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韩国电影《寄生虫》一举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国际影片思想大奖，同时也成为奥斯卡史上，首部获得最佳影片的外语片。
除了以紧凑的情节和惊悚悬疑的手法呈现了一场贫富差距的黑色幽默之外，影片中的房子无疑成为了本部片子的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大多数观众或许意识不到，这栋别墅是为了电影拍摄，完全从零开始建造的。故事中，这座精美的现代建筑，是由一位虚构建筑师南宫贤子建造的。而现实中，它其实是《寄生虫》的场景设计李河俊的作品。穷人住的半地下室和富人住的混凝土大宅的强烈对比算是全片的重点表现，场景设计暗示着剧情的发展，三组不同的人物在这里逐步走向深渊。这无疑需要特别精密地去设计这间房子，就好像电影中的这间房子有属于它自己的宇宙。每一个角色，每一个“队伍”都既有属于他们自己去渗透的空间，也有不为他们所知的秘密世界。所以这三组家庭之间，以及不同空间之间的动态，都相互连接交缠。电影中的很多关于建筑的细节都都值得深入去研究比如演员们去花园和客厅的小路；楼梯该如何连接二层和餐桌，才能让演员们分散地从二层俯视厨房；从厨房到地下室的路径；从地下室去密室的路径，再到从车库到客厅的路径，诸如此类。再比如整个故事对空间分割有很大的需求，比如当某个角色在特定的位置，而其他人需要能秘密“监视”他/她；如果有人进入屋子，另外一个人需要躲在某个角落；这些非常基本，却又非常立体的关系，已经开始如此在角色中建立了起来。这些建筑学上的细节到处充满了隐喻：标高与阶层，动线与身份，窗景与情绪，看与被看，合法与非法。Living in Yesterday’s Tomorrow家的概念在经济、身份、财产、和归属感的定下之下一直是变化的，而对于家的定义困难之处就在于如何应对这些外在的因素。正如同电影中通过主人公居住的‘家’来展示他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研究家的定义也时将其视为个人隐私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我们这次课题将会从这个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展开。
对于住宅的设计一直吸引着设计师和大众，无论是完全机械化的家还是能将我们的双手解放出来的智能家居，都是让我们能无休止的去探索。然而这些幻想会带来什么呢，今天的智能家居是从前我们想象之中未来的家吗，还是这些理想中的模版阻止了家的真正发展变化？
Living in Yesterday’s Tomorrow的概念则是通过对于历史上对住宅的构想的案例研究，来探索现代住宅的发展。Living with others
我们认为房屋是一个固有的私人场所，我们在这里远离周围的人。然而，二十世纪产生了无数对未来的憧憬，其中技术为家和世界的沟通打开了大门。 1984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描述了一种反乌托邦的愿景，在不久的将来，无处不在的监视使隐私变得无处可藏了。他说“电视屏幕”既是电视又是安全摄像机，是对极权政权进行监视的隐喻。各种各样的设计师已经探索了这样一种想法，即，我们家中多媒体的存在将改变我们的社会互动和私人行为。
乌戈·拉·彼得拉（Ugo La Pietra）的Telematic House预计，当今房屋中的屏幕会大量增加。在他看来，所有家庭活动都应通过无缝整合到室内的屏幕和摄像头来进行。其他人则想到了电视头盔和“环境变形金刚”旨在扩大房屋的边界，并有望逃脱和超越墙壁的束缚。这些设备看起来很有趣，并且让人想起我们当今使用的移动屏幕和其他通信设备。如今，室内装饰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我们会在社交媒体和Airbnb上发布房屋的图片。互联设备的激增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了新兴数据经济的枢纽。以及对私人领域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智能扬声器始终在“倾听”以发挥其功能，而我们的家中到处都是照相机和智能设备，它们收集着有关我们家庭活动的数据。隐私是否已成为数据经济的新货币？如果隐私对于家庭观念至关重要，那么监视我们的新技术是否会破坏我们所理解的家庭观念？Living on the move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许多设计师试图将房屋重塑为更加灵活的空间。因此新技术和建造方法迫在眉睫，例如Archigram和Hans Hollein等人想象中存在着可充气的气泡。其他人则想到了将建筑与家具融合在一起的建筑模块化，这样人们就可以以无尽不同的布置来配置空间，以实现多种用途。例如，埃托尔·索特萨斯（Ettore Sottsass）的微环境，将每个家庭功能想象成一系列独立但相互关联的容器，这些容器可以随意移动和组合。
Superstudio的Supersurface拼贴画体现了这种流动的，游牧的家的概念，该拼贴画描绘了一个没有工作或消费对象的世界，在那里所有人造环境都将被通用网格取代-强大的网络可以使人们自由漫游并且不受阻碍。如今，互联网和无数连接的设备使这种游牧生活的观念变得很合理。我们可以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或国家与国家之间无缝隙地生活和工作。现在，我们有宾至如归的能力部分取决于对Wi-Fi和电源插座的访问权限，因此，可以说，居家的概念已越来越少地局限于实际位置。
同时，“共享经济”正在逐渐减少拥有这么多物品的需求。今天，拥有手机的人超过了拥有房屋的人，对“主屏幕”的熟悉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居家氛围。所谓的“数字游牧民”（通常是年轻的，精通技术的人）已经接受了移动中的生活，但是，我们是否再也不需要稳定的住所了？新兴的后置所有权概念是否会使传统的住房观念不那么吸引人？Living Smart
按钮式幻想在1950年代的未来之家很普遍。现代主义对效率和进步的看法促使产生了简化的消费品和节省劳力的设备，有望使家庭主妇的生活更轻松。例如，RCA惠而浦奇迹厨房设计了一个通过中央计算机完全控制的房屋。有了像无线电遥控吸尘器这样的设备，这是现在的Roomba机器人的祖先，人们可以将家务劳动外包给这些机器。雅克·塔蒂（Jacques Tati）的电影《 Mon Oncle》中的Villa Arpel将机械优化的想法推向了逻辑极限。这座虚构的房子讽刺了现代主义的效率驱动力，它表明节省劳动力的方式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在二十一世纪，全自动家庭已演变为“智能家庭”。在这里，效率和节省时间的原则仍然是产品的核心，但是通过“物联网”，它们可以通过使用我们的数据，预测我们的习惯和偏好来实现设备的运行。
这种愿景可能已经放弃了1950年代的未来主义美学，但是家庭角色的性别划分仍然是家庭的核心-大多数聪明的演讲者都选择女性。但是，“智能”设备是否可以将房屋从繁琐的工作变成轻松自在的生活？一些研究表明，家政劳动所花费的时间仍然与50年前一样多Living with less
随着20世纪城市人口的增长，空间的发展成为主要的关注点。这些关注点，是基于对身体物质的测量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即对空间的有效利用，所有这些都与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者和功能主义的家庭方法相呼应。 Less Pace导致了混合家具系统的出现，例如沙发床，折叠桌，移动墙和集成式储物系统，这些系统具有多种功能。
1972年，乔·科伦坡（Joe Colombo）将房屋的所有家庭需求压缩成一件可居住的家具，他称之为“整体家具”。最大限度地减少空间并最大程度地提高灵活性，它设想了一个可以将房屋缩减为塑料制成的工业产品的世界。尽管方式不同，但在当今的微型公寓中仍存在类似的想法。全球都市中心对房屋的高需求导致居住空间不断缩小。加里·张（Gary Chang）在香港的《家用变形金刚》公寓在一个32平方米的空间中容纳了二十四种不同的布局和功能。随着平方米的价值增加，较小空间的解决方案也随之增加。
如今的微生活单元将理性主义家的现代主义概念带到了极致。但是，微型空间的创建将空间变成了奢侈品。可以减少的居住空间的最小值是多少？从更少的空间中挤出更多功能是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生活？Living autonomously
1970年代对美好生活的看法通常涉及某种形式的自给自足，无论是自己制作家具还是种植自己的食物。摆脱消费主义，“减少土地使用”和培养自己的能力的渴望助长了这种冲动。几位设计师开发了使普通百姓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塑造房屋的系统。恩佐·马里（Enzo Mari）1974年的《汽车专业知识》（Autoprogettazione）手册演示了如何仅用一些木板和钉子来制作自己的家具，并且直到现在仍然是“开源”设计的经典之作。 Yong Friedman的“建筑即为软件的体系结构”的概念是使体系结构和设计成为参与性过程的另一种尝试。 1970年代，弗里德曼（Friedman）与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合作，为非洲国家编写了自建手册，以促进廉价和可回收材料的使用。弗里德曼用简单的手绘漫画来解释他的想法，并让那些没有建筑或设计教育背景的人可以自由使用。互联网使此类系统可以惠及数百万人。
随着日益膨胀的消费主义对环境的影响，人们迫切希望找到制造，使用和再利用家用物从而少浪费方法。作为对量产家具的回应，比利时设计工作室OpenStructures提出了一种模块化的开放源代码系统，该系统允许任何人制造家具和基本家用电器，然后再利用这些零件来制造其他东西。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增强功能，还可以减少浪费并节省宝贵的零件和材料。添加编辑微信，获取本讲座直播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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