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专刊】写在古港帆影里的海外交通史
原载《群言·福建专刊》
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经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得以连接。这样的沟通不仅是西方迷人的香料、珍稀的药材、夺目的珠宝越洋过海，与东方精致的瓷器、神秘的茶叶、细腻的绸缎之间的交易,更是世界各国的商人、传教士、旅行家传播本国宗教文化，互相学习先进生产技术、拓展对不同种族生活生产方式认知的一次盛举。
位于福建东南隅的海港城市泉州，不仅是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的著名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座城市。最早关于泉州海外交通的记载出现于南朝，当时驶出泉州港的大船已可到达今马来半岛一带；唐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泉州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四大港口之一；到了宋代，它已与广州港并称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甚至将泉州港描述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
海上丝绸之路为东西方各国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与回报，这种沟通的畅达有赖于当时先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受日益增长的贸易量的驱动，宋元时期泉州的造船技术发展迅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关于中国船，马可•波罗的游记有详细的记述，在其长达17年的客居生活即将结束时，马可•波罗以护送阔阔真公主赴波斯为名，率领一支由13艘4桅12帆的中国海船组成的船队从泉州港出发，启航还乡。正是在此次回程中，马可•波罗以官员身份详实记录了关于中国船与航海技术的各种资料。据他描述，当时中国船舶的航行区域非常广泛，已遍涉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与东非的众多水域。然而，流传于世的中国船相关文献记载数量不多，资料不齐，关于泉州船的数据更是少之又少，学界对于“游记”中记载的如此先进的中国船质疑声不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泉州湾宋代古船出土，这些质疑声才渐渐减弱。
泉州湾宋代古船出土现场
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的滩涂中发现了一艘宋代古船，两年之后，古船被挖掘出来陈列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这艘古船驶过千年史海，向世界证实了古代中国领先于世界的造船技艺，而其坚固安全的船身结构、丰富珍贵的随船出土物，更映射出宋元时期泉州繁荣鼎盛的海外交通贸易史。
古船结构
泉州湾宋代古船出土时，船体甲板以上部分均不存在，船身残长24.20米，残宽9.15米，船只主要由杉木、樟木和松木这三种常见于泉州山区的木材拼制而成。船的平面扁阔近椭圆形、两头高跷、船底削尖，粗大的龙骨似船的脊梁，笔直挺翘地支撑着船身，线条十分优美。这种面宽底尖的海船，因其吃水深、稳定性好、不畏风浪及容量巨大、可以装载大宗货物的特点，适用于远洋航行。
据马可•波罗的游记记载, 泉州的海船“都是用双层板造成的，也就是说它们的每一部分，都有一层板盖在底板上”。他还记录了修补海船时，每次加一层船板，一直加到第六层为止。这样有趣的描述在泉州湾宋代海船上得到印证——破裂的船身板让我们得以清楚看到两层至三层船板以搭接和平接的方式紧密有序、严丝合缝地相叠合。这样的设计或是为了防止船体受风浪和礁石的剧烈撞击而导致的破损，在不同部位加护船板，而且较之于单层厚板，较为轻薄的多层板结构可以减轻船体的自重，有利于增加载重量，适于远航。
船舱被12块隔板分为13个独立舱体，舱壁板与船壳板的交界处由樟木制成的肋骨衔接。每个壁板皆受到桐油灰麻絮捻缝的水密处理，船舱之间彼此密不透水，这样的结构在造船技术上有个专有名词：水密隔舱。航船远洋难免路遇礁石风浪碰撞，一旦船员发现船身有漏洞，立即将漏水船舱内的货物搬离，直到损毁处得到修复后再将货物搬回去。由于船舱之间防水设计精密，船身其他地方并不会受到影响，使得长期远洋的航船安全得到保障。
水密隔舱
水密隔舱技术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造船技术上的一项重大成就，在宋元时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最迟在唐代末年，已有关于此项技术的描述，而宋代古船的发掘更是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技术的成熟运用。直到将近1000年后，西方才开始借鉴中国船的建造技术并加以应用。著名的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说:“在18世纪末叶的几十年中,在西方,构筑自由浸水式的水密隔舱壁尚属空想。”
通过对宋代古船结构的分析与研究，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对外贸易的繁盛促进了造船技术的改进与革新，而远洋航船的安全性、高效性和先进性则成为维持对外交通贸易顺畅的保障。
随船出土物
随着古船出土的遗物丰富多样，总共可分为14类， 既有远洋舶来品，如各式香料、珍稀药物，也有反映宋元时期商业活动模式的木货牌，还有古代船员漫漫海上生活中所需的消闲用品如书籍、象棋等。对随船出土物的辨认、分析与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泉州城宋元时代海上贸易的情况。
泉州港在宋元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世界运送丝绸、瓷器和茶叶，换来香料、珠宝、药材等贸易品。在宋代古船上发现的香料药物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其中包括绛真、沉香、檀香、胡椒、槟榔、乳香、龙诞、朱砂、水银以及玳瑁等。这些香料、药材占出土文物总数一半以上，未经脱水时重量达4700多市斤。其中龙涎香、檀香等到现在依然是名贵香料，而胡椒等虽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在当时却是一粒难求。泉州人对香料的喜爱由来已久，在唐五代时期已开始大量进口香料；宋元时期，进口的香料数量更是惊人，单是1130年一年购进了86780余斤乳香。25年后，从占城（今越南境内）进口的15种登记在册的香料每种平均重达上百斤。马可•波罗曾将供应世界胡椒需求的埃及亚历山大港胡椒数量与元代泉州港的胡椒数量相比，称前者的胡椒量还不到后者的1%！
进口香料药材在满足统治阶级生活需要的同时，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加深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沟通交流。一方面，大量的名贵珍稀香料药材长期从东南亚各国运来，既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品质，也丰富了中国文化：例如在中医用药方面，就采用了许多盛产于东南亚的香料、药材；泉州民俗活动中亦不乏槟榔酒、熏香等的使用。另一方面，中国柔软鲜艳的丝绸与精美细腻的瓷器广受东南亚各国民众的青睐，达官贵族们纷纷以穿着中国丝绸、使用中国瓷器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这由香料和丝绸架设而成的商贸桥梁不仅促进了彼此经济的发展，更为了解彼此文化、生活提供了平等互利的平台，为今天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打下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在品类繁多的随船出土物中，由细绳捆绑的木制牌签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特别注意。从宋代海船上发现的木牌木签共96件，其中木牌33件，木签63件。这些木牌木签多以杉木制成，除了常规的长方形外，还有菱形、楔形及钉子形等。在签身中部有小凹槽，可以缚上绳子，捆在货物上。面上有墨汁书写文字的木牌木签共有88件，其中清晰可辨的有78件，从文字内容上看，有的是地名，有的是货名，还有人名等。“曾斡水记”、“吴兴水记”、“南家记号”等大量的“某某记”、“某某记号”文字出现在签牌上。由此我们推断，当时泉州海外贸易的商业体系已较为完善发达，本地的商人和商业集体委托远洋海船帮助其出售手工制品，或者采购舶来品，航船与商人之间建立起了一套可行可信的商业模式，保证双方在如此高风险高成本的商业活动中获取应得的利益。除此之外，学者傅宗文通过对宋代古船上的木牌木签进行分类，并进一步指出，“沉船上的牌签证明了当时宗室，无论是在公在私，都极其热衷于从事海外贸易，并且船上的人员内部也按宋元航海惯例，由不同等级组织起来；此外，尽管宗室及其代理人为航船的主要操纵者，但其他商人也可以以船客的身份参与航行”。
优良的自然地理条件成就了泉州港水深港阔的天然良港，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让人们开启了连贯东西的远洋航行，而制度完善发达的商业模式最终书写了泉州在宋元时期这一段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海外交通贸易史。
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提道：“尽管中国靠海，尽管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远航，但是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然而单是通过对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就有千年遗存的物证来向世界证实，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1000多年前就开始书写海洋文化，用智慧与努力开创出连接东西方精神文化与物质生活的海上通道，与世界各地人民一起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泉州湾宋代海船
泉州湾宋代古船折射出宋元时期泉州港繁荣兴盛、先进发达的海外交通贸易发展，而泉州的海外交通史更是中国海外交通，乃至海洋文化的缩影。在明代海禁政策影响下，泉州港由于历史原因沉寂百年，今天，植根于千年古港，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泉州又以其排名全国前列的出口总量，再一次站在世界贸易的中心，与全球经济联动。期待泉州不断发展与继承这样的文明文化，将泉州港再次建设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让泉州商船扬帆海上丝绸之路，重启沿线经济贸易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