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新宪法生效，未来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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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宪法修正案全民投票已于7月1日晚全部结束。就在全民投票后的两天也就是3日，普京签署总统令，宣布根据公投结果新宪法开始生效。从今年1月普京发布自己作为总统的第16份年度国情咨文开始，俄政治改革序幕就已拉开，而全民修宪投票是其中的关键启动项。后因新冠疫情，这一过程被迫延期，但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投票结果符合预期
根据规定，此次全民投票无论最终投票率是多少，只要超过半数的投票者支持即可通过，而修改过的新宪法也将于结果公布后正式生效。
俄中选委7月2日的数据显示，在对100%的选票进行统计后，77.92％的民众支持宪法修正案，21.27%的人反对，全俄投票率达到67.97%。“全俄公共舆论中心”6月29日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大约76%的受访者投票赞成俄罗斯宪法修正案，反对者占23.6％。这一数字与中选委最终统计结果基本相符。
此次全民投票能够取得预期结果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普京的支持率居高不下。俄当前政治环境决定了普京没有直接竞争者及替代者，而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物，所以普京是俄民众“不二之选”。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评价投票结果时直言不讳地说，“对全民投票的支持反映出的就是对总统普京的支持”。
其次是执行高效，程序合法。不可否认，此次全民投票经过普京团队精心设计，从1月份的国情咨文开始启动，直到3月份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三读推出“现任总统任期归零”而达到顶点，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家杜马还是地方政府，均第一时间进行配合，力求过程合情、合理、合法。
最后，全民投票时间节点有利，外部干扰不起作用。此次公投原定于4月22日举行，后因新冠疫情推迟到7月1日。事实上，投票从6月25日阅兵后的第二天就已经开始，且在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两个新冠疫情严重的地区允许民众网上投票。在高调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大阅兵的有利因素加持下，投票率及支持率无疑会提升。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投票前境内反对派的抵制集会，还是投票后西方舆论对结果和公正性的质疑，都随着3日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而烟消云散。
政治改革进程艰难
普京权力再平衡的思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中可以看出其对国家发展道路、模式的深层及长远考虑。
首先是对国家思想体系的塑造与调整。确定新保守主义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对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压制，这一点从此次修宪对官员“俄罗斯属性（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官员不能拥有双重国籍及境外账户等）”及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反对同性婚姻等）的反复强调可见一斑，而这都将被以宪法的形式加以制度化保证。
其次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考量。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在俄内部，俄政治体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联邦制，地方的权力相对较大且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尤其是以车臣为代表的民族矛盾聚集区，近期卡德罗夫与总理米舒斯京的矛盾冲突显示出地方诸侯与技术型精英之间的相互不满，尽管米舒斯京背后还有普京的支持。车臣总统卡德罗夫6月30日不仅呼吁民众参与公投，还公开表示“普京总统任期终身制”，并称“除了普京看不到任何人有成为总统的可能”，由此可见，卡德罗夫对普京本人的尊重，而车臣问题是俄国家稳定的隐忧，卡德罗夫本人桀骜不驯，除了普京无人能够压制。二是来自外部的领土纠纷。新宪法生效，也就意味着无论是东方的“北方四岛”问题，还是西部的克里米亚问题，都已尘埃落定，普京甚至是任何继任者，不经再次修改宪法都已无权“割让领土”。
最后是技术型官员为主体的权力平衡模式。经过20年的积累与发展，以谢钦等人为代表的依附于普京的新的寡头集团纷纷出现，他们在民间称为“新沙皇”（不同领域）。当前，俄强力部门及大型国有企业形成的新利益集团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老问题”始终无法根除。普京对2024年权力架构调整的思路是体制化和权力再平衡，其中用技术型人才担任政府领导职务，与强力部门、新寡头集团产生制衡就是思路之一。
维护权力体系稳定
普京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符合宪法规定，不排除再次竞选总统的可能性”。但目前还不能单纯理解成普京已经决定在2024年后继续出任总统。如叶利钦一样让贤、出任俄白联盟超级总统或以国务委员会主席（虽然这种可能曾被普京本人否认）等身份继续主政都是可能的选择。
对普京而言，由“强总统”逐渐转变成以技术型官员为主体的权力平衡模式成为其权力架构调整的思路，而在此之前，维护权力体系的稳定尤其是确定新保守主义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长期影响将始终贯穿于“后普京时代”。
俄核心权力始终依附于强权人物而不是体制或者制度。普京日前表示，“再过两年，俄所有官员都会人心浮动，大家开始考虑谁会是下一届总统”。因此，在2024年前稳定人心尤其是保证执政团队的工作效率是普京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
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俄罗斯的软肋是经济，普京的软肋是如何发展经济。
一方面，俄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2019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经济因素首次超过政治因素成为民众参加抗议的主要原因，两者的比例分别为27%和22%。而2018年出台的提高退休年龄改革的法案、新冠疫情期间的失业率提高都为美西方策动“颜色革命”及极端主义传播提供了土壤。另一方面，历史惯性及民族性格共同决定了俄必须也只能以世界大国的姿态存在，哪怕是对境外包括乌东、叙利亚、利比亚等热点地区的军事干预。而以上这两方面的前提都是经济。
新宪法实施后，普京终于可以腾出手来根据米舒斯京6月1日提交的“经济复苏和增长措施”在疫情常态化和美西方持续经济制裁的双重背景下的寻求经济复苏方案。截至目前，俄采取的应对疫情的经济方案包括对多子女家庭的补助、救助失业人员等都只能称为“经济救助方案”，而不是“经济复苏方案”。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俄民众对经济发展仍忧心忡忡，同时也担心看似美好的救助方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执行，反对派更是直接将其称为“冰淇淋彩虹”。可见，政治改革思路无论如何调整，始终是需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而这将是普京需要面对的最大难题。
（作者：米未言，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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