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回眸 | 考夫曼：小人国的言说？——对20世纪70年代早期伦敦瓦尔堡研究院的回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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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三期文章的作者——温德、扎克斯尔和耶茨——都曾是伦敦瓦尔堡研究院的核心人物，扎克斯尔担负院长一职直至逝世，温德曾任代理院长（1934—42），经他引荐，耶茨于1939年进入此机构。1971年温德与世长辞，生前对贡布里希领导下的研究院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称《瓦尔堡思想传记》里的一段结论性文字就像是小人国人所说的滑稽话。2012年，“全球艺术史”重要研究学者之一考夫曼教授，应邀撰写一篇文章，忆述该院当时的教研情况，以回应温德的上述评论。作者的生动叙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瓦尔堡研究院的独特窗口。
本期文章分上下两篇推送。
OCAT研究中心与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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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国的言说？
——对20世纪70年代早期
伦敦瓦尔堡研究院的回忆[1]
托马斯 · 达科斯塔 · 考夫曼 撰
胡默然 译
在经过漫长的酝酿之后，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图1）为阿比 · 瓦尔堡［Aby Warburg］撰写的思想传记终于在1970年面世。贡布里希自1936年就来到伦敦研究瓦尔堡的相关文献，而这本传记诞生时他已经担任伦敦瓦尔堡研究院院长达十余年之久。这位当时在任的院长对该研究院创始人的研究著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官方行为，尽管他本意远非如此。那么由此看来，审视本书的反响状况，其意义就更为深远。
贡布里希所著的这本传记遭遇了一片持续的批评声浪。这些批评指出，无论其对瓦尔堡评价如何，就本书的评论所及，他的研究进路都没有很好地体现瓦尔堡及其著述在心理学、人类学以及非理性研究方面的重要性，且这种忽视在随后贡布里希研究瓦尔堡本人及其学术圈的诸多文献里也同样没有得到修正。尽管这些反馈在某种程度上是因贡布里希本人而起，或者可以说是由贡布里希所挑起，但他保守的回应与近来那些研究瓦尔堡的著述的态度——有时几乎与环绕在瓦尔堡的昔日盟友瓦尔特 ·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周围的神圣偶像光环相似——并不相称。然而，正是这种差异才彰显了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馆和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院的某些区别，前者是位于德国汉堡的瓦尔堡研究院的前身，而后者是我从1970年到1972年亲身体验的教学与研究机构。
图1 贡布里希
一
这本传记的相关评论中最为刻薄的一篇由《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匿名登载，此文将上述两个机构截然对立了起来。贡布里希立即识破了文章的作者——埃德加 · 温德［Edgar Wind］（图2），并顺带评论说他其实很惊讶这篇文章没有写得更充满恶意、更令人讨厌。温德是汉堡集团的一员，初来英国时曾在伦敦瓦尔堡研究院工作，并一度是院长职位的有力竞争者，他最终在牛津大学安顿下来，成为该校第一任艺术史教授，而温德对于瓦尔堡研究院人事和发展方向的不满与批判也早就尽人皆知了。他这篇书评中的好几处说法都堪称学术谩骂的典范。在温德对贡布里希这本大部头的评论里，可以找出一些不当措辞，他指出贡布里希的语句暴露了其“思想和格局较之瓦尔堡的狭促”，又将贡布里希的另一个结论称为“小人国的”［Lilliputian］。[2]
图2 温德
本文与温德的书评形成鲜明对比，我是应邀而作，试图通过掌故钩沉和人物品评对1970年前后的瓦尔堡研究院进行回忆。也许在温德看来，我将要追忆的那段往昔只不过是关于小人国——甚至是来自小人国——的言说。在1970年到1972年期间，我在瓦尔堡研究院攻读哲学硕士［MPhil］，我的专业是“（文艺复兴）综合历史研究”，贡布里希正是我二年级课程论文的指导教授。[3]
不管温德是多么才华横溢（我相信他可能是汉堡集团中最具才华的一员），他对贡布里希的评判始终只是流于趣味。事实上，就兴趣范围与能力而言，1970年前后伦敦瓦尔堡研究院那批学者是否远逊于20世纪20年代汉堡瓦尔堡图书馆的学者团体，这仍旧值得商榷。不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也不论温德的评论有无道理，很难相信有如此规模的学者圈子，不仅囊括了贡布里希，还有弗朗西丝 · 耶茨［Frances Yates］、迈克尔 · 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D. P. 沃克［D. P. Walker］、A. I. 萨卜拉［A. I. Sabra］和奥托 · 库尔茨［Otto Kurz］等学院成员，还加上常驻学者迈克尔 · 鲍德罗［Michael Podro］、阿纳尔多 · 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迈克尔 · 斯克里奇［Michael Screech］和尼古劳斯 · 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不管怎样这也不能被称作小人国。抚今追昔，这个团体甚至可能代表了一整个已经逝去的黄金年代：在研究院内谈论的话题仍旧包括了更为广泛的公共利益，很多来自英美高校的青年才俊仍然会追寻那些不必然带来优厚报酬的事业，而且，在研究院内部，人文学科依然像别的研究领域那样极受尊重。且不提这些比较，上述提到的几位大学者（贡布里希、耶茨、巴克森德尔、莫米利亚诺）无疑对学术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他几位（佩夫斯纳、鲍德罗、萨卜拉）虽然影响有限，但在某些特定领域也有明显的影响力。
诚然，很可能这种所谓的黄金时代的愿景是因其后多年弥漫在我们记忆中的“金色雾霭”产生的，但是，相较温德在他71岁时写的这篇评论，当时正值瓦尔堡逝世40周年（而温德本人也于该评论发表的当年去世），我的所见所闻难道就一定会更不可靠吗？同样，我即将讲述的这些回忆难道会比温德所宣称的对伦敦瓦尔堡研究院的深刻了解以及他基于这些了解来做的批判更没根据吗？
二
作为瓦尔堡研究院的院长，贡布里希差不多就是其代言人。他很可能是当时瓦尔堡研究院最著名的人物，一直不断得到各个方面的荣誉（包括1972年受封爵位），无疑也在公众范围内为研究院带来了享誉国内外的声望。尽管瓦尔堡研究院足以在学术史的长河中牢牢占有一席，且对于研究1933年以前汉堡的文化史也很重要，但是在贡布里希任职之前，研究院不太可能获得如此广泛的社会认可，而且在他离开之后，研究院确实难以与其在任时比肩。
毫无疑问，贡布里希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具有多重面孔。不管别人想法如何，我觉得他是一个慷慨的人，常常能提出有益的见解或建议。而且他为我在瓦尔堡研究院的学习研究指明了方向（考察绘画中的光线而非空间）。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更和善的那一面。[4] 虽然经常有评论提及贡布里希其实对当代艺术并无兴趣，但这实在与我的经验相悖：他曾专门就某些20世纪的艺术家写过文章（他那丰富的著述中就有体现），与另外的那些艺术家也保持着友好关系。比如说，贡布里希把我介绍给作为艺术家、作家和策展人的劳伦斯 · 高英［Lawrence Gowing］，可能是因为高英对维米尔［Vermeer］的兴趣，那次会面我们三人就绘画的话题进行了讨论。不管大家对贡布里希钟爱哪一类现代艺术有何判断，从奥斯卡 · 科科施卡［Oscar Kokoschka］到高英就足以证明他涉猎之广泛。
此外，尽管当时贡布里希在谈话中或是课堂上总是忙于表达他个人对于文化史的见解——随后这些见解在几篇文章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我们仍不能说他就代表了伦敦瓦尔堡研究院在那个时代向世人所呈现出的方法、态度以及趣味的方方面面，因为这些就像图书馆创始人瓦尔堡最初对它的愿景那样广博。[5] 虽然贡布里希在公共讲座、研讨会以及其他与研究院相关的活动上频频现身，但他绝没有完全操控研究院内的所有活动，对学术活动就更是如此。他教授哲学硕士课程，但仅限于讨论课的形式——学院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在课上报告自己的研究进展（哲学博士完全就是研究型学位）。回想起我在研究院学习时，我是唯一一个接受他正式辅导的硕士生，这对我而言真是非常幸运，另外他还指导了很少的几个博士研究生。
值得注意的是，贡布里希主动选择去教授的唯一一门课程（在两个学期的时段内）就是“图像志导论”。在这门课上，他表达了自己与瓦尔堡及其同志们的差异，最直接的一个代表即是欧文 · 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尽管贡布里希与其见解相左，但仍然对潘氏尊敬有加。[6] 瓦尔堡把这个术语“图像学”［iconology］带到了现在的研究[7]，随后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也成为了他诸多著述中极富影响的一本[8]。20世纪60年代这十年，图像志方面的内容在《艺术通报》［Art Bulletin］杂志中随处可见，可谓达到了一个顶点。贡布里希曾经表示，图像学式的解读已经失控了。[9] 在1970年和1971年，他准备撰写一篇回应的文章，收录在他讨论图像学的一本文集里：文章的引言带有修正倾向，副标题为“图像学的目的和局限”，恰好彰显了贡布里希教授这门课程的本意。[10] 这进一步影响了瓦尔堡研究院的人员配置，并最终决定了研究院的未来发展方向。[11]
另一方面，贡布里希积极回应了瓦尔堡及其同侪曾建议却在当时没有激起太多人兴趣的研究方向（然而直到最近这一计划才得以实施）。贡布里希曾在课堂上简单介绍过星相的图像志，并引起了学生们的积极反响，于是他同意教授一门“文艺复兴时期星相学”的课程。[12] 这门令人印象深刻的课程由贡布里希与奥托 · 库尔茨（图3）共同执教，而现在我也意识到，这一课程是对托勒密［Ptolemy］和马尼利乌斯［Manilius］，及其学说的接受情况做出的一个全面、易懂的总结。有一次在课上，库尔茨和贡布里希还专门分析了贡布里希本人的星相，非常引人入胜。在这一系列讨论课和其他方面，库尔茨与他的老友相得益彰。他们是当时伦敦瓦尔堡研究院拥有教授头衔的两位学者。贡布里希会对一切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库尔茨则知晓一切。如果库尔茨在课上打盹，那么贡布里希就会道歉说：“别怪他，他只是一个老派的博学家。”但是这时库尔茨往往会突然醒来，对讲课内容做出贴切的评论，他的评论经常很深奥却又十分精当，有一次他甚至引用了古埃及某本度亡经中的话。在一次关于欧洲宗教的讨论中，库尔茨插话进来评点佛教密宗修行，这时精彩的一刻出现了：贡布里希问库尔茨是在何处得到这些信息的，他回答道：“从你儿子那里。”（理查德 · 贡布里希［Richard Gombrich］，1976年至2004年任牛津大学梵文博登讲席教授。）
图3 库尔茨
正如一位令人钦佩的学生在布告栏上打趣道：“Die Kunst ist lang, doch Kurz ist unser Leben［艺术是永恒的，而生命是库尔茨的］。”[13] 库尔茨在瓦尔堡研究院一直担任图书管理员，显然他对研究院内书库内容了若指掌。他可能对研究院图书馆的藏书比当时任何人（包括温德）都要了解。此外，库尔茨与图书馆的建设也近乎难解难分：他拟定的劝诫格言至今仍然装饰在伍伯恩广场墙上（我记得其中有一条：Otiosis locus hic non est. Discede morator［这里不欢迎游手好闲的人，请离开］）。作为一名学者，库尔茨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与艺术史家、精神分析学家恩斯特 · 克里斯［Ernst Kris］的合作了。[14] 库尔茨自己的写作涉及主题广博：在《瓦尔堡与考陶尔德研究院院刊》［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某一卷中，他发表了一些研究博斯［Bosch］之后挂毯画［tapestries］以及莫卧儿细密画［Mogul miniatures］的文章。他在别的年份不同期刊发表过论述《古兰经》搁架、突厥服饰、古代墨西哥人的护身符、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世界编年史（以及其他主题）的文章。他对艺术史文献的掌握体现在他对尤利乌斯 · 冯 · 施洛塞尔［Julius von Schlosser］编撰的《艺术文献》意大利版第2版与第3版所做的附录与注疏上，施洛塞尔不只是库尔茨的老师，也曾教过贡布里希和克里斯。[15]
因此由库尔茨来教授“研究工具讨论课”再合适不过了。这门课程旨在为文艺复兴研究提供基础，其范围从给出具体建议到对诸如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的成就等研究基础的探讨。最后一次课充分表明，库尔茨的声望远不及他的才能所应获得的。因为在倒数第二次课上，库尔茨让学生们就任何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向他提问，一周之后库尔茨就在课上回答了所有问题，并列出了完整的参考书目。另一门名为“地理大发现及其影响”的课程则更加充分地展现了库尔茨在地理学和语言学领域涉猎的广度。远在世界史或全球史（更不用说世界艺术史）流行起来之前——威廉 · 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是当时少数几个世界史的拥护者之一——库尔茨就给学生们讲授了世界文化史，虽然采用的是欧洲的视角。[16] 然而他的研究方法却并不以欧洲为中心。除了能熟读阿拉伯语、中文以及其他很多欧亚语言之外，库尔茨也展现出了对美洲印第安语言的通晓：有一次，在他认出某份文本来自纳瓦特尔古［Nahuatl］抄本之后，他大声地朗读了其中一些章节。
[1] 本文载于《常识》（“Speaking of Lilliput?: Recollections on the Warburg Institute in the Early 1970s,” Common Knowledge 18:1, 2012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小人国［Lilliput］一词出自乔纳森 ·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译者注。
[2] 埃德加 · 温德，《未尽之事——阿比 · 瓦尔堡和他的图书馆》，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Edgar Wind, “Unfinished Business: Aby Warburg and His Library,” TLS, June 25, 1971, 735），后以“Appendix: On a Recent Biography of Warburg”为题收入The Eloquence of Symbols: Studies in Humanist Art, ed. Jaynie Anderson with a biographical memoir by Hugh Lloyd- Jones (Oxford: Clarendon, 1983)，为其一章，见第112页。
[3] Thomas DaCosta Kaufmann, “Theories of Light in Renaissance Art and Science” (MPhil thesis, Warburg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2), 经修订及大幅缩减后出版：“The Perspective of Shadows: The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Shadow Projectio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38 (1975): 258-87 (再刊于 The Mastery of Nature: Aspects of Art, Science, and Humanism in the Renaiss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49-78).
[4] 一个值得记录的瞬间发生在15年之后，当时我5岁的女儿在贡布里希办公室的地上玩耍，问他是否会说德语，并和他一起唱德国的儿歌。当我带着女儿去贡布里希家中做客时，我们也曾度过非常美好的时光。
[5] Ernst Hans Gombrich, In 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对比后续的评述参见，如收录于Gombrich, The Uses of Images: Studies i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Art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London: Phaidon, 1999)的文章。
[6] 这个方面在贡布里希对潘诺夫斯基的《科雷乔所作圣保罗壁画堂的图像志》（The Iconography of Correggio’s Camera di San Paolo,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1961）回应中得到了体现。贡布里希扮演了“自信的正直（Confident Integrity）”——潘诺夫斯基在这幅湿壁画中辨认出的拟人化人物——的角色，他在信中称呼潘诺夫斯基的昵称“潘”，并且表示即使他很荣幸以瓦尔堡研究院的名义来出版这本书，但他对书中的话一点也不信。贡布里希表示为了缓和对潘诺夫斯基的抨击，他特意使用拉丁文写这封信。
[7] 见赫克舍《图像学的起源》（W. S. Heckscher, “Genesis of Iconology,” in Stil und Überliefung in der Kunst des Abendlandes. Akten des 21. Internationalen Kongresses für Kunstgeschichte, Bonn, 1964, 3 vols. (Berlin: Gebrüder Mann, 1967), 3:239 – 62）。
[8] Erwin Panofsky, Studies in Iconology: 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9] 我在这里表达的观点取自我当时的笔记；虽然措辞出自于我，但其背后的想法——最起码根据我的理解——来自贡布里希。
[10] Ernst Hans Gombrich, Symbolic Images: 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Phaidon, 1972)，见第 1 – 25页。
[11] 尽管完整的表述需要展开另一场详尽的讨论，但我相信是贡布里希的支持推动了瓦尔堡研究院对查尔斯 · 霍普［Charles Hope］最初的任用，而非大卫 · 弗里德伯格［David Freedberg］，那时弗里德伯格还没有写出《图像的力量》（The Power of Imag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espon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霍普最终继贡布里希之后成为瓦尔堡研究院的院长。
[12] 迈克尔 · 巴克森德尔的回应见当期《常识》（Common Knowledge），以及他的回忆录Episodes: A Memory Book (London: Frances Lincoln, 2010), 120。巴克森德尔在文中表示他对星相学兴趣寥寥（尽管他知道星相学是“瓦尔堡研究院的第一个经典主题”），这与贡布里希和库尔茨的态度正好相反，从这方面看其实后者才更忠实于瓦尔堡。
[13] 这句谚语以奥托 · 库尔茨的姓氏Kurz玩了一个双关，Kurz在德语中有“短暂”的意思；“Die Kunst ist lang, doch Kurz ist unser Leben”出自歌德的《浮士德》，原意为“艺术是永恒的，而生命是短暂的”。——译者注
[14] 库尔茨和克里斯，《艺术家形象里的传说、神话与魔法》（Otto Kurz and Ernst Kris, Legend, Myth, and Magic in the Image of the Artist: An Historical Experim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贡布里希为该书的英译本撰写了导言。贡布里希后来对克里斯给予了支持，而在原版导言中库尔茨与克里斯把他放在友人名单中致谢。
[15] Julius von Schlosser, La letteratura artistica: Manuale delle fonti della storia dell’arte moderna, 意大利文版由Filippo Rossi翻译 (Florence: La Nuova Italia, 1956 [2nd ed.], 1964 [3rd ed.])。库尔茨做的文献目录刊登在一本题为“Otto Kurz, 1908-1975”的小册子上，这本小册子于1975年9月18日他的葬礼之际出版。另请参阅Ernst Hans Gombrich, “Otto Kurz, 1908-1975,”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65 (1979): 719-35, 重印时题为“The Exploration of Culture Contacts: The Service to Scholarship of Otto Kurz (1908-1975),” in Tributes: Interpreters of Our Cultural Tradition (Oxford: Phaidon, 1984), 235-49.
[16] 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William Hardy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本文原载于《世界3：开放的图像学》，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7年4月第1版，第362—371页］
（插图为维特鲁威美术史小组所加，
并非原文插图）
（请看本期下篇）
考夫曼
作者简介：托马斯 · 达科斯塔 · 考夫曼（Thomas DaCosta Kaufmann，1948—），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欧洲研究协会的委员会成员，瑞典、波兰和佛兰德斯科学院成员，获捷克科学院荣誉勋章，著有《布拉格画派》《通向艺术地理学》和《阿钦博尔多：视觉玩笑，自然史与静物画》等多部著作。
胡默然
译者简介：胡默然，201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业余从事艺术领域翻译，译有《蒙克与摄影》（重庆大学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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