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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20年系列之六:普京支持率的大起大落

达琏懋 欧亚新观察 20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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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普京首次执掌俄罗斯政府时,民众对其工作的认可度是31%,9月份上升至53%,此后20年间只有两次跌落至61%——2000年6月和2003年11月,大部分时间其支持率维持在80%以上。列瓦达中心于2020年4月底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民众对普京工作的认可度再次下降,已跌至59%,为20年来最低。2019年,普京执政20年之际,俄罗斯《公报》曾刊文分析普京执政期间支持率的起伏变化及其背后原因。现将该文译出,供研究参考,本期文章为普京20年系列之六,原标题为《普京支持率的大起大落》,作者为马克西姆·伊万诺夫(Максим Иванов)。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早在1999年5月,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任命日后将掌权多年的普京为总理之前,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就发起过一项调查,请受访者们列举出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元首形象,得到的前三名分别是彼得一世、格列布·热格洛夫(《仁慈时代》主角——译注)和施季里茨(《春天的17个瞬间》主角——译注)。另一家调查公司Romir得到的结果则是朱可夫元帅、施季里茨和热格洛夫。Romir公司据此得出结论:“大多数俄罗斯民众期待的是一位有野心、而不是关怀型的领袖。人们偏爱力量与严苛,并期待这些品质能够帮助俄罗斯建立秩序。”当时普京还不在叶利钦的接班人选之列。

 

1999年8月9日,前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助手普京出任代总理,8月16日国家杜马正式批准其担任政府首脑。普京由此成为当年俄罗斯第三任政府总理,他的出现可以说是当局对社会稳定要求的回应。自1998年夏天起,俄罗斯先后更换了两次总理:导致主权债务违约的谢尔盖·基里延科被克里姆林宫不喜欢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换下,后者又由情报部门出身的谢尔盖·斯捷帕申接替。8月9日,斯捷帕申被解职之时,叶利钦表示,正是普京 “有能力依靠最广泛的政治力量将社会团结起来,确保俄罗斯的改革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叶利钦的对立面

 

普京刚接管俄罗斯政府,其支持率便达到了31%——此后即便在他执政最困难时期,民众对其工作的认可度也从未低于这个数字。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基金会负责人德米特里·巴多夫斯基指出,普京1999年的支持率及其爆发式增长与叶利钦当时的境遇几乎完全相反,它不仅代表了当时社会对施季里茨或丹尼拉·巴格罗夫式领导人掌权的期待,更反映出民众对有能力、负责任、或多或少有规律地行使国家职能的当局、而不是被寡头和地方瓜分的私有权力的期望。

 

当名义上的当局几乎从公共政治领域消失,主要的总统候选人便得以放开手脚行使其行政权,并将自己定位为推翻当局的政治力量(以前普里马科夫也扮演过这个角色,但与普京不同的是,整个1990年代他都在联邦系统里身居要职)。圣彼得堡政治基金会负责人米哈伊尔·维诺格拉多夫表示,“这导致民众对国家的同情逐渐增强,在1990年代“俄罗斯”概念愈发深入人心的背景下,民众的自我评价也开始上升。因此博弈实际上存在于三个领域——当局内部、反对派以及“回到苏联现实与强国”的怀旧情绪。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宣布辞职,成为代总统的普京支持率迅速上升。2000年普京在第一轮选举中胜出,虽然当时他得到的选票是其职业生涯最低——51.95%,或者说39 740 434张选票。俄共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谢尔盖·奥布霍夫指出,当时俄共的选民没有把票投给普京。普京在竞选过程中得到的40%的选票来自1999年杜马选举时支持绍伊古-图列耶夫-别列佐夫斯基领导的统一党的20%选民,以及最后放弃参选的普里马科夫和卢日科夫前三个月积累的选票——普里马科夫:14-17%,卢日科夫:3-5%。

 

公共关系发展公司(КРОС )政治技术专家尼古拉·尤哈诺夫认为,普京塑造了一个与叶利钦截然相反的形象。“一系列反恐斗争表明,普京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他和军队并肩作战、他亲自驾驶战机、他身着柔道服、他在打击恐怖分子。在第一次竞选期间,“普京的大多数”就已经形成。他的战略既吸引了那些怀念苏联的人,也吸引了梦想复兴国家和苏联象征的共产党人,还吸引了希望继续改革、不希望复仇者重新掌权的改革派、期望稳定的公职人员(福利货币化是在第一个任期快结束时才进行的)、以及终于再次得到机会证明自己有能力保护国家利益的军队代表。根据列瓦达中心(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工作引发总统办公厅不满之后,其科研团队于2003年创立了列瓦达中心)的数据,到2000年3月大选时,普京的支持率已经达到70%。

 

尤哈诺夫指出,普京的出现降低了旧反对派的价值。如果说1990年代试图恢复苏联国歌的努力被共产党人看作自己的胜利,那么现在,就是当局的胜利了。2000年通过的关于将亚历山德罗夫作曲的原苏联国歌作为俄罗斯新国歌的法律,被认为是普京的意志,俄共对此也甚感欣慰。俄共在国家杜马的议员尼古拉·古边科还曾坚信“我们还能汇聚在红旗之下。”


 

福利货币化与“特氟龙”总统

 

普京掌权之后不久,便有人将美国的政治术语用在他身上,称他为“特氟龙总统”(Тефлоновый президент)——无论普京做什么,他的支持率都很高。人们也不会用对当前的普京而言不寻常的言论来攻击他,例如关于可能加入北约的问题。

 

维诺格拉多夫认为,随着第一次因福利货币化引发的支持率下降,普京的“特氟龙”性质也开始动摇:2004年8月,普京总统签署了关于以津贴取代优惠的法案,该法案在杜马议员的抗议声和绝食中获得通过。当时普京的支持率从72%跌至68%,第二次下跌则发生在2005年1月1日,即该法案正式生效之时(从69%跌至65%)。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负责人瓦列里·费多罗夫也认为,2005年普京支持率的下跌是福利货币化政策所致,“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对应得福利群体的不公平对待,此外,当局提供的经济补偿也不足以弥补被取消的福利。”

 

维诺格拉多夫指出:当时并未出现对该政策强有力的实质性反对。而当局对媒体控制的加强又使得可替代性议程被压缩,给民众造成了一种“自己的方案未见得能有收效,而其他选择更糟糕,我们别无他法”的印象。巴多夫斯基认为,普京执政的前几年间主要面临的是精英内部冲突的风险,其结果是 “尤科斯事件”以及权力平衡的根本性变化,而群众意识中几乎没有出现负面态度。福利货币化和重大恐袭,尤其是2004年9月初发生的别斯兰事件则是社会学层面的考验。

 

危机测试

 

最初,普京并不是“特氟龙总统”,他是被寄予厚望的总统,没有人真正抹黑他。尤哈诺夫说:“所有可能用来抹黑的强大工具都集中在总统办公厅手中。而试图挑战总统的政客们则迅速被边缘化。普京的支持率是从2011年4月起才开始受到考验,当时他正在积极筹备杜马和总统选举,民众对其总理工作的认可程度出现明显波动——2011年4月是71%,2012年2月总统大选前夕跌至65%。”

 

费多罗夫认为,2011年普京支持率的下跌发生在经济增长不乐观的背景之下,且与杜马选举中的政治斗争及其结果的公正性有直接联系(2011/12年冬天,国内出现了反对选举舞弊的集会)。但当触及到2012年由谁来领导国家的问题,普京的支持率则迅速由降转升:在反对派和普京之间,大多数人坚定地选择了普京。米哈伊尔·维诺格拉多夫指出,到了2012年,形势已经基本明朗——2011年9月梅德韦杰夫宣读了所谓“错误的王车易位的戏剧性公告”,这在官方宣传的政治理念与王车易位这样一个幕后决定的美化提法之间形成了反差。

 

总统的支持率未能迅速恢复到 “危机前”的水平。2012年,在普京当选新一任总统5个月之后,费多罗夫表示,“2000年代的普京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特氟龙总统,国家发生的事件,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对其支持率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而如今的普京则成为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政客,民众对其支持率与国内发生的事件、社会情绪和信息政策等因素都息息相关。”

 

克里米亚共识与86%的支持率

 

2014年3月18日,普京正式签署条约,允许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在此之前,国内也举办过一些诸如索契冬奥会的形象宣传活动,但没有任何事件能像克里米亚入俄那样影响总统的支持率:从2014年1月到3月,普京的支持率飙升了15%——从65%上升到80%,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后来甚至出现了 “86%的普京 ”的说法,社会学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列瓦达中心社会学家丹尼斯·沃尔科夫指出,普京的支持率分别在1999年、2003年、2007-2008年和2014-2015年期间达到84-89%的最高水平,其中三次都是在军事行动的背景之下(车臣、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并且每一次都是与美国对峙。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形成了“克里米亚共识 ”,这表明社会与当局在外交和诸多内政问题上达成了一致。2017年之前,杜马所有党派代表也均在纪念克里米亚入俄集会中展现出了共识。

 

维诺格拉多夫指出,“克里米亚入俄使期待当局能带来稳定和建立功勋的人组成了临时联盟,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将这些人团结起来。”


 

退休金带来的打击

 

德米特里·巴多夫斯基认为,2014年 “克里米亚之春”后,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和对抗制裁的总体逻辑维持了国内团结。2018年2月,普京在竞选总统期间支持率下降到76%,而在此之前,列瓦达中心受访者对普京工作的认可度一直维持在80%以上。经济停滞、居民收入下降以及养老金改革等社会和经济负面因素的积累最终影响到了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

 

近年来普京支持率的最大跌幅发生在总统选举之后:2018年5月,尚有79%的受访者认可普京的工作,而到了7月只剩67%(下降了12%)。紧接着在10月份,普京签署了提高退休年龄的法案之后,其支持率再次下跌,降至66%。

 

费多罗夫分析指出,2018年,普京当选于在竞选过程中被过度鼓吹的经济增长和国内形势向好的预期浪潮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做出提高退休年龄的决定,自然被认为是“走了弯路”,也对民众对总统和其他权力机构的评价产生了负面影响。


(翻译:达琏懋,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原文来源:

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articles/2019/08/13/808697-vzglyad-sni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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