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素娟丨金末女真人南迁与金朝国运
作者简介
郝素娟，内蒙古民族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辽金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
摘要
贞祐二年(1214)，经过激烈争论，金宣宗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随后，女真人南渡，这是继太宗、熙宗、海陵之后女真人第四次大规模南迁。南迁女真人集中分布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河南各地及今天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女真人南迁是在蒙古攻金的形势下被迫进行的，此举虽然增强了河南等地的抗蒙力量，但破坏了北方抗蒙的军事部署，加重了河南等地的民户负担，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金朝的灭亡。
有金国祚凡一百二十年，作为统治民族的女真人多次迁徙流动，其中人数众多、规模庞大的迁徙有四次，分别在太宗、熙宗、海陵和宣宗时期。前三次的女真人迁徙，学界已有讨论。惟对金末宣宗时期的女真人之南迁，论者甚少。笔者拟对金末女真人南迁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贞祐二年(1214)，在朝野大臣激烈争论中，金宣宗下诏迁都南京(今开封，国初曰汴京，贞元元年更号南京)。同年七月，宣宗车驾至南京。关于金末宣宗迁都，学界多认为是金朝固守河南，战略收缩的体现。南渡后第二年(1215)，宣宗决定“尽起诸路军户南来，共图保守”(《金史》卷47《食货志二》，第1052页)。朝中大臣尤其是汉、契丹族大臣对此事的态度，《金史》着墨不多，仅见参知政事高汝砺提出“此事果行，但便于豪强家耳，贫户岂能徙。……此其利害所系至重”(《金史》卷107《高汝砺传》，第2354页)。但该奏言并未上报宣宗。另有监察御史许古南渡后上书宣宗，提及军户南迁问题，言“尽徙诸路军户于河南，彼既弃其恒产无以自生，土居之民复被其扰，臣不知谁为此谋者”(《金史》卷109《许古传》，第2412页)。从高汝砺、许古的奏言中可推知部分非女真族大臣对军户南迁是持反对意见的。
贞祐二年(1214)，宣宗率百官南迁汴京以后，大量军户随之南迁，黄河以北的女真人为了躲避战祸，也纷纷南迁，形成女真人入主中原后的第四次南迁浪潮。这次女真人南迁，与前三次大规模女真人南迁相比较，具有持续时间长、迁徙范围广等特点，对金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宗室南迁：
据史书记载，天兴二年(1233)四月，蒙古大将速不台兵进青城，金朝崔立出降，“以梁王从恪、荆王守纯及诸宗室男女五百余人至青城，皆及于难”(《金史》卷18《哀宗纪下》，第398页)。遇难的五百余人中，除了梁王从恪、荆王守纯以外，还应有镐厉王永中和卫绍王家属，他们初迁郑州(《金史》卷14《宣宗纪上》，第304页)，贞祐四年(1216)，宣宗命卫绍王、镐厉王家属徙京师(《金史》卷14《宣宗纪上》，第320页)。“青城之难”的五百余人主要是迁居南京的宗室。
其实，宗室除迁居南京外，还有部分皇室疏属迁居他处者，如宗室完颜思孝，磁州人，南渡后居“开之濮阳。乃易姓王氏，子孙至今因之”。完颜怀德，上京路人，其高祖为“武元、文烈之从弟刻澈，封国于赵”。怀德南渡后侨居毫州。这些宗室在蒙古攻取南京时，皆幸免于难。由此看来，在金末南迁浪潮中，金朝宗室几乎全部南迁，少有留居河北者。
(二) 官员及家属南迁：
宣宗迁汴，令“百官家属、亲王宗属皆行”，而跟随的官员主要是朝中大臣及其家属。如右丞相僕散端，中都路火鲁虎必剌猛安人(《金史》卷101《仆散端传》，第2230页)。尚书省令史尼庞古蒲鲁虎，中都路猛安人(《金史》卷122《忠义传·尼庞古蒲鲁虎》，第2673页)。两家族都从中都(今北京)跟随宣宗迁汴。蒲察元衡，河北西路真定人，泰和三年(1203)策论进士第。贞祐初，从狩汴都，拜监察御史。高嗣荣，贞祐初，其父从沃州宁晋县(河北西路)跟随宣宗迁汴，任南京左警巡院使。益都路猛安人乌古论德升，明昌二年(1191)进士。“宣宗迁汴，召赴阙”(《金史》卷122《忠义传·乌古伦德升》，第2658页)。可知这些官员来自中都路、河北西路、山东西路。
除中原各路女真官员及其家属南迁外，同宣宗南渡的还有原籍长城以北的女真官员和家属。赤盏尉忻，上京人，监察御史(《金史》卷115《赤盏尉忻传》，第2532页)。上京路牙塔懒猛安人，吏部员外郎、翰林待制纳坦谋嘉(《金史》卷104《纳坦谋嘉传》，第2287页)，虽然反对迁都，但在宣宗决策南迁后，也随之南渡。刘国傑，上京蒲与路人，“其先，居女真之泰州普一县”，贞祐时，其祖父乌古伦镐护驾宣宗至河南。蒲察娄室，东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贞祐初为吏部主事、监察御史，跟随宣宗迁汴(《金史》卷122《忠义传·蒲察娄室》，第2669页)。夹古土剌，世为合赖路人。“贞祐初，大驾南巡，公以省掾扈行”。乌古孙泽，北京路临潢府人，其祖乌古璧“从金主迁汴”。术甲脱鲁灰，北京路宋阿答阿猛安，“贞祐二年，宣宗迁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从”(《金史》卷124《术甲脱鲁灰传》，2698页)。石盏德玉，辽东盖州人，跟随宣宗迁汴，积劳至武德将军。吏部尚书尼庞古海山家族从盖州迁来。粘割贞，西南路招讨司人，户部侍郎(《金史》卷122《忠义传·粘割贞》，第2675页)。这些官员及其家属都迁往了南京。
(三) 军队南迁：
宣宗南渡，军人扈卫以行。金末军队多以女真人、汉人为主体构成，因无法确知各族军人具体数量，只能笼统述之。史载，金宣宗迁汴后，初以“河朔战兵三十万分隶河南行枢密及帅府”(《金史》卷44《兵志》，第999页)。贞祐三年(1215)，又“增步军万人，戍京以西，四万人戍京以东”。同时选“陕西骑兵二千，增京畿之卫”(《金史》卷14《宣宗纪上》，第311页)。又在南京附近的黄陵冈屯兵“二十万”(《金史》卷119《木华黎传》，第2933页)。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鲁言“京南、东、西三路，屯军老幼四十万口”(《金史》卷47《食货志二》，第1055页)。可知，金宣宗南渡后，金朝驻守在南京及京南、东、西路的军队就有九十五万左右。这些地方虽然有原来驻守汴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军队，且有一定数量的汉军，但从相关史料以及女真人所控制的主要军队分析，这些地区的驻军应还是由南迁的女真军队构成，女真人不会是少数。
河南其它地区也有军队驻守。元光元年(1223)二月，宣宗诏徙中京(即洛阳)、唐(今泌阳)、邓(今邓州)、商(今陕西商州)、虢(今灵宝)、许(今许州)、陕(今陕西老城)等州屯军及诸军家属赴京兆(今西安)、同(今陕西大荔)、华(今陕西华县)就粮屯(《金史》卷16《宣宗纪下》，第361页。兴定八年，洛阳升为中京，府曰金昌)。可知中京、唐、邓、商、虢、许等地，金政权均布有重兵，其中必有大量南迁女真军人。此外，江苏、安徽部分地区也有军队屯守，如海州屯军五千，邳州屯军万人(《金史》卷108《侯挚传》，第2388页)。伴随金政权领土不断丧失，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区军人相继进入河南，如完颜陈和尚，原驻守在山西、陕西一带，正大六年(1229)，哀宗令陈和尚率“陕西归顺马军屯钧(今河南禹州)、许(今河南许州)”(《金史》卷17《哀宗纪上》，第382页)，进入河南。完颜陈和尚所率军队中女真人比例较大。
由上分析，金末南迁军人中除汉人及少量契丹等族人外，女真军人最多不会超过百万。需说明的是军人南来有一个持续过程，因军人流动性强，加上战争中不断死亡、被俘等，能够较长时间生活在移住地的虽然不会太多，但也给金朝社会带来一定影响。
(四) 军户南迁：
军户主要指列入军籍的军人和家属。军人南迁后，金政权着力组织女真军人家属即军户南来。贞祐三年(1215)七月，军户开始南迁河南，此次迁徙行动相当迅速。八月，女真军户开始进入京西路。同月，金政府把山东西路女真军户安置在归德府(今商丘)及徐(今江苏徐州)、亳(今安徽亳州)二州(《金史》卷14《宣宗纪上》，第311页)。九月，河北东路女真军户安置在原武(今原阳西南原武镇)、阳武(今原阳)、封丘(今封丘)、陈留(今开封东南陈留镇)、延津(今原阳东北延州村)、通许(今通许)、杞(今杞县)诸县(《金史》卷14《宣宗纪上》，第312页)。大名府路女真军户安置于柘城县(今柘城)(《金史》卷14《宣宗纪上》，第313页)。相比于各路军户南迁，山东东路军户南来时间较晚。兴定四年(1220)，山东东路军户徙许州(今许昌)，命行东平总管府治之(《金史》卷16《宣宗纪下》，第355页)。在以上军户安置中，未见河北西路、中都路军户的安置情况，这两路军户可能都迁往了南京，如丞相僕散端为中都路火鲁虎必剌猛安人，尼庞古蒲鲁虎为中都路猛安人以及蒲察元衡和高嗣荣，均为河北西路人。至此，黄河以北的女真军户尽徙南来，历经五年，金政府对女真军户迁徙安置完毕。
金末南迁女真军户约有多少人口？由于没有明文记载，我们很难确知其数，但从一些官员上疏中，仍可析知一二。贞祐四年(1216)，宰臣曰：“今军户当给粮者四十四万八千余口”(《金史》卷47《食货志二》，第1053页)。陈规上宣宗奏疏中也说军户革去冗滥后，“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金史》卷109《陈规传》，第2406页)。这些军户虽然包括原驻河南的军户以及汉军军户，但从上述金朝迁徙安置军户等史实分析，南迁女真军户应占四十多万人口中的大多数。
(五) 普通女真人南迁：
金末女真人南迁除军人、军户、宗室、官员及家属外，还有普通的女真人。夹古之奇，跟随舅舅从滕州迁往河南(《元史》卷174《夹古之奇传》，第4061页)。夹谷思齐，“当金之季年，奋迹行阵，靡有定居，由大同徙南阳之郏县”。孛术鲁翀，隆安人，金末徙邓之顺阳(今邓州西三十里)。也有女真人迁入陕西、山东。李庭，本蒲察氏，“金末来中原，改称李氏，家于济阴(今山东菏泽)”(《元史》卷162《李庭传》，第3795页)。乌古伦速可，金末避兵，“居富平北山谷中，子孙遂家富平(今陕西富县)，易姓李氏”。金末普通女真人的南迁数量可能要多于南迁军户，这从有关官员上书中可得知。
陈规在奏疏中曾言：“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金史》卷109《陈规传》，第2406页)。所革去的冗滥之人，当是冒充军户的女真民户。由于南渡后粮食供应不足，贞祐三年(1215)，金政府对南迁军户进行了整顿和淘汰。宣宗命翰林修撰冯壁“摄检察御史，汰逐之。公与同官立式：军户侨寓民家者，主人具丁口，上之官，冒增伪代，主客同坐。总领撒各门冒劵四百余口，刻案以闻，诏杖杀之。故使节所至，争自首，减几及于半”。按陈规等人所说，在南来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之中，减去冗滥后尚存四十二万，可知冒充军户者多达五十八万人。这些冒充军户者，多为女真民户。此外，南迁的女真民户中一定还会有无法冒充军户者，如果加上那些无法冒充军户的女真民户，普通女真民户南迁的数量还会更多。
综上可知，金末南迁各类女真人口约有200余万，实际人数应大于此数。高汝砺曾言“河北军户徙居河南者几百万口”(《金史》卷47《食货志二》，第1052页)，陈规也言“举数百万众坐糜廪给”(《金史》卷109《陈规传》，第2406页)，所以保守估计南迁女真人口200余万应无问题。
另外，金末女真人的迁出地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除中都、河北等中原各路外，还远至东北地区的蒲与路、上京路、北京路、曷懒路、东京路等。南迁后的女真人主要分布在河南省。首先集中在京师南京，如皇室、贵族和官员等。其次南京周围的陈留、原武、阳武、封丘、杞县、许州、归德府等也是女真人的主迁地。最后江苏徐州、安徽亳州也安置了女真人。从军队驻守地和移民家庭的迁入地可析知，金末女真人南迁，以京师南京为中心，呈扇形向四周辐射。安置地的集中体现了宣宗迁徙军户“力图保守”的目的。
金朝末年，数百万人口南迁河南，虽增强了河南的军事防御力量，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河南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加重了河南等地区民户的负担，破坏了北方抗蒙的军事部署，对金朝国运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 女真人南迁对金朝国运的积极影响
在蒙古攻金的形势下，女真人南迁，尤其是女真军队南迁，确实体现了金朝战略收缩、固守河南的意图。金朝“凡精兵皆置河南”(《金史》卷106《术虎高琪传》，第2346页)，在南京(今河南开封)及京南、东、西路都驻有女真精锐部队，可以说一定时期内增强了拱卫京师、防御蒙古的军事力量。
大量女真人南迁，对于推动河南经济发展也曾起到一定的作用。金初，河南遭受宋金战争摧残，经济残毁，人烟绝少，不复北宋时代的繁华盛景。宋金绍兴协议签订后，河南是金布置兵力防御宋的重要军事区，主要发挥军事功能，故河南经济恢复发展相当缓慢，尤其是河南南部“人烟极凋残”。直到大定九年(1169)，宋人楼钥出使金国，仍见“河南之地极目荒芜”，即使在金人眼中河南也是“屡经兵革，人稀地广，蒿莱满野”的宽乡。
金末宣宗迁汴后，军国所需皆依河南。金政权高度重视河南农业发展，积极鼓励开垦水旱田，同时大量人口的南迁也带来了劳动力和农业技术。兴定三年(1219)，尚书右承侯挚言“按河南军民田总一百九十七万顷有奇，见耕种者九十六万余顷，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金史》卷47《食货志二》，第1054页)。上、中、下田应该是旱田产量，通过折算，可知每亩产粮一石，鼓励开垦的成效是非常明显的。
政府还通过奖赏地方官吏的办法来推动农田开垦。兴定五年(1221)，南阳令李国瑞“创开水田四百余顷，诏升职二等”(《金史》卷50《食货志五》，第1123页)，且继续募民兴南阳水田(《金史》卷16《宣宗纪下》，第359页)。同时宣宗另敕令“分治户部按行州郡，有可开者诱民赴功，其租止依陆田，不复添征，仍以官赏激之”(《金史》卷50《食货志五》，第1123页)。政策鼓励和民众的积极开垦，使河南郡县所开水田甚多，“收获多于陆地数倍”(《金史》卷50《食货志五》，第1123页)。元光元年(1223)，宣宗遣户部郎中杨大有到京东、西、南三路开水田，随着水陆田的开发，使开封的粮食存量迅速增加。元光二年(1224)，宰臣奏：“去岁正月京师见粮才六十余万石，今三倍矣，计国用颇足”(《金史》卷47《食货志二》，第1062页)，说明河南农业获得了极大发展。
地方官吏在农业开垦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因素之一。泌县，本边邑之地，赵鹏出任县令时，“见其土腴而桑鲜，及知玉池、坡等陂，民尝资以蒔稻，岁获千万钟”。刘从益在叶县时，招归流民数千，“岁入七万余石”。可见，金末女真人南迁，促使金政权高度重视河南农业开垦，从而推动了河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 女真人南迁对金朝国运的消极影响
女真人南迁，虽具有增强河南军事防御力量和推动河南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更不容低估。
首先，女真人南迁加速河北地区的陷落。《金史》称宣宗南迁，“置河北不复为意”(《金史》卷106《术虎高琪传》，第2346页)，“方今大兵俱在河南”。金宣宗南迁时，几乎将金朝的主力精锐部队全部迁往河南，造成了“河北空虚”(《金史》卷116《徒单兀典传》，第2539页)，实际上是一种躲避蒙古进攻、丢弃河北的逃跑行为。宣宗南迁，就是要放弃中都(今北京)，退守黄河一线，以求偏安，但他在南迁之时，为了稳定民心，仍然假装要固守中都，特留太子在中都并布置军队防守。但宣宗至南京一个月后，即贞祐二年(1214)八月，便命太子撤离中都(《金史》卷14《宣宗纪上》，第305页)，同时军户开始南迁。可以说女真人南迁极大动摇了北方军心民心，也导致驻守中都的将领、兵士丧失坚守都城的决心与信心。不久，屯守中都附近的乣军发生叛乱，而留守中都的金军也陷入混乱。
蒙古人在乣军和契丹人的配合之下，于贞祐三年(1215)再次向金发起攻势。驻守中都的将领或逃跑，或自杀，或降蒙，或兵败被俘，至此，金政权经营60余年的中都城失陷。正如反对迁都的左丞相徒单镒和完颜宗鲁所言：“銮辂一动，北路皆不守矣”(《金史》卷99《徒单镒传》，第2191页)；“有中京则有河北、河南。无中京，河北不可保，河南岂能独立乎”。中都失守，宣告金政权失去了对河北地区的控制权，河南等地也失去了河北屏障，无法长期固守。
河北地区的丧失，让金政权失去了与东北地区的陆路联系，控制东北鞭长莫及，这就为蒲鲜万奴割据东北创造了条件。随着蒙古军队的南进，北中国很快落入蒙军之手，“大河以北，东至于山东，西至于关陕，不一二年，陷没几尽”。自此，金朝国势日衰，加速了灭亡的步伐。
其次，女真人南迁加重了河南等地民户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金朝末年，数百万女真人口南迁河南，也就意味着这些女真人放弃了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家园，失去了生活来源。如何解决这些女真人的生计问题？从有关史书记载来看，当时金政权主要想通过括地或“益赋”来解决南迁女真人的生计问题，但大臣们对此看法不一，一直争论不休。
贞祐三年(1215)八月，大臣们围绕“益赋，或与军田”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参知政事高汝砺针对“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的实际情况，认为“一旦夺之，何以自活”。同时“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舍田之言，及与人能勿悔乎，悔则忿心生矣”。如果采取括地政策解决南迁女真人的生计，就要夺回官家租给佃户的土地，而这些承租佃户就会无以为生，很容易走上造反之路，得不偿失。因此，高汝砺反对通过括地的办法解决南迁女真人生计问题，提出“倍益官租，以给军食”的建议，即主张用国家所收的租赋(官租)来解决。高汝砺的建议，后为宣宗所采纳，于是实施“半给粮、半给实直”(《金史》卷47《食货志二》，第1052页、1053页)的政策。
宣宗南迁后，金政权“国土日蹙”(《金史》卷46《食货志一》，第1028页)，仅仅控制河南数州之地。史载，当时“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租总一百五十六万”(《金史》卷47《食货志二》，第1052页)。即使“半给粮”，整顿后的军户仍需“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金史》卷109《陈规传》，第2406页)，超出实际的粮食需求，仅靠“河南一路征敛”(《金史》卷109《许古传》，第2416页)，无法满足军户的实际生活需求。金政权只能采取增益田租的办法来解决，致使民户税租“率常三倍于旧”(《金史》卷107《高汝砺传》，第2358页)。而三倍于旧的租税也无法供养习于游惰、群饮、赌博、不知耕稼的女真人。正如陈规所言：“致竭一路终岁之敛，不能赡此不耕不战之人”(《金史》卷109《陈规传》，第2406页)。
除供养军户外，民户还需供养军队。金政权在河南驻守至少百万军队，“今诸帅分兵不啻百万，一充军伍咸仰于官”(《金史》卷47《食货志二》，1054页)。家中一人当兵，全家老幼皆依赖官食，惊现“百司用度，三军调发，一人耕之，百人食之”(《金史》卷102《田琢传》，第2250页)的局面。京南、京东、京西三路屯军四十万，“岁费粮百四十余万石”(《金史》卷47《食货志二》，第1055页)。四十万屯军费粮一百四十万石，而百万屯军所需，加之供给军户，民户的生存状态可想而知，金政权的“坐食民租”之策，甚非善计。
金末战乱也带来了政府的频繁赋役，“民之赋役三倍平时，飞挽转输，日不暇给”(《金史》卷47《食货志二》，第1053页)，“百姓新强旧乏”，而诸路豪民却乘机“行贩市易，侵土人之利”(《金史》102《完颜弼传》，第2255页)。租税的增加，繁重的徭役，豪族的仗势欺民，激化金政权的阶级、民族矛盾。
金末河南等地民户生存艰难的同时，自然灾害也频发，“今河南罹水灾，流亡者众，所种麦不及五万顷，殆减往年太半，岁所入殆不能足”(《金史》卷47《食货志二》，第1054-1055页)。在“天灾人祸”下，民众纷纷逃亡，地方官吏却把“赋皆抑配见户”(《金史》卷47《食货志二》，第1061页)，结果出现民众用未熟作物交租的情况。兴定三年(1219)，户部令史苏唐“催租封丘，期限迫促，民有生刈禾输租者”(《金史》卷15《宣宗纪中》，第348页)。可谓“时甫离兵火，遗黎反侧未安，而为长吏者方贪残”。《金史》中对此记载更为深刻，“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金史》卷47《食货志二》，第1060-1061页)。显然部分官吏的贪暴是民众逃亡的原因之一，而根源却是女真人南迁后，“军国调度，百色所须悉取办民间”。
此外，金末河南因人口逃亡、自然灾害等因素，缺粮严重，再加上蒙古军队攻势日紧，金朝财政几于崩溃，导致粮价飞涨。金政权采取纳粟补官的办法来缓解缺粮问题，规定“司县官有能劝诱输粟至三千石者，将来注授升本榜首，五千石以上迁官一阶，万石以上升职一等，并注见阙”(《金史》卷107《高汝砺传》，第2359页)。政府的纳粟补官规定虽优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缺粮问题，于是加强对人民的掠夺，实施括粮之法。“先令各家自实，壮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书其数门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论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选深刻者主之，内族完颜久住尤酷暴”。有寡妇诉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为养，故杂蓬粃以自食耳，非敢以为军储也。且三升，六斗之余。不从，竟死杖下”(《金史》卷114《斜卯爱实传》，第2515-2516页)。
不难得知，少数女真豪族的贪婪暴力会使民族关系更加恶化。可以说南渡后的金政权“器械既缺，粮备不给，朘民膏血而不足，乃行括粮之法”(《金史》卷44《兵志》，第998页)。正如许古在南渡后上书宣宗时所说，女真人南迁“既弃其恒产无以自生，土居之民复被其扰”(《金史》卷109《许古传》，第2412页)。这种竭泽而渔的掠夺大大加重了河南数州汉族民户的负担，使他们产生了对金朝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了阶级矛盾。同时也对依赖政府税租生存的女真人产生了不满情绪，又加剧了民族矛盾，致使金末民众反抗连绵不断。
元好问记载了金末民众的反抗情况。《张文贞公神道碑》载：“贞祐之乱，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为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一顾盼之顷，皆狼狈于锋镝之下，虽赤子不能免”。诸多女真人在这场混乱中丧生。当时民众反抗程度的激烈和事态发展的惨烈在《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中记载更为详细。“中夏被兵，盗贼充斥，互为支党，众至数十万。攻下郡邑，官军不能制。渠帅岸然以名号自居，仇拔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至于发掘坟墓，荡弃骸骨，在所悉然”。
不可否认，军民矛盾的激化是综合因素的结果，而金末女真人南迁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同时与金末复杂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也是金政权移民安置政策失误的体现。
金末女真人南迁，是在蒙古攻金的形势下，伴随着金政权战略转移所进行的女真移民运动，涉及女真数百万人口，是金朝女真人四次大规模南迁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金末数百万女真人南迁，对金朝的国运既具有增强河南军事防御力量、一定程度推动河南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也具有加速河北等地区陷落、加重河南民户负担、激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消极影响。
总体看，金末女真人南迁消极影响占据主要地位。女真人南迁，使金朝龟缩河南一隅，仅靠河南数州之地租赋，难以供养庞大的南迁军队、官僚和家属，出现了巨大的财政危机，金政权试图通过“增益官租”的办法，解决南迁女真人的生计，无疑于饮鸩止渴，进一步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最终导致了金朝灭亡。
排版：吕文萱
审核：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略有删节，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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