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白丁：《19世纪末的艺术科学》第四章（上）
往期回顾
19世纪末的艺术科学
范白丁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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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看，潘诺夫斯基那一摔，却是幸运的，不然历史上也许只是多了一名德国士兵而少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史家。从弗赖堡毕业后，潘诺夫斯基回到了首都柏林，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名正言顺地做了戈德施米特[1]的学生，在专业训练上日臻完善。
戈德施米特出生在汉堡一个富有的从事金融业的家族，父亲马丁 · 戈德施米特 (Martin Goldschmidt, 1823—1903)，母亲露易丝 · 阿诺德 (Louise Arnold, 1839—1919)，他是七个孩子中的老大。戈德施米特在汉堡读的是实科中学 (Realgymnasium)，然后在父亲的单位实习了两年的银行业务，之后又到伦敦这个金融中心去继续学习国际银行业务。可是他又对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并花了大量的时间在素描绘画上（在他那个时代，学画的大多是家庭环境不错的中上阶层）。戈德施米特本人的打算是为即将到来的大学学习做好准备，学习自然科学或者艺术。而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也确实影响了他后来的艺术史研究方法。[2]1884年返回德国后，戈德施米特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先是在耶拿大学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1886年转到基尔大学 (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ät zu Kiel)。戈德施米特曾经描述过他在耶拿和基尔的学习生活，勾勒出19世纪八十年代艺术史在学院中的大致状况，他一直强调的就是艺术史其实还没有被看作是一门学术性的学科，他还指出这门学科缺少固定的界线，并且也遭到来自自然科学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于这门学科新贵的质疑。[3]
戈德施米特在耶拿大学的主要老师是弗里德里希 · 克洛普弗莱施 (Friedrich Klopfleisch, 1831—1918)，一位史前史教授。戈德施米特帮助他编辑了一套图林基亚 (Thuringia) 艺术遗迹的图录。老师还要求自己的学生们画下他们所造访过的建筑和其他的纪念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戈德施米特训练了自己的观察力。艺术史在这两所大学当时还没有成立独立的学科。在读过施普林格的著作之后，戈德施米特于1886年秋季转到了莱比锡大学跟随这位学者学习艺术史。在这儿的同窗也正是上文中所提到的弗格的那些同学。但是就求学经历，特别是艺术史学习这方面来说，戈德施米特不像弗格那样还接触过尤斯蒂、托德、兰普雷希特、雅尼舍克等这么多位观点和方法各异的老师——从哲学方法到对艺术家英雄式的迷恋再到万花筒式的艺术和文化史观。但这并不能说戈德施米特对各种艺术研究方法毫无所知。那些年里，对于方法论的争论在艺术史领域不绝于耳，读读当时出版的艺术史杂志或者书籍就能够了解，所以戈德施米特也一定知道，只不过他缺乏直接面对这些老师的经历，而这些老师往往可以在研究和诠释艺术品时生动地运用和展示不同的方法。[4]戈德施米特和弗格共同的老师是施普林格，他将艺术史定义为自主的学术学科，将科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中的解释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戈德施米特也明确承认自己对艺术品的分析及描述深受科学方法的影响。在他们那一辈人之前，艺术史研究普遍可见的还是那种浪漫式的批评类写作，而施普林格就尤其反对这种方式，强调要在艺术史研究中追求自然科学般的精确性。[5]除了戈德施米特，另外还有弗格、瓦尔堡、克莱蒙、李格尔沃尔夫林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史家都成长于一个对自然科学兴趣空前高涨的时期，而对曾经想从事科学职业的戈德施米特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提倡科学性鉴赏的施普林格也自然是戈德施米特心仪的老师，并且他在1887年还拜访过科学鉴定之父乔瓦尼 · 莫雷利 (Giovanni Morelli, 1816—1891)（图1）。[6]
图1 乔瓦尼 · 莫雷利
1889年戈德施米特完成了关于吕贝克的汉萨同盟城市 (Hanseatic City of Lübeck) 14世纪到1530年之间的雕塑和绘画的论文——Lübecker Malerei und Plastik bis 1530 (Lübeck: Nöhring, 1889)（图2-4）。他在导论中指出之前对波罗的 (Baltic) 地区中世纪艺术的研究只是集中在建筑上。[7]戈德施米特是第一位尝试将晚期中世纪雕塑与德国北部城市绘画放在本土和国界的情景中加以考察的学者。年轻的戈德施米特将对纪念碑的描述同史料证据相结合，这显然是在莱比锡接受施普林格训练的结果。他这种对具体艺术品的重视必然导致了对图片质量的需求，于是戈德施米特也是德国头一个在专论出版物中配以大尺寸高质量照片的作者。这种科学的图像媒介对于戈德施米特进行形式分析和图像志描述帮助极大。[8]戈德施米特也毫不掩盖施普林格对他研究思路的影响，并将论文献给自己的老师。在皇家普鲁士科学院的就任演说上，戈德施米特这样说道：“我的老师安东 · 施普林格带我进入了艺术史中的历史篇章。”[9]
图2 关于吕贝克的汉萨同盟城市14世纪到1530年之间的雕塑和绘画的论文的扉页
图3 上述论文的其中一页雕塑插图
图4 上述论文的其中一页绘画插图
1889年底到1890年戈德施米特待在意大利的西西里从事关于巴勒莫诺曼宫殿建筑的研究，此前对这些遗迹的研究只有少量的地方出版物。[10]戈德施米特观察精确，为后来对纪念碑式建筑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戈德施米特在视觉证据和历史研究之间找到了合适的平衡点，这也是他后来学术中一以贯之的特色。之后戈德施米特继续在比利时、法国、英格兰和荷兰旅行，同时也是为自己申请授课资格的论文收集材料。也如上文所述，在法国戈德施米特又遇到了弗格。1892年，戈德施米特成为柏林大学的编外讲师，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中世纪研究专家。当初，戈德施米特为取得授课资格而提交的论文题为《希尔德斯海姆的阿尔班诗篇及其与12世纪教堂中象征手法雕塑的关系》[11] (Der Albani Psalter in Hildesheim und seine Beziehung zur symbolischen Kirchenskulptur des 12. Jahrhunderts)，这篇文章1895年发表后弗格为之写了书评。[12]在这篇论文中，戈德施米特将关于中世纪赞美诗手稿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导论中他指出，手稿中形形色色的文本和图像间的差别极有可能是由西欧和拜占庭不同的宗教仪式所决定的。他深入探讨了诗篇手稿的物质和形式上的特色，包括技术、风格和图像志，由此断定这份手稿是英格兰圣阿尔班修道院的产物。戈德施米特结合诺曼入侵后英格兰的历史与艺术状况进一步解释了彩绘的图像志特色。在文章的后半部，他考察了诗篇文本中的首字母装饰，并指出想象的形式有助于解释12世纪德国和瑞士纪念性雕塑中对同样母题的处理。[13]
戈德施米特一生对中世纪的研究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世纪雕塑，还有一个就是彩绘手稿。他对细密画史的贡献几乎涵盖了从前加洛林到15世纪的所有时代。[14]戈德施米特自己也承认他对于手稿的兴趣来自于老师施普林格：
Durch alle Phasen aber ist eines in meinen Studien besändig geblieben, es ist das die Vorliebe für das Mittelalter. Auch für dies Interesse war schon Anton Springer massgebend. Vor allem gingen meine Arbeiten über frühe Bilderhandschriften von Anregungen seiner Vorlesungen aus,…[15]
(在我所有的研究阶段中，有一个是持久不变的，那就是对中世纪的偏好。安东 · 施普林格对这一兴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对早期彩绘手稿的研究也是受到他讲座的启发……)
在戈德施米特《希尔德斯海姆》一文诞生之前，弗格的那篇博士论文《首个千年之交时的一个德国画派》被普遍认为奠定了手稿研究方法的基础。[16]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弗格与戈德施米特在这一阶段的研究兴趣产生了交集，弗格提交论文的那段时间，戈德施米特也正在准备关于加洛林时期乌德勒支赞美诗的文章，[17]并且弗格在1892年给戈德施米特的信中还就相关书目交换过意见。[18]
戈德施米特在申请职位时，受到了来自时任柏林大学正式教授 (Ordinarius) 的赫尔曼 · 格林的阻力，不过戈德施米特也不大看得上后者的学术，认为格林的讲座娱乐性有余，批判性不足，[19]大概给人带来欢乐是格林家族成员与生俱来的天赋，以至于使其他专长黯然失色。戈德施米特对格林的轻视，可不是他自己独有的态度，当年老师施普林格就没少在课堂上数落过这位童话大王的后代。哈利 · 克斯勒曾经回忆施普林格在课堂上的一幕：“在课堂上，他会拍打着一本格里姆的《拉斐尔传》或《米开朗琪罗传》的书说：‘胡说！’‘贩卖！’‘全都是一毛钱小说的货色！’要将美术史提高到科学地位，靠的是无懈可击的事实，就像任何化学和生物学实验一样。而这些正是与格里姆的做法格格不入的。只有人文学科才拥有真正的科学基础，除了实验心理学是可能的例外；政治史和文学史当然不能算作科学。美术史是要研究像头骨或矿石标本一样无可辩驳的现象，研究艺术家及其流派的‘签名’，研究形式，有如一只耳垂或衣服的折痕，有如橡树枝条或叶子上的纹理那样不可重复。要从个别作品中提炼出这独一无二的形式，便可提供艺术家身份的图像，其精确性有如他的指纹，可显示出作品被创作出来的作者、时间和地点。所有这一切，就如同拘捕证一样具有‘罪名成立’的效力——这种可验证性，将是这一新科学的基础。移情于艺术、对于特定作品的美学或哲学思考，所有这些都是第二位的、外在的。”[20]施普林格所代表的那种“新”的艺术史对格林的反感可见一斑，所以也难怪格林刁难施普林格的学生。
那时的柏林艺术史圈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位是格林，另一位是卡尔 · 弗赖[21] (Carl Frey, 1857—1917)，但这两位学者的研究领域只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在格林看来，中世纪艺术完全是特殊的领域，因为在19世纪八十年代的德国大学中，尽管有对中世纪建筑的研究，但还没有专门针对中世纪手稿的研究。格林和弗赖甚至问戈德施米特能不能提交一份诸如研究米开朗琪罗或者拉斐尔 (Raffaello Sanzio da Urbino, 1483—1520) 这样更容易被人接受的论文。无奈之下，戈德施米特只好在面试时谈了谈米开朗琪罗的诗歌和雕塑，好在这是原来跟随施普林格时涉及过的话题。[22]尽管有来自格林的阻力，但戈德施米特还是取得了大学授课资格，而这不得不归功于来自哲学院内部一位元老级人物坚决有力的支持——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特奥多尔 · 蒙森[23] (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图5）。蒙森本人也从事专门的手稿研究，他还是著名的《拉丁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的主要编辑之一，因此比他的同事们更加了解这方面的学术状况，并且他也看出戈德施米特的作品在历史学和校勘学[24]上的扎实功底。[25]
图5 特奥多尔 · 蒙森
尽管作为编外讲师，他没有指导论文的权利，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学生的论文与戈德施米特的教导脱不开关系。事实也证明，戈德施米特有着特殊的魔力，能够吸引年轻一代的学者，并将这些年轻人的兴趣引向彩绘手稿。戈德施米特对学生们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比如阿瑟 · 哈泽洛夫[26] (Arthur Haseloff, 1872—1955) 的扬名之作正是《13世纪图灵根-撒克逊画派》(Eine thüringisch-sächsische Malerschule des 13. Jahrhunderts)，格奥尔格 · 斯瓦岑斯基[27] (Georg Swarzenski, 1876—1957) 则开启了对于诸如卢森堡和萨尔斯堡这样重要的中世纪彩绘书稿重镇的研究之路。[28]尽管戈德施米特在这一方向上的出版物相对来说不是很多，但却十分重要并且无可替代，一篇好的彩绘手稿研究都无法绕开戈德施米特那一派的成果。在柏林时，戈德施米特和沃尔夫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很快也与博物馆馆长伯德以及时任馆长助理的老同学弗格取得联系。在柏林这段时间，戈德施米特的朋友中还有著名的画家爱德华 · 蒙克(Edvard Munch, 1863—1944)和马克斯 · 利伯曼(Max Libermann, 1847—1953)，戈德施米特是利伯曼家中的常客，并且总是陪伴他外出写生。[29]
因为戈德施米特的出色表现，1900年卡尔 · 尤斯蒂和格奥尔格 · 勒施克 (Georg Löschcke, 1852—1915) 推荐他担任波恩大学的正式教授。可是戈德施米特说他拒绝扮演反闪族的角色，尽管当局提醒他不要执迷不悟，但戈德施米特终归没有前往波恩任职。[30]1903年戈德施米特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副教授 (Extraordinarius)，之后又得奥古斯特 · 施马索建议担任哈雷大学教授，但这次却遭到当局的反对。一年后，他正在大英博物馆进行相关研究，在一份当地报纸上他看到有报道说他还是被任命为哈雷大学的教授了，竞争者是约瑟夫 · 斯齐格夫斯基 (Josef Strygowski, 1862—1941)。根据当时的规定，教授必须是新教教徒，而最后由皇帝威廉二世批示破格录用犹太人戈德施米特。[31]
[1] 关于戈德施米特的学术思想可以参观Carl Georg Heise：《纪念阿道夫 · 戈德施米特1863—1944》(Adolph Goldschmidt zum Gedächtnis. 1863-1944) (Hamburg: Ernst Hauswedell, 1963)；W. Eugene Kleinbauer：《西方艺术史中的现代视野：20世纪视觉艺术写作文集》(Modern Perspectives in Western Art History: An Anthology of 20th-Century Writings on the Visual Art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W. Eugene Kleinbauer：《西方艺术史研究导论》(Research Guide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rt)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2)，该书有杨思梁先生和周晓康先生的中译《美术史研究导论》；Heinrich Wölfflin：《海因里希 · 沃尔夫林1864—1945自传、日记和通信》(Heinrich Wölfflin. 1864-1945 Autobiographie, Tagebücher und Briefe) (Basel: Schwabe & Co., 1984) 由Joseph Ganter编辑；Hans Kauffmann：《阿道夫 · 戈德施米特》(“Adolph Goldschmidt”)收录在《新德意志人物传记》(Neue Deutsche Biographie)第六册页613-614；Germain Bazin：《艺术史的历史：从瓦萨里到如今》(Histoire de l'histoire de l'art: de Vasari à nos jours) (Paris: Albin Michel, 1986)，页542；Kurt Weitzmann：《戈德施米特和柏林的艺术史》(Adolph Goldschmidt und die Berliner Kunstgeschichte) (Berlin: Kunsthistorisches Institut, Fachbereich Geschichtswissenschafte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1985)；另外Kurt Weitzmann在戈德施米特去世那年于《学院艺术期刊》(College Art Journal) (1944)发表的题为《阿道夫 · 戈德施米特》(“Adolph Goldschmidt”)的讣告；《艺术词典》(Dictionary of Art)第12册873页“戈德施米特”条；Ulrike Wenland：《流亡德语艺术史家专辑手册：遭受纳粹迫害与驱逐的学者之身平与作品》(Biographisches Handbuch deutschsprachiger Kunsthistoriker im Exil: Leben und Werk der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verfolgten und vertriebenen Wissenschaftler) (Munich: Saur, 1999)第一卷，页211-218；《梅斯勒艺术史家词典：四个世纪来两百位德语作家肖像》(Metzler Kunsthistoriker Lexikon: zweihundert Porträts deutschsprachiger Autoren aus vier Jahrhunderten) (Stuttgart: Metzler, 1999)，页125-127；Kathryn Brush：《阿道夫 · 戈德施米特（1863—1944）》(“Adolf Goldschmidt (1863-1944)”)收录在《中世纪学术：对一个学科形成的传记式研究》(Medieval Scholarship: Biographical Studies on the Formation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 Garland, 2000)第三卷；Gunnar Brands和Heinrich Dilly编辑的《阿道夫 · 戈德施米特（1863—1944）：20世纪标准艺术史》[Adolph Goldschmidt (1863-1944): Normal Art History im 20 Jahrhundert)](Weimar: VDG, 2007)；Otto Homburger：《阿道夫 · 戈德施米特1863—1944》(Adolph Goldschmidt. 1863-1944) (Basel: Holbein Verlag, 1946)。
[2] 关于戈德施米特对自然科学的兴趣，Kathryn Brush提醒我们注意Marie Roosen-Runge-Mollwo的《戈德施米特，1863—1944回忆录》(Goldschmidt, 1863-1944 Lebenserinnerungen)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für Kunstwissenschaft, 1989)，页30，尤其是页41的内容。
[3] 参观Marie Roosen-Runge-Mollwo的《戈德施米特，1863—1944回忆录》(Goldschmidt, 1863-1944 Lebenserinnerungen)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für Kunstwissenschaft, 1989)，页47-59，65-69。
[4] Kathryn Brush的《艺术史的形成：威廉 · 弗格、阿道夫 · 戈德施米特和中世纪艺术研究》(The shaping of art history : Wilhelm Vöge, Adolph Goldschmidt, and the study of medieval art)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页178注121。
[5] 陈平：《西方美术史学史》，（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页126。
[6] Kathryn Brush的《艺术史的形成：威廉 · 弗格、阿道夫 · 戈德施米特和中世纪艺术研究》(The shaping of art history : Wilhelm Vöge, Adolph Goldschmidt, and the study of medieval art)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页92。
[7] Adolf Goldschmidt: 《1530年以前的吕贝克绘画与雕塑》(Lübecker Malerei und Plastik bis 1530) (Lübeck: Nöhring，1889)，前言部分。
[8] 该书配有四十三幅图片，而书本身的大小将近是43×31cm。Kathryn Brush的《艺术史的形成：威廉 · 弗格、阿道夫 · 戈德施米特和中世纪艺术研究》(The shaping of art history : Wilhelm Vöge, Adolph Goldschmidt, and the study of medieval art)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页51及页178注128。
[9] “Durch meinen Lehrer Anton Springer wurde ich von der historischen Seite in die Kunstgeschichte eingeführt.”见Adolph Goldschmidt的《戈德施米特先生就职演说》(“Antrittsrede des Hrn. Goldschmidt”)发表在《皇家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XXVIII (1914)，页754-755。
[10] 戈德施米特在1895和1898年表了两篇相关文章，《西西里国王罗格治下的法瓦拉》(“Die Favara des Königs Roger von Sizilien”)刊载于《皇家普鲁士艺术收藏年鉴》(Jahrbuch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Kunstsammlungen) 16 (1895)，页199-215；《巴勒莫的诺曼皇家宫殿》(“Die normannischen Königspaläste in Palermo”) 刊载于《土木工程学期刊》(Zeitschrift für Bauwesen) 48 (1898)，页451-590。
[11] 中文译名沿用陈平先生在《西方美术史学史》一书中谈及戈德施米特时的翻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页154。另外，这篇论文虽然写于1892年或之前，但实际出版要等到三年之后由柏林的希曼斯 (Siemans) 出版社出版。
[12] Wilhelm Vöge的“书评：戈德施米特的《希尔德斯海姆的阿尔班诗篇》”(“Litteraturbericht: Der Albani-Psalter von Adolph Goldschmidt”)刊载于《艺术科学汇编》(Repertorium für Kunstwissenschaft) 19 (1896)，页204-11。这篇书评十分详细，不仅提到了戈德施米特许多新的观点，并且肯定了他这位同行对手稿研究的贡献。
[13] Kathryn Brush的《艺术史的形成：威廉 · 弗格、阿道夫 · 戈德施米特和中世纪艺术研究》(The shaping of art history : Wilhelm Vöge, Adolph Goldschmidt, and the study of medieval art)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页94。
[14] Kurt Weitzmann：《阿道夫 · 戈德施米特》(“Adolph Goldschmidt”)，载于《学院艺术期刊》(College Art Journal)，Vol. 4，No. 1 (Nov., 1944)，页48。
[15] Adolph Goldschmidt的《戈德施米特先生就职演说》(Antrittsrede des Hrn. Goldschmidt)发表在《皇家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XXVIII (1914)，页755-756。
[16] Kathryn Brush的《艺术史的形成：威廉 · 弗格、阿道夫 · 戈德施米特和中世纪艺术研究》(The shaping of art history : Wilhelm Vöge, Adolph Goldschmidt, and the study of medieval art)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页90。
[17] Adolph Goldschmidt《乌德勒支赞美诗》(“Der Utrecht Psalter”)，载于《艺术科学汇编》(Repertorium für Kunstwissenschaft) 15 (1892)。
[18] 1892年7月3日弗格从巴黎寄出的信。Kathryn Brush的《艺术史的形成：威廉 · 弗格、阿道夫 · 戈德施米特和中世纪艺术研究》，页198注10。
[19] “Als Goldschmidt sich 1892 in Berilin mit der Arbeit über den Albani-Psalter habilitieren wollte, stieß er zunächst auf den Widerstand des damaligen Ordinarius, Herman Grimm, dessen Vorlesungen Goldschmidt, wohl nicht ganz vorurteilsfrei, als 《unterhaltende Plaudereien, aber als unkritisch》beurteilte.” 见Kurt Weitzmann：《戈德施米特和柏林的艺术史》(Adolph Goldschmidt und die Berliner Kunstgeschichte) (Berlin: Kunsthistorisches Institut, Fachbereich Geschichtswissenschafte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1985)，页6-7。这是库尔特 · 威茨曼时隔多年后对戈德施米特及其领导下的柏林大学艺术史圈子地再一次追忆，全文以年代为序划分了戈德施米特一生中重要的学术阶段。
[20] 陈平：《西方美术史学史》，（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页126。
[21] 卡尔 · 弗赖也作Karl Frey，或者Carl von Fabriczy。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史学史专家。是第一位分析阿诺尼莫·马格里阿贝奇亚诺 (Anonimo Magliabechiano) 手稿的人。之后的研究包括米开朗琪罗和瓦萨里。他编辑过米开朗琪罗的通信，对瓦萨里的著作做过全面的注疏。作品有《安东尼奥 · 比利之书及其藏于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中的副本》 (“Il libro di Antonio Billi e le sue copie nella Biblioteca Nazionale di Firenze”)收录于《意大利档案》(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5 series, vii (1891)；以及《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藏阿诺尼莫 · 加迪亚诺抄本（马格里阿贝奇亚诺抄本）》(“Il Codice dell'Anonimo Gaddiano (Cod. magliabechiano XVII, 17) nella Biblioteca Nazionale di Firenzi”)，收录于《意大利档案》(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5 series, vii (1893):15。
[22] Kathryn Brush的《艺术史的形成：威廉 · 弗格、阿道夫 · 戈德施米特和中世纪艺术研究》(The shaping of art history : Wilhelm Vöge, Adolph Goldschmidt, and the study of medieval art)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页93。
[23] 蒙森是德国古典学者、历史学家、法学家、记者、政治家、考古学家和作家。他被认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古典学家。他的《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该书有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嫁年翻译的中文本）依旧是我们研究罗马无法脱离的坚实基础，并因此于19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少数几位以非虚构作品获得该奖的作家之一。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德国政治家，是普鲁士和德国议会中的成员。他关于罗马法和义务法的研究对德国民法产生过重大影响。1858年蒙森被成为柏林科学院［当时确切的名字是普鲁士科学院(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的一员，并与1861年成为柏林大学罗马史教授，在那里他常年开设讲座直到1887年。1880年7月7日的一场大火发生在他的寓所，烧毁了一些珍贵的古代手稿，而这些手稿正放在他日常活动的工作间里，可见蒙森与古代手稿的关系一定非常密切，并且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手稿更是重要的材料来源。他除了是法律和历史方面的专家外，同时也是箴言、铭文研究领域之翘楚。众所周知，著名的《拉丁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收集了大量古代罗马铭文，而这些铭文收藏的绝大多数都是蒙森献给柏林科学院的。蒙森一生撰写或编辑的著作超过一千五百种之多，具体目录可参观《作家蒙森》(Mommsen als Schriftsteller) (1887，1895年又有Jacobs续写)。
[24] 德语作Textkritischen，也就是英语的Textual Criticism，直译为文本批评，类似于中国的校勘学。并且苏杰先生编译的《西方校勘学论著选》(Western Textual Criticism. An Anthology)，（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也使用了校勘学的名称，这本书收录了几篇重要的西方校勘学研究文章。西方校勘学相当发达，胡适在《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一文中说：“欧洲很早就有大学和图书馆，古本的保存比较容易，校书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较容易，所以校勘之学比较普及，只算是治学的人一种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为一二杰出的人的专门事业。”由此观之，校勘本领也是戈德施米特那一代学者们治学的基本技能，而蒙森强调的也正是他这方面的能力。
[25] “Die Kunstgeschichte war damals in Berlin nur durch zwei Professoren vertreten, durch Grimm und Carl Frey, die sich beide ausschließlich mit der italienischen Renaissance befaßten. Nach Grimms Anscht war mittelalterliche Kunst ein zu spezialisiertes Gebiet, um damit eine Privatdozentur auszufüllen. Daß sich Goldschmidt trotz dieses Widerstandes habilitieren konnte, verdankte er der Unterstützung der damals mächtigsten und ausschlaggebenden Stimme der Fakultät, der des alten Theodor Mommsen. Dieser hatte selbst intensive Handschriftenstudien betrieben und war deshalb besser als die Fachgenossen in der Lage, die so fest im Historischen und Texkritischen verankerte Arbeit Goldschmidts zu beurteilen.” 见Kurt Weitzmann：《戈德施米特和柏林的艺术史》(Adolph Goldschmidt und die Berliner Kunstgeschichte) (Berlin: Kunsthistorisches Institut, Fachbereich Geschichtswissenschafte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1985)，页7。
[26] 中世纪学家，除了提到的这篇论文外，还有《安德里亚的皇家陵墓：腓特烈二世治下的阿普里亚艺术史》(Die kaiserinnengräber in Andria: Ein beitrag zur apulischen kunstgeschichte unter Friedrich II) (Rome: Loescher, 1905)；《意大利前罗马式雕塑》(La scultura pre-romanica in Italia) [Bologna: Apollo (Pantheon ), 1930]，另有英文版Pre-Romanesque Sculpture in Italy (Florence: Pantheon casa editrice/Paris, The Pegasus press 1930)；《巴里的城堡》(Das Kastell in Bari) (Berlin: 1906)；《意大利南部霍亨斯陶芬的建筑》(Die Bauten der Hohenstaufen in Unteritalien) (Leipzig: K. W. Hiersemann, 1920)；《文艺复兴艺术的概念和本质》(“Begriff und Wesen der Renaissancekunst”)，收录在《佛罗伦萨艺术史研究所通报》(Mitteilungen des Kunsthistorischen Institutes in Florenz) 3 (July 1931):373-92。关于哈泽洛夫，可参看Carl Arnold Willemsen《阿瑟 · 哈泽洛夫（1872-1955）》("Arthur Haseloff (1872-1955)")收录于《皇帝腓特烈二世治下神圣罗马帝国的艺术》(Kunst im Reich Kaiser Friedrichs II) vol.2；Germain Bazin：《艺术史的历史：从瓦萨里到如今》(Histoire de l'histoire de l'art: de Vasari à nos jours) (Paris: Albin Michel, 1986)，页374；《梅斯勒艺术史家词典：四个世纪来两百位德语作家肖像》(Metzler Kunsthistoriker Lexikon: zweihundert Porträts deutschsprachiger Autoren aus vier Jahrhunderten) (Stuttgart: Metzler, 1999)，页153-155。
[27] 斯瓦岑斯基后来成为法来克福艺术博物馆的馆长，1938年因纳粹迫害逃往美国，1939年到1957年担任波士顿美术馆收藏部主任，退休后其职位有他儿子继承。是研究中世纪艺术和现代艺术的专家。除了师从戈德施米特外，也曾在海德堡跟随托德学习。他的论文题为《10世纪和11世纪的卢森堡彩绘手稿：早期中世纪德意志绘画史研究》(Die Regensburger Buchmalerei des X. und XI. Jahrhunderts: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Malerei des frühen Mittelalters) (Heiderberg, 1901)，作为一套系列书的第一卷出版，《早期中世纪德意志南部绘画的丰碑》(Denkmäler der süddeutschen Malerei des frühen Mittelalters)；《19世纪和20世纪的艺术——艺术科学手册》(Die Kunst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Handbuch der Kunstwissenschaft) 2 vols. (Berlin-Neubabelsberg: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ion, 1917)；《尼可洛 · 皮萨诺》(Nicolo Pisano) (Frankfurt am Main: Iris-verlag, 1926)；《从萌芽到鼎盛的罗马风式风格的萨尔斯堡绘画：中世纪绘画史和彩绘手稿史研究》(Die Salzburger Malerei von den ersten Anfängen bis zur Blütezeit des romanischen Stils: Stud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Malerei und Handschriftenkunde des Millelalters) 2 vols. (Leipzig: K. W. Hiersemann,1908-13)。
[28] Kurt Weitzmann：《戈德施米特和柏林的艺术史》(Adolph Goldschmidt und die Berliner Kunstgeschichte) (Berlin: Kunsthistorisches Institut, Fachbereich Geschichtswissenschafte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1985)，页7。
[29] 1912年利伯曼还为戈德施米特写像一幅，1935年后者在他的葬礼上做了纪念演讲。19世纪八十年代蒙克经常光顾戈德施米特最喜欢的餐馆，在几次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旅行中，戈德施米特也拜访过蒙克，蒙克也会到柏林回访。Kathryn Brush的《艺术史的形成：威廉 · 弗格、阿道夫 · 戈德施米特和中世纪艺术研究》(The shaping of art history : Wilhelm Vöge, Adolph Goldschmidt, and the study of medieval art)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页203注47。
[30] 后来艺术史家沃尔夫冈也为戈德施米特提供过教职，不过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拒绝了。 “Wie sehr sich Goldschmidt in Berlin durchgesetzt hatte, zeigt sich darin dß im Jahre 1900 eine von Carl Kusti und Georg Löschke befürwortete Berufung als Ordinarius an die Bonner Universität in Aussicht stand. Nach Goldschmidts eigenen Worten hat bei der Ablehnung jedoch Antisemitismus eine Rolle gespielt. Das Ministerium hatte ihm nahegelegt zu konvertieren, was er baer ablehnte. An zweiter Stelle war ein nicht weiter bekannter Kunsthistoriker namens Wolfgang von Oettingen vorgeschlagen, der gleichfalls übergangen wurde.” 见Kurt Weitzmann：《戈德施米特和柏林的艺术史》(Adolph Goldschmidt und die Berliner Kunstgeschichte) (Berlin: Kunsthistorisches Institut, Fachbereich Geschichtswissenschafte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1985)，页9-10。
[31] Kurt Weitzmann：《戈德施米特和柏林的艺术史》(Adolph Goldschmidt und die Berliner Kunstgeschichte) (Berlin: Kunsthistorisches Institut, Fachbereich Geschichtswissenschafte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1985)，页9-10。
（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于《艺术人文研究》第一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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