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知青精神”(崔玉宝)
也说“知青精神”
作者：崔玉宝
知青运动，是我们这代人不会绕开的话题，当然，也是历史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想当年，大规模的知青运动，不仅有近2000万城市学生上山下乡来到农村、边疆接受“再教育”，还影响了更多的家庭。可以说，在城市里，与知青运动没有牵绊的家庭少之又少。
毫无疑问，这里所谓知青运动，特指文革期间，特别是在“一片红”的氛围中，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时至今日，这场涉及数千万家庭的知青运动已然远去，曾经的伤痕也早就抚平褪色，然而，话题犹在。
为了不忘这段历史和曾经的岁月，描写知青生活的文章、回忆录，以及小说层出不穷；有关知青问题的研讨会时有耳闻；能歌善舞的，尽管逐渐老去却童心未泯，组织起演出团体，不仅自娱自乐、四处表演，每年还举办全国性的知青春晚，社会影响很大；营建知青纪念墙、知青博物馆的绝非个例；甚至有嗅觉灵敏的商人，想在知青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建知青公寓，让老知青抱团颐养天年。
不过，在这些热闹喧腾中，遮掩不了的，跨不过去的，是对知青运动认知上的歧义，褒者、贬者，不一而足。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关青春有悔、青春无悔的口水纷争。
近日读到笔名“愚公部落”所撰《知青博物馆？为罪恶招魂……》的网络文章，开篇即说：对于北京出现的“知青博物馆”，北大贺卫方教授的评价我以为一针见血了，“将罪恶变成了伟业”。
文章更对“知青博物馆”的主持人潘先生所云举办知青博物馆是为了“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的观点大加鞭挞。而知青博物馆所指知青精神，则归结为“是担当、是奉献、是拼搏、是创业”。
精神一词，百度解释，从哲学层面言，包含人类精神，如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的心理状态。精神也是对过去事和物的记录及此记录的重演。所以，所谓精神，可以理解为，人对过去经历的事和物中所反映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的心理状态。
按照此定义，知青博物馆将知青精神归结为“担当、奉献、拼搏、创业”，显然与事实不符，大大拔高了知青的境界。
我们当然相信，知青中不乏有觉悟者，自甘将上山下乡作为“担当、奉献、拼搏、创业”的责任与使命。知青运动的早期，北有京城“五十五人”向周总理请愿，怀揣理想去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垦植橡胶；南有上海朱克家等热血青年，决然来到西双版纳勐伦公社，誓与尚处于刀耕火种社会的爱尼人一起改变山乡面貌。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知青而言，应该与此境界无涉。
由于文革，大学停止招生，各个行业劳动力饱和无力招工等经济社会原因，加之出于防修反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政治原因，上山下乡成了国家纾解矛盾的重要途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城市青年学生被卷入知青运动的洪流。知青大多年轻，不谙世事，很多人对于前途命运懵懵懂懂，随大流而已。
然而，企业有企业精神，城市有城市精神，民族有民族精神，偌大一个知青群体，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代表知青群体集体意识的知青精神都是一种客观存在。
那么，到底什么是知青精神呢？或者说，到底什么是一般抽象意义的知青精神呢？以自己在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知青生涯的亲身经历，我想，“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团结与共、积极进取”大概是可以概括的。
吃苦耐劳
农村生活不比城市，苦是自然的。知青远离父母，没有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仅要自行料理生活，更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
橄榄坝农场始建于1956年，以橡胶种植为主业。农场职工主要由部队复员转业军人、湖南支边人员，以及当地流入人员组成。1962年开始，至文革前，又有多批昆明、重庆城市青年加入。那时已有知青的概念，或称垦荒队员。黄天明的《边彊晓歌》就是他们这代人的真实写照。
所以，我们这批知青去时，农场已经有了一些基础。连队住的是土坯为墙的瓦房，队里有菜地有猪圈有食堂，住房的空地上还有简易的篮球场。
然而，边疆落后，文革期间物资尤其匮乏，生产力水平也极低。过年过节才杀猪宰牛有肉吃，而那时节日不多，馋肉是常态；雨季时天天下雨，菜地里种的蔬菜因烂根而绝收，就以锅里水开后放点盐、葱花、滴几滴猪油的清澈见底的“玻璃汤”过饭；或者学着老职工，将小米辣放在火塘烤后沾着盐巴吃。
生活极艰苦，劳动强度也大。在生产队7、8个月，我除了没有从事过与橡胶直接有关的工作，如挖带挖穴、育苗定植、割胶加工，其他工种几乎都干过，如养过猪种过菜、当过伙房炊事员、为橡胶林地扎竹篱笆夯防牛墙、到麻疯寨挑盖房用的茅草片等，上山砍竹子更是家常便饭。
平时的劳动工具主要是锄头砍刀，完全没有机械工具。早几年，橄榄坝到景洪不通车，仅靠乘船上下，队里甚至连手扶拖拉机都没有。
改制兵团后，随着新上海、新昆明、小四川(重庆知青)，以及北京知青的到来，组建了新分场新连队。除了事先搭建的茅草为顶竹笆为墙的住房，生活生产都是白手起家。
知青时代，不仅生活艰辛，劳作繁重，滇地还瘴疠之气横行，蛇蚁蚂蝗肆虐，知青多被困扰。亦有水土不服者，常有肌肤溃烂流水。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知青们历尽艰辛，靠着年轻的体力和坚韧的意志，硬是凭着双手，将莽莽原始森林变成了座座胶林，在橄榄坝，在西双版纳成就了国家除海南岛外的第二个橡胶基地。
忍辱负重
在描写知青生活的文章中，看到很多知青受虐待受凌辱的实例，这些应该都是事实，未知的是，概率几何。以橄榄坝农场论，有，但并非普遍。
知青受虐待凌辱，大约有几种情况。
如偷鸡摸狗，甚至偷杀队里散养的猪。既是脾性顽劣使然，也与平日馋肉有关。记得有一年，勐罕街上赶摆，几个重庆知青偷了傣族老咪涛的莱，传花击鼓般地快速转移。老咪涛的叫喊声引来了荷枪实弹的民兵，抓了一个知青押往公社，不料半路枪走火，将知青打死。知青要保护，少数民族也要照顾，此事最后似乎不了了之。
如政治漩涡。橄榄坝农场的知青中有少数高中生，思想相对成熟，文革的派性纷争也让他们参与其中，欲罢不能。看过有人写的回忆文字，说是当时如何坚持真理而被批斗，其实，在之前得势时批斗凌辱他人大概也是有的。此种情况，邻近的东风农场更多。东风农场是大场，人也多，你方唱罢我登台，知青涉足其中也就在所难免。
如恋爱出轨。随着年岁增长，情窦初开，男女之间情愫渐生，有的还到了迫不及待的程度，出轨也就在所难免。不过，那时社会远未开放，禁锢颇多，过份亲昵的男女关系，甚至未婚先孕，不仅知青中多有歧视，心理阴暗者更会借题发挥，逼供捆绑吊打都是有的。
还有，就是权势者觊觎女知青的姿色而凌辱，亦或女知青为改变境遇违心委身他人。
云南省委党校教授、上海知青刘弘会写过一篇《蔡玲的故事》，讲的是上海一对小学教师的独养女儿蔡玲，因父亲被打成反革命而不得不上山下乡，来到了橄榄坝农场三分场。许是精神的压力，以及劳动的艰辛，有一天，她挑着一担橡胶苗上山定植时，混沌迷朦中拐进山坳丢进了深谷。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自然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批斗的喧嚣过去后，湖南老工人肖永太同情她，将她扶回了宿舍，以后也对蔡玲关怀有加。蔡玲成了肖家的常客，闲言碎语随之而来。为避开众人异样的目光，也为了有个依靠，蔡玲选择了与老肖的儿子成婚，并生有一子。时光荏苒，蔡玲的父亲平反了，又重病在身要人照顾，便让蔡玲回去。拖家带口回去是不可能的，大度的老肖做儿子的工作同意离婚，并让蔡玲携子返回了上海。文章以刘弘会受托带着一张十几年后蔡玲与儿子的合影去见老肖为引子，说蔡玲一直念着他们，并写到，老肖儿子早已再婚，而蔡玲则独身带着儿子，读来令人唏嘘。
知青的忍辱负重更多的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橄榄坝至景洪的公路修通后，不仅连队有了手扶拖拉机，大拖拉机，解放牌卡车也逐渐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驾驶员吃香了起来，要搭车就要看脸色。
两年一次的探亲假，知青都是大包小包，既有自己的，也有战友的。去时带些花生木耳笋干等土特产，回时罐头香肠腊肉卷子面。负重出行，要拦车却不容易。看着不理不睬扬长而去的车辆，站在尘土翻滚的路边，那种悲哀，是可以想见的。场直的知青还好，认识的人多，而最苦的是连队的知青，真可谓身心俱疲。
1970年5月，又有一批上海知青来到农场，里弄里儿时的玩伴也来了，被分在三分场澜沧江边的连队，家里托带了一旅行袋的东西。去取返回时天色已黑，一个人扛着不轻的旅行袋走在没有路灯伴着月光的路上，虽不害怕却感孤独。5月份雨季即将来临，半路上竟响起了炸雷下起了大雨。好在路边有一傣家人的工棚，正好躲雨。雨不停的下，人也走累了，不知不觉在工棚酣睡了起来。凉意渐起，随手拣了傣族妹子的筒裙当被御寒。时至半夜雨方停，扛起旅行袋重新上路，四、五公里的路程，竟用时4、5个小时。那时虽无屈辱，而心也是苦的。
至今还记得，1969年7、8月份调场部医院学卫生员时，同期学员中有一上海女知青，长得清秀，却整日沉默寡言，忧郁不欢，似有难言之隐。这女知青的名字已经忘记，以后也再无见过，现在回忆起来，想必那时她的心也是苦的。
云南远在天边。探亲往返上海橄榄坝，三天四夜火车，四天客车，一天坐船，又有购票侯船衔接问题，仅单趟，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滇道之难，由此可见一斑。远在南疆的夜晚，天上繁星密布。遥望星空，难耐的思乡之情会油然而生。
古人云：国之兴亡，匹夫有责。文革内乱也是国难，而知青的命运只能随国运沉浮。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知青有快乐欢愉，也有忍泣吞声，然而，无论何种境遇，知青作为一个群体，背负着国难，始终是一种坚强的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
团结与共
人是群居性高等动物，远古时就以部落形态存在。部落族人抱团生活，一起狩猎农作，抵卸灾害，使人类绵延至今。
知青时代，插队的有集体户，平日出工劳作时，都会留有专人轮流挑水做饭。农场虽然与插队有异，组织性纪律性团体性更强，故而团结互助更不可或缺。
砍坝烧坝清坝搞大会战需要团队精神，就是上山砍竹子也需要互相帮助。大的龙竹，不仅底部盘根错节，枝叉也是左右攀附，砍好的竹子常常拉不下来，就需要他人帮助拖拽。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知青时代，不是累不累的问题，很多情况下，由于女知青体力所限，很难按时完成出工定额，这时，就会有男知青过来帮助。所以，逐渐逐渐的，由劳作互助而擦出火花，产生恋情的多了起来，或在农场结婚，或回城后结婚，至今不离不弃。
我卫生员培训结业后就留在了场部医院，早年医院用水就靠院子里的一口井，护士在井边洗物时，男知青偷懒，常常将脏床单被套衣服丢将过去，她们都来者不拒，帮助洗净晒干。当然，女知青有重活要干，男知青也会尽心尽力。
这些，都为艰辛和枯燥的知青生活凭添了许多色彩和温情。
不仅知青间团结与共，知青和老职工也建立了深厚感情，互相关心。知青没有家室，无菜吃时端着饭碗走家串户，老职工常会以酸腌菜、豆豉鱼、烟熏肉招待。就是连队附近寨子的傣族人家，也常常走动。傣家有缝纫机，却缺针少线，知青就让家里寄来带去，衣服缝缝补补，傣家的缝纫机正好派上用场。傣家竹楼周围种有各种水果，互相熟悉了，知青可以随意摘取享用。
我刚去农场时落脚二分场二队。1972初，老职工湖南醴陵人谢纪龙汪清梅的女儿谢小云因小儿麻痹后遗症，致脚内翻不能正常走路，成了父母的心病。知青们看在眼里，有心相帮，乘回沪探亲时带上了三岁的小云，联系医院做了矫正手术。知青陈荣贤、叶莲莉、高莲琴父母轮流陪护了三个月。时值兵团体制，解放军报还作过大版通讯报导。
当然，也有另类的团结与共。知青年少气盛，一言不合，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其中尤以小四川(重庆人)最为团结，不惧头破血流，奋不顾身，冲锋陷阵，上海、昆明知青都怕他们。
积极进取
知青上山下乡，无论是怀揣理想也好，被迫无奈也罢，其实都是文革使然，命运使然。
告别城市，离开亲人，会有不舍的哭天喊地。到了农村，陌生的环境，巨大的差距，艰苦的生活，又让人禁不住流泪。看到过重庆知青写的文字，到橄榄坝农场的第二天，就有人结伴逃离。逃离也不易，由于没有边境通行证，要躲避路上的边防检查。回家后，迫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环境，父母又狠心将他们赶回了农场。
然而，人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也是应了《论语·季氏》所谓：“既来之，则安之。”总体而言，知青群体并未颓废。知青在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后，尽己所能为当地的发展建设作出着贡献，甚至不惜献出年轻的生命。
金训华，1969年5月和一大批上海知青到黑龙江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三个月后的8月15日下午，因暴发特大山洪，金训华为抢救公社物质牺牲于激流中，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了知青学习的榜样。或许有人会说，不去黑龙江金训华就不会死，他的死是知青运动的牺牲品。此话也对。然而，自古以来，英雄崇拜不可或缺。时至今日，为国家、为集体、为事业献身的依然是一种壮举而受人景仰。从这个意义说，金训华们的牺牲，其实也是一代知青积极进取的生动体现，值得人们永远铭记。
橄榄坝农场的知青，也时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随着农场橡胶事业的发展，大批知青的到来，新建分场需要从老场抽调一批骨干。如前所述，老场条件相对较好，新建场要艰苦很多，但是大家都踊跃报名。我所熟悉的一、二分场的上海知青高文武、奚栋材、龚国祥等，就主动要求去了远离坝子的七分场，带领着知青们战天斗地，开辟新的胶林。
知青虽然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然而不甘落后，发光发热，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尽己所能，成为了农场各行各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我早年在农场医院负责药库管理。边疆缺医少药，竟连临床必需的大输液也经常缺货。为改变这一局面，医院派我到州医院学习制剂。经过三个月的学习，不仅会做大输液，还能从中草中提取有效成分制作片剂针剂。农场医院条件差，我们就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创造条件，生产的一批批葡萄糖盐水，保证了临床的需要。每一批大输液要做热原反应，合格的方能用于临床。做热原反应一般用兔子，在兔子耳背静脉注入一定量的葡萄糖盐水，观察有否发热冷颤。农场医院没有兔子，每做一批大输液，知青们都争先恐后捋袖注射，拿自己的血肉之躯来做试验。
北京知青何汝超，在农场高中任语文老师，教过两届班级。第一届从高一到高三，带了三年，第二届只教了一年，以为感情不深。日前返回农场，参加同学毕业纪念活动，不想学生盛情款待，细数老师当年的谆谆教诲。有一同学现为昆明一高校教授，他说，就是听了何老师声情并茂讲述“哥德巴赫猜想”，引起了对数学的兴趣，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这样的事例在农场知青中举不胜举。
知青运动后期，面对遥无止期的境遇与困惑，知青的抗争也是必然的。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很多知青复习文化积极备考，由此改变命。这一切，从本质上讲，同样是知青群体不满现状积极进取意识的体现。
回过头来看，知青运动，无论是经济、社会亦或政治原因，在文革这动乱的年代，都是无奈的权宜之计，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越积越多，造成知青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的“四不满意”局面。好在时转斗移，在否定文革的同时，作为其产物的知青运动也被否定，顺理成章。尽管如此，诚如《中国知青口述史》导读篇所言：阐明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教训和严重后果，不等于抹煞下乡知识青年在艰苦条件下为建设农村、开发边疆所作出的贡献。青春的闪光永远值得珍视，特别是在那个使千百万人命运蹉跎的特殊年代。
所以，客观的，理性的看待知青运动，既是知青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更是历史的责任。“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团结与共、积极进取”较之“担当、奉献、拼搏、创业”，格调似乎低了一点，然唯此大概更符合那时知青的群体意识，从而更有说服力。
1968年12月21日晚上的新闻联播中，传达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也就在这一天，我们踏上南去的列车，开启了为时十年有余的知青生涯。在知青运动五十周年的今天，特以此文祭那难忘的时光。
（来源：cuiyubao美篇）
作者简介
崔玉宝，1968年12月上山下乡赴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长期在农场医院工作。1979年3月返城回沪，先后在黄浦区团委、黄浦区卫生局、黄浦区中心医院、黄浦区委党校，以及市委组织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市委党校任职，直至2012年退休。知青一场，与云南、版纳、橄榄坝结下了毕生的情怀，念之、系之、忆之、记之，不负曾经的付出，充实如今的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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