醍醐艺评 | 温 德：评《艾比 · 瓦尔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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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德 撰
徐一维、彭力群 译
读过《艾比 · 瓦尔堡传》的人会有个印象：似乎瓦尔堡在学术界是非常孤独的。读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其原因在于，贡布里希教授在该传记里漏写了瓦尔堡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他和其他学者之间的友谊。读者在看《艾比 · 瓦尔堡传》时偶尔会觉得有一些人名掠过眼前，如“他的朋友梅斯尼尔（Mesnil）”，“他的朋友约勒斯（Jolles）”，“他的佛罗伦萨朋友乔瓦尼 · 波杰（Giovanni Poggi）”，“他的朋友，汉堡的艺术史学家保利（Pauli）”，但有关他们的情况读者只能得知，梅斯尼尔是“比利时艺术史学家”约勒斯是“荷兰作家兼哲学家”。贡布里希教授根本不想描写这些人的性格特征，甚至只字不提他们的学术专长或个人的特有风格。慈祥的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文本《贝德克旅行指南》（Baedeker）的作者梅斯尼尔就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人物。他和瓦尔堡一样曾经潜心研究过波提切利，也研究过佛兰德斯和意大利之间艺术交往的情况。
在《艾比 · 瓦尔堡传》里就连约勒斯（图1）——他和瓦尔堡合作写过一部妙趣横生的作品《菲奥伦蒂娜的女神》（Ninfa fiorentina）［该题目很可能来源于薄伽丘（Boccaccio）的长诗《菲埃索拉娜的女神》（Ninfa fiesolana）］——也只不过是个淡淡的影子。可想而知，有关名气赫赫的波杰（图2）的情况就更少了。该传记里仅仅提到，瓦尔堡说了句奇特的话来赞扬波杰：当瓦尔堡在漆黑的隧道里奋力向前掘进的时候——即在他致力研究美第奇家族的爱情生活的时候——他听到“从隧道的另一端传来了他的朋友波杰的敲击声”。至于保利（图3），应该指出的是，光从他写的一篇评论瓦尔堡的学位论文的尖刻文章里是无法看出保利和瓦尔堡之间存在的发谊的，但贡布里希教授忽视了这一点。保利在他的这篇评论里认为瓦尔堡这位新手按照现代人的标准去要求波提切利掌握他当时还没有可能掌握的知识是荒谬可笑的。这篇绝妙的评论首次点出了瓦尔堡研究上的谬误之处。然而，贡布里希教授附在《艾比 · 瓦尔堡传》后面的“有关瓦尔堡的文献资料目录”里却没有把保利的这篇评论收进去。该目录只收入1917年以后的文献资料，而在瓦尔堡公布他的那些主要发现的初期人们写的赞扬或批评他的所有文章都没有被收入。
图1 扬 · 托罗普，《约勒斯肖像画》，1895年
图2 波杰
图3 斯莱福格特，《保利肖像画》1924年
瓦尔堡认为，一个研究者只有把某个历史人物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学术环境联系起来作仔细的分析研究，才能真正了解该历史人物。可是，贡布里希教授在描述瓦尔堡成年时期学术活动情况时却不顾上述这条基本原则。也许，一部忽视了瓦尔堡这位学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他和其他学者之间的友谊——的传记是不配享有“学术传记”这一称号的。《艾比 · 瓦尔堡传》的正文和附录里都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不少学者总是意昧深长的赞颂瓦尔堡的贡献。瓦尔堡创建的图书馆和他本人的学术成就便是他的贡献的集中表现。厄恩斯特 · 卡西尔（Ernst Cassirer）（图4）在他的著作《文艺复兴时期哲学中的个体观和宇宙观》（Individuum und Kosmos in der Philosophie der Renaissance）的前言里鸣谢道，他在写这本著作的过程中曾经从瓦尔堡的图书馆以及瓦尔堡本人的论作中汲取了丰富的滋养。
图4 卡西尔
瓦尔堡在他生活的最后一段时期（即1924年以后在汉堡的那段时期）里常常忙于新建的汉堡大学的事务。贡布里希教授在写瓦尔堡那段时期的情况时，很少提到其他人的名字，即使提到，也只是把他们称作“瓦尔堡的随员”。“随员”这一模糊的词语可能会带有讽刺意味，但贡布里希教授的原来意图并不是要表示讽刺意义，因此，这个词语被用来指一些和瓦尔堡有来往的学者是很不恰当的。瓦尔堡经常与卡西尔会面交谈——这两位学者的性格是迥然不同的，卡西尔总是非常冷静而瓦尔堡却容易激动。在瓦尔堡患精神病后康复的初期，卡西尔是首批去看望他的学者之一。但贡布里希教授在《艾比 · 瓦尔堡传》里根本没有提起他俩之间有过频繁的交往。就在那段时期里，瓦尔堡与卡西尔交换过各自对凯普勒（Kepler）的看法。通过交换看法，两人对凯普勒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为了纪念这件事，瓦尔堡作出决定，把他的新图书馆的阅览室建造成椭圆的形状。
大约五年后，卡西尔在回忆他和瓦尔堡的交往以及他们初次见面给他留下的印象时写道：“在我俩的第一次谈话中，他曾经说到，他致力研究的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影响的鬼魔（demons）揪住了他，对他进行了报复。”而看过瓦尔堡在患病期间写的日记的贡布里希教授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瓦尔堡在显然兴奋和焦急的状况下用铅笔写的日记对不是专门研究精神病学的人来说是极难看懂的。他患病期间的日记几乎不能证明一种已经形成的传说，即他那段时期主要考虑的问题是与他以前研究的鬼魔学和迷信学有关的。”贡布里希教授觉得极难看懂的日记又怎么会使得他把现存的有关瓦尔堡的情况的叙述说成是传说呢？这一点谁也不清楚。不管怎么说，这种“传说”不是无缘无故“形成”的，而是由瓦尔堡本人的活动引出的。当然，我们也许有理由认为，写日记可能是瓦尔堡病后回顾病情的一种方法。在他患病期间，他或许还考虑过别的不怎么有趣的问题。事实表明，我们不能太轻视瓦尔堡的回顾病情的日记。多数人认为——贡布里希教授也赞同——瓦尔堡对自己病情的令人吃惊的深刻认识是有助于他的疾病的治愈的。我们知道，瓦尔堡曾向他的医生提出过想做一项重要的试验的要求。试验的内容是让他设法就“印第安人拜蛇仪式”这个题目对医院里的病员们作一次条理消晰的演讲。结果医生同意了他的要求。瓦尔堡希望通过这个试验来表明他已经摆脱了缠绕着他的各种恐惧感。令人觉得有些奇怪的是，瓦尔堡的许多文章都没有被译成英文，唯独只有这次演讲的讲稿被译成了英文［译者是W · F · 梅因兰（Mainland）］。瓦尔堡本人从来没有把这篇演讲稿拿出去发表过。
尼采（Nietzsche）在一篇题为《历史对于生活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的文章里说过，培养起适当的健忘能力对于保持精神健康是极其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瓦尔堡的精神从来也没有健康过。他深知过分的入神和过多的回忆是有害于身体的，但他一用起脑子来就不知加以节制。瓦尔堡曾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某些罪恶的政治决定给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多少个日日夜夜，他的脑子始终被灾难的魔影缠绕着。结果，这位善良的欧洲人于1918年精神失了常。六年后，他才恢复了健康。在他患病期间他还常常写文章。那段时期他所写的文章对于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是研究这位很有天才的精神病患者的病情发展和康复状况的极有价值的资料。贡布里希教授决定不写瓦尔堡那六年的情况，理由是他没有能力去写。瓦尔堡本人也许不会赞成他这样的决定：因为，瓦尔堡总是坚持认为，一位学者，无论何时，只要碰到了他没有足够专业能力去解决的问题，他就应该去求助于专家，和专家合作来解决难题。我觉得有理由说，如果贡布里希教授描写了瓦尔堡患病那六年的情况，那么《艾比 · 瓦尔堡传》全书从头到尾笼罩着的阴影就会集中在涉及他那六年的情况的章节里。
贡布里希教授虽然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对瓦尔堡患病期间写的那些文章作出明确的解释，但是他并没有对它们全然置之不理。他偶尔也利用一下那些文章。有关瓦尔堡童年时代的情况的记叙有一部分是以瓦尔堡患病期间作的手记为依据的，也就是说，以瓦尔堡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写的回忆大约五十年前的事情的手记为依据的。贡布里希教授在《艾比 · 瓦尔堡传》的“序言”里引用了瓦尔堡的带有精神病痕迹的手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决定了该传记的基调。他在该“序言”里写道：“我不是在写一位外倾型性格的学者，因此，对于我来说，了解瓦尔堡的精神健康状况具有不稳定性是有助于我比较清楚地认识为什么在他身上会出现复杂的情况的”。从这段话以及从整本传记里，读者可以体会到，贡布里希教授用的词汇常常带有医学内涵，可惜的是这方面的内容没有让比他更在行的精神分析专家来写。
关于《艾比 · 瓦尔堡传》的质量，我还得说几句。该传记后面所附的资料目录编得很粗心，就拿瓦尔堡本人的作品来说，如他的一本文集连题目都没有列出米，《古代异教艺术的复苏》（Die Erneurungder heidnischen Antike）的主编G · 宾（Bing）和助理编辑F · 鲁热蒙（Rougemont）的名字也没有标明。瓦尔堡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有多少页都没有指出，使人无法区分哪些是他的长篇大作哪些是他的短篇随笔。别人写瓦尔堡的文章，1917年以前写的全部都没有收入，就是1917年以后写的，收得也不全。如果是要编个精选目录，那么许多条目都可以略去，取而代之，可以收入，如，博尔——贝佐尔德（Boll-Bezold）的《对星宿的信仰和对星宿的解释》（Sternglaube und Sterndeung），厄恩斯特 · 罗伯特 · 柯修斯（Ernst Robert Curtius）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ean Literature and Latin Middle Ages），梅斯尼尔的《波提切利》（Botticelli），或保利的回忆录等。那些从瓦尔堡还没有发表过的论文里摘引来的段落都没有注明出处。瓦尔堡在回忆他同时代的美术工作者时，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如，菲利普（Philipp）、尼尔斯（Niels）、韦思（Veth），贡布里希教授没有对这些人的情况作些必要的解释。《艾比 · 瓦尔堡传》里提到，瓦尔堡的兄弟曾经买下过“两幅康苏尔 · 韦伯（Consul Weber）作的画”，其实，这两幅画很可能是从韦伯那里买来的，因为，韦伯是汉堡的著名收藏家。在有一段出自《菲奥伦蒂娜的仙女》的文字里，瓦尔堡引用了让 · 保罗（Jean Paul）的一句诗：嫁接的枝干开出了鲜花（auf einen Stamm geimpfet blühen），但贡布里希教授既没有指出这句诗是从《美学基础》（Vorschule der Ästhetik）一书的第二章第九节第五十行引来的，也没有说明这句诗在瓦尔堡后期关于隐喻的性质的理论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艾比 · 瓦尔堡传》书后的索引显然是不完善的，刚才所说的那句诗就没有被列在“让 · 保罗”这个条目里；书后的插图安排得很粗糙。在有一页图版上，瓦尔堡本人的肖像和马克斯 · 利伯曼（Max Liebermann）画的一幅表现阿姆斯特丹的领养老金的老人的画并排放在了一起，这样的安排不免显得有些滑稽。图片的解说词常常不完全，有时还有错误，如，“阿尔塞斯蒂斯之死”（Death of Alcestis）这几个说明文宇被错印在了一幅实际上是名叫《梅利格之死》（The Death of Meleager）的画下面。
贡布里希教授自以为是地把埃德蒙德 · 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去芬兰车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作为依据，从中作了大量不准确的引述，试图证明一封措词激昂的信“可能是瓦尔堡写的”，但事实上这封信是米什莱（Michelet）写的。贡布里希教授在《艾比 · 瓦尔堡传》里重复了过去早就有人提出过的、但尚未被证实的看法：即瓦尔堡的著名格言“爱神落入琐碎技节的纠缠”（Der liebe Gott steckt im Detail）可能是根据福楼拜（Flaubert）的法文句子译成德文的。但贡布里希教授没有注明楼拜的原句到底是怎么说的。他完全可以去查阅一下福楼拜的资料，然后再发表看法。贡布里希教授一有机会就喜欢抨击所谓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这一观念，但他仍然继续使用这个观念，只不过是把“时代精神”这几个字眼换成了“时代风致”（Period flavour）。他认为，在瓦尔堡的《菲奥伦蒂娜的仙女》里可以辨别出伊莎多拉 · 邓肯（Isadora Duncan）的风致。这个看法是很不恰当的，因为，读者可以从一条脚注里得知：瓦尔堡觉着伊莎多拉 · 邓肯是颇为可笑的。但贡布里希教授并没有因此事实而反问一下自己。确实，他有时会显得过于自信。例如，他说可以把苛刻严厉的卡尔 · 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图5）称作是“瓦尔堡的真正老师”。瓦尔堡在波恩曾经花了三个学期的时间学习过卡尔 · 兰普雷希特的历史课程，他在那里还听过乌森纳尔（Usener）和尤斯蒂（Justi）的讲座。不过，瓦尔堡发表的文章里提到过乌森纳尔和尤斯蒂的名字，却没有提到过卡尔 · 兰普雷希特的名字。这个事实难道不该加以考虑吗？
图5 兰普雷希特
贡布里希教授在分析瓦尔堡的写作动机和动力时往往会得出一些不太恰当的结论。他写道：“瓦尔堡要向他自己，向他的家人，向他的亲戚证明他有东西要奉献”。从措词上看，像这样的句子是出自心境不如瓦尔堡宽广的人之手。我们用不着过多地去评说贡布里希教授写的有点像《格列佛游记》里的矮人国人说的滑稽话：“瓦尔堡从未缺席过那些可以排除他在美术界里觉着的孤独感的会议”—无可否认这句话从实质上讲就带有“时代风致”。其实，瓦尔堡这位“深居简出、有独立见解的学者”对自己“所具有的敢于冒险的优点是感到极为自豪的。”他曾为佛罗伦萨艺术史研究院（Kunsthistorisches Institutin Florence）积极地工作过。贡布里希教授拿不出任何证据却两次提到：瓦尔堡一度对该研究院的图书馆感到不满，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急切地要建立一所与之相抗争的图书馆来表明他的看法。”贡布里希教授的这种观点不仅有不当之处，而且从客观上讲是荒谬的，因为，瓦尔堡从来不认为他的图书馆和佛罗伦萨艺术史研究院的图书馆是相类似的，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相抗争了。”
贡布里希教授还提出了一个不符合事实的看法。他认为瓦尔堡的文风“很可能受到过卡莱尔（Carlyle）的《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的影响”。贡布里希教授的这一看法刚好颠倒了历史顺序。《旧衣新裁》是瓦尔堡很喜欢的一本书，因为，该书阐述的“衣服的哲学”（Philosphy of Clothes）里包含有一些关于象征符号的性质的深刻见解：例如，一种好的象征符号就象是一套好的服装，它将遮蔽作用和展示作用结合在了一起。至于文风，瓦尔堡的转折起伏很大、掉尾句很多的语言属于德国小品散文的风格。卡莱尔很熟悉琼 · 保罗的作品，他在《旧衣新裁》里故意滑稽地模仿了德国小品散文的语言风格：（让我引个句子为例）“马尔斯特罗姆（Mahlstrom）广阔的幽默世界，闪耀着及天的光辉，哎，现在，这个世界已在死亡的冰霜中完全冻结了。”作为滑稽的模仿，这种语体是有其优点的，但它并不是瓦尔堡的文风的源泉。即使为了产生幽默或讽刺效果，瓦尔堡也从来没有模仿过卡莱尔的粗鲁的日耳曼风格的文体。瓦尔堡有一篇措词巧妙、带着嘲讽意味的手稿。在这篇手稿里显然见不到日耳曼风格文体的痕迹。瓦尔堡所写的如“卡莱尔的回忆录敬重托伊弗尔斯德勒克（Tenfelsdrockh）先生对他的追随者们所作的奉献”这样的句子是要以反话的形式来表明瓦尔堡和那位研究衣服哲学的可笑的教授有某种同感。贡布里希教授在讨论瓦尔堡是如何喜爱《旧衣新裁》一书的时候，没有利用过瓦尔堡的这篇手稿，也许是因为这篇手稿属于“瓦尔堡个性上比较轻快的方面”。
瓦尔堡亲自拿出去发表的文章目前还没有英语译文。搞研究的人不能随随便便地把贡布里希教授的《艾比 · 瓦尔堡传》当作可以取代瓦尔堡本人的文章的代用资料来加以利用和引用，而应该持慎重态度，以免出现谬误。如果把瓦尔堡本人决定发表的那些无比清楚、可靠、简洁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个译文集，我想这个集子可能不像《艾比 · 瓦尔堡传》那么易读，但肯定没有它那么厚。瓦尔堡的追随者们似乎已习惯于把瓦尔堡的论述当作秘密，当作一种极为精良、高度浓缩的知识药液。他们认为，这种药液在没有掺入足够的大麦汤（barley water）以前是不能让英国人服用的。现在看来，在英国翻译出版瓦尔堡的文章的可能性似乎由于贡布里希教授的又厚又长的《艾比 · 瓦尔堡传》以及该传记中的一些写得不当之处的影响而减小，但这样的阻力是不可能永久存在的，因为，意大利文权威版的瓦尔堡文集已经出版问世，有翻译能力的学者们可不能永远不顾英国人的正当愿望——即他们要读到瓦尔堡论文的忠实英译文的愿望。
［本文原载于《美术译丛》，
1987年第3期，第68—71页］
（插图为维特鲁威美术史小组所加，
并非原文插图）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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