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20年系列之二：精英转型——新权贵阶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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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9日，叶利钦提名普京担任总理，不到半年之后，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代总统，次年3月当选为总统，俄罗斯历史也翻开了新的篇章。2019年是普京执政的第二十个年头，俄罗斯《公报》发表系列专题文章，评述普京掌权20年来的施政得失与这20年间俄罗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生的变化。我们将陆续译出该系列文章，供研究参考。本期文章原标题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20年：精英的转型》，作者为俄罗斯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心主任、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尼古拉·彼得罗夫。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这样评价斯大林：“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弹的强国”。普京接过的是一个民主制度、联邦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都极不完善，且私人经济也很不发达的俄罗斯，经过20年的治理，获得3.5万亿美元的原材料收入后，今天的俄罗斯看起来像一个制度、精英和社会均已退化的政治荒漠。制度建设数年内即可完成，但推动制度框架内的实践并使其形成文化，则需要数十年。
所谓的“普京的精英阶层”存在很多假象。第一个假象就是精英似乎真的存在。其实不然。这一判断并非基于传统观念中对精英政治人物的定义，而是基于对精英发挥其作用的期待。在当今俄罗斯政治体系中，管理者仅仅是各个具体职务的代名词，失去了他们本应具备的精英影响力：谢尔盖·伊万诺夫2016年夏天辞去总统办公厅主任一职之前，曾被专家们认为是俄罗斯拥有第二大影响力的政治家，而在几个月后，他的影响力已经跌至五十多名。或者反而观之，他的继任者安东·瓦伊诺在上任之前鲜有人知，如今其影响力已经进入全国前五。这与苏联时期党的“在册权贵”（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非常相似，只不过现在是个人体制，是总统而非党掌握着官名册。还有很多其他的迷思——比如说军人政权(милитократия)，比如说普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他的“自己人”，比如说领导层意外的代际更迭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危机——现实生活本身已经完全或部分地揭穿了这些假象。
组织结构的变化
与2000年相比，执政精英的人员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不亚于精英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俄罗斯精英阶层组织结构的变化，从外界对其模式的描述方式上就可见一斑：一开始关注的是以合作商业项目为中心的“克里姆林宫塔楼”。在上世纪90年代，不同的执政精英在其事业起步初期便参与其中。后来逐渐形成了以普京为中心的“行星系统”和三个内部运行轨道（合伙人、初级合伙人和忠仆），精英们沿着这个轨道旋转运行，并组成不同情境下的联盟。几年前，出现了以十几位最有影响力的精英代表为正式成员、“中央委员”为被庇护者的“普京政治局”模式。大约在同一时间，还出现了一种由顶级精英担任股东和经理人的名为“俄罗斯”的“大集团公司（бизнес-корпорация Россия и Ко）模式”，普京既是总经理，也是董事长。所有重大决策均由不担任政府职务的内部股东作出，而高层管理者则只负责执行和落实。最近还出现了一种“沙皇宫廷”（царский двор）模式，将集团公司领导人分为两类，一类为自己掌控一定资源的领导人，另一类是“亲信贵族”，后者的主要政治资源就是能接近领袖。
尽管这些模式的出现反映出俄罗斯精英阶层组织结构的变化，但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而非相互排斥的。重要的是，除了最早的“克里姆林宫塔楼”模式之外，其他模式均体现出领导人的关键和核心作用，这在普京之后的俄罗斯权力结构中是无法复制的。然而，基里尔·罗戈夫及其同事最近对后苏联空间权力交接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土库曼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那样的个人化专权制度之下，则相对容易适应关键环节的断裂和领导人的更替。
制度的演变
精英阶层结构和人员组成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的演变决定的。我们先不讨论当今俄罗斯的制度是混合型还是威权型的，可以从地区维度，对各个相对自治的主体及其作用进行考量。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可以被定义为“由地区组成的准联邦制”，那么到了2000年，这种模式已经开始瓦解，国家逐渐变成了“由集团组成的准联邦制”，并且由很多不同的集团组成：从强力部门（联邦警卫局、国防部等）到国家公司（俄铁公司等）再到商业集团等等，这些集团集中了行政、金融、政治甚至是强力等各种资源，俨然成了国中之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0年代初，国家开始实行“去集团公司化”，用亨利·黑尔（Henry Hale）的术语来说是“庇护政治”（патр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就是将许多个人庇护网络的金字塔合并成一个庇护网络。这种“去集团公司化”有两个机制：一是彻底替换集团公司内部根深蒂固的领导层，提拔下面的人或启用外部人员(国防部、联邦警卫局、联邦海关局)；二是将行政-强力资源与政治资源、金融资源等分开（联邦警卫局、俄罗斯石油公司、联邦安全局）。以中央单一制取代由地区组成的准联邦制和由集团组成的准联邦制，近来中央单一制的突出特点是将联邦政府的副部级和司局级官员任命为地区行政长官。在更像是分配型经济而不是生产型经济的俄罗斯，这样的安排原则上可以带来短期的效果，但另一方面，管理者就像螺丝钉一样，可以随便替换，这样的安排导致各环节的独立性都有所下降，并受到上层的严格控制，威权主义进一步增强。
2014年是体制转型"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出现了领导人合法性问题，这种合法性不像过去的选举那样自下而上被赋予，而是自上而下产生的，相对自主的精英阶层几乎消失了——当局已经不再需要他们来保证选票。领袖的超高人气取代了选举带来的合法性：如今的选举中，克里姆林宫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通过尽可能谨慎地、不发生冲突的方式使预设的结果获得通过。地区政治机器和集团政治机器先后被单一的国家机器所取代。领袖对精英阶层的依赖性明显降低，相反，精英阶层对领袖的依附性大为增强，此外，领袖对公民的依赖性也大大降低——公民已不再是其合法性的直接来源。当局采取的压制精英阶层的措施是一个下马威，旨在避免其导致国家权力的分裂。从经济层面看，最先采取的技术手段是个人收入和财产申报；在政治层面，建立封闭的体系和降低精英阶层作用的操作直到2014年才开始。
如今，后克里米亚综合征（посткрымский синдром）带来的红利已被完全耗尽，领导人的合法性也变得不无争议，这个系统要么应该强化基础——恢复超级合法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么应该重构上层建筑，使其适应已被削弱的基础。在克里米亚入俄之后，一方面，强力精英的作用迅速提高，特别是在初期，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自主性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角色也变得更加工具化。最终，强力部门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加强了，在权力体系内的作用却降低了。这是因为当前的国家议程——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主要是出于强力考量，而经济、外交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则退居次要地位。
体系
当下，俄罗斯已经形成了“新权贵阶层体系”（неономенклатурная система），该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执政精英的状态——使其与20年前有了本质区别。其主要特点是：职位而非个人处于主导地位；内部规则刚性条件下的外部规则/共性规则柔性；对制度的忠诚；通过授予或限制获得权贵阶层利益和特权来保证其对上级的服从；存在着两个垂直管理机制——党内管理和肃反机构（契卡）；相较于效率更看重忠诚度，且在忠诚的前提下确保其地位不会被降低；打压特定精英群体等。
“新权贵阶层”这个术语的出现本身就表明，现行制度与斯大林时期的经典“在册权贵”制度存在明显差异。的确，在过去20年里，一些“在册权贵”的元素得到了恢复(包括官员的水平流动——最初是在部门垂直机关；两个垂直管理机制；封闭性；压制；内部的合法性)，但除此之外，随着对市场和选举现实的适应，新权贵阶层体系也拥有了其自身特点——"超级总统"的垂直体系取代党委、资产的没收/保有及其再分配机制，以及确保系统对外封闭的内外两道篱笆。
压制
2012年当局由于担心颜色革命和精英阶层分裂及准备与西方国家进行强硬对抗，为恐吓/加强对精英阶层的控制，展开了对精英阶层的螺旋式压制——系统性、立威性、有政治动机的选择性惩罚。一方面，这个螺旋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绕着更高层精英的那一段螺旋在不断收缩：压制越来越多地影响到那些被认为不可侵犯的人，那些拥有一切、并掌握着立法权的“自己人”。随着压制的螺旋式展开，脆弱群体迅速扩大，特权圈子急剧缩小。2018年，有15名联邦高级官员和40名地方高级官员遭到了刑事指控，这个数字大概占统治精英上层的1.5-2%左右，与之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增加的只是被定罪的人和对他们的量刑。这种压制力度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不仅不会减弱，反而会继续维持甚至进一步加强。这些一般打着反腐旗号进行的压制，已经成为新体系下的支撑性机制。他们履行着威慑精英、维持相对管理效能、彻底更新企业管理层、精英团体间资产的重新分配、回应公民民粹主义诉求等一系列职能。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新权贵阶层体系之下，当局一方面可以通过保证精英利益的方式收买其忠心，比如以内部价格、规范和流程（包括法律规范）为他们提供住房和土地，另一方面，正是可以以此为由，惩罚这个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人。
对精英阶层的压制导致公众对政治精英制度的信任遭到损害，社会资本急剧萎缩、精英阶层日益分化。这不仅排除了他们进行有组织抵抗的可能性，也解除了他们进行任何一般性的动员，包括为执行最高权力机构规定的任务而进行动员的能力。这是政治转型的现实因素，而不是一种思辨性理解——在2018年9月的地方选举中，那些最近对精英进行过大规模压制的地区（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哈卡斯共和国州和弗拉基米尔州）政权党候选人的失利就证实了这一点。
地方精英
有一段时间，当莫斯科的政治和商业空间已被大幅挤压，并处在克宫严密的组织和控制之下时，地方看起来有望成为孕育新精英阶层的土壤，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各地区的情况以及精英的质量很快就和莫斯科不相上下了。同时，由于垂直权力体系的多重化，以及莫斯科利用不同的杠杆加强对地区的控制，一些地区的政治竞争如今仍然比较激烈，三权分立程度也远不如国家层面。
2000年地方长官几乎完全控制了自己辖区内的精英，包括当地的地方精英和在该地区的联邦精英（唯一例外是联邦安全局地方负责人）。联邦官员（起初是总统派驻联邦区的全权代表、内务部/内务局局长、检察官，然后是法官）摆脱州长控制的过程历时多年，至今有的地方还没有完成这一进程。说到底，地方长官与其说是地方精英在中央的代表，不如说是中央在地方的最高代理。地方精英和联邦精英被分离之后，双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和平相处，但大约从2014年开始了激烈的对抗，这也导致了中央对地方精英的遏制，事实上意味着开始了对地方的外部管理。这一遏制进程伴随着2018年对州长团队和地方精英的大清洗走向高潮，并一直延续到2019年。在此之前，地区首府的市长几乎已被彻底清洗，现在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能直接当选。地方精英阶层政治自主性下降的同时，当局还修改了联邦预算法，开始将地方预算转入国库——此举直接动摇了地方精英的财政基础。过去几年来，当局在包括北高加索各共和国在内的民族地区也采用了类似手段。克里姆林宫在彻底动摇和征服了区、市两级的精英阶层后，还破坏了其以选举和自治方式再造的基础，从而瓦解了整个精英阶层的再造基础。
精英的再造
早在普京执政中期，精英阶层的再造问题就已经开始显现。随着上世纪90年代积累的公共政策空间急剧缩小和储备的枯竭，人事任用的储备职位也大幅减少。2008年，当局启动了“人才储备”项目。最初这个项目的实质是由总统办公厅主任挑选出的专家各自列出一个50岁以下最有前途的管理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不觉间就组成了一个有数百人之众的总统后备人才库。后来，随着这个人才库规模的不断扩大，其组建任务也被下放给了地方和公司。后期统俄党也参与了名单的拟定工作。
这个项目的搁浅是由一系列因素导致的：各阶段选拔工作的主观性和不透明性、重视选拔而不注重人才培养，公司和地方也不愿失去其优秀管理人员等等。但主要原因还是，精英的帮派化特征，与任命一个“外人”担任管理要职的想法完全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普京战友的子女和同僚早期就获得高职位的任命在这个体制内显得更为自然。而普京精英的子女，或者一些人所称的“王子”，也已不止出现在第二或第三梯队那种可以被视为肥缺的位子上，他们中也有人担任着地方长官、大型国家公司、联邦各部委和机构的负责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其父辈在离任后提供了“黄金降落伞”，另一方面也说明制度在进一步退化。
戈尔曼·格列夫（Герман Греф）是对官员进行系统培训的忠实拥趸，他曾在俄联邦储蓄银行大学对不同级别的官员进行了培训。2017年随着另一位“系统内人事干部”（системный кадровик）谢尔盖·基里延科进入克里姆林宫，一个约20万人参与的大型项目“俄罗斯领袖”也正式启动。这个项目不仅包括大规模的梯度选拔，还有对候选人的培养，对最高层进行定向培养，配有专门导师。这个项目的结果是，新上任的数十位州长用其刚学来的纸上功夫应对实际问题的样子，让人联想到乌尔芬·朱斯的木头士兵。这些州长被称为年轻的技术官僚，但他们更像是在企业里闯出了一番事业的经理人，在“青年战士班”（курс молодого бойца）经过短暂培训之后，便像当年被斯大林派下乡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两万五千工人”一样，被扔到了各个地区。由于这些人的职业考虑与其被临时派去的地方完全无关，因此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成为高效的地方管理者，更无法成为地方政治长官。
总而言之，在联邦、地区和地方各个层面，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几乎已经完全被在册权贵/（权贵阶层）所取代，其再造基础也已完全消失；政治阶层愈发分散，其主体性也完全丧失。这个体系中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地区层面——他们被克宫视为大集团的附庸，因此可能会在地区间随意调换其长官。
克宫仿佛也深知管理精英阶层年龄结构偏大、深根蟠结、且随时有可能蜕化的危险性，自2014年以来，便开始积极对其进行更新，尤其是在集团层面（包括强力集团和地方集团）。但问题在于这是手动操作，并非系统性过程，因此似乎无法一劳永逸。此外，新一代的、冠以“技术型”的忠诚精英名不副实，在危机发生时，很可能不仅无法应付局面，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自身也可能就是引发危机的原因。
（翻译：达琏懋，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
https://www.vedomosti.ru/opinion/articles/2019/08/16/808927-20-putina-transformats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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