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加诺夫：俄罗斯应成为世界之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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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专家》杂志对俄罗斯著名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卡拉加诺夫进行了一次专访，卡拉加诺夫对拜登上台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及美、欧、俄对外政策走向进行了评论。现摘要编译该文，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瞌睡乔”似乎正在使美利坚在地缘政治游戏中陷入沉睡。入主白宫的拜登在对内审查其前任遗产的同时，对外正试图展现其外交政策的可预测性和非侵略性。欧洲希望恢复往昔充满激情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国希望消除贸易制裁造成的影响，俄罗斯期待着务实、可预测的竞争。未来四年，世界舞台会平静么？俄罗斯权威杂志《专家》就此采访了高级经济大学世界政治与经济学院院长、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
问：不少专家说，和冲动的特朗普相比，人们同拜登打交道时会感到更多的平静。是这样吗？
答：未来几年内，全球政治将高度混乱和不可预测。我还没看到任何积极趋势。也许最终会展现积极趋势，但目前我能看到的只是变革趋势的加强。人们对这个新世界充满恐惧，以致于一旦抓住哪怕是虚假或臆想出来、但却透着些许正面信号的消息就不再放手。
拜登比特朗普更具可预见性。但要注意的是，进入拜登团队的是21世纪前20年使美国遭受挫败的那些人。这些人曾有一手好牌，但却卷入了打脸美国军事实力的地区冲突。在他们手中，中国获得了发展机会。同时，他们错过了发展对俄关系的机会。如果按照1990年代国际关系的模式，俄罗斯即便不能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但至少可以成为西方的伙伴。
如今，俄罗斯成了反西方国家。这一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其程度不亚于中国发展对全球格局的改变。俄罗斯最终令西方失去了军事优势，失去了五百年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统治世界的根基。目前，还无法确定，拜登的小班子能否改善美国的全球治理质量。
因此，我虽然希望世界更加平静和可预测，但最好还是为一个难以预测的世界做好准备。况且，我们还不知道新冠肺炎疫情最终将导致什么后果，我们甚至根本没弄清疫情的本质。
问：您指的是医学方面的后果还是经济后果？
答：是政治后果。我们几乎完全生活在虚假信息的迷雾中。人们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产生了错误认知，还有一部分人故意制造假消息。此外，许多国家的统治阶层正在利用疫情产生的迷雾掩盖自己的执政失误。
我们不知道一切将如何结束。在疫情暴发前我曾经说过，如果从中期时段看，形势总是相对可预测的，但现在我不敢这样说了。
人的局限性
问：在今天的全球政治中，我们能看到哪些大趋势？
答：几大进程在并行发展。第一是疫情。第二个深刻变化的进程是西方正在失去其五百年统治的根基。第三个进程是二战后形成的自由经济秩序的崩溃。第四是全球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严峻的经济危机和知识真空使这一切变得更加复杂。精英阶层不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
所有这些危机和失衡可能导致一场大规模战争。眼前的这些危机部分地替代了战争的功能，但战争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不能排除。这是因为在许多层面，军事战略形势正在恶化。美国还在煽动敌对情绪。
问：您是否认为拜登周围的人，就是那些过去曾犯下不少错误的人，将加剧这场危机。或者说，在这个不可预测的世界，这些人不怕犯下新错误？
答：很明显，我们生活在一个战略寄生主义时代。精英和部分社会成员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惧怕战争。况且这些人是深度意识形态化的，他们单向思考问题，局限性很强。我不认为他们现在就会开启战端，因为用战争换来的所得可能仅是昙花一现。但是他们会挑起冲突，比如在中国周边或者乌克兰。但冲突很容易失控。
因此，我完全不信任这些人，不仅是因为他们代表一个公开奉行对俄敌对政策的国家，而且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历史过往。他们曾经是失败者，现在要努力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以掩盖曾经的错误。
美国所有传统精英都曾支持伊拉克战争，只有极少数人例外。这是美国政治上的最大败笔之一。而现在他们重新掌握了权力。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有共和党右翼，也有民主党人，他们希望以此扩大民主和自由的领地。他们同样支持侵略利比亚。
问：再看欧洲。欧洲精英缺乏独立性和政治意愿，这也是人的因素导致的么？我们暂时还看不到，谁能接替默克尔成为下一个世界级政治家。
答：欧洲的问题之一是70多年没发生战争。这是巨大的成就，原因有三。第一是欧洲自身发展的结果；第二，这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和苏联对己方的控制；第三，拜数字化革命所赐。但70多年的安宁导致的结果是欧洲精英阶层以及很大一部分民众失去了具有辨识度的传统价值观。过去，服务于家庭、社会、祖国和世界曾经是他们的人生意义。
还有政治层面的危机。所有人似乎已忘记——民主就是反对精英统治。在危机时期，社会将自然选择如罗斯福和丘吉尔般的强力领导人，但这是特例。有时经历过战争人物也会进入政坛。这就是战后欧洲历史的前20年，那是伟大的20年。此后欧洲政治精英悄然蜕变。我总是说，如果给1950-1960年代直到今天的欧洲领导人拍一张照片，你会发现，仅仅在视觉上，他们就是本质上不同的人。
如今，欧洲国家的政治人物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活力，习惯于舒适地生活在美国庇护下，并使欧洲远离战略思维。这或许是好事，因为数百年来欧洲的战略思想对整个人类和俄罗斯都是不幸的。
欧洲精英惧怕现实。对此要冷静对待，虽有遗憾，但不要恼怒。要知道，欧洲的危机，包括欧洲文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的危机，因为300年来我们一直向欧洲人看齐，试图变得像他们一样。这段历史结束了，很好！在美国脚下已经趴得不能再低的欧洲要寻找新出路了。
问：完全结束了吗？美国知识阶层一直试图调和俄欧关系，以阻止俄罗斯同中国结盟。
答：30年前，苏联解体时，我们试图与西方（主要是与欧洲）建立战略联盟。这一设想失败了，因为我们很虚弱，看不清当时的历史进程，西方领导人也失去了历史感和战略思维。他们认为俄罗斯完蛋了，就把我们推到了一边。历史本可走上另一条道路。
如果出现一个类似于大欧洲联盟的国际关系主体，其前景将是不可限量的。中国可能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但是现在，在军事和政治上，我们和中国互为战略依托。
拿破仑踏入俄罗斯，希特勒两线作战，他们的决定失去了机会和优势，也改写了历史。从1990年代起，欧洲人再次失去战略机遇，这样的错误在历史上屈指可数。
世易时移，原有的观念已经远去，现在的欧洲不再具备主体性。面对欧洲，我们不知道该和谁打交道。俄罗斯对欧洲人的能力深感失望。我们已经不再考虑与他们结盟，不要再设想会出现对抗某些国家的俄欧联盟了。
转向东方
问：时至今日，我们仍不能集中精力于周边地区。2020年，在一些原苏联国家发生了数次令人不快的危机，似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对邻国事务的参与度，我们更强调实用主义。是这样吗？
答：俄罗斯必须成为强而有力的堡垒。在这个非常危险和不可预测的世界，这一点尤为重要。我们的周边日益纷乱，我们参与的事务越多就越脆弱。况且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所有的收获都是短暂的。一旦失败，我们就浪费了时间、金钱和其他一切。
至于我们和邻国的关系，直到现在，我们的政策仍被因失去土地而无法释怀的情绪所驱使。我认为，我们能逐渐适应现实，不是出于实用主义，而是出于理性。
沙皇和他的文官武将们并不总是正确的。我们为什么需要中亚？毫无意义！在150多年里，这个庞大的地区吞噬着帝国和苏联的资源。在过去的30年里，这些国家都遭遇了灾难性退化，只有极少数国家例外。精英离开了那里，教育体系已经崩溃。我们为什么要拿回来呢？
在我看来，我们有必要维持最低限度的稳定。俄罗斯也是这样做的，目的是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半开玩笑地说，我担心的是美国把乌克兰给我们。那将是一场灾难，将是华盛顿最可怕的敌对性措施。幸运的是，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的智慧和意志不够用。如果他们把乌克兰交给俄罗斯，我们得到的将是半敌对的贫困人口和破损的基础设施，那我们真的会自己跌倒。
俄罗斯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国家，并不是因为曾拥有乌克兰的一部分甚或南高加索，而是因为得到了西伯利亚。
正是西伯利亚的资源让我们成为欧洲大国，继而成为世界大国。西伯利亚集中了发展所需的资源。同时，西伯利亚还是现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那里有巨大的优势。
因此，要继续转向东方。在这一过程中，必要条件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在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时，我们要卸下必须卸下的包袱。
问：转向东方是否会导致俄罗斯的主权受损？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同中国在经济和人口上并不对等，俄罗斯已经不再谋求与中国建立平等关系了。
答：这并不完全正确。我们拥有一些中国必需的资源。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军事战略力量。在与美国的对抗中，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可以弥补其他弱点。
当然，我们需谨慎行事，与亚洲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更积极地与印度和东盟国家接触，避免过分依赖中国。我认为，目前俄中关系并没有达到平衡。如果未来五到七年内俄罗斯保持稳定发展，平衡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应效法中国打造自己的数字化技术平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并作为同中国合作的基础之一。在贸易方面，如果我们对亚洲的贸易额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0％，对欧洲贸易额达到30%，那将是正常且正确的平衡。
我希望在未来五六年或八年内，我们能达成新的平衡，我们有机会以北京支持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为基础，与欧洲部分地区实现和解。这将是理想的状态，我们将为此努力。但是，这样美好的想法能成为现实吗？更多的选择权在政治人士手中。
俄罗斯的机会之窗
问：俄罗斯可以从西方的对俄政策变化中得到什么？我们的内部政治进程会一帆风顺吗？
答：这个问题包含了有我们常见的知识性错误，即我们通过西方的棱镜来确定己方政策。我们现在仍然一会儿看欧洲，一会儿看美国，这是俄罗斯政治和执政阶层的最大弱点之一。
我们需要研究长期趋势，并对最有前景的领域投入我们的资源，包括知识、政治、精力和金融资源。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的前景不复存在。同美欧的交往是一个把我们向后拉的过程，并且吞噬了大量国家管理资源。我和我们的外交官关系很好，有时我会善意地批评他们：“我觉得你们有三个亚洲司，六个欧洲司。你们弄反了！”西方虽然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占据着文化阵地，仍具有潜力，但他们的政策已经不再奏效。
过去十年中，我们在破除亲西方思想影响方面已经做得很好。12年前开始的向东看进程在2014年因西方制裁加快了步伐。我们开始认识到，俄罗斯并不处于欧洲的东部边缘，也不是西亚，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可能最终会认识到，我们就是“北部欧亚”。我很高兴，普京也开始这样说了。
问：因此，必须替换掉那些根植于西方思想的俄罗斯精英吗？
答：是精英的头脑该升级换代了。当然，知识分子亲西方的痕迹很深，思想的转变赶不上世界变化的速度。比如说，在经济领域，一些1990年代特有的模式和思维仍有其影响力。90年代，我们可以和绑匪甚至是国家讨价还价，以保全钱财或者将其转移出境。
世界终究是快速变化的。当初，半饥饿国家的人们初踏只闻未见的西方世界时，第一感觉肯定是魅力无穷。现在，时过境迁了。对西方世界的幼稚观念正在消失。
问：考虑到西方在组织、人力和系统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转型和现代化方面，俄罗斯的机会之窗是否已经打开？
答：毫无疑问，机会之窗已开。当然，这首先与军事技术的突破有关。我们并不是补足自己的短板，而是获得了领先十年的军事优势。其他国家无法对我们施加压力，也无法以他们的条件将我们拉入军备竞赛。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第二，我们的竞争对手相对较弱。但它们确实存在，并且敌视我们。应该出于建设性目的利用这一形势。遗憾的是，俄罗斯不能没有敌人。90年代我们曾尝试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推动国家运行，但结果是瞬间的土崩瓦解了。所以说，敌人是我们得以存在的保障。
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做到两点：一是启动经济有效增长机制，二是创建有效的民族思想。总的来说，所有伟大的历史强国都是由思想驱动的。一旦失去思想，他们要么不复存在，要么不复为大国。整个世界到处都是这类国家的坟墓或阴影。
问：您会提出什么样的民族思想？
答：让我们从简单问题开始。我们一直说民族思想应该自下而上地形成。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民族思想从来不会自下而上地形成。
不久前，加入欧洲还是我们的民族思想。这是一种奇怪的思想，但却真实存在过。后来这种思想基本消失了。在我看来，民族思想就在脚下。第一，我们是和平的主要保障者；第二，我们是世界人民自由的保障者。我们解放了一些国家，这些国家较10年、15年、20年甚至70多年前更自由。我们应坚持原有的人文主义，或更确切地说，坚持新的人文主义。我们希望看到孩子出生。我们理解生命的意义，这种意义之于宗教、文明、家国关系的体现。我们追求政治、文化和经济主权。我们支持多极化世界，反对一切霸权。我们是由胜利者、坚强而美丽的女人、在历史上无数次拯救国家于危难的男人共同结成的民族。
我们希望人还是人，而不是无性别的、无民族的、遗忘了自己的历史和种族的曼库尔特（即割裂历史、丧失道德和精神价值之人）。
（编译：薛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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