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丁聪诞辰100周年】丁聪百年诞辰漫忆

丁聪先生与《群言》曾有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缘分。自1985年《群言》创刊起，他每期都为《群言》绘制插图和封三，从未间断，直到病痛缠身才不得不放下画笔。对于《群言》来说，丁聪先生是老作者、老朋友，更是一位慈爱亲和的“老家长”，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群言》的发展，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今天是丁聪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推送两篇文章和“小丁老师”为《群言》独家绘制的漫画作品来表达我们的怀念与感激！

原载《群言》2016年10期

缘分

我与丁聪先生真的有缘。

“文革”浩劫过去，年过花甲的丁聪进入一生创作的最后高潮。我认识丁聪，延续20多年的交往，正好是在他的这一时期。

丁聪为《群言》绘制的部分漫画作品

1982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编辑《五色土》副刊时，于1984年开设《居京琐记》栏目，邀请居住在北京的50岁以上的文化界名家来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并约请丁聪先生为每篇文章配图。当时一口气寄出了百十封约稿信。我对同事开玩笑说：撒一张大网，看看到底能捞上多少鱼。记得在约稿信中，我写道：“文章可长可短，题目可大可小，风格也可不拘一格，重要的是写出居住北京的感受，或描写，或点评，或抒情，或讽刺。”我的想法是，这些名家都是文章高手，只要涉及现实问题，甚至针砭现实，就一定会有精彩之笔，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社会反响。令人兴奋与感动的是，收到约稿信的文化界名家，陆续寄来了他们的得意新作，而丁聪也满口答应。

有丁聪的参与，《居京琐记》专栏文与图相得益彰，版面也显生动。同时，他的参与和威望，使我与不少先生的联系也显得更加顺畅与自然，甚至还能化解矛盾。

我编辑《居京琐记》专栏大约三年时间，直到1987年秋天调离报社。几年时间里，与丁聪的合作非常顺利。后来，《居京琐记》结集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成为我们这次合作的一个珍贵纪念。

就在《北京晚报》期间，我与同窗陈思和合作的第一本论著《巴金论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我特意去请丁聪设计封面，因为20世纪40年代，曹禺将巴金的《家》改编为话剧，公演时的海报便是由丁聪设计。80年代初，他又为巴金的短篇小说《月夜》作插图。我们聊天时，他还不止一次谈到对巴金提倡“讲真话”的敬重。我说明缘由，丁先生当即答应。很快我就拿到了封面设计稿。他画的是一幅巴金肖像漫画。在他的笔下，晚年巴金低头沉思，传神地表现出写作《随想录》期间巴金那种忧郁痛苦的精神特征。

 丁聪手稿之巴金

机缘巧合，2015年巴金故居竟然征集到丁聪的《巴金论稿》封面设计原稿！

《巴金论稿》是我与陈思和出版的第一本书，对于我们，不只是学术的起步、未来写作的起点，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伴随着复旦校园的美好记忆一直留存心中。这些美好记忆与恩师贾植芳有关，与我们两人相互信任、相互弥补的友谊有关。当然，更是与充满思想活力、文化活力的80年代有关。30多年过去，这种感觉并没有消失，再次看到丁聪的设计原稿，当年情景又在眼前。

漫画，需要讽刺的力量

有三种文艺体裁，绝对离不开讽刺——漫画、杂文、相声。就漫画而言，若失却了讽刺，只剩下幽默，应该说就塌了半边天，很难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如果连好的幽默都谈不上，仅有一点儿油滑与浅薄的俏皮，那么，漫画也就只能是“小家碧玉”，难有沉甸甸的分量，更无法形成恢弘气象。

画了70多年漫画，政治讽刺与社会讽刺一直没有离开丁聪的笔，这就是他的画之所以能有恢弘气象的主要原因——哪怕有时笔曾被扭曲，哪怕锋芒也曾被磨损。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漫画时，年轻的丁聪便学会了用批判目光观察社会。身处光怪陆离的上海滩，他与同时代许多漫画家一样，专注于描绘贫富之间的强烈对比，勾画那些社会暗角的丑陋。 

面对瘦弱的工人，大腹便便的老板叼着烟吐出一句话“厂里实在一个钱也没有了”，而身后却正将大把大把的钞票偷偷往抽屉里放——这是他在1934年18岁时画的一幅漫画；大街上满脸刁蛮和专横的小流氓与若无其事的妓女站在一起——这是《白相人与野鸡》的画面；一个舞女搂着外国老头儿跳舞，亲热地说“我顶喜欢你老先生了！大林”——这是年轻的丁聪在舞厅现场观察所得。

《阿Q正传》插图（木刻板）

丁聪最初显露出的这种社会讽刺的特点，在后来的创作中蔚为大观，它与政治讽刺往往密不可分，融为一体，成为他创作中最有分量的作品。

就现实战斗性和社会震撼力而言，丁聪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治讽刺画无疑最为突出，也最能反映他的锐气。一幅《现象图》长卷，形象勾画出抗战后期的政府腐败和社会惨状。贪官、伤兵、淑女、官商、穷教授、沽名钓誉的画家……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现实生活真实的画面。三年后创作的另一长卷《现实图》成为《现象图》的延续。内战风云中大发战争财的中外商人、饥饿中的穷人、被迫上阵的炮灰……在丁聪的笔下，不同性质的人物排列一起，便成了那个时代的缩影。

当年的丁聪呼唤民主和自由，对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有着天然的批判精神。一幅《无所不在的“警管制”》，把现实生活中的阴影形象地描绘出来；一幅《“良民”塑像》，以嘴巴被锁住、思想被当局检查限制、耳朵被收买的形象，辛辣地讽刺了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现状；一幅《“公仆”》，讽刺社会的不平等，骨瘦如柴的民众驮着自称“公仆”的达官贵人们匍匐前行……

漫画《“公仆”》

“文革”后，在谈到自己的漫画创作道路时，丁聪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之后，我发现有一些事可以讽刺，但有人告诉我，如果我要画漫画，不要去讽刺，只能赞颂。”这便是早已习惯了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自己的自由精神反映世界的丁聪走进新时代的困惑。当然不限于歌颂功能，漫画一时间更是政治批判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漫画似乎还存在，但漫画家个人的独立思考却没有了踪影。演绎政策，空喊口号甚至不惜对被批判者进行人身攻击，这便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漫画这一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尴尬模样。在那些日子里，漫画的讽刺功能被扭曲了。

1985年，我陪同学胡平去采访丁聪，准备为他写一篇报告文学。走进丁家，介绍他们认识之后，我很快就离去。我告诉丁聪，胡风刚刚去世，我要赶去看望梅志。丁聪说起了他在1955年批胡风运动中的经历：“开始我和胡风还一起在怀仁堂开会，没过几天，他就成了‘反革命’。我相信了，还画了不少幅他的漫画，后来才知道……这真不好……”他想说的话很多，但看得出，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他摇摇头，脸上是内疚，是无奈。

一次我买到一本1955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批判胡风的诗集，其中封面选用了丁聪的一幅把胡风画为毒蛇的漫画。我把书拿去请他看，他皱皱眉头，叹一口气。沉吟片刻，他在漫画下面写了这样一句话：“我认识胡风，也熟悉，但迫于形势，我也随大流画了这张画。现在回过头来看，很痛心。丁聪 2005年秋。”这一年，丁聪89岁。

回首往事，丁聪不能不为之沉痛。他没有摆脱漫画讽刺功能被扭曲的命运。他曾想适应新时代，努力不被新时代抛弃，但仅仅两年之后，他遭遇到与胡风同样的命运，和其他所有“右派分子”一起，也成了被漫画丑化的对象——这便是中国文人陷入其中难以自拔的历史怪圈。

内疚与反省，留给了60岁之后的丁聪。他重新找回了艺术家的自我，又挥舞起漫画的讽刺之剑。80年代他创作的诸多主题鲜明、尖锐的讽刺漫画，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忧思，与巴金、冰心、萧乾、施蛰存等人的文字作品，方成等人的漫画作品相互呼应，一起构成了80年代思想解放时期至为重要的文化景观。　

斯人远行，怀念相随

1987年10月，我离开《北京晚报》调至《人民日报》，一个年轻编辑与画家前辈的关系依然延续。许多年里，我和丁聪夫妇的交往从未中断。再后来，我们成了常常相聚的忘年交——一起吃饭，一起喝咖啡，一起到上海寻访他的旧居……像他及他身边的朋友们一样，我们也把沈峻称为“家长”。

我为丁聪编写过一本画传《画卷就这样展开》，收入“大象人物聚焦书系”。拿到画传，他在扉页上为我题跋如下：“编了一辈子画报，终于有人为我搞了一本画册。谢谢你，辛苦了！李辉。丁聪，八十有五。二零零一年秋，北京。”那天，是一次小范围的聚会，我请方成、谭文瑞、姜德明、陈四益、汪家明、杨进等友人也在书上签名。难得的是，高莽先生当场在衬页上为我画像，还写了一段风趣的题跋。想到当时情景，犹在眼前。

一次，去丁聪家，他们夫妇拿出几大本剪报。“你看这些陈年芝麻。不知塞在哪儿，早就忘了。”似乎不太在意，话也说得轻描淡写，但我能感觉到他们有意外发现的喜悦。

1962年，丁聪以“右派分子”戴罪之身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不久，他见到了老朋友龚之方。龚之方系老上海一位著名报人，当时他在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工作。1963年起，龚之方邀请丁聪合作，由他撰文，丁聪配图，在香港《文汇报》上开设专栏《北京小事记》。在两年时间里，他们联袂主持这个专栏，用短文和漫画描述当时北京的日常生活。

对丁聪来说，这一机会尤为难得。

没有什么比放下手中的画笔更让丁聪难受的。从30年代初爱上画画而选择美术为终身职业之后，他从未忘情过画笔。走到哪里，画到哪里。抗战期间的流亡途中，他未曾放下手中的笔。即便成为“右派”被发配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他也没有闲着。偷着画，或公开画，都让丁聪感到生命的充实，感到精神有所寄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是这些画，帮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使我恢复了自信和乐观。” 

在北大荒，丁聪画“右派分子”们住的草房和修水库的劳动场面，画印象中的当地农户与猎户，画劳动者的生活风情，画自己经历的故事……材料有限，他往往在牛皮纸上用白粉和毛笔画出木刻效果的作品，当年阅读美国版画家肯特的记忆，重又活跃在脑海里，细腻的线条勾画出人物的力度。他也用颜料画一些彩墨画，画面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我曾写过一段关于丁聪的文字：“如果将丁聪一生创作的数千件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们无疑如同一幅历史长卷，记录着不同时代中国的社会现状。30年代的上海滩、抗战、内战、抗美援朝、政治批判、北大荒劳改、改革开放……除了‘文革’外，他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或多或少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丁聪是一位具有历史感的画家。”

现在来看，我的话不准确。在北大荒劳改与改革开放之间，还应加上“60年代初”。无疑，丁聪为《北京小事记》创作的数百幅作品，在他的艺术发展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他将过去擅长的漫画、速写、封面设计等形式加以灵活运用，生动描绘出当年的北京风俗和社会场景。这些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特点，在“文革”之后他的创作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更为突出的体现。譬如，我觉得他后来为老舍小说画的插图以及大量文化人物肖像漫画，与《北京小事记》显然有着承继关系。从这一角度而言，40年前做的所谓小事，对丁聪而言却又不能不说是他漫长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北京小事记》之《京师春蔬》

诸事均有大小。然而，何谓大，何谓小，往往又难以说清。其实，许多事情一旦在时间中流动，大与小也就随时可能相互转换。昨日之大，也许今日已显得不那么重要；而昨日之小，说不定忽然之间在人们的视野里显得竟是如此之大。受历史条件和环境所限，《北京小事记》当然缺乏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全面、客观而深刻的反映，更不可避免地带有宣传色彩。但诚如专栏名称所言，作者是在用自己的眼和笔记录历史大场景中的小事。今天看来，诸多生活琐事却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为读者和专家们解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提供了丰富而形象的细节，这是文件和教科书无论如何也无法替代的。正如辛弃疾词中所吟，“一丘一壑也风流”。

后来，我将这本书整理，更名为《北京小事》交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得感谢龚之方和丁聪两位先生，用他们的笔为60年代的中国社会生活留存了不可多得的历史细节。

我最后一次见丁聪，是在他去世的前几天。2009年5月，我们夫妇去病房探望他，沈峻说他已昏迷不醒好几天，眼睛也没有睁开过。我们交谈时，丁聪忽然睁开眼睛，没有我们过去熟悉的眼神，可是，他的眼角却有一滴泪水流出。一个感动的瞬间，令人难忘。

丁聪走了。逝世当天下午，沈峻打来电话说：“他生前的遗愿，一切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骨灰也不要。他常说自己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这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一个人的一生就此翻过。

在追怀丁聪的日子里，我找出他的来信。读他的可亲可爱，读他的不厌其烦，读他对我的埋怨和宽容……当年不到30岁的我竟是那么不懂事，常常不客气地“逼”他又“逼”他。30多年来结识的前辈大多已经去世，现在，为他们配画的丁聪和“家长”沈峻也与他们会合了。在天堂他们夫妇不会寂寞。

这些日子，开始与丁聪故里枫泾镇的朋友们一起筹办丁聪百年诞辰的系列活动。在他诞辰之际举办一次大型展览至为重要。展览名称我建议用“丁聪百年，漫画一生”，在我看来，这该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

丁聪百年，漫画一生。缘分常在，丁聪没有离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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