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平台“學人Scholar”，王笛：微观历史、叙事与历史书写。原文节选自王笛新作《显微镜下的成都》导论《微观历史、叙事与历史书写》。
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历史学家，现为澳门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著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
（图片来源于澳门大学官网）
一、日常取向与宏大叙事
二、历史书写的表达
三、是细节，还是“碎片化”？
考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经常因史家的历史观而异。过去我们研究历史，更多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黄仁宇风行一时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 写历史也应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世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识形态上奠定基础。书写这样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整个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部帝王将相、英雄以及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书写他们，才能建构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宏观历史当然是重要的，问题在于研究历史何必厚此薄彼？我们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上，生恐这样降低了历史研究的意义。但在我看来，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多么缺乏宏大的“政治叙事”，如果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我们都可以从那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有意义的内涵。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正是从一个平平常常的、“没有意义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发现了这个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导致灭顶之灾的深层危机吗？当然，黄仁宇的兴趣，仍然在于帝王将相，与我所关注的默默无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依然有着遥远的距离。
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的一举一动，对那些宫廷闱事、明争暗斗了如指掌。他们当然比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历史更有影响。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这些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上，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主导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身上，普通个体则如沧海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研究成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尽管在过去，可以说几千年来关于成都的各式各样的资料都留存了下来，但是并不能说我们只用这些资料就能找回成都的真实的历史，中间会出现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过去的历史记录，关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很多，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叙述很多，关于重要人物的记录很多，但是真正关于普通人、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却说不清楚。今天我们了解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了解多少50 年前、100 年前，一个普通成都人是怎么度过他的一天的，他是怎么在街头上或茶馆里活动的？现在我们每天看电视，其中所演的都是皇帝、大人物的事迹，或者是政治运动、战争，但是真正对占人口99% 的一般民众， 我们了解甚少。研究日常、研究下层，说到底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虽然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我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一动力却十分轻视。当然，论者可以反驳说，研究农民战争不也曾经是红极一时的“五朵金花”之一吗？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农民战争的研究，基本是以其领导者为中心的。一个普通农民一旦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便成为我们历史撰写中的“英雄”。而他们的“英雄事迹”不过是进一步为我们的英雄史观提供更多的脚注和事例罢了。地区或地方的研究是否可以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普遍性知识，也是历史学家们关心的问题。微观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把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广义和抽象的层次而提供个案分析，不仅能丰富我们的地方知识，还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由于中国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特征的复杂性，任何同一性或特殊性都应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我们研究大众文化、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时，也应该重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对微观和下层的研究，使我们能观察那些在社会底层、知之不多的现象；另一方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强我们对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因此，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虽然微观历史对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小历史”津津乐道，但其所揭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历史。一位我十分钦佩、成就斐然的前辈美国华裔历史学家曾经告诫道，“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言下之意是只有选重要题材研究才可能成就杰出历史学家，所以他所做选题都是关于国计民生的大题目。他的这种看法，引起不少国内史家的共鸣。但是我怀疑， 是否真的存在所谓“一等题目”或“二等题目”。我想在那些崇拜“一等题目”学者的眼中，巴黎圣塞佛伦街印刷作坊学徒工的杀猫， 巴厘岛上原住民的斗鸡，成都穷街陋巷边茶馆的清谈…… 应该都是末流题目了。其实，难道我们不认为每天的日常生活，较之突发的政治事件，更贴近我们的命运吗？我们的史家热衷于宏大的政治叙事，还在于我们受“定性历史学”的影响。这种“定性历史学”显然源于中国史学“臧否人物” 的传统。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史家更重视的是价值判断，而疏于探索这种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更谈不上在历史的语境下对某个事件和人物的行为，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做出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了。我们把过多的精力花费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性质的判定上，强调是进步还是倒退，正确还是错误，革命还是反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等等。与此同时，我们把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了历史的审判官，而非冷静的研究者。我们的研究经常充斥着政治名词，但又经常对这些名词缺乏学术的限定。研究历史应该作为一种学术和文化事业，应该与功利和运用相脱离，这便是国人颇为诟病的“纯学术”的问题。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让自己的思想在所研究的历史中飞翔？历史是否给人们以启迪，是否能为当政者提供“资治”， 应该让他人去判断，而非历史学家自身。一旦一名史家对其所研究的对象带有一种功利的目的，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公正性。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在社会高度分工的今天，为什么不能允许一些人进行“纯粹”的历史研究呢？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与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的，便是它的非运用性，它是我们现实社会中传承和传播知识的一部分。当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容忍历史学家脱离现实地研究历史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对一些历史问题做出深刻的认识。
当然，历史学家应该具有情感、正义与现实关怀，但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应该左右他们冷静的历史判断。当我们看到一些史家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撰写历史时，我们应该对这些历史是否公正加以警惕；当我们听到一些史家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人“违背”了什么原则时，我们应该认真问一问，历史研究除了诚实公正、言之有据、独立思考外，真的有什么不可违背的清规戒律吗？要允许不同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历史学家发表与现存的主流历史书写不同的历史观点，问不同的问题，做不同的解答。如果历史研究已经有了现成的标准答案，那还需要我们研究历史吗？或者，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还会有任何生命力吗？当我们看到有史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口吻，指责史学研究的所谓“不正常”或“不正确”的倾向，为别人的研究贴上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时，我们就应该问问，是谁来判断“正常”与“不正常”，“正确”与“不正确”，以及什么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当我们只允许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做出一种既定的标准解释时，我们就应该问问，历史学家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当我们用学术之外的权力来捍卫一种学术观点时，我们就应该问问，如果一种学术需要权力来捍卫，这种学术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其实，任何历史研究都不能逃脱所处的语境，尽管我在这里一方面竭力提倡“出世”的纯学术研究，但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目前一些史学研究倾向的担忧，表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入世”的态度。这恐怕也是任何一位试图独立思考的历史研究者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吧。
目前的历史作品的表达中，无非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对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进行复杂的分析，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他们能把读者引入一种意想不到的境界，发现如此简单的问题后面竟然埋藏着这么复杂的玄机。这种方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话语分析”（discourse），正逐渐从西方进入中国的学术领域， 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这一倾向可以从那些“后现代”的作品中清楚看到，但这些作品一般是写给在“象牙塔”中的专家看的，其中所运用的许多复杂的理论和术语经常使普通读者陷入云里雾里， 以致迷失了方向。另一种倾向是力图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简单易懂，以比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理论和术语，其目的是不仅使本领域的专家，还使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大众读者都能读懂，而且喜欢读下去。持这种倾向的史家主要采用的是“叙事”（narrative）的方法。如果说“话语分析”是把读者置于所分析的“事件”之外，观看作者怎样熟练地把一个整体原子化，从而各个击破，使观者看到从事物外面所看不到的“精妙”的内部，那么“叙事”方法则力图把读者引导进入“事件”内部，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事件”进行观察。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可以说是把这种方法用到了极致的一位历史学家。无须解释，这两种方法各具优劣。据我的观察，虽然“话语分析”在西方学术界日益流行，但美国历史学-无论是美国史、欧洲史还是东亚史-仍然是“叙事”方法居主流地位。我个人的研究显然接近后一种方法，这当然与我在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在进行关于中国大众文化和城市日常生活的研究时，我力图使这些研究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虽然是学术著作，我竭力使其具有可读性，让读者通过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去体会我试图表达的东西。
已故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节目制作人丹· 休伊特（Dan Hewitt）有句名言——“告诉我一个故事”（Tell me a story），以讲述故事的手法来进行新闻报道和分析，他对美国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有着重大影响，创办的电视新闻周刊《60分钟》（60 Minutes）开启了新闻报道的新里程。我的历史写作也持有类似的原则，讲述在过去发生的故事，揭示细节。这些细节，是我思考人们怎样使用公共空间，国家如何控制和影响日常生活，地方文化怎样抵制国家文化等更宏大问题时所必需的。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日常生活虽然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它所展示出来的社会文化现象，对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比如，在茶馆的研究中，我研究的虽然是茶馆这一最基层的公共空间，但关注的却是国家权力怎样改造和打击地方文化。这就不仅仅涉及成都茶馆，而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即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怎样反抗国家文化的打击。微观历史的取向，使我们能够近距离观察城市和城市生活。写城市的微观世界，需要把各种支离破碎的细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真实而完整的历史叙事。日常的研究取向，注重细节的描述，的确容易使研究者陷入支离破碎而难以自拔的困境中。近年来，这也引起了中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细碎化的担忧。最近十来年，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了起来，不少中国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对此我觉得，研究对象本身不存在重要与否的问题，关键还是看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这就需要写史者认真思考怎样驾驭那些纷繁的细节，犹如盖房子一样，房子的结构犹如书的宗旨和核心，砖瓦便是书的细节，如果只有细节，一座建筑是支撑不起来的。例如《茶馆》的第一卷就是靠这样一个中心论点支撑的：现代化的过程使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的地方趋向国家文化的同一性，同时，现代化和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扩张势头遭遇了地方文化的顽强抵制。因此若要避免碎片化，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对大问题的思考，能否上升到对个案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其实，碎片化的忧虑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更早。过去西方史学家在德国史学大师利奥波德· 冯· 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影响下，主张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他们热衷于大历史的研究。但西方历史学界随后出现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 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海登· 怀特（Hayden White）等对整体史提出了挑战，主张历史和文学的结合，强调历史写作的叙事性和故事性，然后又是微观史、新文化史的兴起。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史学研究日益脱离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特别是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题目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具体，但这些研究也最容易被诟病为“碎片化”。但在中国历史学界，我怀疑碎片化是否真的成了一个问题。即使有了问题的苗头，它仍然不是现阶段值得我们担忧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整体化研究是近代中国史学的传统，史家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执政者提供历史借鉴，犹如司马迁所说的，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界，更是把这种抱负发展到了极致，史家们或热衷于发现历史规律，或怀有指点江山的抱负，结果使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被简单地总结成了几朵金花、几次战争、几次革命高潮，等等，众多的学者拥挤在若干所谓“重大课题”的狭窄道路上。最近三四十年来，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的影响，宏观视野的通史性题目大大减少，专题研究日渐盛行，具体的小题目越来越受到青睐。这种倾向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他们开始对“碎片化”进行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针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因为老一辈历史学家基本上是不研究“碎片”的。过去中国传统的精英研究取向，造成学者只关心历史重大事件、政治经济、风云人物等方面，对芸芸众生和日常生活缺乏兴趣，或者认为没有研究的价值。我认为，其实历史研究的价值不是由研究课题本身的重要性来决定的，而在于研究的历史眼光和历史解释，即从一些貌似平淡无奇的对象中发现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深刻内涵。而史家对什么叫“研究价值”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经常是由他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所决定的。例如，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拉撒有没有价值？主张眼光向下、微观历史的研究者，当然会给予一个肯定的回答，因为日常生活关系普罗大众。而钟情于国家叙事的史家，则把着眼点放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上，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自然不在他们的法眼之下。现在我们讨论“碎片化”，是因为一些学者认为这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可否认，任何课题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对意义的理解却截然不同。不少批评“碎片化”的学者认为意义一定在于能说明一个大问题，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理解。但难道我们不认为，一个小课题的研究，如果促进了我们对历史上任何一个微小方面的理解，也是一种贡献吗？从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和弊病来看，我觉得应该容忍或者说宽容“碎片化”，因为“碎片化”的研究毕竟解决了一个个小问题。
其实，我们所说的“碎片化”，是针对整体化而言的，如果我们不使用“碎片化”这个词，而用“局部研究”来代替，或许我们就会觉得“碎片化”并非总是消极的了。任何一种“化”，都存在消极的因素，关键是消极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说“碎片化”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结果，难道整体化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吗？难道整体化就是历史研究中值得提倡的积极倾向？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现存的中国史学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对历史的“整体”了解得多， 对“碎片”或细节了解得少。而缺乏细节或“碎片”的整体史，经常存在偏差甚至谬误。因此，我更倾向对整体研究持挑剔的眼光，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体旗帜下，存在大量空洞化的重复研究，其内容不过是人云亦云，了无新意。有些学者认为史学“碎片化”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研究的问题小，而在于“以小见小”。诚然，一些研究不能把其课题放到更大的问题上去讨论，但并不是说就不具备研究的意义。我们喜欢用“开拓性”这个词来说明研究价值，其实一般来讲，研究“碎片”比研究整体更容易创新。所以，与其要求没有多少经验、没有能力去把握整体、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甚至没有出茅庐的研究生）去思考大问题，还不如鼓励他们去研究“碎片”，他们的论文哪怕有一丁点儿新意，有一丁点儿独到的发现，也比那些大而不当、雄心勃勃，但没有任何独创的所谓研究更有意义。“以小见大”固然不错，“以小见小”也并非不好，即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而不是勉为其难地回答所谓历史的重大问题，或说一些似是而非、不着边际的空话。也就是说，在任何研究中，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所下的结论，一定要在课题和所使用的资料能支撑的范围之内。其实，根据我的观察，大多数被归入所谓“碎片化”的研究， 也并非全然是简单的描述，而是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努力探索历史的意义，虽然那些研究可能存在种种毛病，但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研究的“碎片化”，而是学术研究和写作能力的制约。我们应该理解， 课题本身经常决定了研究者最后所能回答的问题，一些史家致力于一些政治性课题（如战争、政府、政党、思想等）的研究，我们当然期待他们的成果能够为我们了解中国政治变迁等大问题做出回答；而另一些研究课题，如物质文化的研究，我们的读者却不必有这样的期待。当然，如果这类小课题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或现实的重大问题，固然是非常理想的结果，但这不总是我们应该期望的目标。其实，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有局部和整体，或者说碎片与整体，两者甚至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没有局部，哪里有整体？没有零件，哪里有机器？当然，我充分理解一些学者批评“碎片化” 的初衷，他们担心我们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迷失在细节之中，特别使他们诟病的是，这些年轻学者不能把小问题提高到解释大问题的程度或从更宏大的理论高度来进行分析。而我认为，批评“碎片化”的学者，对史学研究要求太高，雄心太大，不满足对“碎片”（局部）的认识，似乎任何研究课题都要提供对国计民生等大问题的深刻认识，才算具有了研究的意义。上面提及所谓“碎片”和“整体”，就是零件与组装的关系。整体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没有整体，却不能没有碎片。一个技术不怎么好的技工，尽管无法把零件组装成机器，但只要零件还在，以后还会有高手利用这些零件组装机器。但如果没有零件，就完全不可能有机器。同理，历史研究没有碎片是不行的，这犹如机器没有零件。这些看起来各自分离的“碎片”组合起来，会让历史研究逐步趋向整体认识。所以，任何提供这些历史碎片的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整体的历史做出了贡献。以考古学研究的碎片为例，如果在地下发现了一块古代瓷瓶的碎片，一名学者对这块碎片进行考察，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碎片研究。我们研究历史上存在的一件小事，一个微小的对象，不也犹如考古学中对碎片的研究吗？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以城市史的研究为例，我们在日本的大学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一排排书架上，叠放着一层层关于东京城市史的作品，大到宏观城市发展，小到社区街道、上水下水、吃喝拉撒，等等，我们就会深切感触到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是细了，而是太粗犷了。正如研究整体史的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指出的：我们对宫廷和宫廷生活的了解事无巨细，却不知道鲜鱼怎样被装在水箱里运到市场，而到了市场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野味的贩卖，从中又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这种对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已有知识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布罗代尔所批评的关于欧美历史的研究中，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面临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较之现有欧美历史，中国历史研究这方面的缺陷更为明显。因此，在目前中国历史研究的语境中，我认为“碎片化”并不是一个明显的问题，甚至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研究小问题、研究“碎片”的历史，不过才开始，等十几二十年以后，碎片的研究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再来纠正也不迟。
说到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史景迁的研究就相当“碎片化”， 如他的《王氏之死》《胡若望的疑问》《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等， 把各种零散的资料、各种碎片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理论分析，没有学术回顾，没有主要论点，不过建构了一个个的历史叙事。另外，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一切方面，非常烦琐，但人类学并没有碎片化的担忧。人类学在中国是新学科，没有中国历史学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雄心壮志，而是热衷于研究小问题，并不认为宏大问题就优于微观研究。碎片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于，由于方法论、史学观等的不同，我们的历史认识和眼光都有相当的局限，在一定历史时期，我们还不能认识到那些碎片的意义，但是，当更多的碎片得到研究，随着方法和史学观点的变化，我们可能会发现，过去看起来似乎没有意义的碎片中却蕴含了非常有意义的玄机，犹如拼图一样，如果碎片缺失，不可能拼成完整的图形，而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碎片组合在一起，完整的图形就逐渐展现出来。历史的碎片也是如此，当我们了解越来越多的碎片，我们也就在日益接近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总而言之，这里我想指出四点：一是“碎片化”并不是消极的；二是整体化和“碎片化”是共存的；三是“碎片”和整体的研究是同等重要的；四是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中间做出选择的话，宁愿选择“碎片”。不过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我们有理由忽视整体研究，同时，我们应该对那些研究大问题、加深我们对中国和历史重大问题认识的学者抱着极大的敬意。其实我理解，大多数担心“碎片化”的学者并非反对研究小问题，而是强调研究不能停留在小问题上，应该把这些小问题同我们想探索的大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把小问题的研究升华到一定的高度。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希望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果我们对小问题或“碎片”的研究过于苛求，就会使研究者望而却步，甚至造成过去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挤在不多的重大题目的狭窄道路上的局面。相较之下，研究“碎片”撞车的机会少。而且，对“碎片”的理解越丰富，对整体的研究就越有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我们有多么深邃的眼光、多么远大的抱负、多么宏伟的叙事，我们所写的历史也不过是提供了一块历史的碎片，最多是有的碎片要稍微大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