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基扬诺夫：特别军事行动旨在摧毁本已处于危机中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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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22年第二期刊发该杂志主编、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卢基扬诺夫题为《我们国家与世界的旧思维》的文章。文章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对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俄罗斯正在努力扭转政治发展进程，并试图让旧的政治思想回归俄罗斯和整个世界。现将该文编译如下，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在核时代的现实和对世界所面临挑战的理解之间，出现了危险的差距。对过时的哲学和学说进行彻底的修正和果断的拒绝，是首要的、至关重要的必要条件。新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因素，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现实对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也决定了其行为和决策的最终责任。”
——摘自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2月25日第二十七届党代会上的报告
2022年2月俄罗斯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标志着一项大规模历史实验的完成，其目的是检验以下假设：有没有可能将俄罗斯纳入一个由西方大国创建的国际秩序中，而俄罗斯并未参与建立这样的国际秩序，在该秩序框架内，还要使俄罗斯保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实验结果是否定的。
无论是对西方作为优先（以及情感上优越）伙伴的渴望，还是与西方的急剧分离，在俄罗斯历史上都不是新事物。一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一直在沿着类似的轨迹一遍又一遍地争论俄罗斯是否属于欧洲的问题。
然而，20世纪末21世纪初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关于俄罗斯属于或不属于欧洲的问题，首次出现了一个制度框架。欧洲已经从一种文化和历史现象，演变成在冷战同质化条件下出现的一套结构。要参与这些结构，俄罗斯就必须满足规定的“标准”，这就是“欧洲选择”的意义所在。
1992年，俄罗斯联邦曾经试图作出这样的选择：要以“思维混乱的状态”进入国际舞台——作为苏联的合法继承者和实际继承者，却强烈反对继承其遗产和身份。而当时的欧盟，作为非常制度化的欧洲的化身和神话，已经进入了世界舞台中央。
在苏联解体后的大约五年时间里，俄罗斯确实试图融入美国及其盟国营造的欧洲圈子。当时它寻找用“不标准的方式”实现这一目的方法。俄罗斯从未准备好站在欧洲-大西洋机构“候选人队列的末尾”。弗拉基米尔·普京2022年在2月21日的讲话中特意提到，他曾经与比尔·克林顿就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最终得到的是负面回应。俄罗斯当时渴望这样的选择，但被西方俱乐部拒绝了，这种失望在俄罗斯政治意识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西方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吗？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如果它试图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国家的重新安排，而不是机械地传播自己的冷战思维，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俄罗斯当时能否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屈服于从属地位，并开始接受以西方为中心的秩序框架内的利益分配市场？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俄罗斯需要大国地位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全面实力的复兴和对排他性意义的追求是不可避免的。让我们冒昧地猜测，当时的俄罗斯是有可能“适应”某种体系，并在其中不承担主导地位。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这个系统必须是强大和长期的，而那些控制它的人手中仍然握着控制杠杆。简而言之，美国的霸权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从21世纪初开始，人们对此产生了怀疑。
到2022年，俄罗斯已深度融入国际政治和经济互联体系。然而，a）俄罗斯对所获得利益的规模并不满意，b）整个世界体系及其关键要素（主要国家）正在经历衰退，c）对治理机构的侵蚀看起来是不可减缓的，因为20世纪和21世纪的原则在许多方面是相互矛盾，相互交织的。这些因素的结合，成为结论的基础：先前旨在阻止旧体系惯性运动的尖锐行动，必将在创建新版本体系时发挥重大作用。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俄罗斯将不再受因渴望加入西方社会而产生的公约约束。西方社会本身将不再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
事实上，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可能抵消后苏联30年的发展成果（用前年的流行语来说叫“归零”）。就多年来作出的许多让步而言，在大多数成就中，包括日常成就，都是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框架内取得的。俄罗斯似乎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交又回到了岔路口，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由于苏联解体而没有完成的关于“改革时期未来之路”的激烈讨论，似乎有机会恢复并得到某种结论。顺便说一句，1990年代初的事件导致最终没有作出任何选择。只是历史的潮流又被拾起并启动了。
但那次未完成的讨论，只是关于“究竟该怎么做”这一争论的一部分。首先，它包括试图弄清楚列宁的一句话“我们正在放弃什么遗产？”，“公开性”时期参与讨论的人们喜欢引用这句话。转了一个圈，我们又回到了起点。
俄罗斯总统于2022年2月21日发表长篇讲话后，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这篇讲话不仅是对后苏联时代的总结，也是对整个20世纪俄罗斯命运的反思。也就是说，提到上个世纪对我国来说最悲惨的两次冲击是交织在一起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可以被解释为希望在此期间划清界限。基于这种逻辑，这条线在30年前无法提出，因为当时的“流浪者”（俄罗斯）在历史的岔路口选择了错误的方向。目前的俄罗斯领导层决心纠正这一错误。与许多观察家的看法相反，讲话并没有否定苏联，而是认为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道路出现了偏差和异常。
现代的世界政治史始于36年前，即1986年2月2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十七届党代会上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新政治思维”一词。一年半后，这个概念在《改革与我们国家和世界的新思维》一书中得到了详细阐述。最主要的是拒绝阶级价值观，转而支持普世价值观，提出停止对抗和世界分裂为集团；不是通过军事手段，而是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冲突，即在利益和相互平衡的基础上，而不是通过力量的对比来构建国际关系。
戈尔巴乔夫预见到了福山的思想，消除了实现全球化的军事政治障碍。“新政治思维”的直接后果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迅速崩溃，然后是苏联的迅速崩溃。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一个“自由世界秩序”，最重要的是没有俄罗斯的参与，重新思考了戈尔巴乔夫的原则。但是“改革”，即试图整合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形式，在我们的历史中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35年后，俄罗斯为结束这段错误而采取了激烈和不可逆转的行动。
俄罗斯很快便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对世界的影响程度有限。换句话说，就是对外部对手的依赖程度甚至比看起来更大。而如果瞬间切断与对手的联系，就会带来雪崩般的变化。但整个世界都在经历类似的情况。将地球上最大的国家排除在国际经济活动之外的企图，将打击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尽管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很小，似乎不会带来海啸，但并不是只有经济才能带来海啸。
不是为自己废除“全球化”，俄罗斯是在为所有人废除“全球化”作出决定性贡献。
俄罗斯下了一个非常大的赌注。如果当前的危机真的成为先前世界秩序的终结，我们便可以成功地摆脱冲突。换句话说，不是俄罗斯被赶出“全球化体系”，而是这个“体系”根本不存在。若要重新建立一个体系，那它将是一个全新的，与30年前完全不同的体系。尽管存在内部问题，但苏联几乎直到最后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两个结构性支柱之一。作为苏联的“继承国”，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一地位。试图恢复这一地位的努力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也就是说，恢复潜力和回到世界主要大国之一的地位（这两者都实现了）并没有使俄罗斯成为国际秩序的系统支柱。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机会是打破后者。
2022年2月标志着一项在概念上同样雄心勃勃的实验的开始。俄罗斯正在努力扭转政治发展的进程，将旧的政治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思想）回归自己和整个世界。它的原则与旧的原则相反：价值多元化（而不是普遍性），依赖力量平衡（而不是利益）；最后，如果其他人不起作用，古典军事冲突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这些原则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已存在。但30年来，每个人都设法在“历史终结”之后，对“永久和平”的开始如此确信，以至于这种逆转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我们强调，不是2022年的特别行动引发了旧世界秩序的危机。这场危机起源于很久以前，是由于自由主义秩序的领导人不愿牺牲冷战所获得的特权而引起的。但旧世界秩序的崩溃阶段始于2月24日。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其他所有人都没有回头路。充分认识此次特别行动后果的时刻不会很快来到。
一百多年来，俄罗斯第四次无私地承担起全球变革主要推动者角色，并承担起了这一重负。“我们，可以说，却是某种特殊的民族。我们属于这样的民族，它似乎没有进入人类之列，它的存在只是为了给世界提供重要的一课。我们应召去讲授的课程自然不会丢失；但是谁能说出，我们何时才能在人类之中寻找到自我，在完成我们的使命之前我们还将遭受多少灾难？“（恰达耶夫：《哲学书简》/《望远镜》杂志，1836年）。
原文题目：Стар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всего мира
原文出处：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staroe-myshlenie/
翻译：王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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