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德韦杰夫重磅发文：《新冠疫情时期安全领域的合作》
点击“欧亚新观察”
原文题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道德经》
【古文翻译：看它看不见，把它叫做“夷”；听它听不到，把它叫做“希”；摸它摸不到，把它叫做“微”。这三者的形状无从追究，它们原本就浑然而为一。它的上面既不显得光明亮堂；它的下面也不显得阴暗晦涩，无头无绪、延绵不绝却又不可称名，一切运动都又回复到无形无象的状态。这就是没有形状的形状，不见物体的形象，这就是“惚恍”。迎着它，看不见它的前头，跟着它，也看不见它的后头。把握着早已存在的“道”，来驾驭现实存在的具体事物。能认识、了解宇宙的初始，这就叫做认识“道”的规律。】
日前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前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网站发表长篇文章《新冠疫情时期安全领域的合作》，强调国际合作对抗击疫情的重要意义，对疫情期间和疫情后经济政策提出了设想。现将该文全文译出，供参考。
几个月前，有关某种未知冠状病毒感染人类的消息从中国武汉传来，当时没人能想到隐藏在COVID-19这个缩写名字后的疾病会对人类产生如此影响。
数百万人感染，数十万人死亡。医疗卫生系统满负荷运转。医生无休无眠。这一切的背景是，城市空空荡荡，犹如世界末日，机场停运，企业和各类机构停工，边界关闭，随之而来的经济急速下滑。这场危机不仅危及数百万人的生命安全，而且也暴露出即使是最先进的国家和技术最强大的国家也并未作好应对风险的准备。这场危机对被认为是21世纪国家间合作基础的全球化造成了最沉重的打击。
今天，各国的科学家、分析人士、管理人员和政治家都在试图弄清楚，我们遭遇到了什么。这种病毒到底是人造病毒还是自然病毒，是否有初始生物载体？病毒的迅速蔓延应该归咎于谁？最重要的是，应该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全球性问题？对抗疾病需要疫苗和药物。但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也需要有效药物。大量人口需要帮助和支持。恢复经济生活需要巨额资金。同样重要的问题是，疫情将持续多长时间。第二波疫情会来吗，如果会来，是什么时候？人们会在不久的将来形成免疫力吗？问题不断增加，越来越多。诚然，对所有人来说，这场危机都成了具有存在主义性质的问题。
上述问题没有简单答案。我几乎可以肯定，其中一些问题永远都不会有答案。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可能不是答案，而是为摆脱这场最大规模的危机进行协调性的工作，这是一场全球性质的危机，在人类社会步入现代以来史无前例，带来了无比之高的风险。这就是必须在广义安全领域进行全球合作的原因。
俄罗斯卓越的科学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曾经说过：“学会团结的人们将进入黄金时代……”人类社会已经反复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在中世纪，鼠疫大流行对医学和国家管理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霍乱成为发展的强力催化剂，20世纪初则是“西班牙流感”。只有在国际合作之下，才能召开卫生大会，将医生、流行病学家、人口学家召集在一起，以形成有效的抗疫对策。正是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世界卫生组织（WHO）才得以在1948年建立起来，正是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发明出了现在名之为抗生素的药物。
当时为建立这样的组织并使合作制度化，花费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当时没有快速传播信息的手段，整个世界距离现代通信水平还离得很远。今天的世界，联系更加紧密，数字技术为人类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可能性，可以实时互动，不浪费时间，正如我们再次看到的那样，时间是无比宝贵的。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全世界和各个国家遭遇到了哪些风险呢？在全球安全领域要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
首先是合作，不仅是为了确保全球范围的安全，还是为了人的日常安全。包括我们所有人，每一个人。无论听起来多么老调，都要说，疫情无国界。因此，即便单个国家将边界封锁起来，即便停止运输联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其他联系，也无法战胜疫情。在中世纪，瘟疫流行的城市（实质上是一座堡垒）被完全封锁，但其大部分居民仍难逃厄运。
我们生活在一个迥然异于过去的现实中。应对疫情危机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应该是普遍性的。国家之间、各国政府之间和公司之间要进行经常性的全面的合作。
这种合作应该是理性开放的合作。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这个问题。问题在于开放程度如何。每个国家和公司对此都有自己的理解。当然，出于国家或公司安全考虑，很多事情仍需保密。但在总体上，各国都不得不寻求直接合作，我将其称之为“强制性合作”。比如，在COVID-19疫苗研制要进行强制性合作。在有效的疫苗研制出来后，应在各大洲同时进行接种，这首先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任何人都不希望有一个能随时将“冠状病毒炸弹”扔入院子的邻居。这种合作还意味着可以在某些实验室中进行研究工作，包括在美国已在全球部署的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他们的活动不应引起怀疑，否则，一旦有任何新的传染病爆发（没有人怀疑会爆发其他传染病），就会引发无休止的相互指责，制造阴谋论，并且相互进行制裁，甚至接近于爆发直接冲突。如果人们在每一件事上都相互怀疑，每一个新病毒都将被视为生物武器。这将引起难以置信的国际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很容易发展成为真正的战争，而不是所谓“混合”战争。
这里需要合理的透明度和一致的可验证化。俄罗斯致力于遵守类似于《生物武器公约》这样的重要国际文件。在当前形势下，这份文件应根据新现实进行适当的补充和完善。但遗憾的是，并非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同意这一点。比如，美国于1972年批准了该公约，但目前仍然无法使用国际法律手段检查华盛顿是否遵守了这一公约。2001年，我们的美国同事拒绝接受公约的有关议定书，并开始拒绝对其进行核查。俄罗斯呼吁各国全面落实公约的规定，并且提醒国际社会禁止使用生物武器。我希望华盛顿听取俄罗斯的立场，并与公约缔约国进行更开放和更感兴趣的对话。毫无疑问，在疫情结束时，有必要重新审视生物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原则。在联合国等组织的平台内开展相应工作，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同时，在集体条约安全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平台进行合作，这些地区组织历来重视各类安全问题。
过去有过封闭的研究，将来也还会有封闭的研究，这是确保国家安全及公司利益的需要。但是各国要制定协调一致的议定书，明确在疫病爆发时各国应如何行动，向国际社会和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哪些信息。届时关于以下问题就不再产生无休止的纷争：谁是臭名昭著的零号病人，谁隐瞒了什么，谁做了什么，没做什么。
今天对疫情原因的调查已成为一些国家国内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政策是为竞选活动服务的。也出现了“被调查”的国家，经济上和本国抗击疫情的失败的责任被转移到这些国家身上，并遭遇到上万亿的索赔要求。这是一条死路，即使在选举期间也无济于事。为医生、科学家、实验室和所有公司之间提供一个全面合作的平台，致力于达成集体合作的结果，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开发真正有效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需要大量时间。每个国家，其科学家和公司的贡献都将是独一无二的。
我再次强调，要启动这样的工作，各国有必要在现代国际法基础上在政府当局、科学界和企业界之间进行开放式的充满活力的合作。目前政治合作已严重落后于专家之间的对话，已有70多个国家参与了专家对话。政客只能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无疑是有益的，这当然不少。但是我确信，消除影响全面国际对话的政治矛盾，至少是在抗疫期间，也会激发起国家间的合作，并可节省大量的时间和力量。在疫情爆发初期俄罗斯就提议取消制裁，以便使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获得必要的援助。提出这样的倡议不是偶然的。
但是我们很快就遭到指责，指责我们追求自己的某些利益，虽然一些制裁决议与俄罗斯无关，而仅涉及那些处境极为困难的国家（比如委内瑞拉或伊朗）。美国、欧盟国家、英国、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立即在联合国大会上封杀了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在大流行期间作出如此决定，除将其定性为不道德和不负责任外，很难对其作出其他评价。
第二，协调国际社会在执法领域的努力。任何危机都会挑起破坏性力量，挑动极端主义者利用文明的痛点，恐怖袭击威胁的风险倍增。众所周知，COVID-19正在迫使各国情报部门加强其工作，首先是为了维持其国家内部的稳定。但是，无论现在有多困难，都不应削弱情报部门之间的全球反恐合作。冠状病毒大流行清楚地证明，数以百万计的人感染病毒，人类社会对此是多么敏感。这也可能成为恐怖分子使用极其危险的生物恐怖主义技术的动机。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对生物技术和生物实验室进行最严格国家控制的原因，也是情报部门加强合作以防止使用生物制剂进行恐怖袭击的原因。
疫情大流行还导致虚拟犯罪激增。如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解决方案，并且公司正在切换到远程办公模式，开放公司的内部数据。在此情况下，网络欺诈者、黑客和假冒产品销售者更容易找到牺牲品。互联网变得越来越开放，这带来了巨大风险，使网络成为犯罪者的理想空间。不久前还很难想象，大公司会在Zoom的帮助下完全转向在线会议。任何程序都有其自身难以解决的起码的道德问题。
在疫情期间，人们同样开始将贸易活动转到数字领域，既包括通过网店购买日常用品，也包括使用相应支付形式完成以数字形式签订的大规模交易。此类交易的金额动辄以数万亿美元计，且无论感染途径如何，贸易规模都会增长。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但是，网络犯罪也将发展，他们可能设计出越来越新颖的欺诈模式，执法机构必须对此作出迅速反应。此外，由于交易的跨国性质，需要不同国家的执法机构采用新的合作形式，采用最先进的侦破和打击犯罪的技术手段。
俄罗斯正在积极努力开发国家网络安全系统，包括在联邦安全会议和执法机构框架内开发相关系统。我们敦促国际社会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以确保数字世界的全球安全。
现在是制定新的法律和国际公约以打击数字空间恐怖主义和犯罪的时候了。这样的工作正在进行，但应该加快。
第三，确保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稳定且相对安全的运行。COVID-19大流行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没有哪个国家未受到冠状病毒的影响。一些国家已经宣布债务违约，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就要破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将比2019年下降3％。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GDP的最大降幅。可以对比一下，2008-2009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期间，世界经济年度最大降幅仅为0.1％。
目前最突出的特点是，经济逻辑要服从于医学逻辑。经济政策的选择在本质上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与保护生命之间的选择，这取决于每个社会的传统和信任程度。但是长期的经济衰退同样可能导致人口损失。
对经济面临的挑战而言，这意味着什么？至少在短期内，GDP不再是评价发展动态的至关重要的标准。问题不仅在于衰退的规模，更在于衰退的持续时间。伴随着深度但短暂的下降，自然会出现反弹，随后又会实现增长，甚至可能不需要投资。最危险的是长期停滞不前，这会破坏基础设施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俄罗斯自然无法避免全面的经济衰退。根据经济发展部的预测，2020年俄罗斯GDP将下降5％，实际收入将下降3.8％，失业率将增长至5.7％，为9年来最高水平。目前俄罗斯正在经受三场经济冲击的影响。首先是国际油价下跌。这是最主要的冲击，因为俄罗斯经济仍然依赖碳氢化合物出口。然而，在过去的20年中，俄罗斯经历了三次这样的打击：20世纪末、2008-2009年和2014-2015年。这意味着不难计算这种冲击对经济的影响，不难判断哪些措施更有利于降低负面影响。预计主要负面影响将在2020年出现，而在明年经济将在总体上适应新条件，无论油价走势如何。
第二个冲击为国内冲击，这是国家试图减缓冠状病毒感染传播而采取的监管决定的结果。从表面上看，它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情况有点类似，当时经济主体退出了经济进程，导致经济主体间联系的中断。但这种比较是有条件的。当前俄罗斯经济实体部门、劳动力市场、社会领域和银行部门中存在的问题具有特殊性质，因此分析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常用方法不适用于此。以公司或商品竞争力不足来解释企业倒闭是不准确的，因为这首先是非经济决策的结果。并且在防疫隔离条件下，服务业所受的限制最大，因为服务业生产链通常很简单且很短（小企业、服务部门）。因此，衰退的持续时间可能会受监管期限的限制，其复苏也将很快，当然，这是在新一波疫情不会导致再次进行强制隔离的条件下。
最后，第三个冲击是全球经济放缓导致外部需求下降。2008-2009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时发生了类似情形。当前俄罗斯出口量的下降规模相当于那个时期。今天世界贸易和需求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限制性措施以及经济和物流关系暂时中断的结果。因此这种下降的持续时间可能受到严格检疫措施的持续时间的限制，此后需求将恢复。但是仍然存在疫情再次爆发的威胁，这可能给世界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只能与世界大战相比。
需求恢复的速度还取决于冲击之前的全球经济状况。2007-2008年在经过十年快速增长后，经济过热，增长缓慢。因此如果疫情逐渐消退，对商业活动的第一轮限制措施后的衰退深度不太可能增加。随后恢复到“自然”需求水平的速度可能会很快，但是其扩张不太可能超过危机前的需求水平和贸易量。
当前的不利形势可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引发新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可能为俄罗斯金融和外汇市场带来压力，并导致对俄罗斯出口需求进一步减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冲击的可能性会增加，2021年的风险可能高于2020年。我们必须为此作好准备。
重要的是，政府已批准了反危机计划并已上呈总统。现在最主要的是要落实这些计划，并在执行过程中进行调整。必须为公民和公司提供广泛的支持，避免总供求和总供给急剧下降，防止贫困增长。然后应该重启经济，包括执行调整后的国家项目。在下一阶段，要启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并进行结构改革。
疫情大流行因素使任何经济过程的预测大大复杂化。因此，现在我仅提及第一阶段社会经济政策（放开经济）的一些原则。首先要逐步取消所有限制，目标是作好抗击疫情流行的医疗准备和设施药物配备。其次是支持民生，包括雇佣工人和个体企业主。这意味着需要改革劳工立法，包括建立远程就业制度。第三，刺激供给的工作，首先要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小企业在取消隔离检疫后可能需要其他支持措施。第四，进一步精简管制监督活动。第五，在当前情况下最大程度地保留预算义务，包括投资义务。
当然，国家支持措施的规模应尽可能与经济损失和公民福祉相匹配。但是非常明显的是，即使在克服危机的第一阶段，生活也会更加艰难，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调整。
在集中力量抗击疫情及与其相关的经济危机时，重要的是不要忽视长期挑战和任务。近年来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已达到了最高程度。我们目睹了以最新技术解决方案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新机构和新机制的形成。
当下应该仔细分析与建立新反危机制度相关的决策。认识到哪些制度是短期的，应该放弃的，哪些制度是面向未来的。
毫无疑问，“数字”将成为疫情后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但是要分清数字化所带来的利益和出现“数字老大哥”、限制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威胁。这一点至关重要。数字化带来的经济效率不能以“数字极权主义”为代价。
一个特殊的问题是新条件下的生产组织。必须根据流行病学风险来修改许多业务标准，这很可能会增加经济成本。同时，数字技术有可能抵消这些成本。但这需要开发新的结构和体制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断头台”并未走向边缘，恰恰相反，其现实性仍会不断提高。“数字”不仅允许而且还必须果断地拒绝过时的、束缚社会经济增长的监管形式。
疫情大流行对直接决定人类状况的部门的运行提出了新要求，即教育和卫生、工作条件和休息条件以及激励机制。还有很多很多。有必要理解“数字”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的长期作用，以显著提高其质量。21世纪人力资本（或更确切地说是人力资源）是竞争的关键因素。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疫情大流行再次强调了全球合作的必要性，但全球合作并不能消除全球竞争。
但是，竞争不会消除国际经济合作的必要性，而国际经济合作的现实意义正在大大增加。许多国家面临着为履行其社会义务和债务偿还而导致的融资问题。发达国家应为确保全球社会、金融和经济稳定做好提供支持的准备。过去几个月的情况表明，各国和国际组织愿意在面对挑战时进行合作与互动。国际组织已为抗击疫情作出了财政承诺。比如二十国集团（G20）的代表承诺拨款约5万亿美元以支持成员国经济。
尽管世界各国对商品和服务贸易实施限制性措施，已经破坏了国际贸易体系和价值链的运转，但根据G20和APEC协议、WTO和WHO的建议，为应对疫情流行后果而采取的限制性贸易措施应该是适宜且暂时的。这种疫情大流行也对贸易协定的形成产生了影响：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执行被推迟，欧盟与英国之间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暂时中止。中美之间贸易协定的第一阶段正处于危险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应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当然要考虑到保护人民生命和健康安全以及确保国家利益的客观要求。在信息安全和个人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刺激数字化贸易的发展。在欧亚经济联盟空间内，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有利于医疗保健领域的合作，也有利于建立共同应对单一流动劳动力市场内流行病挑战的机制。现在是积极发展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伙伴之间医疗机构远程合作的时候了。通过将大学纳入远程学习计划或将其与俄罗斯教育机构的其他活动联系起来，扩大俄罗斯教育在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中的存在。
最后，也许是最紧迫的，因此也是最重要的。除经济复苏外，当局面临的最大困难与人民的生活安排及其安全有关。那些逐渐解除隔离的国家担心冠状病毒将影响大城市的生活。不久前难以想象的问题摆在了各级管理者面前。在高度传染性病毒存在的条件下，如何保障人的人们、自由流动、上班、购物？需要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吗？诚然，所有这些措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一些国家准备采用更严格的措施，推行所谓“健康护照”，以便及时发现前来该国的受感染的旅游者和客人，或为已感染病毒的公民颁发“免疫护照”。
目前当局确定或维持人与人之间新的社会关系的某些规则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与病毒进行长期对抗和逐渐战胜病毒，要付出高昂代价，重要的是要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即公民权利）之间找到平衡。不要挑起恐慌和不满情绪，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抗议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他国经验被证明是有益的，就要吸收这些经验。
我认为，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为专家讨论确保人民安全生活的措施、防止社会不满情绪激增提供了平台。
我们遇到的冠状病毒感染是独特的，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这个困难的时候，透明度是生存的主要条件。有必要分享科学和实践信息、技能和各种技术方案。各国和人民应该联合起来，根据情况需要相互提供支持和帮助。尽快抛弃不必要的争端和矛盾是我们的共同利益。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小说《鼠疫》说，抗击灾难的纪事本身“不能成为最终胜利的故事。或许它只是一种证明，证明应该如何行事，同时毫无疑问也将证明，人们有义务无所畏惧，不倦地拿起武器去行动。”
因此，只有最紧密的合作才能使我们战胜病毒，病毒尚未消失，它仍然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
（翻译：薛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研究员）
文章来源：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bezopasnost-v-period-pandemii/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