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20年：从竞争型威权主义到霸权型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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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9日，叶利钦提名普京担任总理，不到半年之后，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代总统，次年3月当选为总统，俄罗斯历史也翻开了新的篇章。2019年是普京执政的第二十个年头，俄罗斯《公报》（ведомости）发表了系列专题文章，评述普京掌权20年来的施政得失与这20年间俄罗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生的变化。我们将陆续译出该系列文章，供研究参考。本期文章原题目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20年：制度转型》，作者为俄罗斯政治学专家基里尔·罗戈夫（Кирилл Рогов）。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20年前，普京突然出现在俄罗斯政坛中心，彼时他还是一个出身强力部门的实力官僚、支持市场经济的国家利益至上者、一个不热衷于意识形态的实干家。而如今，普京已成为一个强势型威权领袖，沉迷于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抗和与世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并不惜为此牺牲了国家的务实发展目标。甚至当他谈到现代化的时候，话题也往往会很快转向武器装备。
两个时代
如果普京2008年任满之后便离开，他将作为俄罗斯最成功的领导人之一被载入史册——在经历了长达15年的危机和动荡之后，俄罗斯终于在 "可控民主"（управляем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无论这意味着什么)之下实现了相对稳定，最重要的是，国家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速7%)，人均收入增幅更是相当可观。
当然，不怀好意者可能会将其归功于转型进入复苏阶段和油价上涨。事实上在此之前普京就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第二次车臣战争、尤科斯事件、改造国企、完善法制、建立经济混合所有制等等。但如果普京当时能激流勇退，上述任何成就都无法盖过他在俄罗斯历史记忆中留下的成功氛围。
普京的第二个十年（2009-2019）则与第一个十年大相径庭：2009年和2015年先后发生了两次与油价波动相关的经济危机；2011-2012年莫斯科抗议活动引发的政治危机使威权政体进一步强化，权力精英及其决策逻辑的主导地位也随之上升，而后者紧接着又触发了下一个危机——克里米亚入俄和乌克兰东部战争引发的外交政策危机。当时做出相关决定并不是迫不得已，也绝非唯一出路，但却导致此后与西方的对抗构成了俄罗斯国民生活的基本框架，也最终巩固了权力精英和强权逻辑在国家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
这样一来，一连串的经济、内政与外交危机（2008-2009年、2011-2012年、2014-2015年），以及三次战争（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便构成了普京执政第二个十年的主要内容。在此背景之下，俄罗斯GDP年均增速降至0.6%。2000年，俄罗斯人均GDP是美国的14.5%，是欧盟的21.5%，2008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是22.5%和32%，2018年——21.5%和31%。无法缩小与经济强国的差距就意味着停滞不前（2000-2008年的年均油价为54美元/桶，2008-2018为74美元/桶）。
全面修正
2008年普京不仅没有离开，而且事实上从王车易位的那一刻开始，他的施政目标也发生了根本变化：2000年他是带着稳定局势和推进“去政治化”的现代化这两个使命而来，并在自己的职权和能力范围之内顺利完成目标。而在第二个十年，他的首要任务则是重塑苏联解体后第一个十年间建立起来的国家和政治制度（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混合型制度）。
普京第二个十年的全面修正主义正是由此而来：将 "主权 "概念绝对化，将 “核心价值观 "和 "传统价值观 "作为现代化新的支撑；培养 "国家精英"群体（национальн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е элиты）；实际拒绝承认苏联解体后的国家边界；在与西方的关系上则果断地从合作转向对抗。
其实哪怕只达到哈萨克斯坦那样的经济成效（2000年哈人均GDP是美国的10%，2008年为18%，2018年为20.5%——与俄罗斯几乎持平），普京构建起来的这一体系也将能取得更大成功，遗憾的是它未能达到。而且即便其在国家治理某些领域建立 "高效威权主义“（эффективный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 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也于事无补。
最终，普京新的施政目标变成了赤裸裸的反自由主义和反西方主义说教，”重新思索俄罗斯世界的边界"变成了构筑俄罗斯与周边国家对立和不信任的屏障，而培养 "国家精英"则变成了接受不断攫取利益、特权和金钱的强力部门和权力寡头的完全控制。
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演变，可以用比较政治学理论进行阐释: 解体后第一个十年末形成的体制可以说是一个竞争性寡头政体（конкурентная олигархия）。这种政体在公共领域具有相当高的竞争力，但法制往往不够完善且充斥着腐败现象。目前在乌克兰、摩尔多瓦、吉尔吉斯斯坦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仍保留着这种体制。
2000年代普京治下的社会稳定及伴随着国库快速充盈的经济增长，使得俄罗斯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 "竞争性威权政体"（конкурентный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在这种政体之下，执政联盟大幅限制政治竞争和媒体自由，主要依靠民间相当广泛但较为消极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本身基于令人信服的经济指标。虽然执政联盟牢牢地掌握着权力（包括利用行政杠杆和选举舞弊），但反对派也具有相当的合法性——他们拥有一定的基础设施，也有公民和精英团体的支持。
威权领导人或执政党在选举中通常能得到60%-70%的选票，这表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投反对票，但这种反对被认为是合法的，且不会威胁到政体的稳定性。最重要的是，这种政体是低压型。除少数情况之外，当局利用行政措施便足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这种"竞争性威权政体"大约出现在普京治下的2003年至2012年之间。2011-2012年发生的政治危机则标志着其衰落。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结果并非反对派的言论所致，而是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破坏了公民对体制的信任，这种不满从他们对2011年议会选举舞弊的反应上就可见一斑（2008年，类似的舞弊行为没有激起丝毫民怨）。
威权主义进退两难
相较而言更为集中的政体被政治学家称为 "霸权型威权政体" （авторитарная гегемония）。这种政体之下进行的选举中，霸权领袖或执政党通常能获得75%至99%的选票。然而这个数字并非代表了他们的受欢迎程度，而是说明他们对反对派、独立媒体和不忠诚的精英集团施加了更多的系统性压力，也就是说，这种政体与前一种的区别在于其镇压程度远高于前者。这种政体几乎只存在于现在的亚洲、非洲和前苏联。
一些亚洲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家政体往往在经济形势恶化时才会由第一种向第二种演变。随着经济在维护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另外两个支柱——压制和意识形态就会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信息政策上，从过滤和限制信息传播转向大肆政治宣传、对公民的活跃行为进行系统性迫害、允许对不当言论发起刑事诉讼，并将街头集会定为犯罪。
正是从竞争性威权政体向霸权型威权政体的转变构成了普京2013年至2019年执政的政治内容。而地缘政治对抗则构成了将日益增长的镇压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框架。
尽管今天的俄罗斯看起来已经比2012年要威权得多，但这种过渡应该还未最终完成。这可能与大城市发达的社会基础设施，精英阶层的欧洲化水平和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深度渗透等因素有关，当然还有经济的停滞不前。尽管如此，普京仍不太可能放弃其继续在俄罗斯推行“去西方化”的努力。而这场注定徒劳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拉锯战，很可能仍是他政治生涯最后阶段的主要内容。
（翻译：达琏懋，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来源：
https://www.vedomosti.ru/opinion/articles/2019/08/07/808337-20-let-pu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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