劳动付出，其它商品涨价，欣欣向荣；而农产品价格稳定，农业逐年萎缩。专家说，是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区别，城乡产品剪刀差，不知真假。如果不是政府的倾斜政策，农业更加萎缩。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让我赶上。
初次结识水稻是知青岁月，下放在水稻产区。最辛苦的劳作是双抢，收早稻、栽晚稻。真切体验“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的真谛。看同学们纷纷返城，只想尽快逃离修地球的命运，种了几年稻，没留下丁点感性认识。城市的门关着，一扇窗开了。推荐上大学，哪来哪去，国家不包分配，而且是最不起眼的专业，学校在农村，工作地在农村。对我而言，没有其它选择，只能义无反顾。
（2）
1972年4月，经历五个年头的煎熬，终于告别了知青生活。虽然摆脱了体力的艰辛，但前程并不明朗。1971年底，省建筑公司招工，似乎有点希望，僧多粥少，还是被别人抢先一步。如果那时可以选择，一定会选择回城，那里有亲人、朋友、同学，那里有城市生活的便捷，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公社办入学手续时，蔡秘书说笑，以后乘飞机路过，记的要下来看看我们。心里有些苦涩，招生简章已经明示，哪来哪去。走前的晚上，从不喝酒的我，喝了一两多白干，说不出是喜是忧，早上醉醺醺地赶往学校。
学校并没有多少天堂的感觉，全国所有大学，自1966年停招后，处在静止状态。1971年春，试招了很少的工农兵学员，我们算是全国第二届。大学如何办，老师如何教，学生怎样学，毕业是否包分配，都在摸索。连续三年城市招工，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上学反而被忽略。否则，公社那么多权贵子女，很难轮到我。有些悲哀，社会已经进入拼爹年代。20岁的我，仅靠自身努力，很难有机会，上学是母亲争取的。母亲作为省医疗队的技术骨干，下放在公社卫生院，方圆百里，影响很好。公社领导争了面子，才把公社唯一的名额给了我。
非常年代，各行各业都在折腾。老人家之前有个讲话，“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城里的大学纷纷下迁。全国推广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办学经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我去的安徽劳动大学，就是这个精神下的产物。学校坐落在皖南宣城偏远的乡村，麻姑山脚下。人烟稀少，校舍简陋，等同现在的工棚。最初设想，全部盖成茅草房。因为安全问题，没被采纳。由于过于偏僻，环境实在不适应一所大学的生存。交通、饮食、重金属含量等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家。也注定是短命的，六十年代创立，七十年代压缩，八十年代撤并。
入学时，我的文化程度，初中一年级。同学们情况差不多，直接上大学，其中落差明显。大的环境一度很好，1972年邓小平副总理第一次复出，整顿次序，恢复生产。学校也同样，老师重新登上讲台，以严谨的态度教学，每个星期都安排考试，我们的学习压力山大。但从农村出来的我们，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之后的许多文艺作品，都在表现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汲取知识的故事。其实当时的劳大，已经营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可惜1973年张铁生的白卷事件，整个环境又被破坏了。回顾人生，非常感谢劳大的这段经历。劳大的栽培，使同学们枝繁叶茂，立足社会。劳大的名声卑微，低起点的我们，一直在不懈努力。虽然劳大早已消失，却在我们心中，留下永久的丰碑。
我的专业是农学，绝大多数人会有困惑，农学还用学，难道农民伯伯不会种田。其实农民伯伯种田的优势在传统，和他们比传统生产，专业人员没有优势。专业人员的优势在于创新，在于行业的引领，因此专业人员需要持续不断地学习。学校的课堂上，大到宇宙空间，风云气象，小到微生物病毒，在知识的海洋里，同学们尽情遨游。学习化学，知道复杂的世界，原本是由100多种元素组成；学习哲学，懂得思考问题的方法，辨证地看世界万物；学习遗传学，知道物种遗传规律，指导选育良种。学习生理学，知道生命代谢的规律，如何更好地去呵护生命（栽培）。
（3）
人生有起有伏，在经历了煎熬的知青生活后，幸运地获得了上学的机会。虽然工农兵上大学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没有入学门槛，社会上一直有些看法。但我们上学时，学习是认真的。1975年电影“决裂”，描写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故事，与我们当时的校园生活非常相似。其中一个经典场景，由葛存壮饰演的教授，在课堂上认真讲授马尾巴功能，而拒绝为老农牵来的牛治病。左的年代下，电影编导是在嘲讽教授，教这些无厘头的知识。而大学学习，是一定要学这些所谓无厘头知识。电影中一学员（当时都称学员），拒绝了其他同学的邀请参加革命运动，而在背诵化学方程式，被编导认为是在走白专道路。当年在学校，我也如同这个学员，花了两天时间，仔细揣摩呼吸作用中物质和能量转换的一道植物生理题，废寝忘食。
农学属种植业中的综合学科，如同医院的综合医生，涉及面广。涵盖作物栽培、种子选育、植物保护、土壤肥料，农业气象、微生物、农业机械等专业。在校两年半时间，前半年补习中学课程。因为时间紧，主要选择与农学相关的化学、物理和数学课。对我而言，都是全新的知识。大学课程的第一年，学习专业基础课，都与地球生命相关。初次知道地球生命，如此缤纷多彩，叹为观止。非常喜爱，也非常认真。最后一年是专业课学习，感觉枯燥。因为我对农村和农作物没有多少感性认知。好在随后的4个月开门办学，弥补一些实践知识方面的缺乏。
水稻是重要的农作物，株高仅1米左右，朴实无华的外表，很少有人注目。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每朵花都包含雌雄两套器官，当颖花还没有开启，就匆匆忙着授粉、灌浆，急切地奉献果实。除了专业工作者，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水稻花。不像油菜，凭借着艳丽的色彩，招蜂惹蝶。大自然就是如此神奇，油菜是异花授粉作物，需要用色、香诱惑昆虫，帮助传粉。而水稻，可以默默地完成这一切。
课堂上，水稻栽培的李谦老师曾说，我国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或许同学们毕业后能有幸参加推广工作。果然，我1976年开始参加杂交水稻推广，是我国杂交稻最早一批推广工作者。两下海南，繁育杂交稻种子。
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有其偶然性，按照当时国际和国内理论界的普遍观点，水稻没有杂种优势，因此各农业科研院所均没有在这方面进行研究。而湖南安江地区农校的普通教师袁隆平，不畏权威，坚持认为水稻是有杂种优势。1964年开始研究， 1970年他的学生李必湖，在海南岛一片沼泽地偶然发现了一株天然不育的野生稻，因此奠定了杂交稻生产的基础。如果没有袁隆平的勇气，没有他学生的偶然发现，就不一定会有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
杂交水稻，改变了水稻自花授粉的天性，强迫其异花授粉，获得杂交种子，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最初推广的三系杂交水稻，必须要找到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那株天然不育的野生稻其实是一种退化，其花粉（雄性器官）不育，而雌性器官正常。正是利用这种退化，用亲缘相近的品种帮不育株授粉，筛选出不育性稳定的株系。1972年，不育系和保持系培育成功。1973年选用亲缘远的水稻品种做恢复系，这样杂交种子的优势强。实现了“三系”配套，意味着杂种优势可以在生产上应用。
（4）
农学是生命科学，农作物属植物类，学习的过程是在认识生物。小时候的概念，生物应该是活的，动物、鸟类很好理解，可以到处跑或飞，有点像人类，吃喝拉撒。而植物，固定在土地上，似乎不运动，没有情感，没有交流。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对植物不了解。植物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物，提供地球生物所需的有机物和能量。说植物缔造了生物，一点不夸张，空气中最初的氧气是由植物释放的。因此，对待生命应该有博大的爱，除了爱自己、爱人类，爱动物，甚至包括植物。一草一木皆有情，需要我们仔细去体验。大学时间虽然很短，但受益匪浅。
上大学时正是文革中期，政治形势不明朗。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人很难理解，老师认真教书，会被斥为白专道路而受批判。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很低，受歧视。几位认真教学的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教土壤学的金贤老师，带着金丝边眼镜，风度儒雅。幽默的开场白，土壤就是泥巴，学生们开怀。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让我们喜爱土壤学。教小麦栽培的沈德明老师，枯燥的专业课，在他绘声绘色的教学中，举手投足间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原本对小麦没有多少认知，也清楚的记住冬前壮苗（三叉苗）标准和栽培要点。个人还偏爱，一位是年轻的植物生理张明农老师，我是生理课课代表。水稻栽培的李谦老师，开门办学一起度过4个月。向那个年代认真教学的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农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1973年秋，系里安排到萧县郭庄开门办学。在那里，我们听到沈老师精彩的现场课，看到真实的小麦壮苗和弱苗。四个月的毕业实习（开门办学），同学们分别在三个地区农科所实习，我分在滁县地区农科所。正值水稻生长季节，跟着水稻老师，识别稗草。跟着植保老师，做虫口基数调查。田间挖稻茬，剥查三化螟幼虫。想不到，这些幼虫，居然是躲在稻根里度过严冬。
那个年代能有读书机会非常难得，我们像一张白纸，努力汲取知识，也是一生最充实的阶段。同学们来自农村，64位同学是一个朴实的群体，融洽相处，互相帮助。其中的年长者，是我们的楷模，从他们身上学习怎样做人。校园生活是快乐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青春的旋律在荡漾。正如歌曲所唱，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
1974年夏毕业，按政策返回原地，安徽肥东县分配工作。没有任何人际关系，一切非常简单。县人事局报到，转到农林局，分配到县水稻良种场。农学专业，到农场属于专业对口。县水稻良种场又名南圩农场，解放前是李鸿章家的仓库。曾经有过99间大瓦房，被日本鬼子一把火化为灰烬。圩子四周的壕沟，四角炮楼遗迹，还在述说着曾经的辉煌。农场是最基层农业单位，位置偏僻，条件简陋，四周全是农田和村庄。上学两年多，又回到农村，情绪有点低落。但还是有一点好，拿工资，享受技术干部待遇。孤独的农场生活开始了，也和水稻结缘。
（5）
我国是农业大国，1974年还是文革末期，但农业生产却是鼎盛时期。那时农村是集体所有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种田是农民收入主要来源。所有的技术推广工作，都是一呼百应，不会有任何阻力。农业单位很多，县里除了有农林局机关外，还包含农、林、渔等管理站和技术推广部门，基层有农科所和各种类别的农场。七个区设有农技站，公社、大队配有农民技术员。水稻是肥东县面积最大的农作物，面积在一百多万亩。以粮为纲年代，为收获更多粮食，在天气条件非常苛刻的条件下，种双季稻。其劳作的艰辛，所有过来人都不会忘记。
水稻良种场当时只有一名国家干部，书记兼场长。胡书记是个老实人，曾担任公社书记。农场条件艰苦，一般干部不愿到农场工作。以后陆续来了一些犯错误的人、特赦战犯、本地知青和大中专毕业生。农场有20余位正式农工，十几位家属工，几位合同工。160亩土地，繁殖水稻良种，供应全县。我的到来，胡书记非常欢迎，可以帮助他减轻一些工作负担。他也信任我，在农场的几年，除了技术员工作外，曾兼过食堂事务长、仓库保管员、工会干部、民兵负责人等。农场的一些大小事情，他也会听取我的意见。
到农场后参加的第一项技术工作，和农场技术工人，学习选留种技术。根据品种的典型特征，选择单穗收获，留作来年分别种成株行、株系。再进行田间性状考察，符合该品种特征的，丰产性好的株行、株系混合成原种。原种发往各公社种子队，扩大繁殖后，用于大面积生产。这样的选留种程序，保障了品种的纯度和种子的优良品质。这些流程，课本上都有明确要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烦。从选单穗开始，都需要单独操作。第二年株行，分别浸种、催芽、播种、栽插、田间观测、记载，收获。第三年株系也是同样操作。如果有几个推广品种，就要分别做几套，而且每年都要做。
水稻收获后，田间种上红花草（绿肥），相对比较轻闲。农场圩内有40亩地，原是房基地，抗战期间日本人的一把大火，都成了荒地。每年冬季，翻拾瓦片，比较轻松，我也会参加。张队长是农场的顶梁柱，生产上所有的事情都由他安排。因为他一心为公，职工非常敬重他。张队长老婆去世几年，女工们毫无顾忌的开着各种荤玩笑。一人难敌众口，干脆直接动手。掀翻一个，往她裤脚管里装土，然后倒提双脚，大伙笑翻了。
那年冬季，做了一件现在看来是非常荒唐的事情，抓偷粪贼。张队长对我说，发现有人偷粪。从小学起连组长都没当过，貌似农场三把手（因书记夫人有二把手的权威），有些膨胀。立即组织民兵晚上值班看守。第一天值班，小偷就来了。凌晨4点左右，听到厕所内有动静，我一声令下，大家四面包抄。只见一个黑影，嗖的一下，从我面前跑过。由于速度太快，一下窜到小河的中间。水不深。但天非常冷。张队长悄悄告诉我，小偷是邻队的，而且是军属。我们设法哄他上来，衣服结冰了，马上生火让他取暖，并不予追究。
（6）
1974年的冬季格外漫长，之前最艰苦的知青岁月，也有同学、朋友相伴。如今，孤独地待在屋内，听着北风呼啸，屋檐的雨声。中国等级制度明确，即使是最底层的农场。农场职工整天忙碌，因我是技术干部身份，不需要每天下田。隔壁一间办公室，也不需要坐班，有事都会到家里找。我住的屋子非常高，原先是仓库，雨滴声格外有力，嘀—嗒、嘀—嗒。慢慢地习惯了静静的生活，可以看书。那年代除专业课本外，就是鲁迅杂文，反复看了无数遍。欣赏鲁迅的文笔，短小精悍。人物刻画，栩栩如生。
水稻良种场的工作，首先是认识种子。稻谷籽粒很小，通常用千粒重表述，一般千粒重25—30克。用于生产就是种子，加工后食用成大米。种子最活跃的部分是胚，含有全套的遗传物质。但胚很小，加工时随谷壳、种皮一起被剥离。大米实际就是种子的胚乳，是幼苗生长的养分来源，类似人类的母乳。因此，大米的营养价值高，养分全面，粗纤维少，易消化、吸收率高。种子在条件适合时，开始萌动，形成胚芽和胚根。突破谷壳时，称为破胸。继续生长，形成根和叶。三叶期时胚乳的养分基本耗尽，幼苗进入离乳期。用于此时的肥，生产上称为断奶肥。有些感慨，同为地球生命的水稻和人类，生命延续的模式有些相似。
因种双季稻，农场的春天格外早，3月20日开始用塑料薄膜育小苗。每批播种量大，没有那么大的容器，只能采用土办法，地上挖一条壕沟，浸好的种子堆在里面，保温催芽。由于早春气温低，关键技术是增温。常用的方法，用温水处理，温度高有利于破胸。破胸后，种子的呼吸强度加大，释放的热量多。要防止40度以上烧芽，需要勤翻动，让热量散发。说这些专业技术，是想表明，种子的催芽，如同带小孩，需要认真呵护。而且辛苦，晚上也需要爬起来翻稻种。
清明时很冷，栽秧是个苦差事。农场一把手胡书记是个正派的人，虽然已经50岁，可表现出身先士卒。看着胡书记亲自下田干活，年纪轻轻，也不好意思待在家里。农场还有一些以工代干的职工，会计、仓库保管员等，平时也不用下田。但农忙时，特别是双抢，一定要参加。印象最深的一次，拖拉机在田里耕地时熄火，全部人马上去，用绳子拉。突然绳子断了，跌倒在水田里。温度很低，一身泥浆。
原本北纬31度区域，温、光条件只适合种一季稻。可那个年代，提倡战天斗地精神。早稻，采用地膜育秧，可以提前播种、栽插。但可利用的温光资源其实有限，清明温度低，即使栽到田间，也生长缓慢。晚稻如果播种迟，更加危险。秋季低温来的早（天气不被人控制），不能保证安全齐穗，甚至颗粒不收。所以双季晚稻都采取长秧令，最长秧令达60天。其实，秧令过长，影响产量。双抢，应该是中国农业史上的奇迹，抢收抢种半个月，体力的极限运动。我经历过，我骄傲，哈哈。
（7）
胡书记是我工作后的第一任领导，有着父辈的慈祥。看我在农场工作的情绪不高，安慰我说，现在县里的技术骨干，水稻胡庆长、花生何家华，都是我们农场出去的，你也不会待很长时间。并针对我性格内向，多次告戒，搞工作（农业）和人打交道，首先要学会喝酒。也许是性格问题、也许是我的专业告诉我，喝酒对健康不利，所以至今不好酒。
酒的成分乙醇，是生命代谢的中间产物，还原态物质。还原态物质的量和持续时间，对生命活动是负面的。旱地作物在水淹情况下，还原态物质累积，很快就表现出萎焉、中毒、死亡。水稻有特殊功能，即使在水淹条件下，也可以分解这些还原态物质。但水稻最好的灌溉方法是浅水勤灌，干干湿湿。长时间保持水层，苗势弱。水稻也相当于酒量好的人，有分解酒精的能力，但还是要控制，不能过量。我相信生命规律有相通的方面，这也成为我不喝酒的理论基础。昨日网友野夫一句，毒，是不能化的聚集。我认为是经典。并可以发散思维，即使许多无毒物，如水、淀粉、蛋白质，堆积了也有可能有毒，何况酒精。
我独立承担的第一项技术工作，是1975年安排农场的水稻种植计划。刚出校门，压力很大。我没去时，技术工作是由农工杨师傅负责，也算是以工代干。我的到来，对他的待遇有些冲击。看得出，他是有情绪的。可以理解，但很无奈。当张队长请他做方案时，他带情绪说，现在不是已经有技术员了。我就是在这样情况下，被赶鸭子上架。
立即翻教科书，找资料，听意见。现烧热卖，拿出一个方案。即每批量的品种、浸种时间，浸种量等。其中最不可琢磨的是成苗率，是由以后的天气和技术决定，差别较大，只能制定出保守方案。秧苗移栽后，每一批都多出一些秧苗。看着秧田剩下的苗，有人说苗多了。张队长则宽容地说，多这点不算多，给我极大鼓励。
水稻一生短暂，每个生命周期仅一百多天，但没有丝毫懈怠，依次完成出苗、分蘖、孕穗、开花（抽穗）、灌浆、成熟等阶段。与之相比，人类是幸运的，生命不必如此匆忙。水稻一生，前期是营养生长，中期是营养生长、生殖生长并进时期，后期是生殖生长。
水稻一般4叶期，形成独立的根系，摆脱母乳喂养，自食其力，并开始分蘖。幼苗期的管理重要，常说秧好一半稻，验证了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之真谛。理论基础，四叶期是水稻维管束形成的关键时期，维管束是水稻体内水分和物质上下传输的通道，苗壮则交通网络发达，后期生长有优势。
分蘖成穗是水稻高产的重要环节，早期分蘖称为有效分蘖，可以成穗，成大穗。迟分蘖则为无效分蘖，一般不能成穗。活着就是一种磨难，稻苗在生长过程中，需要争光、争肥、争营养。除了要应对外族杂草、病虫的侵权，还要协调邻里苗与苗间的矛盾，并要摆平兄弟分蘖间营养分配。
孕穗标志着水稻生长进入生殖生长，最初肚子很小，非专业工作者很难察觉。孕穗的早期需要大量养分，等肉眼看到显肚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施肥期。生产上时常会出现，施用氮肥过迟、过量情况，表现贪青，生育期拉长，但产量并不高。也由此带来一点启发，人类生长后期加大蛋白质的摄入，对延长寿命有益。当然，前提是前期控制的好，不能有富贵病。
（8）
社会蹉跎。1975年，国家最后一批特赦战犯，农场来了两位。老曹曾是箍桶匠，没有文化，黄金荣的打手。花钱买了个职位，上海某区国民党党部委员。钱花多了，够上级别，被列入战犯。来农场后抑郁寡欢，整天闷在屋内，不与人交往，几年后因病去世。
老吴黄埔14期，曾任国民党某旅参谋长。战上海时国民党的守军，旅长、副旅长临阵脱逃，他年轻气盛，扛起大旗，强硬抵抗，被判死缓。老吴具有文人气质，很有才气。善于交谈，不时回顾曾经的辉煌。解放初，华东军政大学聘他做教官，又有一红颜知己，因此未去台湾。几年后转到县政协工作，陆续写了一些回忆录。最后一篇，特赦给了他新的生命。农场一些职工看不惯，月收入36元，而且不干活。每次产生矛盾，我都袒护老吴。因为他只是一位普通老人，而且是孤老。
如果社会分层，农场是最接近底层。农工的工资非常低，学徒工18元，资格最老的张队长31元，而且每个家庭都有4、5个孩子要抚养。但农场也有自己的优势，专人种菜，周围的壕沟里养鱼，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职工。每家都可以养些鸡，日子比附近的农民滋润许多。我一直安于现状，月工资36元，比农工，比知青，知足矣。
那个年代农业生产，需要牢记八字宪法。这么多年过去，还是可以脱口而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估计这是世界唯一的种植业大法，改革开放后已经不大提，但对当时农业生产的矛盾，人口众多，生产力低下，迫切需要增加产量有着积极意义。其精髓是精耕细作，但操作层面不可避免会有些左的印记，农业八字宪法的历史功绩应该肯定。
一、土。八字中老大，是种植业的基础，如同鱼儿离不开水。强调种养结合，不断补充有机质，包括施农家肥和种植绿肥，提高土壤腐殖质含量。土壤腐殖质含量高，俗称海绵田，保水保肥能力强。提倡深耕，增加耕作层厚度。当时犁地要求深翻半尺，拖拉机很容易做到，老牛很难，能犁三寸已经不错。此一时，彼一时。和现在推广的浅免耕，两个极端。
二、肥。农谚，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说明肥料的重要性。七十年代前，生产主要靠农家肥，很少用化肥。工业虽落后，但化肥工业异军突起。八十年代后，化肥大量施用，对提高产量效果明显，但对环境破坏也非常严重。一轮循环，又将回到传统生产。
三、水。水是生命活动的介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知青时印象特别深，每年冬闲变冬忙，不断修水库、渠道。第一次修水库就被山石击中，光荣负伤。第二年修水渠，140—150斤的担子，连续三天，发现再教育成效显著，已经不输贫下中农。
四、种。良种的增产效应事半功倍，国家一直重视培育和推广良种。七十年代末，各地种子公司成立，我也被卷入种子推广行列，居然从肥东到上海，皆因种子缘。
五、密。能排上老五的位置，实在有些出乎意料。也许是当年土地贫瘠，农作物生长量有限。加大种植密度，保证群体数量，是个简捷方法。记得当年双季稻，所插苗数几乎等同于穗数。
六、保。农业部门内，植保一直是个神气的部门。植物的医生，粘点白衣天使的光环。排在老六实在有些委屈。农药愈发先进，病虫更加狡猾，植保任重道远，光环可以持续。
七、管。当年的田间管理认真细致，如同夕阳老人带孙子。只是手段太单一，除了水就是肥。
八、工。受工业落后的制约，很长时间，传统农业、传统工具，除了拖拉机革了老牛的命，其他方面鲜有发展。机器插秧推广40年，仍在推广。期盼智能机器人插秧，来的更早一些。
（9）
中国水稻品种如同中国人的性格，低调、内敛。其典型特征，矮秆、大穗，即使硕果累累，也要深藏叶下。成熟期不显穗，是中国传统育种人的特殊喜好（当然也有道理，主角让给功能叶）。1976年突然来了另类——杂交水稻，张扬的长势，一点也不含蓄。出生不凡，其父本源于水稻最高研究机构，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母本是中国本土的早熟品种。杂交种是强大的杂种优势和本土的适应性完美结合。
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在南方各地试种，种子紧张，每县只分到几斤种子，非常珍贵。只能控制用种量，每亩只用500克。甚至有人将分蘖苗，扳开种植，更加节省种子。而当时常规水稻生产用种，每亩接近10公斤。全县布了四个点，农场也是其中之一。没有估计到杂交稻的优势那么强，并没有留下多少当年的图文资料和记忆。各试点结果证明，杂交稻的优势明显，增产幅度当时最保守的估算在30%以上，低产地区可以成倍增长。而一般农业上品种、项目推广，能够增产幅度10%已经很好。随后短短几年，杂交稻旋风席卷全国稻区。杂交稻的推广，在栽培技术上也带来重大变革，这是后话。
从专业角度看，杂交稻只能称为组合，而不是品种。因为不符合品种，必须可遗传的定义。杂交稻只是杂种一代有优势，继续种下去，第二代会产生分离。多数性状是在爷爷、奶奶之间分布，如果出现其祖先，野生稻不育类型也属正常。五花八门，参差不齐，生产上没有应用价值。推广之初，出现了不少种子爱好者，“窃”回去种，只能是一脸懵相，哭笑不得。杂交稻推广40年了，感觉还是称谓品种较好，算是约定俗成。也有些担心，会被认为不专业。
1976年张国良同学分配来农场，我们成为一生最好的朋友。他是66届老高中生，学识渊博。他的到来，感觉平静的农场生活有了些色彩。我们同住一间房，一个锅里烧饭，周末一起骑自行车回合肥。共同工作、生活近10年，互相关心，互相体贴。张兄的性格与我相反，他外向，张扬，我内敛，静默。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在很短时间，我们都成为县里的技术骨干，工作上互相配合，颇有成效。1979年又一起调县种子公司，1985年他调合肥，1988年在他的帮助下，我调上海。虽然已经分开许多年，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
杂交稻的旋风，横扫神州大地。1976年10月28日，我从当涂县出差回来，突然接到去海南岛南繁的通知。在国门紧闭的年代，能到海南岛，不亚于现在出国的感觉。11月4日到县里集中，在海南岛要生活半年，只有几天的准备时间。负责南繁工作的县种子站桑股长，解放初就是县政府秘书，精明能干。所有的准备都由他落实，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当年物资匮乏，食品需要县政府特批。
我们南繁小组五人组成，组长是农科所老张，安徽农学院1968年毕业的大学生，1971年曾去过海南育种。另三位是公社的农民技术员，其中一位是全县有名的种子迷老万。要带的生活用品太多，包括衣被、锅碗瓢勺、各类食品。食品当时是禁运品，只有随身带。每个人背负了7—80斤重的行李，开始了终生难忘的，艰难的第一次海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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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农业工作者会象候鸟那样南来北往，莫非是向往海南美景，非也，是在追寻温光资源。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内陆中部地区温光资源有限。而海南岛南部，冬天可以种水稻。为缩短新品种选育年限，加快种子繁育进度，选择去海南。更有甚者，在冬季去海南后、春季再去云南、夏季赶回当地，一年当作三年用。
那个年代，所有资源匮乏，包括出门的吃、住、行。杂交稻横空出世，稻区都安排人去海南，交通矛盾突出。我们11月5日从合肥出发，23日抵达三亚南槟农场，18天行程，艰苦程度如同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火车要分段签票，即使签到也都是站票，一路站在火车上。在株洲找不到旅馆，象盲流一样，睡在火车站候车室。每人肩负70—80斤重的行李，在桂林，老万差一点挤不上车。到了湛江受台风和人流量大双重影响，困在湛江近十天，吃、住都困难。抵达海南，我的行李在过海托运时找不到。仓库爆棚，堆满了杂乱，没有标签的行李。
那是知识共享的年代，没有技术壁垒。杂交稻推广，举国之力。育种者无偿提供种子，技术推广部门协作攻关。在海南，各省都有南繁指挥部，地区有领导小组，各县都组织人员参加。每当有问题需要咨询，全国各地的老师们，会毫无保留帮助解答，甚至到田间地头指导。过去的岁月，对比今日，社会确实进步很大。本不想为那个年代唱赞歌，但那段历史也有难以忘却，值得弘扬的方面。个人利益绝对服从国家利益，这是一种精神。杂交水稻，在短短几年时间，大面积推广。应该是农业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壮举。只是这方面宣传太少，或许是因为当年的政治背景，令人胆寒。
杂交稻是新生事物，特别是种子生产有别于常规水稻。常规稻种子简单，可以自己一代一代繁殖下去，只要保证纯度，防止混杂退化。而杂交稻制种田，生产杂交一代种。需要将两种水稻，恢复系和不育系，按一定规格种在同一块田。恢复系和不育系性状各异，特别是生育期差异明显，要安排它们同时开花，技术难度大。恢复系要提早一个月左右播种、栽插。父、母本栽插后，除了正常的田间管理外，还要预测花期。如果花期不遇，要采取措施调节。杂交制种就是一场艰难的拉郎配，如果花期不遇，可能颗粒无收。
制种田只是杂交稻种子生产工作的一半，不育系没有生育能力，需要另一场拉郎配。繁殖田，生产不育系种子。是将保持系和不育系，按一定规格种在同一块田。所幸保持系和不育系性状类似，情同姐妹。这是育种工作者采用回交的方法，改造那株不育野生稻的结果。不断的回交，不育系除了不育性外，其它性状等同于保持系。因为保持系和不育系是姐妹系，花期容易相遇。制种田和繁殖田都是异花授粉，为防止串粉，要和其它水稻田隔离。虽然种子生产程序复杂，种子产量非常低，正常只有常规稻种子的10—30%。但有杂种优势，值。
参加南繁工作，对我的专业技术提升很有帮助。新的技术，大家都是从头开始学。每天和水稻打交道，向其他几位南繁队员学习，他们有多年实践知识。我们5个人像一个家庭，每天安排一人值班，烧饭、打柴。其余下田干活。当然我也有长处，烧菜、理发水平比他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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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是标志年，三伟人相继离世，四人帮垮台，加上唐山大地震，似乎苦尽，应该甘来。我不太相信有转运一说，但冥冥之中好像有道理。国家在沉寂二年之后，工作中心转移，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前后反差巨大，简直不可思议。个人也类似，之后的路，不再有文革、知青那样艰辛。虽有坎坷，但不会撕心裂肺，令人绝望。好事成双，工作步入正常轨道，恋爱姗姗来迟，1976年认识现在的夫人。如同水稻，将要进入生殖生长。水稻如果不开花、结果，岂不就是绿肥。
那年去海南，工作上有些失望。冬季寒冷，低温影响水稻生长，生育期推迟。对杂交稻制种影响更大，原产于热带的恢复系生长缓慢，产于温带的母本不育系影响较小。生长速率的不同，导致花期不遇。母本早、父本迟，需要人工调节。第一年制种，就遇到花期严重不遇，有些紧张。对母本采取割叶、断根、拔苞等残忍性措施，延缓其生长。对父本则喷九二0，刺激生长。也许有些效果，但最终产量不理想。农业生产就是如此，多数情况看天吃饭。也许是新生事物，经验不足，有值得总结提高的地方。花了那么多投入，长势很好，收效却低于预期。
尽管南繁不理想，回肥东后，还是受到领导的高度评价。县委两位常委，生产指挥组组长，县农林局众多领导为我们接风。除了农场胡书记，其他一位都不认识。要在县农科所举办杂交稻技术骨干培训班，安排我们介绍海南岛经验。原本就内向，没在正式场合说过话，紧张是肯定的。就和老张商量，我帮他准备材料，由他讲。其实老张比我更内向，也不习惯这种场合，可他没有退路。我打了退堂鼓，其他三位是农民技术员，更加怯场。
培训结束，县农林局要借调我去县城，承担全县杂交稻推广工作。因为，杂交稻是新生事物，原先搞水稻的同志都不熟悉。我们参加南繁，成了首先吃螃蟹的人。只是奇怪，按资历应该是调老张去，我才出校门2年，技术水平肯定不行。且老实木讷，不善言辞，见了领导绕着走。未想到伯乐也有喜欢我这款的，这是后话。农场那年要安排30多亩杂交稻制种，急等我回去落实。胡书记非常不愿我走，我也表示愿意留在农场，请他去找局长说。结果，场长没有局长大，我还是被抽调到县城工作。到县农林局工作，有机会参加省里杂交稻会议和培训，对技术提升，开阔眼界很有帮助。
那是配给制年代，物资匮乏，高产是水稻生产唯一目标。水稻亩产等于，亩有效穗，乘以每穗粒数，乘以千粒重。三要素中，有效穗数变幅最大，是栽培重点考虑的因素。千粒重受遗传影响大，变幅最小，栽培上很少考虑。常规稻栽培主要是依靠群体数量获得高产，多苗、多穗，但个体偏弱。而杂交稻依靠穗大、粒多获得高产，需要强壮的个体。杂交稻技术推广，给传统水稻栽培，在观念上带来强烈冲击，原本水稻还可以这样种。一是稀播育壮秧。杂交稻每亩秧田只播种不到30斤，是常规稻的五分之一。二是穗肥施用，杂交稻穗肥占总量的30%以上，而常规稻当时很少用穗肥。
（12）
1977年10月，第二次去海南。我县一共去了30多人。农林局陈局长和我先去打前站，落实土地和生活设施。途中发生一件事，其中的诡异我们记了一辈子。之后每次见面，都会愉快的回忆。飞机票紧张，在白云机场，每个航班起飞前去试运气，有空位就走。那天我因事外出，回来听说他已经飞海口了。糟糕，介绍信和钱都在我身上。那个年代没钱、没有介绍信，没有联系方式，应该是寸步难行。
第二天，搭乘去海口的飞机。茫茫人海，如何去找。下飞机打听，海口最好的宾馆是哪家？别人告诉我，华侨宾馆。第一站选择去华侨宾馆，果然找到他。他惊讶发现，这个下属其实并不木纳。陈局长的情商之高，也让我惊叹，到华侨宾馆后，他一本正经排队登记。没有钱和介绍信，开始找前面陌生人搭讪。那人也就相信，同意住进同一间房，并请他吃饭。其实那个年代，人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
陈局长用部队那套方式管理南繁队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每天按作息时间，他带头执行，雷厉风行，谁也不能违背。他从南槟农场借了个旧军号，安排县农场来的一位爱睡懒觉的小知青当号兵。把一群散漫的农民技术员，管理的像部队一样。南繁队下面按区分成七个组，把好田分到区，最不好的田留给我们自己种（县直组）。那是水口田，有无数蚂蟥。海南的蚂蟥大，吸血厉害。我们年轻，不喜欢穿农田靴干活，下田后两腿不停的动。陈局长整天拿着粪筐在田间转，像个生产队队长。
期间并不顺利，我负责全县的技术，还有承包田做，精神压力大，经验也不足。在我们自己承包田种子催芽时，烧坏了部分种子。陈局长没有批评，只要求找一下原因，接受教训。育秧期间，老鼠猖獗，想各种方式消灭老鼠。部分区组的秧苗还是不够，从附近定远县南繁队拔了些秧，没想到他们种子播错了。好在所占比例小，不影响全局。而同去的含山县育种队，一共40亩田，其中23亩种子播错了。种子错了，颗粒无收，损失惨重。
更严重的是，一次我情绪爆发。南繁队开会，陈局长要求我对下阶段技术工作提出意见，后面农科所宋所长补充。宋所长的补充，在我听来完全是错误的。最后陈局长总结，观点倾向于宋所长。我犟劲上来，立即愤然离场，回房睡觉去了。陈局长是性情中人，脾气很大。考虑我初出茅庐，那次没有发火，事后耐心开导，指出我错误所在。宋所长作为搞技术的老同志，应该尊重，不同看法可以事后交流。应该说，这件事对我触动不小。海南时我发过一次疟疾，呕吐、高烧，卧床不起。他的床和我紧挨，不顾脏累，帮我清洗。他虽是领导，更象父亲那样关心。
南繁期间，所有人员全身心投入工作。早上眼睛一睁，就下田，关注水稻长势。夕阳落下，才依依不舍告别。南繁队员都来自公社和大队的农民技术员，在我眼里，都是些“老兵油子”。初出茅庐的我，工作是有压力的。掌握一个原则，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在综合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实施方案。会有些不同的声音，但每次陈局长都坚决支持我的工作。
（13）
生命的物质结构，基本都是蛋白质、淀粉、脂肪和水，因此生命活动过程对温度的需求也基本相同。部分种子在催芽出现问题后，稳妥起见，将种子贴身，用体温催芽。这种做法业内比较普遍，大家习以为常。每天带着种子睡觉，会有十月怀胎的感觉，情感的交流。专业上用叶龄标志年龄（生育期），用分蘖和基部宽衡量健康状况。每天都会去观察长势、长相，如有异常，会找原因。看着秧苗一天天成长，会有一种喜悦。
育种队有位爱动脑的队员朱永峰，原是大队技术员。常有小发明，一项水利机械方面的创新，曾申请过专利。他负责古城区育种组的技术，秧苗比别人的壮。分析原因，是播种前每亩用了5斤尿素（种肥）。其实水稻三叶期前，养分主要是靠种子提供。根系尚未健全，吸收能力差，当时技术上也并不强调用种肥。根据他的经验，我们全部改用种肥。是金子总要发光，那次南繁成就了他。回去后被聘用，转正，提干，最后晋升为县农业局业务局长。
南繁育种队如同一所学校，既育种，又育人。每天下田，实际操作，每个生育阶段，都会在一起讨论、交流，总结经验，商讨计划。经历一个完整的水稻生长季，对每个人的专业水平，都会有很大提升。这批南繁队员，日后都成为县杂交稻推广的中坚力量。业务工作需要我去组织，语言表达能力得到很好锻炼。感情投入有回报，田间长势好，花期相遇理想。省南繁指挥部最后的评比中，我县获制种单产全省第一，不育系繁殖全省第二。
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陈局长。我们几位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对他的身世充满好奇。每天生活在一起，熟悉了，他也会告诉我们，当年的故事。其实他只有初小文化，部队培养了他。解放战争入伍，是著名的临汾旅一员。在朝鲜战场，他所在的连队，整编过7次，最后只剩4个人。九死一生，数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我们惊叹他命大，时常和他开玩笑，因为他又黑又瘦，中枪的概率小。他是一个豁达的人，对国家忠诚，认为只有拼命工作，才能够对的起死去的战友。他情商超常，勤于思考，讲究工作方法。对歪风邪气，决不妥协。
陈局长一月底离开海南，一起相处三个多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二月底给回去的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畅谈1978年县杂交稻推广工作。建议他在农场按照海南模式，克隆一个培训班。没想到我的建议得到他的批准，并要求我，立即准备一份杂交稻技术培训教材，送印刷厂，印一万分。4月2日前赶回肥东，县里举办技术培训班，要回去讲课。教材培训班在县政府大礼堂，县、区、公社，甚至大队、生产队都派员参加，规模很大。培训二天，只安排我一人讲课。
那是我一生最窘的一次培训。因为杂交稻是新生事物，大家都很认真。县委书记主持，并坐在台上听课。望着大礼堂满满的人，其中有许多我尊敬的前辈。开始紧张，冒汗，脸红。必须摆脱窘境，需要冷静下来。先向大家表示歉意，说明自己非常紧张，从头开始，按准备的内容说下去。
（14）
继最窘培训后，接下来找回点自信。县局采纳了我的建议，按照南繁模式，在水稻良种场举办杂交稻培训班。七个区农技站和没有去海南南繁的公社均派员参加，合计40人。从水稻播种至收获，经历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节。陈局长任校长，但工作上完全放手，任由我们农场三位年轻技术员折腾。我1974年毕业，张国良1976年毕业，还有一位77年毕业的植保技术员小任。
初生牛犊，像模像样地抓三方面工作。1、组织落实。将培训班学员中4位党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由他们分别负责政治思想、学习、生活、生产。7个区分别成立小组，选出一名组长。2、制定规章制度、安排学习计划。3、分工培训，我负责杂交稻，张国良负责常规水稻，小任负责植保。每天安排上课、讨论或田间操作。整天和学员泡在一起，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培训班按期完成，反响不错。
七十年代是颓废的年代，文革进入尾声，曾经的理想迷失。没有方向、失去目标。年轻人自己动手打家具，以打发无聊的业余时间。每次回去和同学见面，他们都在交流打家具的心得。我动手能力特差，只有羡慕的份。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历史地看，这是开创了新的时代，可当时还很迷茫。观念上反差太大，从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突然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私有、资本、市场、公司、老板，有些不知所措。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也许是日后所有改革中最成功的领域，国家、农民、市民均满意。摆脱了体制束缚，农民生产激情迸发，生产力极大提高，种植、养殖业全面发展。农产品市场发展很快，品种丰富，扭转了长期物质匮乏的局面。对于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填饱肚子何其重要。生活发生日新月异变化，远离饥饿。而日后40年的改革，似乎没有农村改革那么顺畅，有些步履艰难。
农民拥有土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尽管人多地少，但很少的土地仍然可以解决一家人最基本的吃饭问题。解放初的土地改革，分田到户，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没几年，土地收为国有。1978年的农村改革，又将土地的使用权赋予农民。这次改革更大的意义在于，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富余的劳动力参与国家各行各业经济建设。
也许是经济改革的需要，1979年各地纷纷成立种子公司，我和张国良同时调入种子公司。对个人而言，农村奋斗十年，终于进城了。新的环境，新的工作，需要去适应。
（15）
农场160亩土地，规模相当于农村的一个生产队，技术工作相对单纯。而种子公司的工作需要面对一百多万亩土地，工作的复杂程度和视野完全不同。种子公司的前身是种子管理站，说是公司，有些不伦不类。很长时间兼有行政部门对种子的管理职能，亦有事业单位技术推广的职能，也从事种子经营，俗称三位一体。国家对主要农作物的种子管理严格，属政策红线，不能逾越。种子价格由物价部门制定，每年的水稻选留种工作，留什么品种，留多少，怎么留，都会下发红头（政府）文件。可见，政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种子公司一直保持事业单位性质，改革很多年，没有被冲击。享受政府拨款，没有经济压力，经营一直不温不火。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彻底改革，还原成企业属性。我们到新单位，很快进入工作状态，要感谢桑股长的传、帮、带。他是经营股股长，精明能干，种子公司的顶梁柱，大小事情都亲力亲为。毫不夸张，他一个人就可以承担公司的全部业务。看着他整天忙碌的身影，其他人都成了吃瓜群众，围观并评论着。也许是他过于聪明，别人会有距离感。也许是因家庭成分高，解放前他当学生时，曾是某组织的积极分子。那个年代，左的标准，因此仕途迷茫。解放初他就是县政府秘书，应属副科级。可无论表现如何，官越做越小。股级，只有县里才有的最卑微官阶。
单位不足40人，县直部门10余人，下设良繁股、经营股。七个区有分公司，每个分公司3至4人。公司成立时，国家有专项拨款，建造了仓库和宿舍。种子公司负责全县的良种供应。根据政府种植计划安排，组织良种生产。不足部分，从外面调进。当年水稻面积最大，全县100多万亩。其次是麦子、油菜、棉花、花生等作物。花生是肥东的特产，全县种植20余万亩。当时推广品种是广东的白沙，粒小、品质好，每年花生种要销往浙江好几个车皮。外销花生种，成了公司主要经营项目。
种子公司主要技术工作，通过试验，确定主推品种、接班品种。有点像政府的组织部门，考察、任免干部。一个品种的推广，需要经历不断的磨练，考察，才能出人头地。科研部门培育的种子，首先要参加省级单位组织的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区域试验必需参加两年以上，生产试验一年以上。最后由品种审定委员会专家评议，决定能否通过审定。每一步都象鬼门关，多数品种过不去，只有出类拔萃者才能笑到最后。通过审定，只是可以推广。能否推广，还要看生产的需要和品种在大范围的表现。品种筛选程序是残酷的，许多育种专家，工作一辈子，未必能培育出一个品种。
（16）
改革开放，人生开始可以选择。谈了三年多恋爱的女朋友（现夫人）梦幻般地“病退”回上海。下放6年整，重新成为上海人。门第差异凸现，大上海与小县城，都市与乡村，且相距千里。好在夫人单纯、本分，否则没有这段姻缘。为了维系关系，也想碰碰运气，1979年我报考了上海植生所的研究生。专业和专业基础课可以努力，而外语，一点基础没有。单位领导听说考研，一路绿灯。可奇迹还是没有出现，所考五门课中，政治、普通植物生理、生物化学和高级植物生理学都过了，惟有英语只考2.5分（不好意思，是百分制）。对我学语言的能力，严重挫折，也一蹶不振，至今停留在26个字母的水平。
进城工作，每年的技术培训免不了。1979年春季的培训规模依然很大，370人。很高兴能和我敬仰的县水稻权威胡庆长一起，承担讲课任务。有了1978年败走麦城的教训，充分准备，发挥良好。要说不足，就是形体方面的表现欠佳，有些僵硬。想起大学教小麦的沈老师，举手投足都能带来美的享受。这就是业余与专业的距离，非一日之功。那次培训，农委主任对我肯定。总结时说，两次去海南南繁，对杂交水稻很有经验。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课讲的好，回去要按照讲课内容去做。受表扬，年轻，有点得瑟，当既给女朋友写信，留下这段40年前微不足道的记忆。
水稻生产，不能不提传奇人物陈永康。陈永康是江苏松江（后隶属上海市）人，原是一位普通老农。上世纪五十年代，陈永康用“一穗传”的方法选育出晚粳良种“老来青”，被全国22个省市及15个国家引种。现在推广的许多优质品种，都是“老来青”后代。后被聘为中国农科院作物育种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并担任江苏省农科院副院长。1957年全国水稻科学技术交流会上，推广他的水稻“三黄三黑”看苗诊断技术。陈永康成名后，一群水稻专家围绕他，以是他弟子为荣，帮助总结出《陈永康水稻栽培经验》一书。根据水稻苗色变化，指导施肥，对我国水稻栽培，影响很大。有幸在1980年1月，在巢湖地区聆听陈永康讲课，有点朝圣的感觉。可惜他的松江话，一句没听懂。好在有他的助手（弟子）邹江石等五位老师讲课，都是业内顶级专家。六天培训，受益匪浅。
那个年代水稻生产，高产是第一目标。所有生命，繁殖后代是天性。高产顺应了这种天性，目标一致，关系很顺。不象随后的水稻优质栽培和环境保护的要求，优质只与人类的食味有关，与水稻天性相悖，关系复杂，难有完整的栽培理论。水稻高产栽培，理论清晰，模式多样。都是以促为主，苗期要壮，早分蘖，多分蘖。中期适度控制无效分蘖和拔节长度。控制无效分蘖是因为单位面积容量有限，优先保证早分蘖、大穗的生存空间。高产栽培导致穗形越来越大，控制拔节长度，防止倒伏。后期攻大穗和防止早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水稻产量的增幅最大，和解放初相比，达到成倍增长。当然也与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有直接关系。当产量不再是第一需要后，品质、环境矛盾突出，这是后话。
（17）
八十年代是迷茫的岁月，摸着石头过河，滋味并不好受。单位、工作、生活模式，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注册公司没有门槛，一元钱即可。社会上的公司风起云涌，夹着皮包就成经理。一切用经济衡量，什么赚钱做什么。倒卖服装、贩卖钢材、生产塑料粒子（原材料）。种子公司也开始多种经营，曾经倒卖过苹果。销售困难，经理带着我们，上街卖苹果。不会吆喝，羞于叫卖，完全没有业绩。塑料是新兴行业，受社会所谓能人的忽悠，单位上了塑料粒子生产线。我还找了在合肥东风塑料厂工作的同学，来技术指导。除了设备、材料、资金投入外，没有任何效益，最终只能下马。
羡慕那些涉入商海的人，其实乘车的倒爷居多，没多少技术含量，可个个都像万元户。单位一副经理，家属小孩原是农村户口，进城后每天推着车子在车站卖稀饭。得意地告诉我们，不要小看稀饭摊，几年下来也是万元户。相比之下，我们每月只有3、40元工资，说不眼红也是假的。曾和张国良、桑股长开玩笑，我们三人离职，一起开种子公司。没有勇气“下海”，只能盯着40%的加工资，其实加上也只是每月多出5元钱。政策动机或许是好的，让表现好、贡献大的人涨工资。可没有有效的衡量机制，效果极差。每个人都自信满满，很少有人表示愿意放弃。矛盾激化，直至上级部门来强行处理。表面上问题解决了，根子依然在。没有加上工资的，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工作，公司财务很长时间请病假不上班，且没有应对办法。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农业技术推广不再是一呼百应。农民接受新技术的前提，经济上不能亏损。政策鼓励农技人员下乡技术承包，可实施起来有难度。常规生产，很难产生额外效益，农民比较熟悉，不需要技术指导。农业生产很大程度是靠天收，即使是成熟的新技术，其实也有风险。1981年曾在县花生场，技术承包30亩杂交水稻制种。先期投入很大精力，到需要栽秧时，天旱无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当时的技术承包，因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有限，一般还是单位出面。增收部分也是生产单位拿大头，技术承包单位拿小头，具体到技术人员，其实只能拿到很少的零头，没有激励作用。因此，技术承包强调了很多年，鲜有成功。
新品种推广一直受农民欢迎，良种的增产效益是显著的。印象最深的是早稻“浙辐802”推广。该品种培育单位是浙江农业大学，育种人是夏英武老师（后任浙农大副校长）。桑股长打听到夏老师老家是肥东人，拉上老乡关系后，我们县成为示范点之一。“浙辐802”率先在浙江暴红，安徽省农业厅听说肥东有不少面积，在我们那里召开了现场会。我们做了认真准备，分工负责。桑股长负责后勤，张国良负责大会介绍、我负责田间考察。会议非常成功，反响强烈。省种子公司听说张国良和我都是合肥人，刚出校门不久，有想调我们去省城的意愿。但阴差阳错没有成功，这是后话。现场会后，“浙辐802”在我省快速推广，我们生产的种子，也成了那个年代我公司的特色产品。
（18）
百废待兴，压抑多年的知识分子，终于摆脱了臭老九的名声。知识分子也被认同是劳动者，枷锁解除后，国家开始重视知识分子作用。恢复职称评定制度，从知识分子中培养干部。人生有不同阶段，毕业十多年，是我工作最顺畅的阶段。一直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初中只读一年，二年的工农兵学员，充其量10年寒窗。因文革荒废了一代人，才有幸被当作知识分子，也是无奈的选择。不象如今，硕士、博士随处可见。当年插队，也被冠于知识青年。青年勉强，刚满16岁，知识谈不上，只认识几个字。工作顺畅，也是因为遇到伯乐，给予的偏爱。
陈局长是伯乐之一，自从海南南繁熟悉后，关系融洽。对我们工作上压担子，生活上给予关照。工作铁面和生活温情，感受到他的刚、柔性格。我和张国良都是单身在肥东，成了他家的常客，时常在他家蹭饭。和他的家人、孩子们一起吹牛，一起说笑。我们考研，他全力支持。我们因家庭问题想调离肥东，尽管依依不舍，还是全力支持。他是离休干部，却只享受到退休待遇，不去和领导解释、争取。他认为个人的事情，错了就错了。他是特别不愿去麻烦别人的性格，可在我调上海的关键时刻，人事部门不让办手续，他亲自出马，为我说情。
王经理也是伯乐之一，他和陈局长情况类似，都是部队转业干部，对工作满腔热情。五十年代部队转业，在偏远的古城林场当场长二十余年。一家人长期坚持在偏远的山区，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直至1979年种子公司成立，孩子们大了，需要教育和工作等诸多问题，才调离他钟爱的林场。由于他的努力，才保留住这片绿水青山。古城林场现在是合肥市的旅游景点之一，即岱山水库。王经理是公司支部书记，一日找张国良和我谈话，勉励我们要进步。可我们这方面的领悟力不够，想解决夫妻分居的心情更为迫切，迟迟没有反应。他着急，找陈局长来告诉我们，年轻人应该积极向组织上靠拢。王经理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们是邻居，另有文字，记录那段和他相处的快乐时光。王经理后因病去世，根据遗愿，安葬在古城林场的山岗上。
恢复职称评定，是对知识的肯定。农业推广系列最低职称技术员，依次向上助理农艺师、农艺师、高级农艺师。一直不确定工农兵学员属于什么学历，要参加职称评定，必须回炉培训、并参加考试。1980年巢湖地区率先组织了工农兵学员的培训和考试，考试80分以上的优秀者，有资格申报助理农艺师。考试及格者，有资格申报技术员。考试不及格，没有申报职称的资格。结果出来，我属于优秀范围，但地区考评小组又出政策，要限制每个县工农兵学员申报助农的名额。我县只给4个名额，按分数排序，我就危险了。职称对技术人员太重要了，浓浓的失落感。当时年轻气盛，有些张狂，给地区职称考评组的权威们写信发声，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19）
虽然是转轨时期，那封信还是有可能被上纲上线，名声不好的工农兵学员，在对现实不满。其实，我并不能代表工农兵学员，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那么多年过去，依然清晰记得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文革影响一代人，不仅仅是工农兵学员，请问文革期间你们又能做什么。相对而言，我们年轻，植伤（农业专用术语，恢复）能力强。不信，我们可以在同等条件下比试，分别做一块示范田。你们已经在申报中级、高级职称，难道我们申报初级（助农也是初级职称）的权利都没有”。正当他们在考虑如何处置时，省里出新政策，工农兵学员统一参加1981年全省的统考。也许是听了县里对我的情况介绍而宽大处理，不得而知，反正没有影响我后面的职称晋升。
我国职称评定制度停滞多年，乍一恢复，诱惑力非常大。那个年代，加一级工资都费力，而评上高一档职称，意味着可以连加几级工资。中级职称以上，如果家属、小孩是农村户口，可以全部农转非，这是多少人的梦想。母亲在医院工作，快60岁的人，因为要考试，准备放弃。可单位领导鼓励，还是参加了高级职称评定。否则，工作一辈子只是中级职称。省里工农兵学员统考是那年11月底，正好和儿子的出生冲突。儿子出生没几天，我赶回来参加考试。有复习考研的基础，考试科目类似，顺利通过，1983年评定助理农艺师，1987年晋升农艺师。算是踏准节奏，一步未拉，只是未想到中级职称给我后来的调动带来麻烦。
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四化”浪潮席卷，张国良和我都被列入干部的第三梯队。1983年双双被任命为粮繁股股长。1984年他作为副县长候选人，因职称偏低（助农）落选，转任农林局副局长。同年我升为种子公司副经理，年底参加了农业部举办的种子公司经理培训班。其实对仕途我们都看得很淡，自我定位，适合技术工作。我们迫切需要解决夫妻分居问题，又不能同时提出，怕肥东不放。他是独子，父母身体不好。商量后由他先提出调动，这样反响要小一些。1985年他如愿调入合肥市种子公司，之后我开始考虑调动。去上海如天方夜谭，只能选择现实一点的方案，我先调合肥，再将夫人和孩子转过来。
杂交种农民自己不能留种，种子公司每年需要供应大量种子。我们也组织杂交种的生产，可受天气影响，很难有稳定计划，不是多就是少。天气的好、坏，导致种子产量成倍差异，多了会积压，只能送冷库存放一年。杂交种子价格贵，占用资金多。种子少时，不够生产需要，只能外出调种。可气候导致的缺种一定是大范围，往往是无种可调。种子市场化后，涌现出许多专业的种子生产基地，只要早早去签订合同，比自己生产简单许多。专业基地的种子质量好，且价格便宜。当时流行一句话，造船不如买船。我们主要从江苏盐城庆丰公社调种，他们的生产规模很大。其实，种子基地的生产户，经济上也受益。
（20）
八十年代分心的事情很多，缺少了七十年代的那种工作激情，也没有出现海南南繁时那么好的工作成果。国门打开后，外面的世界精彩纷呈。新潮服饰、家用电器等科技产品扑面而来。特别是收入和西方国家、身边的暴发户相比，差别都在百倍以上，不免会有失落感。夫妻分居的现状，也影响着情绪。1980年结婚，1981年有了儿子，一年只能见面二、三次，思念连着思念。国家政策调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单位也处在改革的阵痛中。所有的技术推广，都要用经济去衡量。即使技术培训，也要考虑农民的误工补贴，经济上的限制，培训规模和时间都大大压缩。
怀念农场工作时那种单纯的人际关系，简单，快乐。种子公司人并不多，也许是闲人多了，人际关系复杂。40%的加工资，使人性恶得到充分体现，面和心不和，勾心斗角。公司经理走马灯似的更换，都是公社书记来临时过度，一人一套工作方式，职工们无所适从。种子公司每年调进大量种子，种子调运工作并不简单，且责任重大。每批种子都要质量检验，特别是发芽试验，需要技术人员参加。公司技术人员少，外出调种成了我们每年的主要工作。别人可能羡慕，可以兼代旅游，可我不喜欢这种动荡的生活。好处也有，可以借机绕道上海，短暂的家庭团聚。
最难忘的一次，1984年春，和王经理到江西德兴县调种。发芽试验要等几天，问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对方介绍刚开发的三清山，但交通不便。农村班车只能到离山脚40里的公社，如果愿意去，可以找便车带我们到山脚。同时提醒我们，这几天阴天，可能到了山顶，什么都看不见。王经理年近60，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没想到，他坚持要去。当天下午，我们搭便车来到山脚招待所。漫天雾气，秀丽的景色初显。眼前忽隐忽现的山头，清澈的流水，竹木搭建的招待所，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第二天一早上山，山里雾气更大，能见度只有几米。爬了二十里山路，不见一人，也看不清周围环境。有些后悔，累的几乎坚持不下去，什么也看不见。突然山上跑下来一个人，说就要到山顶了，前面还有太阳。根本不敢相信，以为是在哄我们。往山上看去，隐约一个牌坊在雾气中显现，鼓起最后一点力气，爬上这十来个台阶，不可思意的一幕出现了。万里晴空，阳光灿烂，一块约数百亩面积的山顶盆地，长满姿态各异的台湾松，郁郁葱葱。太美了、真是太美了，我们发出原始的吼叫，拼命发泄压抑着的情绪。
发泄后，精神上来，也不累了，快步走向盆地中间的招待所。招待所内一男一女两人留守，几天吃的碗筷都没洗，灶台上非常脏。顾不了那么多，告诉他们，约好时间帮我们下面条，我们先去看景。三清山的云海象海啸，波滔汹涌，时而扑面而来，时而深沉下去，各种奇特造型的山峰时隐时现。那么高的群山尖上有这么一块盆地，存在和发现都是奇迹。盆地中间一池塘，周围无数的台湾松，在我眼里，棵棵都迎客松。晚上，我们睡在山顶，云雾钻进屋内，我们仿佛在云端，飘飘欲仙。
第三天早上看完日出，返程艰辛，20里下山，继续步行40里，赶到有班车的公社住下，第四天早上返回县城。苦中作乐，这是我一生中最美的一次旅游体验。多年后也曾再去三清山，缆车上下，完全没有感觉，也没有看到山顶盆地，或许三清山变丑了。
（21）
1984年体制改革，公司人事变动。胡书记由乡镇抽调上来，任公司一把手。原张经理保留经理位置，但是二把手。桑股长和我被提拔为副经理，分工负责经营和良繁。胡书记延续着乡镇强悍的工作作风，家长式一言堂。可公司不同于乡镇，城里职工多少有些背景，没多久民怨沸腾。班子里的其他几位，各人都有自己的考虑，相对平静。张经理也是乡镇上来的，没当上一把手，情绪消极，素性在公司大院门口开了一爿小店。桑副经理政治上长期压抑，除了工作，回避一切可能的矛盾，被大家认为圆滑。我，性格偏弱，不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除了技术上的事，其他一概不问。
胡书记中气十足，整日扯着大嗓门。直至一日，自己也感觉维持不下去，召集班子会议，难得虚心听取意见。班子其他几位，哼哼哈哈，乐在心里。我属于性格冲动，对胡书记也有怨气，一本正经谈了对公司改革的看法。胡书记见状，叫我准备，拟一个改革意见，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告示。开职工会那天，农业局童局长突然带局人事股长与会。童局长做事雷厉风行，眼睛容不下沙子，那天是准备在会上直接宣布班子调整。听了我的公司改革发言，碍于面子，没有立刻宣布。推迟几天，胡书记还是下台，局生产股长接任。可惜我的改革方案，尚未实施便遭遇流产。
那些年干部调整力度很大，陈局长、王经理等工农干部纷纷让位，知识分子登上舞台。其实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各有千秋，我个人更喜爱工农干部。他们质朴，感爱敢恨。工作中擅于调动别人的积极性，工作之余可以非常亲近。陈局长、王经理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挚友，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那年我调上海时，因有中级职称，人事局依照政策不让办理。我在个人问题上不习惯找人，遇到这样的事情手足无措。邻居王经理主动关心，知道情况后，立即去找陈局长。他们都已不在位，仍然为了我的事操心。陈局长情商高，亲自出马，事情立刻出现转机。而他们自己的事情，从不愿去麻烦领导，前面提到的离休被错当退休就是很好的例证。对他们而言，我仅仅是一位普通的下属，这种恩情值得我牢记一辈子。
那个年代印象最深的记忆，是要解决夫妻分居问题。当时计划将家安在合肥，可调省城也非易事。先后联系过省、市种子公司。省种子公司经理最初答应要，后改为等等、再研究。市种子公司，在快要调动成功时，节外生枝。1987年，热心的姨妈联系上海的一所中学，试教了一节课，还是没有成功。1988年，张国良牵线，借调到上海市种子公司。象梦一样，匆匆来到上海，终于结束了八年的分居生活。
（22）
一直在种子条线，夫人单位同事对我的尊称是种子大哥。那个年代夫人也算另类，坚持找我这样一位外地郎君。上海农业很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此小概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属幸运。是金子总在不断发光，张国良调到合肥市种子公司后，继续展现他超人的魅力。沪、浙、皖种子部门当时有个西瓜种子联合体，因此他结识了上海市种子公司的郑经理、朱副经理、吴科长，他们都是严谨的人。由张国良力荐，凭借他的人品，没有考核直接到种子公司上班。难以想象，进合肥屡屡受阻后，居然顺利调进上海。在上海工作24年，农业不断萎缩，加上水土不服，下面只能续写，没落的水稻缘。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水稻栽培非常强调地域性，跨区域种植，不适应是难免的。回想在上海水土不服的原因有三：
之一，语言障碍。自从考研英语2.5分后，对语言能力彻底失望。在上海二十多年，一直坚持说母语，安徽普通话。可工作需要交流，语言不交通成了障碍。工作对象多数是郊区，松江、南汇、崇明等方言各不相同，一直头晕。即使上海市区话，许多音至今还没听明白，阿拉伯数字，21和22在我听来都是尼、尼。上海发音，华、夏分不清，单位同事不论姓华还是姓夏，我一律叫小喔。一次下乡到浦东，别人在问到了什么地方。我看边上路牌是华夏路，告诉他，喔喔路。不解，没听说有过喔喔路。我只好改说普通话。奥，是喔夏路。这时的夏又被绕回原音，哈哈，怎么也跟不上。
之二，个性差异。上海人的自信和我的内敛不在一个层面，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找不到交集点。最典型的例子，和夫人一起生活了近40年，无论如何努力，总是挨批评。主要是标准不同，上海人凡事追求完美，而我满意即可。有些得意，经济学上居然有一个满意原则。凡事不一定要追求完美，而最优性价比是首选，往往不是最完美的那个。上海的富庶和繁荣，难免会有自大情绪。当年上海之外皆乡下的认知，很有市场。如果用普通话交流，会受到不屑待遇。初到上海，也曾被隔壁小媳妇表扬，不象乡下人。心里会有不平，怎么说也是省城人。当然现在的上海，海纳百川，更具包容性。我先后所在的单位，上海市种子公司、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无论是工作还是人员，都具有乡土气息。
之三，方法不同。九十年代初，一度当办公室主任，一园林单位想承担公司的仓库绿化，同意他们先搞个预算。但在测量时被公司的一位副经理看到，于是经理室问责。有些失落，在安徽工作时，一直都是在按自己的意愿做事，预算出来肯定是要汇报的。而经理室认为，搞预算也应该汇报。我不排斥合作，但更喜欢自由空间，发挥出个人的能动性。而上海人细腻，讲究团队合作的次序、做事拿捏的程度。好比两人为从，习惯跟从。三人为众，需要契约来约束。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时常会感叹水土的神奇。退休后来皖南，其实并没有在这里生活过，甚至都没来过太平湖。可这是祖辈们生息的地方，一草一木，山水、人景，都似乎是那么熟悉和亲切。
（23）
上海农业比重很小，约占经济总量的1%。可麻雀虽小，五脏齐全。农业部门和全国保持一致，机构臃肿。1994年机构精简，原先的市种子站、推广站、植保站、土肥站等单位，合并成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我也进入农技中心，直至退休。那是一次主动选择，否则人生将是另一条路。1993年在种子公司时，对种子经营和办公室工作不适应，提出转岗搞专业。郑经理也是技术干部出身，表示理解，同意归口，否则早早与水稻告别了。因为当年种子公司只有很少的技术人员并到农技中心，其余人仍留在公司，转型成企业。
上海真正的改革是在设计师南巡讲话后。但上海的改革有序，上海人的自信，上海人的团队精神，后发先至，短短几年就成为全国改革的龙头。有幸目睹了上海的腾飞，日新月异，并享受改革带来的红利。不长的时间，夫人就从街道生产组（小集体），到电子厂（大集体），招工到公交公司当售票员（铁饭碗）。又砸掉铁饭碗，跳槽到中外合资企业（瓷饭碗）。九十年代前期，工资就进入4位数。我的工资，在不紧不慢中追赶，到她退休，终于赶上。住房改善其实是上海最大红利，初到上海，挤在岳父母家。后单位分配一间，动迁后变成一套，房改后又买一套了商品房。在分享红利的同时，也在忍受改革带来的阵痛。那时的上海，就是一个大工地，满满的灰尘、噪音，一直持续到世博会召开。
水稻是上海面积最大的农作物，当时10个郊县，简称“上嘉宝、川南奉、松金青、崇”。加上农场，合计300多万亩面积。其中最大的崇明县，40余万亩，宝山面积最小，仅数万亩。上海一直重视栽培技术，所以能出陈永康这样的农民专家。虽然面积不大，但单产在全国始终名列前茅。不知什么原因，上海种植粳型水稻，和大部分水稻产区的籼型稻不同。一般认为，籼稻产量高，且籼稻米的淀粉膨胀性大，俗话出饭率高。在粮食匮乏的年代，这是很重要的指标。粳型稻米比较软，上海人喜欢吃，好吃现在是稻米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选择粳型水稻，也许是上海早就有的先见之明，将好吃列入了生产目标。
我的归口不是一帆风顺，各个岗位都已经有人。一度无所事事，四十岁就闲赋，非常难受。熬了一年多，1995年总算接到一个项目，水稻“秀水17”品种推广。推广项目，其实和常规工作差不多。建立高产示范方，安排简单的试验，开展技术培训，应用相关技术。离开水稻七年，基础还在，工作认真。随着项目实施，秀水17也成了当时郊区的主栽品种。1997年申报农牧渔业部丰收计划二等奖，居然通过。第一次获奖，而且奖项比较高，出乎意料。因为和我当年南繁及后面的工作相比，非常普通，只是那时没有评奖机制。也许省级单位和县级单位，在评奖待遇上存在差别。至退休前，陆续获得近十项类似的成果证书。成果的获得，其实不是水平问题，而是水稻在农业上所占的份额，也因为我在这个岗位。
（24）
我的前任沈嘉清老师是位稻痴，一辈子从事水稻，除了工作外，几乎没有其他嗜好。退休后意犹未尽，仍然坚持水稻育种，主动下乡指导生产。退休已经17年，快八十岁，依然如此。沈老师是文革前大学生，南京农业大学育种专业毕业。领导对他器重，安排他当业务科长。可他心思不在管理上，执意不肯。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是幸运的，赶上了好时光。1993年，推广系统增设推广研究员（正教授级），他首批获得。而且还是国务院政府津贴享有者，不是低保（段子）。而他们的前辈，许多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工作一辈子，退休后没有职称、职务和荣誉。沈老师性格内敛，喜欢独往独来，很少与同事交谈。直至退休后，单位常邀请他，作为专家参加活动。也到我这里查资料，因此我们的交往多起来。
还有一个前任陆峥嵘，从年龄上说应该比我晚一辈。因为我下放那年，他刚好出生。1987年松江农校毕业，我到农技中心后，我们是粮油科同事。看到上海农业萎缩的态势，曾和他开玩笑，他是末代技术员。预测明显错误，现在农技中心人丁兴旺。再去单位，一半左右的人不认识，都是近些年考进的硕士、博士。上世纪末，文革前大学生整体面临退休，小陆被提拔为科长。闲赋的我总算从他的手上接过一项具体工作，“水稻苗情”。小陆性格温顺，忠厚老实。将全套苗情资料移交给我，很快就熟悉新的工作。时势造英雄，都没想到，有些柔弱性格的他，开始了N级跳。农艺师、高级农艺师、推广研究员，全部破格，一路绿灯。仕途也顺，科长、市农技中心主任，市农委种植业办主任……从他的身上，有些我毕业时的影子，只是他更加契合于社会。为他取得的成绩，高兴。
水稻苗情是一项基础工作，生长期间，每个星期出一期，比较辛苦且责任重大。工作程序是，按种植类型、直播、移栽、杂交稻、常规稻等，按比例在10个郊县布置苗情考查点。统一时间考苗，统一时间上报，汇总后再反馈到相关单位。水稻苗情数据要准确，讲究实效性，时常要加班。通过对叶令、株高、分蘖等指标的考察，了解水稻生育进程（年龄）和生长（健康）状况，结合天气预报，提出下阶段技术管理意见。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我接手水稻苗情时，正值上海市机关推广办公自动化，用电脑统计数据，编写文字，工作效率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自我感觉良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为适应郊区劳动力向企业转移，上海市推广了水稻轻型栽培，即直播稻和抛秧稻。这是水稻栽培方式的变革，改变了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栽秧）的辛劳。推广之初，争议很大。一种观点认为是栽培的倒退，产量降低。移栽稻，大田生长有序，便于田间管理，更有利于高产。而直播稻是将种子直接播撒在田间，抛秧稻则是将很短秧令的小苗，直接抛撒到大田。田间都呈无序状，无法除草，只能依赖除草剂。随着轻型栽培技术的提高，新型除草剂解决了除草问题，产量也达到一般移栽稻的水平（我也不赞成直播稻比移栽稻增产的说法）。轻型栽培符合上海农业劳动力缺乏的现状，因此直播稻成了上海郊区主要的栽培类型。
（25）
随着经济发展，农业急剧萎缩。本世纪初，上海种植业结构调整，其实就是压缩粮食作物。一度水稻每年锐减30万亩，短短几年，就由300万亩减到160万亩。至于改种什么，在不断摸着石头过河。一度提出水稻、林木、蔬菜三个一百万，但存在许多问题，没有实现。水田改旱地容易，一阵风，许多稻田为适应住宅建设，移种大树或草坪。再想改回去，基本不可能，沟渠已经被破坏。上海农业曾经大手笔，从以色列购买五套温室设备，每套耗资一亿元，在上世纪末属价格不菲。用最先进的设备，种植花卉和蔬菜及传统作物，微弱的产出无法面对巨额的运行费用，因此属不可持续项目。
农业机构精简，人员经费减少。也许是我年龄偏大，也许是个性使然，一直在坚守本行。当时经济是热门领域，许多人跳槽、转岗，离职创业。看别人，风起云涌，自己显得有些落幕。时常会面对，怎么还在搞水稻疑惑的目光。2001年丑媳妇终于熬成婆，前辈沈嘉清老师退休了，也不需要竞争上岗，顺理成章地接替了他的工作。作为专业人员，能主持一方工作，应该是件满意的事情。七十年代末，毕业不久就主持县里的杂交水稻技术推广，颇为得意。熬到50岁，终于也能主持上海市水稻技术推广工作。但时机不好，赶上了农业萎缩。
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至于技术，很少有人过问。技术人员队伍不稳定，水稻条线，十个区县除松江汤剑平、宝山曹玲珍、崇明周燕一直在搞水稻技术外，其余人不断转岗、或刚从学校毕业。而上海郊区农民，收入渠道多了，田间种什么，收入多少已无关紧要。这种局势下，再搞技术推广，其实很难。农业萎缩的局面不仅仅在上海，全国情况类似。城市建设不断占用耕地，农田面积迅速下降。国家意识到，农业作为基础地位的重要性，必须要扭转局面，提出了18亿亩的政策红线，这项政策持续至今。上海水稻终于稳定在160万亩面积，也提出上海要稳定10亿公斤粮食生产能力。
解放以来，水稻技术始终围绕高产做文章。其实，上海水稻产量已经很高，由解放初亩产不足200公斤，到本世纪初500公斤。继续推广高产技术，面临多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加大肥料、农药的使用，对已经非常糟糕的上海环境更是雪上加霜。其次，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郊区农民已经不太关注农业生产。因此，只能另辟蹊径，推广优质品种。2001年起，开始优质水稻品种三年推进计划，效果显著。优质品种由2000年不足10%， 2003年达到87%，实现水稻品种优质化，稻米品质有了很大提高。这是多年来，非常务实的技术推广项目。而多数情况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只是在自娱自乐。看似轰轰烈烈，而没有多少效果，也是我工作有些消极的根源。这只是个人的一点看法，不一定准确，希望认真的同行们谅解。
（26）
上篇结尾，提到退休前那段工作，感觉并不好。应该能做好，岗位不错、有着专业工作经验的累积，只是缺少热情。其原因多方面，非只言片语能说清楚。专业工作久了，一种厌倦，农业技术似乎进入迷茫区。七、八十年代，物质匮乏，以粮为纲，政府、技术推广部门、生产单位（者）目标一致，围绕高产做文章。而改革开放后，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农业时冷时热。农产品年年丰收，有些过剩。而技术推广部门，始终在丰产方上做文章。百亩连片嫌小，千亩刚够格，万亩显气派。检查评比时，红旗招展，人头涌动，领导满意，可惜参观者中鲜有种田人。农民现实，经济利益第一。高产需要高投入，生产成本增加，难以接受。
袁隆平超高产研究一直吸引着媒体、大众的目光。作为研究，有一定意义，但不应该成为生产导向。生产和研究，还是有区别，何况在粮食并不紧缺的当下。一味提高单产，并不一定是最佳。国家的粮食安全，还可以通过稳定面积来实现。业内还有另一种声音，当单产达到一定高度，再要提高很难。农业生产与环境污染脱不了干系，大量化肥、农药流入水体，导致富营养化。典型的标志，苏州河浓浓的恶臭，居民避而远之。提高单产，需要投入大量化肥和农药。那个年代，一些乡镇企业偷偷排污，农作物生长受影响。改革开放唤醒了民众的维权意识，出了问题首先想到是告状。作物非正常生长，原因复杂。环保和农业技术人员，工作内容多出一项，下乡查找原因。
粮食持续丰收，年年增产，习以为常，反而减产能成为新闻。可东方不亮，西方亮，大幅减产，导致粮食安全的情况并未出现。产量属于政绩，领导一直关注。我们每年都要组织产量预测，最早是在孕穗期，离收获还有近两个月时间。时常分析的数据领导不满意，退回来重新处理。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是有些小的变幅，可以根据领导意图微调。我的底线是，调查原始数据不能变。调整的幅度有限，达不到领导满意程度，如此反复几次，犟脾气上来，答复，原始数据都在这，你自己拿去处理。我也清楚，这样的下属，领导很难满意。我大约归属情商低一类，特别不擅长和领导交流。
其实和普通群众交往，比较顺畅，非常怀念那些年曾经一起工作的同事们。松江汤剑平，属于稻痴一类。松江科学种田有历史，涌现出陈永康这样的农民专家。汤剑平除了业务精通外，其它方面偏弱。一次市中心开会，晚上洗澡，不会用莲蓬头，居然被烫伤，急送附近的武警医院。他没有文凭，一年制的培训班结业，全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成为松江水稻当家技术员。他实践知识丰富，在我们一帮以书本知识为主的技术队伍中，属于另类。由于没有文凭，直到退休前才解决高级职称。退休后，市农科热线聘请他作为专家，电话坐堂，答疑解惑，也算是老有所乐。
（27）
变革年代，万物皆变。以粮为纲的农业，不再拘泥于单产。水稻栽培也在摸着石头过河，各种新的栽培模式风起云涌，大体分为三类，优质（保优）栽培、有机（无公害）栽培，超高产栽培。
优质（保优）栽培，顺应市场需求，为市场提供好吃的大米。以前食用多年的黄糙米，现在只能当饲料。不知水稻本意如何，大概并不在意优质，不会去配合。优质栽培研究，技术指标不清晰，很难从高产栽培中剥离，没有形成独立体系。应用优质、高产、安全栽培技术，降低化肥农药用量，和其它栽培体系类似。但也带来一些观念上的改变，最突出是稻米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高低与食味品质相悖，蛋白质含量一直是稻米品质最重要的营养指标，而新的优质米国家检测标准中，取消了蛋白质含量。现在看到一些营养师，还在强调食品的蛋白质。其实是老观点，没有与时俱进。如今，普遍营养过剩，如果有营养缺失或过剩情况，多数是因为身体代谢出问题。
有机（无公害）栽培，提供食用安全的农产品。恢复传统栽培方式，不用或少用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有机米和绿色（无公害）AA级米，是由不同部门认证的品牌。生产过程完全不用化学物质，生产土地、环境、水系都需要通过验证合格。市场上随处可见的有机米和绿色食品，多数是商家的噱头，是管理上的缺失。绿色（无公害）A级米，级别稍微低一些，生产过程可以使用安全的化学物质。而真正的有机米，产量很低，生产过程难监控，检测手段滞后，价格不菲。所以我不迷信，食品安全基本可以保障的情况下，差异不大。吃有机米不会成仙，吃普通米也不会下地狱。
超高产栽培，袁隆平成为新闻人物，每年都会有新的纪录，最近的记录是亩产1149.02公斤。兴奋的记者，惊喜报道，又创造新的世界纪录。殊不知，世界好像没有这个项目。现在的超高产研究和传统栽培不同，将个体生长发挥到极致，而不像以前依靠团体的力量。我也曾在南汇做过超高产试验，给予优越条件，稀播，足肥。秧苗插到田里，附近的农民惊呆了，不象在种田。可一个月后，后发先至（不太准确，但有意境），长势超越了附近的稻田。可总是在临门一脚出现问题，一年是稻飞虱大爆发，还有一年是其它什么原因。最后的产量是600公斤左右，低于预期。
单位变化很大，九十年代持续十多年时间，没有进新人。不断有人转岗、退休，科里只剩我和李秀玲坚守岗位。其实，有人坚守也是对对方的一种鼓励，我们一起度过那段冷清时光。李秀玲1983年毕业于上海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单位，一直没有离开。很早就接上班，主持郊区油菜生产。事业很顺，职称一步未落，直至推广研究员。当然，于她的情商高有关。方方面面，人际关系很好。她事业心强，领导安排的工作，总是努力去做。科里人少，领导安排她兼管绿肥，上任没多久，绿肥没有了。又安排她接管麦子，没几年麦子也奄奄一息。我们戏说，她是作物杀手。还好，油菜还在，还在坚守。
身体一直不好，我曾开玩笑，她除了男科病，什么病都有。久病成医，没有她不知道的病，且热心助人，因此获老中医雅号。生性开朗，整日嘻嘻哈哈，盯着新来的年轻大学生喊奶奶。别人看她一张圆圆的娃娃脸，实在张不开口。被逼无奈，只好喊李奶奶，她大声应答。从此，单位的年轻人都喜欢喊她李奶奶。小李、老李、李奶奶，一生奉献给上海农业。写下这段文字，怀念那段岁月，送上祝福，夕阳依然红。
（28）
水稻高产栽培技术研究，一直非常重视，水平提升很快。袁隆平老师的最新研究成果，亩产已经突破1100公斤。可生产的实际水平，差距很大。百度查了一下，2017年全国水稻平均单产367公斤。上海市最高，平均501公斤，单产水平至少20年未变。当然，小面积试验产量应该高于生产实际，但差距那么大，有些不正常。说明高产技术，并未在生产上很好应用。束之高阁的原因多方面，无非是增产不增收，农民需要更简捷的技术，粮食安全与环境保护需要新的平衡点。
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持续稳定。查了最新的稻谷价格，平均单价每500克，1.40元左右，也是20年未变。即使每亩增产100斤稻谷，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需要增加农药、化肥等农资的投入，如果劳动力再折算成本，没有什么效益。农产品价格的低廉，影响了种粮的积极性，对于高产栽培技术的需求，更加是可有可无的事。
农民欢迎简捷技术的推广应用，通俗地说，就是容易种。上海九十年代起，推广多种轻型（简捷）栽培方式，最简捷的直播稻成了最后的赢家。在品种选择上也同样，上海水稻都是选用浙江嘉兴农科所姚海根老师培育的秀水系统。一致反应，容易种。高肥条件下，可以增收，低肥水平，可以稳产。而上海农科院、浦东农科所，甚至袁隆平老师都培育了许多超高产品种，试种推广，但都没有笑到最后。主要原因，技术要求高，难于操作。
我国人口众多，三年自然灾害记忆深刻，一直重视粮食生产。以至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丰收年景居多，我记忆中没有出现一次粮食饥荒问题。强调重视粮食没错，可玄一直紧绷，40年不变，是否也该反思。生产与环境是一对矛盾，以前牺牲环境，因为生存是第一需要。在粮食基本安全条件下，高产应退至其次，应该环境保护。既我们常说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才是努力的方向。
生存斗争是自然法则，水稻一生也充满争斗。与病虫、杂草斗。植株之间，植株体内都有强势与弱势之争。但互助共赢却是普遍现象，健壮的水稻植株都是成片成片的。绅士表现，祥和掩盖了争斗，不象动物界丛林法则那么血腥。只是植物的互助行为研究少，不清楚其中的机理。人类职场，也有适者生存法则。这样联想，会让人感觉怪异，但实际如此。
上海工作期间，王蔚华曾经是同事、领导。说领导，只是后来当过我们一段时间的科长。她是上世纪末，单位在沉寂多年后，新分配来的第一位学生。硕士毕业，又继续在职博士。老同志纷纷退休，没多长时间接替科长，科里也只剩下李秀玲和我。那段时间，科里是和谐的，工作是愉快的，有着许多难忘的故事。只是这种和谐时间不长，她因婚姻去美国而结束。职场并不都是阳光，也遇到过对下属专横跋扈的大领导，时常会有正面冲突的冲动。还是怕沦为三类苗，只能采取回避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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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没离开过水稻，感觉最好的是两端。刚参加工作前十年，极少杂念，水稻就是工作的全部。一直信心满满，努力做事。退休前最后十年，心无旁骛，余下最后一班岗。岗位有压力，责任大，负责全市水稻技术推广，迫使自己，不断学习。但形势变化，社会变革，技术转型。加上惰性使然，缺乏激情。技术推广与人打交道，是我的弱项，那个阶段还是有些不适应。羡慕那些激情澎湃的人，永远夸夸其谈，从不怯场。
变革年代，水稻也迷茫，相伴人类几千年，顺风顺水。缺营养，有人喂，生病有医生，且费用有人买单。如今失宠，吃不饱，营养缺乏成常态。病、虫来了，没人打药，只能依赖自身的免疫系统，靠天收。当年，农村包围城市，兵临环城路。如今城市扩展，退耕还林，水稻面积年年递减。退到盐碱地，退往沙漠。上海水稻一直鹤立鸡群，单产居全国首位。全国还在解决温饱问题时，上海已经领先一步，应用品质好的粳型品种。但结局一样，没有摆脱快速衰退的局面。本世纪初，短短几年，水稻面积减少一半，由300万降到160万亩。近郊水稻已经难觅，只有远郊有些身影。
二十年前的事情有些淡忘，以为是沈老师2000年退休后，我接的班。查看当年的工作纪录，我是1996年负责全市水稻技术推广工作。上海城市发展太快，相形之下农业严重萎缩。单位领导的心思在改革、创收、争取资金方面。农民对技术需求淡漠，农业技术推广几乎走到末路，年富力强者纷纷跳槽。我年近半百，没多少奢求。说得好听，是在坚守岗位，其实是没有去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直播稻快速推广。短短十年的试种、示范、推广，直播稻已经占水稻总面积的80%。直播相对于移栽，是一种落后的种植方式，人类开始种植水稻就是直播。随着栽培水平的提高，移栽稻比直播稻有着更多优点。便于田间管理、清除杂草、培育壮苗，生长势旺，更加高产。所以水稻种植，一直是以移栽稻为主。上海直播稻推广，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劳动力向“三产”流动，只有选择粗放的种植方式。作为技术推广，为避免歧义，也便于申请项目，取了高大尚的名字，“水稻轻型栽培”。其实，透过表象，本质还是粗放的，传统的种稻模式。从播种到收获，精简了不少田间管理步骤。
杂草是直播稻的制约因子，除草剂快速发展奠定了直播稻推广基础。否则，直播稻不可能大面积推广。直播稻生长优势明显不及移栽稻，植株矮，穗形小。移栽稻有育秧过程，苗期生长发育好。农谚，秧好一半稻，如同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但直播稻有着自己的增产途径，依靠苗多，穗多获取高产。产量接近，或达到移栽稻水平。但其省工，节肥的优势凸现。继上海直播稻推广后，全国许多地方都在陆续推广。最古老的直播稻，重新焕发出青春。印证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丑媳妇也会有舞台，之朴实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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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个传奇杂交稻组合寒优湘晴，水稻品种中罕见的常青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通过品种审定，米质优，达到国标一级优质米标准。迎合了水稻优质化发展方向，几乎没有品种超越。三十年了，仍在焕发青春。其实是一俊遮百丑，掩盖了其他方面的弱点。生育期长，栽培难度大，只能在上海郊区推广。另灌浆速度慢，易感稻曲病等缺点。
品种审定后，因难栽培，推广过程艰辛。要根据品种特征特性，采取严苛的栽培措施。寒优湘晴选育者朱新民，原上海县农科所一位普通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憨厚性格，朴实相貌，掩藏着灵气。因为培育了寒优湘晴，中专毕业的他，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寒优湘晴。机构改革，上海县变成闵行区，农科所也消亡。当我百度寒优湘晴时，已经没有朱新民的身影。官方注明的选育单位，浙江省嘉兴市农科所，当时育种的合作单位。当然，寒优湘晴的培育，离不开当时县农科所所长扬威的支持。一位安徽农学院的老大学生，很好的基层单位领导。始终在幕后，支持朱新民工作，不粘名利。
粮食持续丰收，一片莺歌燕舞，也掩盖着农业急速萎缩带来的风险。总理上任伊始，1999年一段讲话中提到：“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这次偶然事件，也许是农业政策转向的标志。明显感觉到，农业项目多了，领导也开始过问农业。
在迎接世纪的钟声时，农业技术推广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有项目扶持，各专项经费充裕，不再为活动经费而犯愁。时常划拨经费到区县，也算有点小小的权力。领导开始三天两头问生产情况，不知情况正确否，至少感觉，岗位是重要的。相对九十年代，无人问津，一片萧条。新世纪，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迎来了春天。
公元原本只是一种记年方式，而本世纪则有着特殊意义。第二个千年结束，新千年开始。人的寿命仅以百年记，能够跨越千年已属幸运。世纪前后，中国的崛起。不论承认与否，时代的跨越，令我们诧异。作为个体，昨日，饥饿童年，动乱少年，磨难青春，刻骨铭心。今日，不再为柴米烦神，可以自主选择舒心的生活方式。作为农业工作者，迷茫、转岗、闲赋十多年，重新拾起专业。
所有大项目均由领导牵头，但事情归口，同时承担着几个项目。严格地说，不是正确的方法。人的精力有限，最初项目申报要求，一人不允许同时承担几个项目。但改革年代，技术条线人少，只能兼顾。1999、2000年度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水稻大面积亩产600公斤以上栽培技术示范》及《优质水稻保优栽培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明显是两个不同方向，高产属于传统项目，做起来相对容易。而保优栽培是全新的领域，完成的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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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持续丰收，从吃饱到吃好，一次质的飞跃。黄糙米已没有市场，对水稻品质有新的要求。几千年水稻种植，人类要求粮食丰收，与水稻繁衍，互助共生。而优质稻生产，与高产栽培有相同处，更多不同。农技工作者困惑，需要研究、应用新的栽培技术。而水稻似乎更加困惑，优质稻米，违背本意。优质稻生产，水稻需面对饥饿，当然不会乐意。此时依照丛林法则，水稻的态度，强势的人类不会介意。有点特里普，美国利益至上，其他则无所谓。
面对新的要求，2000年上海市农业重点攻关项目，《优质水稻保优栽培技术研究与开发》立项，三年内完成。回看当时的名字，保优栽培有些词不达意，之后采用优质栽培代之，还是不够精准。优质栽培是新的领域，研究与开发在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栽培体系的建立谈何容易，项目只是完成一些基本的试验，距离摸清规律还很遥远。有时，无心插柳，柳成荫。项目实施带动了郊区优质稻品种推广，2000年优质稻推广面积不足10%，至2003年，高达到87%。明显改善了上海优质米市场，彻底告别黄糙米。
而一年前，《水稻大面积亩产600公斤以上栽培技术示范》，项目还在实施。两个不同风格的项目，同时进行。相同的人，相似区域，颇具戏剧性。优质栽培与高产栽培最大不同，稻米蛋白质含量。口感好坏与蛋白质含量呈明显反比。因此优质稻栽培需要减少氮肥用量，特别是生育后期。也带来饮食观念的冲击，优质稻米不提营养成分。但直到今日，仍可以看到，所谓的营养师，大言不惭谈营养。其实，如今普遍营养过剩问题。两种栽培方法，不同点还在于，对水稻群体的控制。高产栽培需生长足量，而优质栽培，只要求前期生长量足，其余阶段需要控制，防止过旺。
本世纪开始，国家政策向农业倾斜。扶持资金充裕，农业单位日子好过，领导不再为五斗米折腰。农民种田也有补贴，个人感觉，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种粮积极性。农业补贴是按种植面积统计，只要种了，种的好坏，与补贴无关。农产品价格低廉，农民种田没有积极性。农业技术部门积极性很高，每年建无数的丰产方、示范片，及各类技术推广。但生产主体不积极，沦为形式主义，看似热闹，实效不大。
影响种粮积极性，主要是价格和面积。价格，曾经有过调查，后面会提及。按现行的价格体系，农民种田是亏本的。千做万做，亏本生意不做。可提高价格，理论上行不通，因为经济专家认为，农产品受城乡剪刀差限制，属简单劳动。农业工作者有些不以为然，粮食生产其实不简单。另农产品提价，涉及面广，会牵连城市生活物价指数等敏感问题。粮食种植面积，有红线保护。国家从粮食生产安全角度，会给予政策补贴。
文章来源：上海休闲玩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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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上海休闲玩吧野歌一行皖南游（半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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