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回忆录】（六）：我的上海知青战友（沈成林）

沈成林知青情缘 2024-02-02

【知青岁月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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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别（沈成林）

（六）：我的上海知青战友

作者：沈成林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英文是educated youth，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知青的称谓，是指从1968年开始一直到1978年末从城市到农村、到农场或到军垦兵团务农及“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上山下乡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了初中或高中的教育。而实际上69届初中生，都是毕业于66年的小学生，进到中学后，不是学工学农，就是学军和军训等等，没有很好地读过初中的文化课程。因此也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水平。戏称小学本科生。我和我们连队的上海市区知青，就是这类“本科生”。

据史料记载，上山下乡期间，离开上海市区的上海知青共有60万7千多人。其中奔赴到云南农村和兵团的有55944人。我和我的上海知青战友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拍摄于2015年11月重返知青连队。勐腊一师六团三营九连）

我们连队的上海市区知青主要来自卢湾区力进中学和红星中学。他们是：冯家宝、吴桢良、唐建忠、徐建元、强平康、朱建新、伍贻昌、汤永运、凌家经、曾来发等男生以及陆慧珍、陈黎华、郑建华、顾惠德、林文英、毕芝卿、程演秋、陆芝芬、顾琍琍等女生。还有就是我们徐汇区五原中学的张华、王志浩、朱文皓、汪朝利和我五位男生，共计24人。我们五原中学的其他男生有的分在三营八连、六连和团部直属单位的。而余庆玲、范丽萍、洪敏、李爱民等女生都分配到了新建十三营去了。

（前排左起：程演秋、陆慧珍、郑建华、陆芝芬、林文英、陈黎华；中排左起：毕芝卿、顾惠德、冯家宝、徐建元、唐建忠；后排左起：张华、沈成林、王志浩、吴桢良、朱建新、强平康。拍摄于1971年，九连门口）

一九七0年的五、六月份，我们这些从小喝着黄浦江水长大的十六、七岁的懵懂少年，憧憬着热带雨林的神秘，抱着对西双版纳的迷茫，怀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豪情壮志，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了西双版纳，来到祖国的西南边疆“屯垦戍边”，开启了我们八年多的蹉跎岁月。

（五原中学同学。前排左起：张祖伟、我、朱文皓、阎小明；后排左起：汪朝利、陈建础、赵孝雄、王功杨、张华、王兴捷。拍摄于1970年。勐腊一师六团三营九连）

我们到连队时，正值西双版纳的雨季。在西双版纳一年中只有二个季节，就是雨季和旱季。雨季一般是在每年的4月底至10月份。虽然雨季以阵雨为主，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瓢泼大雨倾注时，我们住的茅草顶竹篱笆墙的宿舍，经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用脸盆接、用塑料布接，忙得个手忙脚乱。时不时，狂风夹带着硕大的雨点，穿透竹篱笆墙袭击我们。每当暴风骤雨来临，我们还得加固宿舍的屋顶和竹篱笆墙以及用锄头就近挖些泥土，夯实房舍的基础。并在草屋周围挖一条防洪沟，引导暴雨雨水向别处流去，不至于宿舍里水漫金山。

我刚到连队时，与冯家宝住在一个宿舍。上山下乡时，我在上海买一支国光牌24孔的C调口琴，带到了云南。巧的是，冯家宝也有一支与我相同的口琴。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吹奏，互相交流吹奏技巧。尤其是每当在明媚的月光下，坐在知青草屋门前，口琴二重奏的琴音，划破宁静的夜空，久久回荡在连队的各个角落，引来无数知青和老职工们的关注，给枯燥的知青生活带来点点乐趣。“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也不再沙沙响。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在这迷人的晚上……”，这是我们最喜欢吹的曲子。

（伍贻昌、凌家经等在知青屋里学习。拍摄于1971年。伍贻昌供图）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虽然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风“，但我们生产建设兵团同样也执行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即三句话和八个字的“三八作风”。那些年，在连队现役军人的领导下，政治学习是抓得相当紧的。大会小会、作报告、讲形势、学文件、读报纸，是家常便饭。劳动汇报、工作汇报、思想汇报，更是习以为常。班组会上还经常“批评与自我批评”。当然，这些都是为了“抓革命，促生产”和大力发展橡胶事业。

（图为陆慧珍(左)和陈黎华(右)在宿舍里学习。拍摄于1971年。）

陆慧珍是我们连队上海市区知青中的佼佼者，出类拨萃。由于她工作学习表现突出，七0年秋天就调到连部担任了连队的文书。负责文件和劳动工具的收发和保管；制作全连人员的花名册并保管人事档案；以及工资发放等事务。她经常顶着西双版纳的骄阳，独自一人徒步到营部去收取上级的文件和领取全连的工资，并亲自予以发放。深得全连干部战士的喜爱。由于她工作出色，1972年8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们连队是59年组建的，连队里有不少的老职工。老职工们家里有不少的学龄儿童。如果让这些娃娃们到营部小学校去读书，一个来回就是10多公里，很不方便也很担心他们的安全。为了解决这些娃娃们的读书问题，连队在靠近水文站那边的荒坡上专门建了一所草棚小学。草棚小学只有三间教室。教室是用竹篱笆做围墙，茅草盖顶。围墙只有半人高，没有门。草棚小学只有十来个孩子，分成一至三年级三个班。教室里的课桌是用二根木柱，搭上一长条不宽的木板，五六个孩子排挤在一起。教室里没有凳子，学生们需自己从家里带着凳子去上课的。就读于我们连队的这所草棚小学的，还有附近三营八连和公路养护道班的孩子。

1970年5月，陈黎华和顾惠德到连队后不久，就被派到这所小学校当老师了。她们俩与老四川谭维轩老师各负责教一个班级。一个班级的语文、算术全由一个老师负责。为了便于她们的教学工作以及备课、批改学生作业等，连队特别安排她们同住一间靠近文化室边上的砖瓦房。还配备了马灯和手电筒。她们可以不参于早出操、晚汇报，但三个老师每天例行召开碰头会、教研会。草棚小学有些学生不太爱读书，调皮的也不少。有的家长宁愿叫孩子去放牛、打猪草等杂事，不怎么重视孩子的学习。为此事，曾有家长还与老师闹过意见。但三个老师她们管教学生是比较严格的，其教学工作也很出色，得到上级和学生家长们的肯定。2007年4月我重返连队时，当年的学生李冬梅还向我打听了陈黎华老师，并用我的手机与陈老师聊了半天。

(左起：徐建元、吴桢良、唐建忠。拍摄于1971年。九连)

“ABCDEFG…….”这些英文字母，现在的小学生们都能倒背如流，熟记于心，牢记于怀，滚瓜烂熟。但在那个年代，大凡没几个知青能认的全，背的出，写就更困难了。能说上几句单词的，更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但徐建元就与众不同。上山下乡时他就带了一本英语课本，在工余时间，经常能听到“哈瓦优、歌德猫宁”等英格列西。由于他不懈的努力，75年他被江苏一所高校的外语系录取。毕业后到大洋彼岸留学继续深造，之后就在那边工作和生活了。2010年他专程回国参观上海世博会，并与阔别了35年之久的九连知青们相聚了一堂。

（右五为徐建元。拍摄于2010年5月。上海）

由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采取的部队正规化、准军事化的方式方法管理生产，生产规章制度包括操作规程的不规范，缺乏必要的检查监制机制，自1970年兵团成立后至1974年底兵团建制撤消，连年不断发生伤亡事故，有些甚至是重大的伤亡事故。据《云南农垦纪略》记载：截止1970年7月底，仅兵团8个单位发生事故184起，伤102人，死22人，其中车祸7起。

我们连队的上海市区知青吴桢良就是其中的一个伤残人员。小吴同志他工作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人称老黄牛。在一次大会战中，不慎被一棵大树压倒。幸运的是，大树倒下时一瞬间，他及时侧身躲避了一下，否则后果不敢设想。但大树的支杆还是无情地压在了他的身上。经在场知青们的奋力抢救，把他从杂乱的树枝中拉了出来。抬回连队后，用云南白药涂抹，老工人也送来了狗皮膏药以及他们自己泡的药酒等进行疗伤。治疗一周后，见稍有些好转，小吴不顾领导和同志们的规劝，又投入到“大会战”当中去了。但他的腰却留下了永久的伤痛。腰骨裂未愈落下了病根，至今仍时常隐隐发痛。

在军垦农场，这些工伤事故基本上都发生在我们知青身上。一是从城市来的知青年纪小，没有劳动经验，缺乏安全意识；二是当时的军垦农场安全教育也较淡薄，一味地追求“多快好省”和“大力发展”。

我们的劳动工具主要是锄头和砍刀。砍刀的尺寸一般是长40厘米、宽12厘米。砍刀需配上一根1米左右的木棍。72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和一班班长朱建新以及同班知青朱文皓在一次砍坝劳动中，当时大家都在埋头苦干，“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由于是横向排列，朱文皓居中，我在他的右边，朱建新在他左边。由于在砍坝前进时，两朱的相隔距离较近了点，朱文皓挥舞的那把砍刀直直地砍到了朱建新的右手手背上，鲜血立马染红了朱建新的整个右手，流淌在了红土地上。经现场简单包扎后再到营部卫生所缝针，手是保住了，但朱建新这只右手从此落下了残疾。

(傣族村落及民居。拍摄于2007年，勐腊么粉寨)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着十三种世居民族，而傣族是这个州主要的少数民族。傣族的村落一般依水而建，其傣家的竹楼颇具特色。竹楼是一种竹木结构的空中楼阁。面积相当大，整个楼阁用几十根大木柱支撑着，地板用竹片辅砌。楼下四面敞开，不住人，只是堆放杂物和养牲畜。楼上住人。房顶盖着很薄的小平瓦，其形状很像古代人戴的帽子，据当地人说，这是孔明帽，说是当年孔明曾教会当地人种水稻，当地人为了纪念他，便把竹楼的房顶设计成孔明的帽子那样。

1972年的下半年，我有幸第一次走进傣族的村落，并在那里小住了一个多礼拜，零距离地接触了傣族村民，亲身体验了傣族的风土人情。原由是，陪我的同学朱文皓到寨子里在一位摩雅傣家里去疗伤。

1972年下半年的一天，我们在山上劳作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大雨给山上的路造成泥泞不堪，相当的滑。在收工回连队的路上，朱文皓不慎滚下了山坡，右脚脚腕严重扭伤，红肿的很厉害，走不得路。在宿舍里静养休息，但怎么医治，连队卫生员也没办法。后来经老工人介绍，勐腊县城外有一个傣族的么粉村寨。村寨里的有一个摩雅傣(医生)很会治疗类似这样的伤病。于是，经连队领导批准并特派我陪同(主要是照顾)朱文皓到这家村寨去疗伤。

（连队里的老工人。拍摄于80年代。李贵富供图）

去的那天，我们是坐连队里唯一的交通工具----一辆老牛车。这辆老牛车由老工人刘大章专人负责“驾驶”。一路上老牛漫不经心地度着方步往勐腊方向慢慢地走去。当走到三营四连队那边路口时，老牛停下脚步不走了，并不停地“哞、哞、哞”地叫着。为啥呢？我们可是要赶路的哟。

原来，不远处也有一头牛，也许是头母牛。我们九连的这头老牛在向她同伴打招呼呢。哈哈。刘师傅一阵“吼吼吼”，再加之几鞭子下去，老牛又乖乖地继续往向走去了。就这样慢悠悠地走了一个上午，中午时分才到达傣族的么粉寨。

到了寨子里找到摩雅傣后，就住在她家的竹楼上。竹楼很大，分里外二大间。里间是主人家的卧室，外间是“起居室、客厅”等。我和朱文皓在外间角落处各铺了张傣族的籐蓆。摩雅傣老篾桃是个很和蔼的村医。她每天早中晚各一次，在竹楼外平台的水缸里，用傣式水瓢摇了一瓢水，再到里间卧室，悄悄地往水里放了些什么药，然后边念咒语边往朱文皓脚上涂抹。几天下来，朱文皓脚腕处红肿的部位很快就消下去了。真的是神医啊!

(傣族风情。2007年4月拍摄于勐腊曼龙代村)

经过摩雅傣老篾桃一个多礼拜的精心治疗，朱文皓的脚伤基本治愈了，能走路了。一个多礼拜，我们吃住在摩雅傣老篾桃家里。我除了照顾朱同学外，还经常帮老篾桃到寨子里的水井，或到山边的泉水口去挑水。每当夕阳西下时，漫步在南腊河畔，观赏西双版纳的落日余晖，真的是美的享受，心旷神怡啊。

照片上的人叫张华，也是我的同学。照片拍摄于1971年，背景为我们九连操场。张华同学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是我们连队知青中第一批入团的共青团员。他工作勤奋，踏实肯干，不辞辛苦；他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认真看书学习，成绩显著。他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并得到上级表彰和奖励。他乐于助人，乐善好施。七二年的夏天张华和我第一次探亲假，我们共同护送了同连队的上海籍女知青林文英回沪。探亲假满时，我因家里有事，延期了数日才归队，而张华独自一人陪同林文英按时返回了勐腊。

记得73年左右的一天夜里，连队里有一位重庆籍女知青半夜发高烧至39度。恰巧当时连队卫生室没有退烧药和针剂。人命关天，时不待人，救人要紧。他在友邻单位曼纳伞水文站借了一辆平板手推车，半夜三更与我一起将这位女知青拉到营部卫生所进行了救治。到达营部卫生所后，他一人又连夜返回了连队去归还这辆手推车。而我则陪同照顾这位女知青至第二天病情好转后才回的连队。

(拍摄于1974年。与张华、徐建元、强平康、伍贻昌，相聚在上海长风公园)。

在我们连队24个上海市区知青中，男知青伍贻昌、汤永运、凌家经和汪朝利早于七0年下半年先后调往新建十三营了。虽然常有往来，但他们的故事知道的不多。朱建新受伤后不久，调到勐捧农场了。曾来发和冯家宝曾被派去石灰窑烧石灰。烧石灰是相当相当苦逼的一项工作。石灰窑工作任务完成后，曾来发后来调到小勐仑了。冯家宝则回到九连，先后当过炊事员和班组长。强平康曾被借调到团部架线队，从事着从勐腊到勐捧的通讯线路架设。任务完成后也回到了连队。唐建忠也曾在连队担任过事务长，因患病，提前病退回了上海。王志浩是个高干子弟，很聪明。他曾利用废旧钢材自制了一把匕首，作防身之用。后来被连队指导员没收了。王志浩也曾担任过班组长，77年考取云南一所高校，离开连队去昆明上大学了。

女知青中的郑建华，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她一直担任六班班长。六班是九连的娘子军班，她带领着全班战士冲锋陷阵，冲坚毁锐。在几次的大会战中，全班成绩名列前茅。毕芝卿平日言语不多，后来她担任了连队的卫生员。顾琍琍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后来调到团部文艺宣传队去了。林文英性格内向，孤言寡语。身体不是很好，缺乏劳动能力。后嫁给了同连队的川沙知青，七九年知青大返城后她随丈夫去了川沙定居了。程演秋也是个很能干的人。知青大返城时，她没有回上海，而与丈夫回了昆明。陆芝芬因体态略胖，我们都称她为胖子。75年左右，因病提前病退回了上海。

(勐腊农场三分场场部。拍摄于2015年11月。重返勐腊。)

在我们连队24个上海市区知青中，先后有13人调离和因故提前离开了连队。真正随七九年初知青大返城洪流回上海的，只有11人(包括我)。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五十年的人世沧桑，每每回忆八年的知青岁月，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我亲爱的知青朋友们，请将难忘的知青岁月的回忆留住，珍惜我们现在的拥有，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保重身体，好好活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今年的6月5日，是我上山下乡到云南边疆五十周年。借以此文，权作纪念。

沈成林

2020年5月31日于上海

作者简介

沈成林，原上海市五原中学69届初中毕业。70年6月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三营九连当知青。79年初知青大返城回上海。80年去重庆谋生至2013年退休回上海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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