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旧时风物之六 犹忆儿时看电影
前几天应同学之约，小酌，席间遇到一位老者，攀谈中得知，老者姓韩，几十年前是我们公社的电影放映员。电影放映员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一个羡煞旁人的职业，挣整劳力的工分，晚上去放电影还有几毛钱的补助，更何况到哪村哪村都待如上宾，“吃香的喝辣的”。其实这些都不是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关心的，我们更关心哪天演电影，演什么，总盼着看到放映员骑着自行车驮着大箱子进村。于是我对老韩说：“那时你可是明星级人物，现在孩子们追星追的是明星，那时我们看电影没记住几个演员，倒记住了你们几个放映员，天天盼你们，一进村我们一大群孩子就前呼后拥，那风光不亚于现在的明星！”老韩哈哈一笑说：“玩笑了，人家明星玩的是艺术，我玩的是技术，不一样，真不一样。”谈笑间，老韩让我回忆起了许多小时候看电影的趣事。
那时我们公社大概有一两台放映机，两三个放映员，公社下边有十几个村。哪个村轮到演场电影，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所以，每当村里的大喇叭广播晚上演电影，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就是天大的喜讯。那时我们除了看看那几本快翻烂了的小人书，看电影就是又一项重大的文化活动了，我们这些孩子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因此，广播过后第一件事就是按家里的人口把家里的大小板凳、马扎子、草墩子，都运到演电影的地方，占地儿，为得是看电影时看得清楚、舒服，所以先占据“有利地形”。为这事，孩子们之间没少产生矛盾甚至发生战争，厉害的时候，还得家里大人出面制止和调和。
那时村里演电影都是露天的，最怕刮风下雨，一刮大风或下雨，说好的电影就泡汤了，或者看了一半没法演了，弄得心里空落落的，那煎熬，真是让人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看电影时也没现在这么丰富的零食，顶多有一两个卖炒花生、瓜子的或卖糖稀（麦芽糖熬的）、大米花的。我们这些孩子，家里条件稍好点的口袋里顶多也就三五分钱的零花钱，买什么，得考虑再三，买瓜子、花生、大米花吧，香是香，二分钱盛给一小玻璃杯（大概相当于现在二两的酒杯），不禁吃。糖稀是在铁勺里正熬着的，一分钱能趁热用一截苇棍儿缠一疙瘩，可吹泡，可塑形，最后硬了还当糖吃，性价比最高，也最受我们这些孩子欢迎！
那时一部电影一个县有一套胶片拷贝就不错了，因此哪个村能立马上映新片，就太幸运了。那时我们也“追剧”，但我们追的不是剧情，因为那时没有连续集，所以我们是追新片，追剧目，爱看的电影为了多看一遍要追，新片就更要赶紧追了，先睹为快嘛。比如听到附近哪个村要演新片了，不管三里五里，还是十里八里，都不在话下，也不怕黑灯瞎火，几个小伙伴迈开脚步就去看。但有时一个假消息能让你白跑一趟，满怀希望的电影没看成，失望是失望，但回家路上的打打闹闹、自由快活很快就掩盖了先前的失望，有时甚至还盼着假消息多一点，好有一个借口出来这么远来玩耍，否则，晚上大人是不会让孩子离家这么远的。还有就是大人们也和我们一起追剧，跟公社协调好，一部电影一套拷贝，两个村同时演，尽量满足更多人尽快看上新片的愿望。这就需要两个村“跑片”，“跑片”就是一个村先演正片，一个村同时演一个“加片”，“加片”一般都是新闻纪录片，有时也演农技片什么的，目的是等时间。这时演“加片”的村会派一两个壮小伙，骑自行车到另一村拿放映完了的正片的胶片，一卷一卷逐卷往回拿，这是一个辛苦活，一部影片有几卷拷贝，就得在两村之间跑几趟，每一趟都得保证在在上一卷胶卷放映完之前拿回来，否则就晾了场，影响剧情的完整性了。
那时每年上映的新影片不多，多数时候放映的都是已经演过的老片子了，有的演了好几遍甚至十几遍，比如《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奇袭》、《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列宁在一九一八》、《海岸风雷》、《苦菜花》、《春苗》、《红雨》、《创业》等等，有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也有许多至今不忘的情节。那时我们看过这些电影后，也曾学嘎子堵过街坊邻居的烟囱，被呛得眼泪直流的叔叔婶婶们一顿臭骂；也曾对正炖小鱼的妈妈说，“又是臭鱼烂虾”（《海岸风雷》里的台词），被妈妈一顿臭骂；也曾学着《奇袭》里的坏蛋摇头晃脑吹口哨，差点被爸爸当小流氓给一顿胖揍。
现在的电影产量高了，影院的舒适度，影片的清晰度，周边饮品零食的丰富程度，与那时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现在看电影，与那个年代相比好像又缺少了点什么，那也正是我们现在时时回忆起来的东西。
渴望一场露天电影，但不知道那样的环境我们是否还适应得了。
作者：周永战，雄县人民法院，13931378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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