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与推进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
作者简介
姚敬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业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摘 要
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正式生效，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进入新阶段。非洲经济一体化是非洲国家加速经济转型升级、提高自主发展能力的长期战略举措。但历史和现实因素形成的非洲结构性经济难题和要素供给短缺难题，导致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滞后于预期，且一体化制度建设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间存在巨大鸿沟。由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2063年议程》等非洲发展规划高度契合，这为非洲面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力、农业现代化能力、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创收能力、融资能力四项核心发展短板问题提供系统性的要素供给，有望为推进非洲经济一体化建设进程提供有效的外部要素激励。
21世纪以来，非洲经济整体呈现快速发展姿态，区域经济一体化在非洲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为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洲国家加速推进覆盖整个大陆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于2021年推动非洲自由贸易区正式生效。非洲经济一体化将在未来中长期内成为非洲国家的战略重点。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和拓展，非洲国家成为“一带一路”上的合作新亮点。习近平主席将中非关系定义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当前，中非成为推动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深化中非经贸投资领域合作，不仅是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中非高水平战略互信的要求，更是实现双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本文通过研究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点及难点，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对接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力点和有待改进的领域，并提出深化合作的具体建议。
一、
非洲经济一体化发展概述
(一)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及目标
自20世纪60年代非洲独立浪潮以来，非洲国家在政治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后建立的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联盟等区域性组织，增强了非洲国家间的政策协调，使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渐重要的作用。然而，大部分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受到严重制约。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非洲国家也积极探索经济一体化路径，以提高国际竞争力，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非洲联盟框架下，非洲国家主要通过非洲经济共同体组织推进非洲经济一体化目标。1991年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签署的《阿布贾条约》宣告了该共同体的成立，并明确了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六阶段举措(如表1所示)，目标是最迟至2034年，完成整体过渡性阶段，建立覆盖非洲所有国家的经济和货币联盟，实现非洲统一货币和人口、资本的自由流通。由于成员国推进一体化力度和进度不一，当前非洲经济一体化整体进程滞后于规划，呈现一定的不均衡、碎片化趋势：非洲各次区域均已建立区域性经济共同体框架，但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不一，且区域性经济共同体间缺乏协调；区域性经济共同体的不均衡发展一定程度上为全非洲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创造了新的难题。2019年，经过非盟与非洲各国的努力，成功签署《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为在全非洲范围内建立关税同盟迈出坚实一步。但目前非洲经济一体化距离建成非洲共同市场和经济货币联盟目标尚有较大差距。
表1 非洲经济一体化目标及节点规划
(二)非洲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
基于历史原因和独立后的经济发展需求，除了非洲经济共同体外，非洲国家间成立了大量区域性经济共同体组织。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决定非洲整体经济一体化水平和进度的重要因素，非盟将8个区域性经济共同体组织定义为推进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支柱。这8个区域性经济共同体组织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简称“西共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简称“南共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简称“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简称“东共体”)、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简称“马盟”)、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简称“中非共同体”)、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简称“萨—撒共同体”)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此外，西共体和中非共同体内的法语国家还分别成立了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和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两大货币联盟，以各自的非洲法郎为共同货币。截至目前，8大区域性经济共同体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平衡：东共体、西共体和东南非共同市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居领先地位，进度高于非洲整体水平，已基本建成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马盟和萨—撒共同体一体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建立自由贸易区；此外，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和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两大货币联盟成员国由于制度建设深受法国影响而具有较强趋同性，且长期使用共同货币非洲法郎，故在经济一体化制度建设上居于非洲领先水平。
表2 非洲区域性共同体组织一体化建设进程
(三)非洲大陆自贸区发展现状
在非洲各区域性经济共同体陆续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之上，《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非洲自贸区协定”)成为当下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议题，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也是非盟最重要的发展规划——非洲《2063年议程》确定的旗舰项目之一。非洲大陆自贸区旨在通过建立一个人员、投资和商品自由流通的单一市场，推动非洲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多元化发展，促进非洲贸易、就业和全球市场地位提升。2021年1月1日，非洲自贸区协定正式生效。非盟55个成员中，除厄立特里亚外，54个成员签署协议，其中40个成员按本国相关法律程序批准协议。非洲大陆自贸区有望成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成为一个覆盖12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合计2.5万亿美元的大市场。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非洲2021年经济发展报告》，非洲的区域内贸易仅占非洲大陆贸易总额的4.4%，远低于世界其他区域水平。非洲大陆自贸区旨在通过逐步取消非洲内部贸易关税，降低关税壁垒，为商品在非洲大陆内部流通以及进出口提供更多便利，进而改善非洲大陆整体投资环境。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预计，取消非洲内部贸易关税有望促进区域内贸易额在未来三年提高约52%，若同时减少非关税壁垒，非洲内部贸易额则有望提升一倍。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竞争、知识产权和贸易争端解决等方面。其实施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谈判主要涉及产品和服务贸易政策。产品贸易政策又具体包括关税、非关税性壁垒、原产地规则、贸易便利化(海关领域合作和规则协同)、贸易补贴、争议调解、标准制定、机构安排等。服务贸易政策内容包括运输(海运和空运)、保险(旅游业和金融服务)和银行等内容。第二阶段谈判主要对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投资政策和争端解决机制做出规定。非洲自贸区建设目前尚处于第一阶段的初期，即各缔约国要尽早提交并实施货物贸易关税减让表。非盟已批准贸易部长委员会提交的成员国货物关税减让安排模式，同意各国根据粮食安全、国家安全、政府财政收入、民生和工业化等因素拟定敏感商品清单和排除贸易自由化的商品清单。目标是在5—10年内，非洲国家逐步实现90%的商品实现零关税，实现自由贸易。
(一)政治、经济和制度建设落后
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受到政治、经济、一体化制度建设水平落后的影响。
政治方面，非洲面临严峻的政治稳定性和治理有效性挑战。首先，非洲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政府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政府规划和法规落实能力差。其次，在撒哈拉以南的部分非洲国家，部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仍有较强影响力，民众对国家认同感较低，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受限。另外，近年来，非洲萨赫勒地区、东非之角等多个区域深受恐怖主义困扰、部分国家经历内战和政变挑战，政局不稳定局面向多国扩散，严重影响了非洲整体安全局势和政府决策制定与执行。
经济方面，非洲国家整体上兼具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首先，2020年，54个非洲国家的GDP总量仅约为2.39万亿美元。非洲国家整体贫困率和失业率较高，中产阶级规模有限，国内市场规模较小。其次，非洲国家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大多数非洲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前期或工业化早期阶段，出口商品以原材料或原材料初级加工品为主，国际话语权不足、国际竞争力较弱，近年来，部分非洲国家宏观经济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严重冲击。另外，非洲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互补性较差，区域产业链发展不完善。最后，非洲大陆基础设施落后，物流成本、能源获取和保障成本、通讯成本居高不下，国家和区域间互联互通度低。以上因素都限制了产业发展和贸易环境的改善，降低了非洲国家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一体化制度框架方面，非洲受限于较薄弱的顶层设计和协调落实能力。首先，非洲经济一体化在制度框架和政策落实上高度依赖各区域性经济共同体，非盟的协调能力和控制力有限；非洲区域性经济共同体数量众多，相互间存在职能和成员国重叠的现象，增加了政策沟通与组织协同的制度成本。其次，各区域性经济共同体政策规划和落实能力不一，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对自贸区诉求差别较大；且区域性经济共同体内部成员国行政、法律体系、技术标准差别大，制度和政策协同难度大。最后，众多区域性经济共同体或非盟成员国基于自身经济发展需要，与第三方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经贸合作利益共同体，降低了其对非洲自贸区的需求强度与支持力度，制约了非洲自贸区的整体发展进度。
(二)非洲各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平衡
非洲54个国家间发展路径、发展特点和阶段各异，决定了其对于经济发展的诉求各不相同，也决定了非洲经济一体化规划和落实的高度复杂性。根据工业化阶段理论，工业化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级、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五个阶段。
结合工业化各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人口空间结构和就业结构指标，大部分非洲国家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期阶段，而且非洲没有实质意义上处于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的国家。非洲国家产业结构呈现一定的早熟假象，大部分非洲国家工业水平尤其制造业发展水平低，服务业占比过高，极大限制了非洲国家创造就业能力、技术进步能力和经济抗冲击能力。非洲国家存在人口城市化水平偏高，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等问题。由于农村地区生活和收入水平较低、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众多非洲国家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找机会。但非洲大部分国家制造业和私营企业发展水平较低，吸收就业能力差，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人口城市化指标过高加重了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负担，甚至给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隐患。
总体而言，非洲国家整体工业化发展水平较低，为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促进非洲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非洲经济一体化势在必行。但长期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格局导致非洲内部缺乏区域性产业链，经济体间互联互通和互利合作规模有限。且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存在国别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平衡、人口分布不平衡等问题，非洲国家经济一体化面临复杂挑战。
(三)存在直接制约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短板
基于对上述挑战和制约因素的认识，非盟制定了旨在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可持续发展的《2063年议程》。根据非盟2020年发布的第一份《2063年议程执行情况报告》，非洲在执行议程的第一个十年计划过程中呈现出和平状况逐步改善、发展水平依旧滞后的突出矛盾。自非洲国家独立以来，政府治理能力和法治发展水平就广受诟病，而经济发展滞后与上述难题相互交织，甚至在部分非洲国家形成一定恶性循环；此外非洲国家间经济互补性和依赖性差，缺乏经济贸易交流也限制了共同价值观和认同感的形成。
表3 非盟《2063年议程》愿景、目标及执行中的主要挑战
解决非洲发展短板的关键在于提高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但目前非洲经济发展存在几大核心短板，导致非洲一体化制度建设与实际落实效果存在严重脱节，从根本上阻碍了非洲经济一体化实质性推进。
首先，非洲农业现代化水平滞后。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2022年《饥饿热点》指出，埃塞俄比亚、南苏丹等非洲国家处于面临灾难性状况的“最高警戒”状态，且肯尼亚、贝宁等非洲区域性农业大国也进入饥饿热点国家名单。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非洲本地自然灾害及2022年俄乌冲突扰乱国际粮食供应链，均严重冲击非洲粮食安全。提高粮食自给率和生产效率成为非洲国家当务之急。农业科技落后是非洲农业产量低下的重要原因。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非洲只有11个国家有主要种类的化肥产能，氮肥、磷肥、钾肥产量分别只占全球的5%、11%和0.04%；非洲也没有培育农业良种的能力，大量种子依赖国际农业公司供给。此外，非洲缺乏现代化农业，涉及从生产到储运、销售等各环节的全价值链配套基础设施，这进一步恶化了非洲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率问题，加剧了农业生产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
其次，非洲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报告，2019年非洲在世界制造业附加值占比仅为1.6%。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暴露了非洲国际供应链和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高度脆弱性，推进制造业发展、培育区域价值链是提高非洲国家经济韧性的当务之急。此外，近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不稳定性加剧非洲国家经济脆弱性，倒逼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改革，通过优惠税收等政策吸引国际投资，推进经济结构多元化。
第三，非洲融资能力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截至2023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非洲需要345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庞大的资金缺口使得传统的政策性、优惠性、援助性资金无法适应新形势下非洲国家的融资需求；西方国家的贷款和援助一般附带结构性改革的硬性要求，对于积极探求经济发展自主权的非洲国家吸引力逐渐下降；此外，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定义的全球37个重债穷国中，31个为非洲国家。这些重债穷国大多为高度依赖一种或几种初级产品出口的原材料输出国，对外举债也受到IMF等国际组织的严格限制，进一步限制了其获取发展资金的能力。
第四，非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滞后。非洲大陆铁路总长度占世界铁路总长的比重仅为7%，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的密度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和1/10。根据非洲发展银行的非洲开发银行估算，非洲每年的基建需求约为1300亿至1700亿美元，而非洲每年实际的基建投资仅为680亿至1080亿美元，存在巨大资金缺口。改善基础设施状况、提高互联互通性已成为非洲国家打破经济发展困境的迫切需求。
中国已连续12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截至2020年底累计对非直接投资超过430亿美元。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非洲国家成为“一带一路”上的合作新亮点。截至目前，52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已与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与非洲《2063年议程》提出的愿景和目标高度契合。
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提出的中非务实合作“九项工程”均立足中国优势要素禀赋，为助推非洲国家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平衡发展、生态环节改善提供重要支撑。尤其是“九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和投资驱动工程直接对应非洲经济发展四大核心短板，能够大幅缓解非洲经济一体化面临的核心要素供给短缺问题。
(一)农业现代化合作
作为在非洲落实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平台，中非合作论坛一直高度重视中非农业合作，2015年以来历届峰会和部长级会议都将农业确定为中非合作的优先重点领域，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和配套资金安排。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提出的“九项工程”中第二项“减贫惠农”工程直接着眼非洲农业发展，将技术支持、减贫合作作为合作重点，这与非洲农业发展的需求缺口高度契合。截至目前，中国已与21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农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或议定书，建立了双边农业联委会或工作组机制；并且积极参加多边合作机制，推动水稻种植等领域的对非三方合作。此外，自2009年以来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成为中非农业合作的旗舰项目，截至2020年中国在25个非洲国家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国还通过派遣农业援非专家等方式，加强与非洲国家间的技术转移；并不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投资。
此外，中国通过扩大对非洲农产品进口，从需求侧为非洲农业发展提供持续外部激励。“九项工程”中第三项“贸易促进”工程确立了为非洲农产品输华建立“绿色通道”的工作重点；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贸易促进平台和跨境电商“直播带货”平台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加速签署农产品输华相关检疫议定书的签订，促使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速度大幅提高。2000—2018年间，中国自非洲进口农产品的贸易额年均增长约17.3%，为非洲农业生产、加工、储运、物流全产业链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但目前中非农业合作也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合作主要聚集技术层面，对于非洲农业经营管理的文化和制度关注有限，这导致部分合作项目水土不服、陷入生产经营困境，甚至部分合作项目由于涉及土地征收等敏感议题，被部分当地和西方媒体扭曲为中国在非攫取土地、掠夺资源，为中非农业合作乃至整体中非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二)国际产能合作
早在2015年，中国即确立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刚果(布)四个国家为开展产能合作先行先试示范国家，并设立了首批资金为100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截至2021年，中国与15个非洲国家建立产能合作机制，在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等示范项目带动下，累计投资21个项目，直接投资超过430亿美元，设立各类企业3500多家，通过形成产业聚集和辐射效应，对加速当地工业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并通过制造业产业和技术转移，在解决就业的同时协助当地建立了产业技术人才基础。这一合作模式有效依托了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这一传统优势合作领域和投资目的国优势资源禀赋，并充分借鉴了中国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发展经验，最大程度发挥了要素禀赋结构互补和发展模式转移扩散的优势。
随着非洲自贸区的成立，非洲市场碎片化、市场体量有限的问题有望逐渐改善；此外，大部分非洲国家可以通过《科托努协定》等国际协定，享受欧盟、美国等国际组织或发达国家给予的出口优惠政策；中国近年也通过签署贸易和投资领域双边或多边协定、组织进口博会等一系列措施，提高了中国对非投资和非洲对华出口的便利度及优惠度。在中国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压力日益增大、国际贸易冲突日益激化的背景下，中国有望向非洲加速转移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利用低成本优势开拓非洲市场的同时，充分享受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辐射欧洲、中东等周边市场，并通过加强对华出口逐步推进双边贸易平衡。中非产能合作的不断深化，将加速非洲境内资源流动、产业集聚、产业链延伸和规模经济的形成，实质性推动非洲国家间经济互补性和贸易强度的发展，提高非洲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推进非洲经济一体化取得发展实效。
但中非产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受到非洲政局和政策不稳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落后等固有问题的长期困扰；且非洲本地产业链配套不完整，除部分农矿产品加工业外、大部分加工制造业仍依赖从中国或第三国进口原材料和零配件。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际人流、物流严重受阻，非洲多国经济发展陷入停滞、通货膨胀高企，社会稳定性降低，对非产能合作投资、建设和生产活动受到直接冲击。
(三)投融资合作
21世纪以来，中国金融机构为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融资支持。根据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的报告，2001—2010年间，国家进出口银行向非洲国家提供的贷款总额超过世界银行。中国国有金融机构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的角色尤其举足轻重。非洲基础设施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即使近年来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融资增速放缓，2019—2020年期间中国仍然是非洲基础设施融资领域最大的区域外双边信贷合作伙伴。
除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外，中国融资合作伙伴通过加大投资力度，不断增强对非洲国家自主造血能力建设的支持。如中非发展基金自2007年成立以来，累计对37个非洲国家决策投资近60亿美元，撬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融资270亿美元，投资项目涉及基础设施、产能合作、农业民生等非洲亟待发展的领域。此外，近年来我国对非投融资支持不断创新模式，尤其随着非洲通讯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率的大幅提高，以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加速对非投资，与当地企业进行技术、产品等深度合作。根据非洲科技新媒体Briter Bridges的报告，2021年非洲科技初创企业吸引投资约49亿美元，尽管增速较快，但相比初创企业资金需求相比仍有较大缺口。中国资方加快布局，不仅为非洲新创企业提供了融资支持，更通过灵活的本地化策略加快了技术和能力转移，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非洲当地创新创业浪潮，为非洲获取发展新动能、基于新经济业态增强自主造血能力做出贡献。
但整体看来，目前中国对非投融资合作的投融资主体和模式过于单一，效率和模式有待继续优化。受制于非洲国家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和货币汇率，目前以政策性银行为代表的国有金融机构为对非投融资合作的主力军，私营企业出于避险动因，仅对部分非洲国家部分行业开展投融资合作，中国国有金融机构和私营企业之间、中国投融资主体与国际投融资机构之间的协同有待加强。此外，对非投融资合作以债权融资为主，股权融资占比较少，长远看来这严重制约了中资企业国际化水平提升、本地化能力建设和商业模式转型。
(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
根据德勤统计，2014—2018年期间非洲5000万美元以上的基础设施项目约482个，总金额约4710亿美元。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拓展与落实，中国企业承建了上述所有项目中的33%，超过非洲本土企业的24%和其他西方国家、新兴国家等非洲合作伙伴的比例。尤其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非基础设施领域合作保持较强增长。据《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告(2021)》，2020年，中国企业在非洲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679亿美元，同比增长21.4%。
非洲国家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尤为迫切，在2014—2018年非洲开展的482个5000万美元以上基础设施项目中，其中交通建设项目数量最多，总计约186个，总金额仅次于能源电力业及房地产业，达到1070亿美元，“要想富，先修路”的发展逻辑已获得非洲国家的广泛认同。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中国大型交通建设项目不断向非洲大陆延伸。根据美国企业研究院的《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数据库》公布的统计信息，2013年—2018年期间，约312个中国在非洲工程承包或投资项目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非合作项目，其中交通领域合作在项目数量和总金额方面均居各领域首位，占比分别达到总数的29%和38%。“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极大推动了非洲内陆、腹地和沿海的互联互通，以及非洲与国际基础设施网络的连接。借助中国在非洲修建的超过6000多公里铁路，6000多公里公路和近20个港口，非洲国家的物流效率、贸易能力和构建区域价值链的能力获得了有效提升。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延伸和与非洲发展对接程度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逐渐从东部和北部非洲的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向西部、中部、南部的大西洋沿岸拓展，尤其西部非洲近年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对非交通领域合作的最大受益者。2013—2018年期间，“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交通领域工程承包和投资类项目总额约667.3亿美元，其中西部非洲约占41.2%，且所占比例不断提升。“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在非洲的覆盖度逐步提高，有效提升了非洲全域的互联互通水平，强化了非洲经济一体化的硬件基础。
但目前中非基础设施领域合作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合作模式单一，在非开展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中国公司主要作为项目总承包商，聚焦工程项目建设及交付，少有涉足基础设施长期持股和后期运营，盈利能力缺乏可持续性。其次是资金来源单一，中国公司主要参与非洲国家自有资金支持的项目、或依托中国金融机构信贷支持赢取非洲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国际招标。近年来非洲国家经济放缓、债务风险提升和中国对非新增信贷增速下调，都对中非基础设施领域合作造成较大影响。第三是市场秩序待优化。随着中国基建类公司涌入非洲，非洲基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非洲国家财政资源日益紧张，基建投资收缩的现象加剧了市场竞争烈度，导致市场存在一定无序竞争局面；且经济低迷也导致部分国家营商环境有所恶化，部分企业蒙受重大损失甚至破产，进而导致部分基建项目进度停滞、甚至面临烂尾风险。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经济一体化的重点和目标高度契合，通过关键要素的有效配置，“一带一路”倡议有望协助解决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核心短板，但在具体的对接落实工作上，仍存在一定挑战与风险。建议宏微观多策并举，推动“一带一路”对接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有效和有序推进，为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新动能、促进中非经贸和投资领域战略互惠合作迈上新台阶。
(一)加强政府引导
非洲一体化进程将加剧业已激烈的竞争格局，中国对非经贸投资合作将不仅面临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竞争，也将面临与非洲自贸区内产业发展水平更高、经济多元化程度更强的非洲区域强国直接竞争。随着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政策协同度提高，非洲国家在经贸投资合作中也将逐渐采取趋同乃至同一立场，以集体对外争取最大利益。政府相关部门须进一步加强与非盟、非洲各次区域组织和非洲国家三个层面的顶层战略对话，从非洲全域范围分析要素流动、市场竞争、政策法规等变量，根据合作水平、竞争烈度、增长前景及风险指数客观调整对不同非洲合作伙伴发展规划对接的深度和广度；此外，政府应构建跨国别、跨领域的对非经贸投资合作协商机制，统筹中国企业在非资源配置与合法合规经营，从非洲整体层面规避恶性竞争和浪费。
(二)推进“一国一策”
非洲经济一体化带来了市场边界的拓展和政策协同度的提高，但非洲国家间仍存在发展不平衡、市场差异大的特征，尤其营商环境发育水平不一。根据202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排名，在非洲各区域中，东部非洲整体营商环境最佳，其次为北部非洲和西部非洲国家，中部非洲整体营商环境最差。整体而言，对于东部非洲、西部非洲国家和北部非洲国家，建议在巩固传统合作领域基础上，针对肯尼亚、尼日利亚、埃及等区域强国加大投资力度，聚焦数字经济等新业态提前布局、抢占先机，重点加快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的合作。对于中部非洲国家，整体以保障双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主，巩固与区域重点国家在农矿产品等领域传统合作，并以此为抓手提升当地原材料加工能力、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总之，通过深入研判合作国别和合作产业的资源禀赋、综合考虑合作国别的宏观政治经济因素，因国施策，力争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三)深耕重点领域
非洲在农业、融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四大领域要素供给短缺问题是制约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短板，也是中国发挥自身资源禀赋优势的重要发力点，建议聚焦上述四大领域，推动解决上述领域以往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风险，以事半功倍提升合作效能。
首先是加强农业现代化领域合作。在持续协助非洲国家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加大对非洲国家农产品开放市场的同时，建议通过多种方式，协助非洲国家增强农业治理能力：一是强化政府主管部门顶层设计对接，协助非洲国家提升农业政策制定能力；二是结合非洲农村生产现实条件和我国农村脱贫攻坚成果。通过选取合作试点，与非洲国家分享中国农村减贫发展经验，以点带面提升非洲农业农村综合生产能力和发展水平。
其次是加强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一是加强属地化多边合作。适度改变以往主要采取绿地投资和股权/资产收购的投资模式，加强与非洲当地合作伙伴合资合作力度，融入当地商业生态，与非洲商业界和社群建立稳固的利益共同体。二是加强风险识别能力。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下，加强对合作国家及产业链的风险研究和预警，根据风险程度精准施策，对于综合风险比较高的国别和领域要适当收缩。
第三是加强投融资合作。一是加强投融资主体间的协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针对国内投融资主体，加强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私营投资平台的协调；针对跨国投融资主体，加强金融机构与多边金融机构及非洲开发银行等在非洲当地具有较丰富投融资资源及经验的机构间合作。二是拓展创新投融资模式。以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埃及等非洲区域经济引擎国为抢滩非洲市场的突破点，针对制造业和新兴互联网产业积极扩大股权投资规模，积累本地化市场资源并提升经营能力。
第四是持续深化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巩固我国在非洲基础设施市场上优势地位。一是创新合作模式，鼓励中国企业积极探索实施BOT、PPP等合作模式，推动企业在基础设施设计、建筑、运营、投资等环节沿产业链开展纵向联合，提升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国际化管理运营能力。二是拓宽融资来源渠道。引导中国企业加强与非洲当地金融机构、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借助多边合作机制积极参加国际银团招标，实现多渠道融资。
原文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访问我刊官网，在线阅读全文。
排版：张鑫瑞
复核：靳品侠
终审：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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