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20年系列之四：强力集团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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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9日，叶利钦提名普京担任总理，不到半年之后，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代总统，次年3月当选为总统，俄罗斯历史也翻开了新的篇章。2019年是普京执政的第二十个年头，俄罗斯《公报》发表系列专题文章，评述普京掌权20年来的施政得失与这20年间俄罗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生的变化。我们将陆续译出该系列文章，供研究参考。本期作者为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高级研究员尼古拉·彼得罗夫。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在过去20年里，强力部门是俄罗斯所有社会职业群体中的最大赢家。首先，这个群体自身规模已经发展得异常庞大；其次，它不仅成为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轴心，还孕育出了“深层国家"（глуби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但另一方面，强力部门的实际作用并非是线性提高的，按照丹尼尔·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的说法，可以说 “强力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иловиков)发展的巅峰——强力寡头阶段（фаза силовархии）已经过去。而"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 这一悖论也同样适用于强力国家的设计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努力打造完成这个机器之后，都已经不再被需要。
普京掌权之后，迅速将他此前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联邦安全局和圣彼得堡工作时认识的人安排到身边，社会上于是出现了关于 "圣彼得堡帮 "和 "军人政权 "当道的传言。虽然随着总统前同事和童年旧友们的纷纷离职，关于“圣彼得堡帮”的讨论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但围绕军人政权的讨论当前仍在继续。"军人政权 "（милитократия）这个词本身似乎并不恰当，准确点来讲应该是 "契卡主义"（чекистократия），因为军人几乎没有延伸至统治精英阶层。虽然通过履历分析和缜密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契卡背景的高官数量有所减少，但据此便判定体制中强力部门和执法人员比例降低是不正确的。事实恰恰相反：无论从国家内部结构、国内外行动、行为逻辑还是采用的工具和依靠的本能而言，今天的俄罗斯都是一个强力部门主导的国家。军人政权并不存在，事实上，也从未存在过。真正存在的是强力官员地位显要的新权贵体系。
强力集团
苏联时期共有三大强力部门体系：军队、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现代俄罗斯共有15个强力机构，这些机构主要是从之前苏联的强力部门中分离而来。公正地说，强力机关数量的大幅增加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国家本身及其强力部门组成都相当薄弱，将克格勃拆分成几个独立的部门是避免契卡霸权（гегемония чекистов）的一种方式。近年来，俄罗斯只成立了一个新的强力机构——俄罗斯联邦国民卫队（Росгвардия），内务部的大部分强力资源都被转移到了这里。与此同时，2003年成立的俄罗斯联邦毒品管制局和军事化管理的联邦药物管制局均被解散。
目前，俄罗斯强力部门人员和执法人员总数共约450万，占俄罗斯劳动人口总数的6%。其中军队员额为190万、内务部为90万、国民卫队为40万、紧急情况部为30万、惩罚执行局为30万，联邦安全局加边防军为20万。这一数字远高于苏联时期，而苏联当时的人口是俄罗斯的两倍。
2016年的大规模改组并未实现强力集团的年轻化：好几个部门负责人均已在位10年以上，其中包括联邦总检察长尤里·柴卡、侦查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巴斯特雷金、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还可以算上拉姆赞·卡德罗夫，他是车臣共和国首脑，同时也独立于强力体系之外，其影响力介于柴卡和巴斯特雷金之间。此外还有独树一帜的尼古拉·帕特鲁舍夫——他担任安全会议秘书多年，虽缺乏强力资源，但政治资源极为丰富。只有三分之一的高层强力和执法人员是在自己的集团内部成长起来的——国民卫队、联邦惩罚局、联邦海关局和紧急情况部负责人均是克格勃/联邦安全局和联邦警卫局出身。绝大多数位高权重的强力部门长官都是普京的同龄人，只有联邦法警局局长德米特里·阿里斯托夫和拉姆赞·卡德罗夫明显比普京年轻。
强力国家
2014年俄罗斯最终转型成为一个强力部门主导的国家。因为正是在那时，当局的决策逻辑发生了质的变化。此前的模式可以用在西方较为流行的“文职强力官僚”（силовики-цивильники）模式来表述，如今强力部门人员都是一把手，而外交官、经济学家以及政治技术官僚等，充其量只是为在强力逻辑框架之下作出的内政外交决策服务，并尽可能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2014年之后，随着政治体制的转型，强力部门人员在体制中的作用客观有所增加——更多的是制度层面而非个人层面。究其原因，是执政精英的心态。强力部门人员并非在数量上占优势，而是靠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将自己的集团心态和思维方式带到了那里。另一方面，在政治体制衰弱的情况下，政治资源的作用下降，强力资源的作用则会上升。我们现在拥有的不再仅是社会学家瓦季姆·沃尔科夫（Вадим Волков）当年所描述的 "强力企业"（силово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而是 "强力政治"（сил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在法院完全依附于执法机构以及定罪量刑有偏向性的情况下，可以说在俄罗斯也出现了"强力司法体系"（силовая судебная система）。俄罗斯政治中运用强力工具的最新方案体现在莫斯科市杜马选举中：起初，内务部和联邦安全局剔除了那些让当局不舒服的候选人，后来，当出现抗议活动时，国民卫队、侦查委员会和法院开始介入，可以说这些机构都是当局用来调节选举结果的杠杆。
强力部门势力2014年急剧上升之后，于2016年出现了弱化。联邦警卫局、联邦海关局、联邦法警局的领导层被彻底更换，联邦毒品管制局、联邦移民局部分人员被清理，内务部等机构的势力因改组而大大削弱，总检察院、侦查委员会和联邦安全局的第二梯队也被更新。此外，一些跨机构协作中有影响力的调解人（谢尔盖·伊万诺夫和叶夫根尼·穆罗夫）也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权力中心。最终，强力集团实力整体被削弱，内部也开始分化。在经历了普京治下最大规模的清理之后，即便算上2001-2003年的那次清理，2016年的这次清理还是使人觉得工作仅完成了一半。
系统性矛盾
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十年间，出现了两个主要的系统性矛盾：一是整个体制框架下克格勃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二是权力集团内部，克格勃与内务部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对内务部而言，这与其说是争夺主导权，不如说是争夺独立权的斗争。
因此，1999年叶利钦将权力移交给普京，可以看作是克格勃的一次胜利（普京本人是连续第三位从这个机构中走出的总理，并成为接班候选人）。但这场胜利只是暂时的——普京和那些随他一起从卢比扬卡进入克里姆林宫和总统办公厅的强力部门人员，虽然心态上仍是强力集团成员，但实际上已经停止发挥强力人员的作用。而当局与强力集团之间的老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重新显现。
俄罗斯语境下的“深层国家”概念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虚拟的、阴谋论式的”强力“，第二种则是普京个人的“超级总统”——一个复杂的总统行政集团，它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苏共中央政治局模式。总统在联邦及地方政府机构中设立的众多代表则体现出俄罗斯指挥-行政系统的转变。强力集团与联邦安全会议一道，构成了国家2号集团，但只是其组成要素之一。
精英集团内部的矛盾双方，谁都无法完全打败对方。这种内部矛盾存在的意义就是在缺乏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借助内部管理工具来维持制度的相对效力。类似于这种体系的准制衡制度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形式要复杂和精巧得多。例如2003年，毒品管制局的成立就是为了制衡联邦安全局。后来当二者之间发生尖锐冲突、领导层也公开对垒时，当局更换了这两个部门的最高领导。如今当局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联邦安全局内部的制衡，2016年毒品管制局也被彻底解散。
检察院和侦查委员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长期以来，检察院都是强力机器中的关键环节，检察院作为侦查机构和法院之间的桥梁，将内务部和联邦安全局收集的材料转化为刑事案件和刑罚。普京成为总统之后，对地方强力人员的清理也正是从检察长开始的。在普京第二任期开始寻找可能的接班人时，多位消息人士透露，强力部门中的非正式候选人是时任总检察长的弗拉基米尔·乌斯季诺夫。2006年6月，他突然被解除职务，而检察院本身也很快就被分成了两部分，这两个部分彼此互相依存，已经不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
联邦侦查委员会起初是自检察院内部分离出的一个自治侦查委员会，后来成为了完全独立的部门。在整个改组期间，这两个部门和双方领导层之间始终存在冲突，有时只是暗流涌动，有时则会在公共场合爆发，与罗马时期的“分而治之”模式别无二致。
安全局掌舵？
普京刚成为代理总统时便任命了20位联邦安全局在任官员为其驻各地区代表，总统在联邦区的全权代表也均来自强力部门。与此同时，强力集团人员还向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领域延伸，而谢尔盖·伊万诺夫领导的安全会议则成了“战略政府”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直到2011年末-2012年初，这个影响力如日中天的集团才开始动摇。当时由于没能及时预测，也未能成功阻止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联邦安全局这一“超级机构”( суперведомство) 一时间失了宠。另一方面，普京认为莫斯科警察表现不俗。博洛特纳亚广场抗议集会事件之后，弗拉基米尔·科洛科利采夫立即被任命为内务部部长，而受联邦安全局高层控制的内务部、联邦海关局、司法部等强力部门，也终于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机会。索契冬奥会之后，安全局的地位全面恢复，这不仅体现在从外交部到经济发展部等所有关键管理部门监督人以副手形式的回归，还表现在一系列针对各强力部门（内务部、紧急情况部、国民卫队, 海关局, 侦查委员会等等）最高层调查的展开。
作为大多数外部冲突的受益者和一切强力机构的最高控制者，联邦安全局自身不受任何外部机构管控，但它本身并非是一个统一的超级机构，更像是一个充满严重内部矛盾的控股公司。安全局内部也有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机构，例如经济安全局，其局长实际相当于整个体系的负责人，并且与普京保持着直接联系。
而在最近，联邦安全局 "不可侵犯 "的地位开始严重动摇。2019年以来，已有多起从包庇、诈骗、走私到敲诈勒索等各种涉及安全局特种部队人员的刑事案件得到立案。总检察院数据显示，2018年联邦安全局人员犯罪案件数量比2017年增加了70%。
压制主体和对象
2012年之后，随着数百名侦查人员的介入首例大规模“博洛特纳亚广场事件” 以及数十名抗议者被判刑，当局的压制愈发明显。后来，针对管理精英的压制也提上了日程，并从2015年开始逐渐达到了现在的强度。在压制实施过程中，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侦查委员会和内务部侦查司通常负责协助，检察院和法院也发挥着辅助作用。可以说，联邦安全局(中央或地方机关)是压制行动的发起者，侦查委员会和检察院则是执行者。同时，联邦安全局本身，特别是直接领导压制行动的人员，通常躲在幕后，往往只有在这些人调动升迁或退休、离职后，公众才会了解到一些细节，例如近几年来所有重大案件背后几乎都是赫赫有名的 "谢钦特种部队"(сечинский спецназ)。然而，我们不应该把具体的人物妖魔化——尽管这些人物也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们只是压制机器中的螺丝钉。
近年来的压制触及了包括直接参与压制行动的联邦安全局和侦查委员会军官在内的所有强力部门人员。但针对这类人的压制是有区别的。从2012年开始，国防部、惩罚执行局、内务部、海关局、警卫局、侦查委员会接连中招。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联邦高层还是在地区最高一级，联邦安全局、检察院和法院官员——压制机器的真正部件——都未曾受到公开攻击。不过情况似乎正在发生变化：根据总检察院的数据，2018年员工犯罪调查数量增长最快的三个强力部门除了此前提到的联邦安全局（+69.5%）之外、还有司法机关（+118.5%）和国民卫队（+277%）。
前文所述的通过分离行政、强力和财政资源来削弱利益集团作为政治舞台独立参与者作用的逻辑，也同样适用于强力集团。无论是内务部经济安全和反贪局、海关局、联邦警卫局还是联邦安全局，针对这些强力部门人员的压制行为背后，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这种逻辑。如今，企业与海关局、联邦安全局、惩罚执行局领导层之间的强大联结已被打破，联邦安全局中的"谢钦特种部队"也再次成为了”克里姆林宫的特种部队“。
而在地方层面，对强力部门人员的压制远比莫斯科更为激烈：仅2018年落马的就有紧急情况部的3名部门负责人、联邦生态、技术和原子能监督局的3名部门负责人、联邦税务局、联邦安全局经济安全局各两名负责人以及侦查委员会、内务部、国民卫队和联邦法警局各一名部门负责人。
恶性肿瘤
在履行法定服务职能之外的时间，强力部门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它与其他各大利益集团一样，只关心自身利益，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们经常用来维护狭隘集团和帮派利益的资源是强力资源。
上一任国家杜马在逐一通过严刑峻法时，曾被称为 "疯狂的打印机"。纵观今天强力人员的行径，将他们比作“疯狂的断头台”似乎也不为过。但事实上，与其说强力部门人员残暴，不如说多年以来已经习惯了简单决策的当局，已经不善于采用更加精妙的政治调度手法，他们将强力部门当作对付精英阶层和本国公民的一种蛮力。而强力人员则更是有如尚方宝剑在手，执法无所忌惮。众所周知，当机器的某些部件开始特别密集地工作，并且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整个机器的利益工作时，这个机器的其他部件（比如经济）以及机器整体都会受到损害。
而另一方面，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控制正是强力部门在确保国家和公民安全方面效率极低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强力部门人员队伍远远超出了合理限度。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这样庞大的强力队伍对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问题。而在未来美丽的俄罗斯（现在流行这么说）需要为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去处，否则他们会自己寻找并亲手打造一个去处。
（翻译：达琏懋，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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