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顾炎武的峻厉

原载《群言》2016年8期

被誉为恂恂儒者的董桥先生曾在《夜行者的独白》一文中讥讽了顾炎武，说他甚奇而怪，乃至神经兮兮：“顾亭林学问文章俱佳，貌极丑怪，性复严峻。一度独身北走，所到之处，必买媵婢，置房产，一两年后即弃之，什么都不顾就走了。人家请他吃饭，畅饮夜阑，张灯要送他回家，他怒骂主人说：‘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皆子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主人屏息肃容，不敢置一辞。” 

顾炎武

这或许是我看到的对顾炎武最不留情面的批挞。用任性的偏见或时代的隔膜恐怕难以解释。然而，来不及澄清，近日又有人大段引用，写了杂文再度讽喻。 顾炎武从小就与归庄一起，并称为“归奇顾怪”。因为幼时出天花，导致左眼生出一层云翳，瞳仁中间白、四周黑，且有些偏斜。但他何止是相貌古怪，性格落落不苟于世，更由于峻厉——一种不可摇移的操守，令某些人难以接受，也令董桥先生有了文章。董桥先生的讥讽很痛快，损人却未免太轻率。 恰好近日读到清代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卷三有一则写到了顾炎武的峻厉。顾炎武曾批评：“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有一次，他的外甥东海学士请顾炎武夜饮，他当场发怒道：“古人饮酒卜昼不卜夜，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夜行，岂有君子而夜行者乎？”天色已晚仍然在喝酒，被他与淫奔、纳贿相提并论。
原来，请顾炎武吃饭的并非泛指的“有人”，而是“东海学士”。东海学士是谁？学界说法不一，或指徐乾学。顾炎武三个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是他五妹的儿子。五妹深受顾炎武的影响，不但自己知书达理，对三个儿子的管教也十分严格，促使他们经由科举走上了仕途。兄弟三人荣列鼎甲、同朝为官，不仅在江南一带十分罕见，也成为明清科举史上的一桩奇事。后来，徐元文的儿子徐树本，中丁丑科甲榜，入翰林。徐乾学的五个儿子徐树谷、徐炯、徐树敏、徐树屏和徐骏，也相继登甲榜入仕，时称“五子登科”。 作为徐氏三兄弟的舅舅，名满天下的大儒，顾炎武曾给予他们经济上的资助，对其学业功课也悉心指点。相对而言，三个外甥中他还是比较喜欢老三徐元文。倒不是因为徐元文在顺治年间便高中了状元，比两个哥哥早登科第，而是他觉得，徐元文品性端正，为人善良，将来或许可以做一个好官。对徐乾学却有些疏远，觉得他功利心太重。 顾炎武45岁后北游，很少与他们见面，但书信不断，一再勉励他们要做清官、做好官。当官最重要的事是“激浊扬清”，而最根本的是“养廉”。他在《日知录》中有一段警言，“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强调的正是当官必须有鲜明的廉耻心。廉耻心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假如连廉耻心都失去了，什么样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历史往往比想象的还要巧合。顾炎武绝不肯入仕清廷，三个外甥偏偏“同胞三鼎甲”，当上清廷的大官。他们所拥有的文学侍从或者称作“帝师”的身份，对于康熙皇帝以及时政走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康熙十分关注史学，徐元文常常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出发，为皇帝叙史论道。即事以穷理，论道以敷治，表里精粗，全体大用，通贯如一，先后相成，讲得非常到位。徐乾学则以文学之长，得到皇帝的恩宠。他还在与康熙皇帝的对策中，将顾炎武的赋税思想直接提供给了康熙。徐乾学的《园文集》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昨岁对策，谓须得公忠强干臣，权万物之有无，计百姓之赢绌，而为之变通，盖实本于先生之论。呜呼！今日司国计者，不可不三复斯篇也。

 徐乾学认为，为了国计，不可不将顾炎武的观点反复灌输给康熙皇帝。 如果说，徐元文在奏疏中论科举，与顾炎武在《生员论》和《日知录》科举条中的议论大体是一样的，徐乾学则用顾炎武在北方经过实地考察后写成的名文《钱粮论》做对策，并且力倡此论，还把它推荐给同僚，要求大家都读一读，从中得到启示。 透过历史的烟尘，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外甥在清廷的显赫地位帮了顾炎武很大的忙，使他免遭诸多麻烦。顾炎武也在逐渐演变的局势下，学会了尊重客观现实，适应环境。 晚年的顾炎武因行动不便，居住在陕西，不愿再去北京，但始终与三个外甥保持着书信来往。康熙十九年，徐元文正在监修《明史》，顾炎武得悉后，专门给徐元文写了一封信，向他叙述了自己的意见。顾炎武认为，修《明史》宜以邸报为准，同异并存，留待后世公论。他谈了邸报的作用，又批评了《元史》的某些错误，同时考虑到种种因素，语重心长地告诉徐元文，私人信件里可以直言不讳，臧否人物，批评事象，公开的文字却应该多加斟酌。 徐元文听取了舅舅的建议，很认真地向朝廷提出了有关奏请，在修《明史》时加以调整。 在史学方面，徐氏兄弟也根据顾炎武的主张，从史实出发，客观地撰写《明史》。徐元文撰写了二十二卷，徐秉义撰写了三卷，为后来《明史》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顾炎武与三个外甥之间有亲有疏、时亲时疏。他们的关系，从一个侧面透露了顾炎武与清政权的关系。他的许多治理国家的观点，尤其是廉耻、养廉、振兴经济的主张，经由外甥传播，使康熙皇帝潜移默化中有所接受，进而作用于时局，嘉惠于百姓。而他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四处流传，甚至“朝野倾慕之”。 清代学者赵翼说，顾炎武“其身虽不仕，其言则可用”。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然而，顾炎武没有忘乎所以，始终保持自己的峻厉。 平心而论，顾炎武离乡背井，奔波于北方，确也置田垦殖，甚至为之在山东章丘缠上了官司。但从根本上看，他学会理财是为了更好地著书立说，并且能把这些书刻印出来。他一生无子，引为憾事，确也三次纳妾，甚至在59岁时还听从傅山的建议纳了小妾。然而，很快发现这件事做错了，赶紧写了一篇《规友人纳妾书》，表达悔意。说他“所到之处，必买媵婢”，一两年后即弃之不顾，仅是想当然而已。真实还原历史人物的面貌，是需要良知和良心的。
徐氏兄弟在京城当官，并没有忘记“落叶归根”这句老话。他们在家乡昆山玉峰山下建造了各自的住宅和园林，也特意为舅舅顾炎武造了房子，劝他不要再居住在华山脚下了，还是回到故乡昆山安度晚年，毕竟阳澄湖的大闸蟹和鱼虾诱人啊。江南水乡温润的气候，对于他的身体健康也大有裨益。出乎意料的是，顾炎武没有答应。 从顾炎武给学生潘耒的信中，可以清楚地感受他的心声： 

……然而世风日下，人情日谄，而彼之官弥贵，客弥多，便佞者留，刚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群丑，不知薰莸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于其家，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至于征色发声而拒之，仅得自完。

 看起来，这是以舅舅的身份批评徐乾学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却是以一个学者的目光批评“世风日下，人情日谄”的社会现象。青年时代他就不肯与官场的蝇营蚁附之流合作共事，到了晚年，怎么可能改变初衷呢？恰恰是年事愈高，孤傲的脾性愈为凸显。他将天色已晚仍在饮宴，与淫奔、纳贿相提并论，也就丝毫不难理解了。 住在徐乾学家时，顾炎武曾写过一首题为《赋得檐下雀》的咏物诗。耐人寻味的是，他不把自己比作鸿鹄，而是比作麻雀。麻雀不能自己筑巢垒窝，常常徘徊在无所依靠的屋檐下。或许它谋求的，仅仅是一根可以栖息的枝条，但是这样的愿望竟也难以实现。麻雀有自己的志气，虽然曾窥探过王谢之家的殿堂，但不想在那儿筑巢定居；虽然寄身于别人的屋檐，却洁身自好；虽然羡慕那些出入于权贵之门的人，却又明白会有诱饵、弹丸加害自己…… 后来，顾炎武又写信告诫自己的门生潘耒说：一个人处在这个时候，只有“退”和“拙”两个字可以让自己免受灾祸。我已经不再年轻了，对世界上的事看得很多，谨以“退”和“拙”两个字赠给你。 一个饱经岁月沧桑的老人，一个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刻了解的学者，一个曾经壮怀激烈的志士，对他最得意的学生，以“退”和“拙”两字作赠，表明自己的心志，令人深思。 一个人要想在腐败的社会风气中保持特立独行的节操，必须具有耿介的品格。耿介，即峻厉，就是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国家独立之根柢在于个人的独立。要“保邦于未危”，必须从提倡个人的独立人格开始。顾炎武说，商朝之所以灭亡，就是由于大臣们没有独立人格，任凭君主胡作非为；作为泱泱大国的楚国之所以被秦国灭亡，就是由于“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大家都与腐败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造成群体性腐败，国家安能不亡？！
顾炎武的峻厉，对于今天的人们有太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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